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谈判
我笑了笑，回了一句：“没事儿，收钱办事，理所应当，一会儿我去一趟他家里。”
“那就费心了。”
郭总起身和我握了握手，从小邓手里接过盖好章的合同，就离开了。
“准备一份谅解书，咱们出去一趟，一会儿带走。”郭总离开了之后，我对小邓说。
“好的，韩律。”
小邓出了门，立即去做准备。
像我们这样的大律所，都有统一的模板合同，需要的时候打印就可以了。
我又仔细看了看郭总发给我的资料。
肇事司机叫徐亮，今年四十八岁，在郭总的公司干了十七年，还是个驾驶班长。
怪不得郭总会亲自跑过来找我，这估计是陪着他打天下的元老功臣。
不过徐亮没有任何案底，这在量刑时算得上是一个加分项。
死者叫陶艳，二十三岁。
之前在电子厂里的流水线上工作，怀孕后就离职回家了。
陶艳不是本地人，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在老家给人当保姆。
陶艳的丈夫孙一凡和她是在一个电子厂里工作，是陶艳以前上班时那条流水线的领班。
两个人结婚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他们的家就在离电子厂不远的村子里，距离发生车祸的地点不足五百米。
据说当时陶艳吃了午饭之后，是想出去遛弯消食。
但却不幸出了车祸。
资料很详细，估计郭总这个老滑头是想自己先解决，所以才把这家人的底摸得那么清楚。
呵呵，想来也是。
像郭总这样从底层打拼起来的人，每一分钱他都花得很小心，能不花的绝对不花。
从资料上看，孙一凡的家庭条件并不算太好。
按理来说，出了这样的事情，大部分人都会为了不菲的赔偿签下谅解书。
毕竟事情已经出了，人死不能复生。
拿到赔偿之后，不管是对女方的家庭，还是对男方的家庭，经济上都会宽裕很多。
既然孙一凡不想签字，无非就是两种情况。
一是，他觉得就这样放过肇事司机太不公平了，希望法律还他一个公道。
二是，他认为这点赔偿还不够，想要提高价码。
现在我和孙一凡没有接触，对于他的态度还摸不准。
这时。
小邓推门进来，手上提着公文包，说：“韩律，我都准备好了，咱们随时可以出发。”
我点点头，带着他出门下到地下车库，上车就往桃林拘留所走。
桃林拘留所在经济开发区。
从我们律所过去大概四十分钟左右。
来到看守所之后，递交了探视材料，我见到了肇事司机徐亮。
或许是常年跑车的缘故，徐亮看起来有些显老。
眼袋有些发黑，很大，脑门已经秃了。
头发乱糟糟的，很油。
我和他说明，我是郭总给他请的律师之后，就让他把事故发生的经过再叙述一遍。
徐亮叙述的过程和郭总说的差不多。
但他却把事故发生的细节说了出来，当时他喝了一口水，在转弯的时候陶艳又是走在路中间，刹车根本刹不住。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其他的我没有多问，带着小邓就走了。
之所以来找他一趟，是因为我要保留一份徐亮自己叙述事故发生过程的自述，以免他日后翻供。
我随身携带的录音笔，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
从事律师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我遇到的事儿不少，所以做事一向很小心。
我一直信奉一个原则，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
有的当事人，在委托的时候，拍着胸膛说都是对方的责任，一旦出了事儿，立马反水，说这都是律师教的。
所以有不少律师，因此被吊销了执照。
前往孙一凡家里的路上，隔着一两公里，就能听见大音响放哀乐的声音。
这里属于郊区的农村，依然保持着土葬的风俗。
孙一凡的家是个三层自建的小洋楼。
外面有个百十平方的院子，院子里摆了十几张空桌子，不少同村的亲戚坐在院子里闲聊。
把车停在路边。
我带着小邓先去灵堂给陶艳上了三炷香。
在这里我见到了孙一凡，他微微有些胖，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外套，正在安排中午客人的酒席。
见到我们来了。
他只是淡淡的扫了一眼，继续和别人谈话。
我也不着急，让小邓先去帮忙，做做擦桌子扫地这样的事情。
小邓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本科生，才跟我一个多月，这样的活儿他还没干过，有些笨手笨脚的。
一看他那样子，我就知道在家里没干过活儿。
于是我手把手的教他，就带着他就在院子里忙活，反正是有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
村里的人不认识我们，还以为我们是陶艳的亲戚，很热情的和我们聊天。
有个大姐还想给小邓介绍对象。
小邓被闹了个大红脸。
就这样一直干到晚上，吃完晚饭之后，我就和小邓待在灵堂里守夜。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客人已经走光了。
灵堂里就剩下孙一凡一家人和陶艳的母亲。
陶艳的母亲四十多岁，穿着打扮的很得体，脸上没有任何化妆的痕迹，一看是就是个朴素温和的女人。
自始至终，我都没和她说过话，也没有让小邓和她说话。
因为我知道，既然灵堂设在男方，那男方的话语权就会更重一些，如果贸然和女方母亲接触会引来男方的反感。
“你是不是那个货车司机的老板？”
终于。
孙一凡忍不住了，不咸不淡的冲我问了一句，也不枉费我干这一天的活儿。
谈判就是这样的，一定要让对方先松口。
假如今天我们一来，就表明身份和孙一凡谈谅解书的事儿，估计他两句话就得把我们怼回去。
而且白天的时机也不合适，这么多人都在场，谈赔偿的事。
不管孙一凡答应还是不答应，都会被村里人念叨。
“我不是。”
我摇摇头，掏出烟给孙一凡和他父亲发了一根，还摸出打火机给他们点上，这才说：“我是货运公司请来的律师。”
听我是律师，孙一凡一家人的表情才缓和了不少。
毕竟我不是事故的责任人。
孙一凡用烟头点了点门外：“出去谈吧。”
听他这样说，我就知道这事有门儿。
只要肯谈，那就是有条件，但条件都是谈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