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到达
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道衍终是到了大都。
虽是战乱时期，但大都城中好似完全不受影响一般，街上叫买叫卖的摊贩到处都是，行人络绎不绝。
元朝的律法宽松，元朝的统治基本就是尧舜之治，也就是定下个很低的税率，只要交税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一概不管。
历朝历代以来，元朝的税率最低，而且元朝朝廷根本不直接插手地方事务，地方都是自治，只要完税即可，是真正的尧舜时期再现。
另外元朝法律极为宽松，在元朝造反都不杀头，所以刁民根本不怕，造反失败就是为首几人会判死刑，其他人则全部释放。
而就算判了死刑也没事，元朝对于要执行死刑的犯人往往不执行，就让其老死狱中。
对于有老父老母的犯人，还让其回家赡养父母，由社长看护监视，对于对抗官府的，一般都是关一下就放回去了。
最重要的是，元朝是不支持拷打犯人的，拷打供词无效，被拷打了就是无罪。而且官员与狱卒擅自拷打犯人是要革职的。
整个元朝有七十年的时间全境没处死一个死囚。
忽必烈曾经对丞相说，如果我盛怒之下让你去杀人，你不要执行，等三天后再跟我说，以免错杀好人。
而且忽必烈规定在犯人打板子的时候，都要少打三板子，要打五十板的就打四十七下，说是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朕饶他一下。
从这点看，元朝时期的统治之宽松实际还远胜尧舜时期，毕竟尧舜时期造反那是要灭族的。
元朝还是天下读书人最快乐的时期，学术绝对自由，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就算宣传反元复宋也是没人管的。
有一位南宋遗民郑思肖写文章大赞东瀛打败元朝入侵，并夸东瀛杀了元军十几万人，但是这家伙啥事都没有。
再有一位就是松江府的南宋遗民，写文章给南宋吊丧并且大骂一通元朝政府，结果被仇家报告了官府。
礼部给出的回答是，诗人的吟咏性情，不能诬赖其诽谤，假如连诗人的咏怀都说是诽谤的话，那么让天下人怎么看待天朝。
还有一个人被告到忽必烈那里，到处诽谤元朝鼓动人造反，忽必烈说堂堂天朝怎么可能被人用嘴说垮，随他说去。
不仅如此，在元朝，那些讽刺现实的杂剧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宫廷上演，那些批评元朝的著作都能流传下来。
那个写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张养浩也依旧得到重用。
纵观中国古代史，有两个矛盾是贯穿始终的，中央与地方，君权与相权。
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几乎都在做着同一件事，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削弱直至取缔相权。
因此，中国古代政治的趋势就是，权力不断向君主集中。
但到了元朝，却发生了一个奇妙地转折，原本已经削弱的相权急剧反弹，而皇权却处在了弱势地位。
元朝把读书人排名在第九位，因为元朝是按交税贡献定国民地位排位，元朝不用纳税或去帮朝廷收税的就是读书人和乞丐，所以九儒十丐。
但读书人在元朝都是过着天堂般的日子，啥税不交，啥役不服，每天饮酒作词，探讨学术，海阔天空，啥学说都可以发表，所以元朝也是最受读书人效忠的朝代。
在元朝只要是个读书人都等于后来的举人，因为名下庄田不纳税，有的是人来挂靠投产，所以都是富人。
当然元朝也规定了读书人都是哪些出身才准登记成儒户，成为九儒，实际还是沿袭了前代的国人体系。
也就是国人体系内的人，读书就可以成为九儒，而不在国人体系内，也可以读书，但成不了儒户。
可能有人会反驳，元朝不是史上最不尊重读书人的朝代吗？
只能说是观点狭隘了，很多人都听说过七盗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并据此认为元朝统治者将职业划分为十等，读书人的地位只比乞丐略高一点。
但是这句话的出处却没有人曾细致的考究过。这句话最早见于宋末元初，南宋官员谢枋得的《叠山集》和南宋儒生郑恩肖的《南村缀耕录》。
而这两个人都是坚定的反元人士，谢枋得更是为了表示对南宋的忠诚最后绝食而亡，二个人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对元朝的评价并不客观。
并且《叠山集》中也提到所谓的九儒十丐，不过是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对读书人的挖苦，并不是官方正式论调。
但这句话却因为其独有的愤世情绪而广为流传，最终导致了人们对于元朝关于读书人政策的误解。
元朝读书人的地位确实不算太高，毕竟那些在马背上长大的蒙古贵族们，是不可能像汉人那样重视教育的。
但元朝读书人的地位也没那么低。元代科举始于元仁宗延佑二年，终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共计五十一年。
其中有六年因奸相伯颜擅权中断，科举持续时间共四十五年，开科十六次，共取士一千二百人左右。
并且，即使在科举制度终止以后，元朝的下层官吏也大都是由读书人选拔而来。
元人陶安说，朝廷以吏术治天下，中土之才积功簿有致位宰相者。时人翕然尚吏，虽门第之高华，儒流之英雄，皆乐趋焉。
由此可见虽然元朝上层社会被蒙古贵族垄断，但到底还是给读书人留了一席之地的。
元朝的丐户也不纳税，不过丐户无产，只有无产才无税。
元朝是法律最宽松的朝代，也是学术最自由的朝代，元朝是春秋时期以来第二个学术发展高峰期，而且学术环境比春秋百家争鸣时期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