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作家罗贯中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又依据历史资料进行加工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拥刘反曹”的思想。这种思想倾向，早在三国故事的民间传说阶段就已经形成了。例如北宋文人苏轼在《志林》中记述当时小孩听书的情形说：“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罗贯中在写作《三国演义》的时候，不仅接受了这种思想，而且更进一步把它突出了，这正是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文人作家加工整理群众的创作，必须得与群众的思想观点相近，否则他就不能真正接受群众创作的思想内容，而往往会以自己的感情代替群众的感情，以致完全以自己的创作代替群众的创作。明代另有一些以民间传说为基础的小说之所以失败了，其原因就在这儿。

    《三国演义》所描述的是汉末三国争雄的动乱局面，反映了魏、蜀、吴三个封建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尽管作者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加以典型化、传奇化了，但基本上还是历史事实。

    《三国演义》的内容不同于《水浒传》。《水浒传》写的是被压迫者同压迫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三国演义》写的却是封建阶级的内部矛盾斗争，但它同样受到了历代人民群众的欢迎。为什么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也感兴趣呢？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他们通过对这些斗争的了解，可以从中吸取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知识和经验，以便自己更好地展开对统治者的斗争。老百姓有句话：“看《水浒》叫人勇敢，看《三国》叫人聪明。”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另一方面，“拥刘反曹”的思想反映了旧时代农民的感情，因为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与阶级矛盾彼此影响，互相推动。统治阶级内部稍有动静，就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所以老百姓不仅关心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且在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之下，他们还不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寄托在某一个统治集团身上。“拥刘反曹”的思想，就是人民群众对三国争雄的态度，就是他们的政治见解和理想愿望的表达。

    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主要从两个方面突出了“拥刘反曹”的思想：一是从总的布局上；二是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在总的布局上，作者把刘备、曹操作为全书主要矛盾的对立面，把他们的斗争写成“王者”同“霸主”的斗争，写成“善”与“恶”、“是”与“非”、“义”与“不义”的斗争；把曹操写成绝对的反面，把刘备写成被歌颂的正面。而把东吴放在刘备反曹的同盟者的地位，使之成为反曹的一个辅助（虽然刘备和东吴之间也是矛盾对立的，但和刘、曹的关系比较起来，却显得非常次要）。“反曹”以刘备为主，以东吴为次，这样就使刘备成为三国争雄的中心，成为封建政权的正统。按照历史的帝王系统来看，三国的正统不是刘备而是曹操，作者改变了历史，其目的和效果都是突出了“拥刘反曹”的思想。所以说，《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是不同于历史的艺术创作，是“七分历史，三分虚构”。其实，还不只是七分、三分的问题，而是根本改变了性质。历来常常有历史家把《三国演义》当成历史，直到现在还有些历史家为曹操翻案，这是历史家的偏见，是不正确的。我们说，正因为《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所以它才可以改变历史事实，才可以把刘备写成“王者”，把曹操写成“霸主”。

    再说从人物塑造上加强了“拥刘反曹”思想。所谓“反曹”，主要是反对曹操一个人，对他手下的人并没表现出什么反感，比如像典韦、张辽等。而“拥刘”却不只是热爱刘备一个人，同时也热爱他手下的人。作者歌颂刘备的手下人，其用意在于通过刘备和他手下人的关系来歌颂刘备，从而突出“拥刘”的思想。

    曹操是个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曹操是个压迫人民的封建统治者也是事实；但更主要的方面是他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风度。他曾把分散的局面统一在一起，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过很好的作用。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三曹”的诗以老曹的最好，是建安文学的代表。可是到了小说中，却专门写他的坏处，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奸雄”的典型，这就不再是历史了。从唐末到宋代，是三国故事的创作年代。人民群众在这个时代，面对着无数的坏蛋执政，经受了各种各样的压榨和剥削，于是他们就把自己在统治者压迫之下的一切感受都集中在曹操这个艺术形象身上，可以说这个形象是广大人民千百年来受封建压迫一切感受的化身。因此，他不是历史人物，而是个艺术典型。老百姓从这个典型中，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把曹操写成一个有才略的大坏蛋，这对旧时代的人民认识敌人更有帮助，所以这个典型创作得很成功，有现实根据，又有教育意义。

    刘备这一形象比起曹操来，显得苍白无力，显得没有血肉，显得概念化。这是因为在封建时代创作这样一个“王者”的形象没有现实根据。老百姓没有这样的生活体验，只是把他们在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之下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理想的形象中罢了。旧时代的人民群众的理想就是“王者”行“仁政”。斯大林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反对地主而拥护“好皇帝”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因为在沉重的压迫之下，他们希望能出现行“仁政”的“好皇帝”，所以就把刘备写得那样仁爱。但另一方面，老百姓也看得出刘备毕竟是封建统治集团的领袖，所以也通过刘备的哭哭啼啼、推推让让透露了他的野心和欲望。比如长坂坡赵云救阿斗一事，老百姓就看出了刘备的“收买人心”。因此，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中国小说史略》）可见，“拥刘”的思想也不是绝对的。

    刘备这一形象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他是一个理想的起义领袖，从他身上反映出了人民群众的希望，即起义领袖在建立政权之后不要像刘邦那样忘恩，大杀功臣，背信弃义；其次，他又是一个理想的“王者”，有点像周文王那样礼贤下士。所以刘备是一个起义领袖和帝王的统一体（有人说二者不能统一，我们说可以统一，历史上的朱元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两方面都很少有现实根据。

    另外，作者还通过对刘备手下人的描写强调了“拥刘”的思想。作者为了突出刘备是起义的领袖，因此就特别突出了他的“义”；而要突出他的“义”，就必须写他与关羽、张飞的兄弟关系。为了突出他是“王者”，又必须强调他与关羽、张飞是君臣关系。在《三国演义》以前的《三国志平话》中，关羽、诸葛亮的形象都很简单，《三国演义》则特别突出了他们的形象，作者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对他们的描写来表现“拥刘”。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个人物。

    先说诸葛亮。诸葛亮的性格特点是：

    第一，智慧超人。老百姓把许多美好理想都放在了他的身上。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以及对自然的斗争中，他发挥了无穷无尽的智慧，他简直是一个智慧的化身。第二，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可贵精神。诸葛亮这些优秀品质与刘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的“鞠躬尽瘁”完全是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没有刘备的恩，诸葛亮就不可能那样忠，也发挥不出那样高度的智慧。因此，写诸葛亮也正是为了表现刘备的礼贤下士、知人善任。但是从诸葛亮身上，也表现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的偏爱，他过分夸大了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作用。诸葛亮当时年纪还很轻，只有二十多岁，整天在隆中抱膝长吟，不看报；又没有“情报网”，天下大事从哪儿得来？很显然，罗贯中仅凭着自己的主观意志把诸葛亮有意地提高了，使他成了小说的主人公。虽然到三十多回诸葛亮才出场，但在三十回以前，作者写刘备因屡遭失败而访贤实际上就是在写诸葛亮。《三国演义》从来也不离开刘备单写东吴，也不大单写吴、魏之间的斗争，这是以刘备为中心；而刘备这方面的中心又是孔明。凡是大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都必须有孔明参加。这么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哪儿来的那么多斗争经验呢？有才干也需要经过锻炼嘛！不经过锻炼，一上来就是个成熟的人物，而且好像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是由孔明一人创造的，这与现实主义精神不相符合，不能不令人怀疑。与《水浒传》里吴用的形象比较起来，就更明显地看出了这一点。因此《三国演义》不能避免鲁迅说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的缺点。的确在诸葛亮身上带有妖道的形象，比如“借东风”，作者把他写成披头散发，一手拿宝剑，一手拿酒杯，弄得乌烟瘴气，形象非常不美，简直让人不想看。现在有些人写剧本把诸葛亮描写成一个拿着锄头和农民打成一片的知识分子，并且写农民很热爱他，给他送茶送水，甚至为他杀猪宰羊……几乎把诸葛亮写得有毛泽东思想。这样把古人写成现代人，当然也不能起好作用。处理历史题材，不能把古人写成现代人。《三国演义》把曹操这个在历史上起过好作用的人物写成了坏人，这是古代的文艺创作，是既成的事实，无法改变了。但我们今天不能再把历史上的好人随便改写成坏人。古代的艺术与现代的艺术不同，我们对古代的艺术的要求与现代的艺术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古代艺术不完整，但是不影响其艺术价值。我们不能说，凡是艺术创作就可以把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写成反面人物，或者把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写成正面人物。

    关羽这个形象问题更多。他是一个武将，作者把对知识分子的偏爱也加到了他的身上，硬把他写成了一个儒将。他的性格特点是：出奇的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以致使人有敬而远之的感觉。关羽的动力也与他和刘备的关系分不开，因此罗贯中着力刻画关羽其用意也是在强调“拥刘”。关羽身上的“义”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影响。《三国演义》一开始就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平话》也是如此），这正是为了强调“义”。陈寿《三国志·关羽传》有这样的记载：“先主（刘备）与二人（关、张）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座，侍立终日。”虽然这里也表现了他们三人的“义”，但却有着明显的上下君臣的关系，而不是兄弟关系。《三国演义》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写成了兄弟关系，这和人民把《西游记》宗教的主题改写成社会的主题有着近似的道理。“义”有着强烈的阶级性，剥削阶级有他们的“义”，被剥削阶级也有自己的“义”。剥削阶级的“义”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三国演义》刘、关、张的“义”很显然就是以刘备的利益为中心的这种“义”。例如“古城会”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就是为了这种“义”；张飞不认关羽，对关羽劈面便刺，好像是大公无私，但细想想，他也是以刘备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他责备关羽投降曹操的不义，实际上就是谴责关羽对刘备不忠，因此，这绝不是广大人民的“义”。罗贯中通过关羽的形象把这种“义”作了极大的渲染。比如：除了“千里走单骑”之外，“华容道义释曹操”，作者把关羽的背叛也当成了崇高的“义”来歌颂，这样的“义”太受封建统治者所欢迎了，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小恩小惠来买人心，分化和瓦解人民的反抗力量。所以统治者要大修关羽庙，给他加封号，说他“义薄云天”，把一些“神道说教”加在他身上。特别是在明清时代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形势下，统治者推崇关羽，其作用更坏。因此，《三国演义》所鼓吹的“义”与《水浒传》所歌颂的“义”是本质不同的。《水浒传》所歌颂的“义”是有政治纲领的人民群众大公无私的义。过去有人争论《水浒传》的作者有没有罗贯中的问题，我看就从这两部书所表彰的“义”来讲，也可以断定：假如《水浒传》的作者有罗贯中，那么《三国演义》的作者就不会是罗贯中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被压迫者向压迫者进行斗争的时候，以“义”为号召，通过它组织力量，作为奋斗的动力，这其中会有民主平等的精神，具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意义；同时，在反对出卖大伙利益而追求个人富贵，“义”也有一定的作用。但像《三国演义》中关、张死后刘备为报私仇不顾联吴抗魏的基本国策而发狂地去打东吴，以致造成失败的局面，却有莫大的局限性。罗贯中对“义”的解释即让一切一切都服从“义”是消极的。刘备的失败，主要原因就是放弃了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是个思想策略问题，而罗贯中却用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认为这是命运注定，以至诸葛亮一出山就带有悲剧气氛。这也是《三国演义》的消极思想。《三国演义》中还存在着英雄造时势的历史唯心主义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知识分子的过分偏爱上。

    此外，《三国演义》在“拥刘反曹”的思想之下，表现了“正统”思想。刘备之所以好，是因为他是“中山靖王之后”，是刘家的宗室；曹操之所以坏，是因为他是篡位者，是汉贼。封建正统思想作为历史观来说，是反动的。但《三国演义》不是历史著作而是对现实进行艺术描绘的文学作品；作者的正统思想不是表现在对历史问题的评价上，而是表现在对一个充满了阶级矛盾的黑暗社会的具体描写中。那么，这种正统思想实际上是一种要求开明政治的民主思想的反映，是爱国思想的流露，因此，它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合理内核。我们在文学史上不能一见到正统思想就批判，因为有些正统思想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比如明清时代的正统思想的实在内容就是民主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起了反对假道学的作用。我们对《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全面否定。

    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价值，我想主要谈以下几点：

    首先是文笔高明。必须说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国演义》是经过清代毛宗岗加工过的。原来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比较粗糙，毛宗岗的加工提高了它的艺术性。《三国演义》把这么复杂的场面，众多的人物，尖锐的斗争，组织得这样好，写得头头是道，丝毫不乱，引人入胜；既写刘、曹之间的斗争，又写刘、吴之间的斗争，它的文笔实在是超过了《水浒传》。

    其次是写战争写得好。抓住了战争中的人物性格，把战争写得波澜起伏，曲折复杂，变化多端，对不同的战争，采取了不同的手法来描写。写了无数次战争，没有一次是相同的。而且写战争时不是一味的光写战争，还往往穿插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赤壁之战”，在写这场战争的同时，一会儿插入写写隐士，一会儿又插入写写政治斗争，这样就使所写的战争更富有生活气息。写战争不写一刀一枪的“斗武”，而是着重写“斗智”，写各种各样的计谋（“赤壁之战”就着重写了孔明的智）。否则光写斗武，就会把对立面简单化。比如我们要写陈镜开举重，只有着重写他举的东西如何重，才能突出他的力气大。所以“赤壁之战”要写孔明的智，就必须得着重写曹操的力量和智，写出双方是棋逢对手，才更易于表现一方的智。作者写“赤壁之战”没有把曹操简单化，才使诸葛亮的智表现得充分。当然作者也没有忘记随时随地地暴露曹操的弱点，为诸葛亮的胜利创造条件。比如曹军远来的疲劳、供给的不足、北兵不习水战、荆州兵是乌合之众以及曹操本人的自高自大等，这就使得情节的发展更为合理。

    第三是人物出场写得好。《三国演义》的主人公是诸葛亮，作者在写他出场之前，首先写了刘备军事的不利，因而遂起访贤之心，接着就是三顾茅庐。这些虽然不是直接写诸葛亮，实际上也是在极力表现诸葛亮。尤其是三顾茅庐，头两顾先对孔明大加了渲染，最后再让他出场，这样就产生了极好的艺术效果。写文学作品，主人公出场的好坏关系着全面：出不好就等于主人公瘫痪了，以后走起路来就没有力量；出得好能为后面的情节发展打下极为坚实的基础。《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出场写得十分充分，因此诸葛亮一上场就让人感到坚实，所以后面写他对刘备的“鞠躬尽瘁”的忠就有了根据和基础。

    1963年9月

    （本文是1963年9月在郑州大学中文系讲学时的记录稿，由郑州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记录整理。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