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末四川自流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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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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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四川自流井

    白牧师走后大约半年，我收着了他的来信。拆封之前，我把信封捏在手中，端详良久。黑色波浪线的邮戳，印着外国绅士的邮票，米色的信封在指尖感觉致密，细细闻去，还带着淡淡的异国气息。拆开来，信纸是象牙色的，坚韧有力。

    白牧师的话语透过他优雅俊朗的笔体从远方传来。他讲述了险象环生的三峡行舟、上海的故地重游、横跨大洋的气象万千、当然还有与白夫人以及伊莎白重逢的天伦之乐。他还特别提到了伊莎白收到魔盒时的惊喜。他说伊莎白在学校进步迅速，不仅已经学会了用触觉阅读的盲文字母，还在一块特制钢板的帮助下学会写我们所使用的字母了。

    接着我就看到了伊莎白写的字。与牧师清秀的笔体不同，她用的是拇指大小的大写字母，拐弯的地方很是生硬。她下笔时想必需很用力才能保持笔画的走势，纸的背面因此而微微突起。

    “亲爱的乔治，

    非常感谢你托父亲带来了漂亮可爱的礼物。我已经打开了盒子。希望有一天能够见到你并且打开给你看。

    你真诚的，

    伊莎白”

    白天，我把这封有父女两人笔迹的信贴身带着，夜里也常常把它拿出来，读上面的文字，感受纸张的纹理，把它放到油灯上，看光线透过纸张的明暗变化。我用手指抚摸伊莎白的每一处笔画，想象她在茫茫黑暗中如何写字。

    我不知道那是否就是青春期前初次的爱情萌动。但那的确和长大以后的恋情一样，充满渴望，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强烈。我的思绪已经飞过大洋，飞到了白牧师和伊莎白身边。我所希望延续的是一个桃源诗境。

    然而事与愿违，美好的憧憬很快被打断，世界潮流已如惊涛骇浪般扑面而来。父亲每次从成都回来，面色便阴沉无奈。我人小，自是不敢去问他的大事，只是听随父亲去过成都的老管家提起朝廷在立宪一事上一拖再拖。他对立宪、内阁这些新词自是不懂，只是念叨咨议局中各地的绅商贤达都说朝廷出了大大的奸臣。

    到第二年春夏之际，父亲更是频频往返于自流井和省城，连井上的生意都顾不到了。父亲旧历六月初回了一次自流井，提起成都出了大事。

    此前朝廷下旨，要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这川汉铁路原本是洋人要办的，后来各地征集民股，改为了民办。这民办之中，不仅是像我们李家这样的绅商有了股份，而且因为在各项税捐里也附加了租股，所以就算是一般百姓所持的股份也不在少数。

    端午节过后，朝廷铁路国有的办法下来，竟然是将大小股东的股金换做未来国有公司的股份，而概不退还现款。如此路没了，钱也没了，此消息一经传出，全川民情鼎沸。在成都的省咨议局的各位代表发起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要“进京请命，破约保路。”与父亲同在咨议局的蒲殿俊议长、罗纶副议长也当仁不让地做了保路同志会的正副会长。

    这些国家大事，我当时自然是半懂不懂，内中不少细节也是日后辗转听来。我问父亲他是不是也要进京，他说这赴京请命还是年轻人更能胜任，而成都则需要些老成持重的维持局面。不到一个月内，保路同志会的会员已逾十万，如不万分小心，说不准就会激起民变。

    父亲这一去，便是将近两个月。那年该是闰六月，酷暑难当。家里众人挂念父亲，更是难挨。到了旧历七月初，父亲才又回到自流井。说是回来，可却只遣了管家回来报信，而自己直奔井上。黄昏将至时，父亲回到家，却是说只待一晚，忙着让管家和孃孃帮他收拾行李，第二天仍要返蓉。

    掌灯时分，父亲叫我去他房里，问了功课之后，他靠在躺椅上，长长地吁了口气。

    “然儿啊，这次爹爹去成都，办好了，路上来回十天，开会五天、十天，不到一个月就能回来。要是办不好，就说不准了。”

    “那到中秋的时候您必定是能回来？”我小心地问道。

    听着我提起中秋，父亲先是一怔，然后坐起身，拿起水烟壶，深深地吸了两口。

    “然儿，你现在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跟着洋牧师们学的这些年，也懂了不少事，爹就多给你讲讲。爹这次出门，要是办不好，不单中秋不好说，就是重阳也未必能回来。”

    “上次去成都，事情本来也还顺利。咱们总督，赵季帅

    也连番电奏，请朝廷收回成命，还连带参劾了邮传部的盛宣怀。”

    “我们看季帅如此秉公，自是欣慰，请他到铁路公司的股东大会训话，再代为上奏。事情至此本是颇有转机，可谁知道朝廷奸佞当道，无论如何不改前命。”

    “这不是，到了这月初一，朝廷又来电报，还是老调，修路仍支川款，还说保路乃是少年寻衅滋事、劣绅离间官民，要季帅严加弹压。”

    “这消息传到股东大会，自是群情激愤，再议了没多久，大家便定下了罢市之举。”

    “罢市？”我有些不解地问道。

    父亲见我插话，倒是没责怪，解释道：“说罢市，那就是成都各街的铺子都关门。”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接着问道：“可要是铺子都关了门，那不是买不着吃穿了吗？”

    我这问话自然脱不了孩子的稚气，可父亲听了，眼里却是露出了些赞许的神情。

    “然儿，你看，你这娃娃都懂的道理，也亏得我们这些大人们却还是争来争去。这上午才说起罢市，下午米价和盐价就飞涨几倍。爹觉着这事也有些不妥，可拗不过众议，只能和蒲殿俊、罗纶蒲几位代表一起去总督署禀告季帅。”

    “季帅也是这意思，我们明明是和盛宣怀、端方他们过不去，这么罢市，苦的是川中百姓，而那几个奸臣倒是未必伤着半根汗毛。要是罢下去，激起更大的民变，那这保路他也护不住了。”

    “季帅见我年岁稍长，还留我多说了几句，望我们咨议局里老成些的出来一起居中周旋。可是此事已经难得收拾。我离开成都那天，全城的铺子都关了。”

    说到这里，父亲叹了口气，手里拿着水烟壶，本想吸一口，却又不知想到什么，一时愣在那里。

    我见他一直沉默着，就放大些胆子，轻声问道：“爹爹，您说到底怎么才是对的呢？”

    这一问，倒是让父亲回过神，微微苦笑道：“咳，然儿，你这可把爹也考住了。爹比其他的人长几岁，可这铁路、内阁、咨议局、资政院，这都是新说法，爹是不懂，可我看那几个年轻气盛又留过洋的，也说不出个万全的对策。说来说去，爹现在也实在有些骑虎难下。”

    父亲停下来，终于想起刚刚未曾吸的那口烟，深深地吸下去，然后缓缓说道：“这事说不好是有人要坐大牢，有人要杀头的。”

    杀头这词听得我一时悚然，呆在那里，也不敢再多问，只是听着父亲接着叹道：“蒲殿俊、罗纶蒲、张澜他们又说要是罢市还不行，就抗粮、抗捐。我看着情势难辨，就说家里有急事，赶了回来。然儿，你怕是不知道这里的利害。罢市说来说去也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事，自己不买也不卖，朝廷看着气，却也说不准是懒得管。可要是抗粮、抗税、抗捐，那就是造反啊。”

    “爹本想着是要急流勇退了，回家路上过资中，却是碰着了也是在咨议局的罗颂成大人。罗大人和我两个在咨议局里算是老人。他是同治五年生人，比爹还长上两岁。也就因为岁数相当，我们还多谈得来。”

    “罗大人见着我，自是问起成都的事情。我原本跟他说了，还劝他说，我们这些同治年生的人也都老了，还是退居乡野，明哲保身吧。可罗大人却说不然。他这就是听了消息后要赶去成都的。”

    “那罗大人不怕坐牢、杀头吗？”我不解地问道。

    “嘿，要说，他也还真是未必怕。他是光绪十九年癸巳科的进士，后入翰林院。戊戌变法时，他和康梁走得近，差一点就被算了康党，在刑部关了一个多月才放出来。可那毕竟是十多年前。我们在咨议局这一年，他显着格外老成持重，众人都尊他颂公，本该不是赴险之人。”

    “这罗大人说道理千条万条，有两条总是不错的，况且这两条都是先帝德宗皇上

    的圣谕：‘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

    “既然说庶政公诸舆论，那就不能绕过资政院、绕过咨议局，绕过全川的百姓。既然说铁路准归商办，那就不能不顾股东、不退股金，不还路权。说到底，君无戏言。如果这两条先帝圣谕不做数，那预备立宪还做不做数？召开国会还做不做数？如果原本准归商办的铁路能收归国有，那将来自流井的盐井是不是也要收归国有？”

    “颂公这几问，都是问到要害上，我也大有顿悟之感。只是那时人已经快要到家，心意已在退避，却也是一时转不过来。”

    “他看我已动心，便又劝我道，我们这些同治朝生的人，也算得上三朝元老了。如今情势多变，正是需要老成练达之人从中斡旋。再者，我们现今保路，全川各地无不响应，我作为自流井的代表，若是退了，岂不辜负众多盐商同业大小股东的殷望。”

    “最后颂公和我商定，他就在资中等着我。今天是七夕，我们需在七月十三股东大会前一同赶回成都。”

    “爹，我陪你一起去。”我虽是只听得半懂，可觉着胸中不知哪里来的一股豪气，就这么说了。

    父亲坚决地挥挥手，提高声调说道：“万万不可。爹说了，这事情办不好要坐牢。咱们李家几代单传，你绝不可涉险。”

    说完后，爹把水烟壶放在身边的桌上，伸出手，把我拉近些。他放低了声音，似是怕隔墙有耳，轻声叮嘱道：“然儿，爹有几件事得嘱咐给你听。你只管听着，记着。”

    “管家这次和爹回来，就留家里了。”

    “那爹您怎么办？”

    父亲又挥挥手，说道：“爹不是说了，你只管听着。家里旁的人爹不放心。成都的事他左右也帮不上。不管大事小事，你都要听管家的，这是其一，你答应爹。”

    我郑重地点点头：“我一定听话。”

    “这第二嘛，”爹沉吟片刻，轻轻地叹口气，接着说道：“还不光是得听话。管家毕竟是下人，有的事他不好说。你事先和他商量好，话由你说，他当众听了，去办就是了。”

    “这第三件是钱。井上的账目今天爹和管家都安排妥了，工钱也往前付了三个月。柜上所余的现银，我让管家开了借据，放在学校的洋牧师们那里。他们是出家人，官府也不敢上洋人那儿要钱。这事儿只有管家和你知道，任第二个人不可以说。”

    “最后嘛，爹到了成都，每天会发电报回来。管家到电报局去取，旁人并不知道。要是电报断了，那就是出了事。若是真出了事，你一定先莫慌张，和管家尽量维持。要是三五日就过去了，自己慌反受其乱。若要是真的官府来人，你们就躲去教堂，请洋牧师们庇护。”

    爹没再多说什么，或是也不想让孃孃和下人们看出些端倪，便遣我回屋了。此时虽说已是过了处暑，可晚上仍是潮热难当。一个人在房里独望渐圆的新月横跨天河，不想也不敢睡去。父亲的一番话，我那时不懂的为多，而懂的那几句，只能让我心里满是恐慌。

    或是想排解心中的不安，我找出了纸笔，努力着给白牧师写信。写信这念头从何而来，我说不完全，怕是爹讲的那些让我想起了白牧师此前讲过的他家祖先的故事。抗粮、抗捐、昏庸的朝廷和勇敢的抗争，这里面隐约着便是列克星敦和康科德、邦克山和福吉谷的影子。我想着在白牧师家史中或许也能找到几条帮上父亲的妙计。

    哎，此时再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也是于事无补。谁又成想那万里之外，百多年前的海外轶事竟成了救急药。我写信向白牧师请教父亲和国家所面临的大事，希望他能给我们些指引。

    前几年跟着白牧师读《圣经》，再加上学堂里的功课，我的英文自然日渐长进，可此时搜肠刮肚却也难找出辞答意切的表述。待我誊出最终的版本，桌边已散落不知多少揉皱的纸团。此时天已微明，听着前院声音隐约传来，想是父亲已然起身，准备起程了。

    我忙着把信封好，跑了出去。父亲见我，只淡淡地说了句：“然儿，好生看家。”便转过身，准备出门。

    父亲的淡然想来是为着不让旁人看出此行的凶险，我也提醒着自己万万不可露出伤心。

    “爹，”我说，“我给白牧师写了一封信。或许他能给咱们出些主意。”

    他拿着信封，上上下下仔细地看着一个个不认识的字母，沉默良久。在那沉默中，我似是看到父亲眼角有些湿润，便忙着躲开了他的目光。

    “这信是认真写的吧？”父亲问道。

    我不敢抬头，只是默默地点头。

    “认真就好。要给爹争气。”

    虽只是那么短短的一句话，我的泪水却再也忍不住。我怕父亲责怪我没出息，胡乱地在衣襟上擦了泪水。

    父亲怕也是不愿再如此伤别，转过身，边走边说道：“然儿，好好读书。等你大些，爹送你去白牧师的国家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