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孤星坠落

    诸葛亮四次北伐之后，蜀国由于连年征战，士兵们疲惫不堪，国家财政也变得十分空虚，急需一段时间来恢复元气。于是，诸葛亮率领军队回到了汉中，并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增强国力。

    他首先让士兵们休息整顿，同时举行军事训练和讲解兵法，提高他们的战斗素质。接着，他鼓励农民们积极种植庄稼，增加粮食产量，充实国家的仓库。此外，他还派遣人员去修缮山河堰，以便更好地利用水资源发展农业。对于褒斜谷和故道等重要交通路线上的栈道和邸阁，诸葛亮也下令进行修复和重建，确保物资运输的顺畅。

    为了提高运输效率，诸葛亮命令蒲元对木牛流马进行改进，大量制造这种高效的运输工具。与此同时，他还监督制造了三千把锋利的钢刀，以提升军队的装备水平。

    在建兴十一年（233 年）的冬季，诸葛亮运用&34;木牛流马&34;将大量的军粮成功调运到斜谷口的邸阁粮仓中储存起来。这些准备工作为未来的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到了建兴十二年（234 年）的二月份，诸葛亮亲自率领着十二万大军，从乐城（现今的城固）向北进发。同时，他还另外派遣了一支军队通过斜谷栈道出击，进军到郿县渭水南岸一带（如今的岐山县境内）。

    此时，魏国方面派遣司马懿统领关中的各路军队驻扎在渭水北岸。当得知诸葛亮率领军队前来进犯时，司马懿迅速作出反应，率领军队连夜渡过渭水，背靠渭水筑起营垒，准备迎战蜀军。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即将拉开帷幕……话说诸葛亮率领大军屯兵于五丈原（今岐山县西南），司马懿得知消息后，立即下令让郭淮率领重兵前往北原驻守，并加急修筑堑垒。然而，堑垒还未修成，蜀军便已经杀到，郭淮率众奋力抵抗，成功击退了蜀军。

    数日后，蜀军又进攻阳隧，但由于郭淮军队有所防备，蜀军未能攻克。

    诸葛亮见此情形，决定改变策略，率军向西进军，企图夺取陇城（今陇县）等地，然后迂回包抄司马懿。司马懿则坚守不出，静待时机。蜀军在五丈原一带分兵屯田，与当地百姓混杂一起，开垦荒地数千顷，并帮助百姓灌溉耕种。同时，他们还分别建立了营仓，积累谷物粮食，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从三月开始一直到六月，蜀魏两军相持不下。期间，蜀军虽然多次向魏军发起挑战，但魏军始终坚守不出。诸葛亮深知魏军意图，心中暗自思忖一番后，嘴角微微上扬，心生一计。他决定派遣使者前往魏军营中，给司马懿送去一些特别的礼物——妇人的服装！这无疑是对司马懿极大的羞辱与嘲讽。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司马懿面对这样的奇耻大辱竟然没有动怒，依旧坚定地按兵不动，继续坚守不出，耐心等待着蜀军粮草耗尽，迫使他们自行撤退。到那时，魏军便可趁机追击，一举击溃蜀军。

    见此情景，诸葛亮也感到颇为无奈。他深知司马懿是一个极富智谋且心思缜密之人，若要打破僵局，唯有另寻良策。于是，他决定再次派出使者前往魏营，向司马懿下达战书，企图以激将法逼其出战。然而，司马懿对于蜀军的一次次挑衅视若无睹，完全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反而开始询问起诸葛亮的日常生活习惯以及处理事务的细节。通过这种旁敲侧击的方式，司马懿试图深入了解诸葛亮的真实状况，包括他的身体健康程度和内心的情绪变化等重要信息，以便能更准确地判断战局走向，并制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面对司马懿的询问，蜀军使者如实回答道：“诸葛公每日早起晚睡，勤奋至极，即便是军中刑罚超过二十杖的小事，他也会亲自过问处理。至于饮食方面，他吃得很少，每天不过数升而已。”

    司马懿听完使者的回答，心中暗喜，转头便告诉旁人说：“诸葛亮凡事都要事必躬亲，又吃不下多少东西，长久下去身体必然吃不消，又怎能持久作战呢？”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对未来的战局充满了信心。而此时此刻，远在蜀军营中的诸葛亮是否能够看穿司马懿的阴谋诡计，又将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这场生死攸关的较量呢？所有的一切都还充满了未知和变数……

    时间来到八月份，诸葛亮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于是他向后主呈上一份表章：“如果我不幸离世，请将后事交由蒋琬处理。”随着病情日益加剧，他开始与杨仪、费祎、姜维等人商议自己的身后之事以及军队撤退的部署安排，并命令魏延负责断后，姜维紧随其后，如果魏延不听命令，大军可以自行撤退。几天之后，诸葛亮在军中病逝。长史杨仪、将军姜维等人决定秘不发丧，悄悄护送着诸葛亮的灵柩撤退。当司马懿得知蜀军已经撤走时，立即下令追击。然而，姜维和杨仪却突然掉转旗帜，击鼓进攻司马懿的军队，司马懿误以为自己落入了对方的陷阱之中，连忙下令回营坚守。蜀军则从容不迫地整理好阵势，缓缓进入秦岭山谷，随后才正式为丞相举行葬礼，然后撤回汉中。后来，遵照诸葛亮的遗愿，人们将他安葬在定军山下，墓地朝向北方，以此表明他永远不会忘记北伐曹魏的决心。

    诸葛亮之死，犹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明星陨落，标志着蜀汉星光熠熠的第一代尽数退场。

    而且，作为后刘备时代蜀汉实质上的掌权者和决策者，诸葛亮的离去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留下了一片巨大的空白，使得蜀汉内部环境瞬间陷入了剧烈的动荡之中。

    其一，士气低落成为了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诸葛亮对于蜀汉的重要性简直难以言表。自刘备离世之后，他已然超越了单纯的国家支柱这一角色定位，更化身为全体文臣武将心目中的精神领袖与灵魂图腾。尽管蜀汉仅据有一州之地，却敢于直面九州之敌，这其中的关键便在于诸葛亮的存在。只要他还在世一天，蜀汉就拥有坚不可摧的主心骨，人心始终凝聚不散，恢复中原的希望之火便会熊熊燃烧不息。

    但诸葛亮一死，蜀汉便犹如失去了顶梁柱一般，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与不安之中。举国上下，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被一股巨大的恐惧和危机感所笼罩。尽管天空暂时还没有崩塌，但每个人心中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丧钟已经敲响，末日正在逼近。

    此时此刻，蜀汉国内一片混乱不堪，人们茫然无措，不知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而原本就存在于朝廷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因为诸葛亮的离世而彻底爆发了出来。

    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之下，魏延和杨仪之间的争斗愈发激烈异常起来。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尚且还能够凭借着他自己那卓越的威望以及非凡的智慧，勉强压制住这两个心怀叵测之人。然而，如今诸葛亮已经逝去，他们便再也没有任何顾忌，将彼此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

    魏延和杨仪两人简直就是势不两立，如同水火一般互不相容。他们不仅互相攻击，而且还向刘禅告状，指责对方企图谋反。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使得整个朝廷上下都人心惶惶，局势更是变得越发地不可收拾。

    刘禅在无奈之下只得询问蒋琬、董允两人，而他们都选择站在杨仪这边，并担保杨仪不会有问题，同时对魏延产生了怀疑之心。最终，失去优势地位的魏延在走投无路之际被马岱所杀。马岱手提魏延的首级来到杨仪面前，杨仪看着眼前的头颅，心中的愤恨难以平息，他一把夺过魏延的首级，狠狠地扔到地上，并用力踩了几脚，口中大骂道：&34;庸奴！你还能作恶吗？&34;杨仪似乎要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出来，每一脚都充满了力量。然而，这并不能缓解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和失望。

    随着魏延的死去，杨仪自以为成为了这场权力斗争的胜利者，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他成功除掉了对手魏延，但他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高位。面对这样的结果，杨仪无法接受，心中充满了怨恨和不满。他忍不住向费祎抱怨，甚至言辞激烈地指责他人。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话竟被费祎告发，导致自己被贬为庶民。

    杨仪的遭遇让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常。曾经，他也是备受瞩目的人物，拥有卓越的才华和能力。诸葛亮对他的才干赞赏有加，时常惋惜他的才华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然而，如今的杨仪却落得如此下场，实在令人唏嘘。

    魏延，这位当时军中最为勇猛善战的大将，其军事才能无人能及。而杨仪同样有着非凡的才能，他们二人的争斗使得蜀汉原本就不稳定的政局更加动荡不安。这场内斗不仅让两位杰出的人才相继殒命，更让蜀汉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之中。

    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里，当诸葛亮离世后，姜维迅速扛起了北伐的旗帜，给人一种蜀汉北伐战略始终如一的错觉。

    然而，真实的历史却并非如此。毕竟，姜维的履历摆在那里，尽管他深得诸葛亮的赏识，并作为降将得到重用，但还远未达到能即刻接替诸葛亮位置的高度。

    实际上，诸葛亮的接班人首先是蒋琬，然后才轮到费祎。这两人不以军事才能见长，在他们执政期间并未发动大规模的北伐行动。

    蒋琬固然属于主战派，但鉴于诸葛亮多次从祁山和秦岭北伐均未能取得显著成果的情况，他曾构想出另辟蹊径，即从汉中顺着汉水向魏国的上庸发起攻势。

    不过，这条路线的艰险程度丝毫不亚于魏延所提出的子午谷奇谋。若蜀军无法攻克上庸，那么大军几乎就是有去无回，因此该计划遭到了众人的反对。再加上蒋琬本人长期抱恙，使得蜀军基本上未曾主动出击。

    蒋琬的继任者费祎是坚定的主和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军事方面表现得异常谨慎与保守。费祎坚信，即使是智慧如诸葛亮这般卓越的人物，也未能实现北伐的壮举并取得最终胜利，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说，想要达成这一目标无疑是难上加难。在他看来，唯有静待下一位如同诸葛亮般才华横溢、智谋过人的奇才降临世间，方可再次图谋北伐之事。

    基于这种观念，尽管姜维内心深处对北伐充满了热切的渴望，并展现出强烈的决心，但费祎并未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每当姜维企图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时，费祎总是会加以限制和阻挠，只允许他统领不到一万名士兵出征。

    在蒋琬和费祎共同执掌朝政的二十余载岁月里，蜀汉的对外战略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原本积极进取、主动出击的策略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稳健的积极防御姿态。

    马谡失街亭一事影响深远，让许多人对诸葛亮产生了“不识人善用”的印象，但这无疑是片面的观点。

    蜀汉地区地狭人稀，其人口基数在三国之中最为弱小，执政者可供选择的人才范围相当有限。然而，尽管面临重重困难，诸葛亮仍然发掘和提拔了众多杰出人才。早在蜀汉前期，智谋过人的庞统便得益于诸葛亮的推荐而崭露头角。此后，蒋琬、费祎、董允等擅长治国理政的能臣，以及向宠、张嶷等重要将领，甚至包括降将姜维、王平等国家栋梁之材，皆由诸葛亮慧眼识珠，并委以重任。

    自诸葛亮离世后，蜀汉的人才状况才真正陷入困境，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在内政方面，人才基本依靠诸葛亮时代遗留的资源。而在军事领域，优秀的将领更是寥寥无几，能够被称为佼佼者的仅有姜维、王平、廖化、张翼等人，再加上后期投降而来的夏侯霸。除了夏侯霸之外，其余众人几乎都源自于刘备与诸葛亮时期的旧有人才体系。

    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成为蜀汉实际意义上的掌权者。无论大事小事，都由诸葛亮决断。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多次劝诫刘禅要“亲近贤臣，远离小人”，刘禅对诸葛亮十分敬重，自然将这些话听了进去，此时蜀汉的政治还算清明。

    然而，诸葛亮去世后，局势发生了变化。尽管后来有多位继任者，但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与诸葛亮相比简直天差地别，因此处处受到掣肘。

    特别是到了姜维执政时期，宦官黄皓开始专权。姜维曾上书请求后主杀掉黄皓，但刘禅却极力袒护黄皓，并委婉地警告姜维道：“昔日董允在世时，便常常对黄皓咬牙切齿地打压，朕心中对此很是不满。”

    刘禅这番话表面上是在表达对董允的不满，实则是在暗示姜维不要像董允那样对待黄皓。姜维明白刘禅的意思，知道自己无法与黄皓抗衡，只得暂且忍耐。此后，黄皓在朝中的势力愈发庞大，许多忠臣良将遭到排挤和迫害，蜀汉的国势也日渐衰落。

    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明确告诉世人，他死后要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下，靠山造坟墓，坟的大小能放进一口棺材就行，入棺安葬时就将平时所穿衣服，墓中不需要随葬器物，总之一切从简。遗命的前两句是指“凭借”定军山为坟地，因为这里不但是蜀汉北大门的军事要隘，而且是黄忠袭杀夏侯渊大战定军山而决定三国鼎立的古战场，亦是先主刘备因此称王建立蜀汉政权的根据地，更是诸葛亮在此屯兵八年五次北伐的大本营，他曾在此“教兵演武，推演八阵图”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活动，人虽已死，但他要以自已死虎的余威激励蜀汉将士继续以此为基北伐曹魏，汉中定军山是蜀汉基业成功的象征，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希望，所以他遗命要“死后葬汉中定军山”。至于“因山为坟”，并不是狭意上的在定军山打洞作穴，入葬在此山中。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载：“诸葛亮之死也，遗命葬其山（定军山），因即地势，不起坟垄”，这说明距诸葛亮死后二百多年的武侯墓是有墓而无坟冢。至于当初的墓形大小，不得而知，但后来的“复斗式”墓形，当是近现代保护措施中的产物。1978年笔者就为其增土二百余立方。再据《水经注·渭水》载：“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官吏称墓，百姓为坟”。诸葛亮遗命将自己的墓地称为“坟”，当是指越简单、越随便、越小越好，目的是不张扬、不侈化，以保持他一生的名节。遗命的后三句即“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才是诸葛亮廉洁自律、高风亮节的具体体现，简短的三句话至真至诚，惊世骇俗，感人寰，泣鬼神，成为千古之典范。炎兴元年（公元263下半年），魏征西将军钟会伐蜀取汉中时来到武侯墓祭祀，面对诸葛亮的薄葬孤坟感慨万千，肃然起敬，他“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在刍牧樵採”（见《三国志·诸葛亮传》），从此，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上千年。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历代皆知诸葛亮死后是从简安葬，墓中没有什么珠宝器物，加之世人对诸葛亮的尊崇敬仰，所以，他的墓从没有被盗记录和传说。

    诸葛亮死后的二十九年中，仅一座孤坟，一抔黄土，别无其他建筑祠庙与附属物，正因为如此，蜀汉百姓才更加思其恩泽、颂其功德、赞其睿智、祀其英灵而纷纷私祭于道陌、市井，在习隆、向充等百官联名上书恳请下，后主刘禅迫于国势民心的压力，才下诏为诸葛亮“因近其墓”而“立庙”。当时的祠庙肯定简单而规模小，但它必竟是天下唯一的武侯祠，所以才规定一应供奉凭吊诸葛亮“皆限止庙”。从一座孤坟到配享祠庙历时二十九年，这又与当时名门豪族普遍“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的厚葬之风相悖。

    诸葛亮在给刘禅的《自表后主》文书中写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倾，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这篇文章虽无准确的记年时间，但从“若臣死之日”和“及卒”等语句分析，当是在建兴十二年（公元234）秋，他在五丈原军中多病而知已不久于世时，书面向后主刘禅的自我表白，也应是临终前的遗命。文章明确告诉我们，当时他家里只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倾，这应当是刘备在成都建立基业后分给诸葛亮的产业。十五倾田在晋武帝时相当于八品官所占的田额（见李柏勋《诸葛亮集论笺》），如此微薄的资产竟是诸葛亮全家人的生存依托，且“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足见其艰辛生活之一斑。至于诸葛亮本人在外勤政的随身衣食，皆“悉仰于官”而“别无调度”，更“不别治生，以长尺寸”，除了官任上的配发外别无任何外来收入。到死的时候，也不能使自己“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些感人肺腹，催人泪下的语言心声，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生也淡泊，死也清廉的高尚人格。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他从隆中出山到遗命葬定军山的二十七年中，事先主，扶后主，为报“三顾之恩”，尽“托孤之忠”而全力辅佐蜀汉基业，南征北伐，呕心历血，“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始终把勤政、廉洁作为立身之本，“先理身，后理人”，以达到“理身则人敬”（见《诸葛武侯集·治乱第十二》）的崇高境界。他在《诫子书》中要求子女们“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并指出“淫慢则不能励精，险燥则不能治性”；在《诫外甥书》中，他又提出“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才能有所作为；他要求将士们“见利不贪，见美不淫”（见《将性篇·将志》），指出“高节可以厉俗”，用高风亮节来激励社会风气（见《将性篇·将德》），反对将士们“侈其衣服，异其冠带”（见《用人篇·逐恶》）。在用人、识人方面，诸葛亮指出：“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见《举措第七》）。在《将性篇·将弊》中诸葛亮又指出“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这八句话，把人性中的缺点揭示的淋漓尽致。在《用人篇·知人性》中亦指出“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其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他以高度概括的惊世哲理，一针见血的言明了观察和识别人的标准与办法。同时，他提醒将士“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若“克食于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逆乱。唯劝农业，无夺其食；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还要求“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积蓄，以储其后”（见《治人第六》）；他提示那些谋私贪利而报侥幸心理的人说：“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见《思虑第十五》）；告诫将士们要明白“船漏则水入，囊穿则内空，……墙坏屋倾，堤决水漾”（见《阴察第十六》）的道理，不要因私废公，损坏国家利益。在管理国家和军队实行勤政廉政的具体运作中，他制定了“示之以进退，故人知禁；诱之以仁义，故人知礼；重之以事非，故人知劝；决之以赏罚，故人知信”（见《治军·善将》）和“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见《治人第六》）的策略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见《答惜赦》）的原则。总之，当时的蜀国在诸葛亮的辅佐管理下，“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诸葛亮的勤政廉政思想影响了整个蜀汉一朝。如：录尚书事的费祎“雅性谦素，家无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见《三国志·费祎传》）；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见《三国志·刘巴传》）；姜维“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见《三国志·姜维传》）；董和“躬率以俭，恶衣素食……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见《三国志·董和传》）；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随身衣食也“悉仰于官”，生活俭朴，家无私产，妻子也“不免饥寒”，死时“家无余财”（见《三国志·邓芝传》），等等。蜀汉国的廉政之风在诸葛亮廉洁自律思想的教化影响下成为历史的典范，而诸葛亮廉政思想的哲理名言也成了后世治国、理家、做人的座右铭，被代代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