第4章 开始在南国挣扎

    南国的太阳明晃晃的，与中原的太阳相比，仿佛是十五瓦的电灯一下子换成几百瓦的太阳灯，又亮又烤。柏油马路被照的反光，不经意定晴试图看清路旁的招牌，它折射出电焊般刺目的光。

    饥肠辘辘、疲惫消瘦、皮肤黑黄、头发乱蓬、眼神茫然……这是大多数首次赴南国讨生活的外来工的形象。我正是其中一个。

    她安慰:“再等等。”

    我又早上满怀希望去找厂，到晚上又满脸失望回来。晃悠三四天，再也忍不住，当着她的面儿放声大哭，她抱住我，也哭:“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人离乡贱。”

    她还是捎来好消息:附近村有家毛织厂招生手。

    我起早儿赶到，那毛织厂门口已经有一二十个人在等着八点面试。

    其中一个知根知底的人低声:“这个厂是香港老板，情妇是河南人。”

    有人刨根问底:“情妇是河南哪的？”

    那人又低声报出地址。

    我的心滴血:“原来这个情妇是我们镇的。她用身子为老乡换来进厂的筹码。真能进这个厂，挣的钱叫啥钱？敢玩河南人！有一天，我杀光香港佬。”

    我愤愤然调头走开。

    已是黄昏，落日的余晖从天上散向人间，尚未到路灯亮的时分，一切变得朦胧缥缈。

    她所在的厂门口有株榕树，已有几百年的光景，古朴枝杆与鲜嫩绿叶在余晖中相互映衬，无声地诉说着生命的苍桑与顽强。

    我在榕树下的书摊前蹲下，随手一翻，那段文字正是：毛主席唤杨开慧为霞姑。

    我双手抖颤，书落于地：“和我定亲的她也叫霞姑！”

    我又翻一本命理书，那书写道：阴历二月二为太阴日，阴历四月二十一日为天父日。这两个日子分别是我和霞姑的出生日期。

    我离开书摊，背着手走远，暗忖：“我和霞姑大相甚合，果真一对。”

    我和霞姑结了婚。婚后，我也进了霞姑打工的厂。

    南方的雨是急性子，刚才烈日当头，转瞬大雨倾盆。中午下班时，雨停天晴，而河水却流淌不及，漫过回出租屋的小桥。

    霞姑伸出纤手：“这里我熟，我拉你趟过去。”

    我轻轻握住那温暖。我俩一前一后从桥上趟水而过，仿佛儿时的在水里嬉戏的伙伴，仿佛牛郎织女走过七彩的鹊桥回到人间的家。

    霞姑怀了孩子，一直上班到肚子大的拉花机有些费力，这才舍得买个火车卧铺，独自一人回了南阳。

    第二年，霞姑生了女儿，没出门。

    过了春节，我只身一人去广东打工。

    南国的出租屋的陈设依旧，却只剩我一人。隔墙传来台湾歌手王杰的《伤心一九九九》，我顿时呆住：女儿生在一九九九年，自此，我是当爸的人了。那个算卦老人从罗盘中看见的女孩还没出现，即便出现，又有什么用呢？我不会因为那女孩而与霞姑离婚的，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伤害。唉，这个女孩究竟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