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水浒》

    一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也是世界文学罕有的一部描写农民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它的产生，跟我国文学史上许多家喻户晓、为人民喜爱的名著一样，是有进步思想的文人作者采取民间流传的群众创作，加工再创作而成的。

    北宋末，本有“宋江三十六人”起义的史事。到了南宋，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持续剧烈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这些起义英雄为人民群众倾心爱慕，广泛流传，以至纷纷起而效尤。

    我们知道，北宋腐朽政权面对严重“内忧外患”，一贯对外屈降，对内镇压。镇压了内部，才可以偷生苛安混下去。但这个政权“民穷、财匮、兵弱、士大夫无耻”，他们哪有力量“安内”？《宋史·侯蒙传》说宋江在京东起事，侯蒙给宋徽宗上书，建议“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徽宗对侯蒙的建议大加称赏，就要他照他的献策去办。可是侯蒙受命，在路上就死了，他的建议远没有成为事实。不久，北宋亡国了。南宋统治者是更加无耻的投降主义者，而当时南北广大人民群众对金统治者侵扰是坚决抗战的。他们一批批建立山寨水寨，对金反侵略、反扩张，对宋反投降、反压迫；与南宋统治者相对立，形成大是大非黑白分明的阵线。苟延残喘的南宋统治者处此局势，当年侯蒙的献策自然而然成为他们“安内”最好的政策，想方设法加以提倡和号召。

    这其中，插手传闻传说，就是一个方面：“正史”“野史”及各种私家笔记，所记关于宋江三十六人受招安、征方腊的事，就由原来远未实现的主观愿望，俨然变成“真人真事”了。

    利用当时受群众欢迎的所谓“瓦舍技艺”的“说话”，进行反动政策的宣传，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有史书记载，说宋高宗赵构在宫里喜欢听“说话”，有个内侍会说“小说”，搜集了据说在金兵渡江时受骗上当接受了招安的义军邵青的事，编成“小说”。赵构最爱听这种故事，极力赞美邵青手下有些将领的所谓忠义之气。“瓦舍”艺人到宫里表演也是常事，“说话”人很多有“待诏”“御前供奉”之类名衔。由此可知最高统治者亲自插手利用“说话”技艺来宣传他们罪恶政策的情况。

    利用流行的画像题赞的方式来进行宣传提倡，是又一个方面。据宋末画像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所说的看来，为宋江三十六人作画赞，在当时统治阶层长时期来已经蔚成风气，他的先辈“高如李嵩辈”多次传写过。这李嵩，是出身贵族的南宋三朝画苑的著名画家。封建统治者的御用画苑，百般给他们所称为的“虎狼”“巨盗”塑造美术形象，意欲何为？用心难道还不明显！再看龚开的自述和赞语，他持封建统治者的观点，痛骂误国的奸臣贼子，比照之下，对巨盗宋江之流深表敬慕和赞赏；每人四句赞语，说他们“酒色粗人”“志在金宝”“酒色财气，更要杀人”，极尽歧视和污蔑，可对宋江却说：“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这四句就说到点子上：这是指所捏造的受招安、征方腊说的。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是南宋时流行的一句民谚。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当时统治者正是这样施展其阴谋以瓦解起义军的反抗的。受招安、征方腊、效忠于赵官家的宋江，就是他们精心树立的一个黑样板。这是事实，把它揭露出来，对我们研究《水浒》以至史事是有必要的。

    我们知道三十六人，除宋江外，本无姓名，更不必说别号和性格了。龚开的赞里，每人都有了别号和姓名，而且隐约有了性格和故事。与此同时的《大宋宣和遗事》关于水浒故事部分，有花石纲、杨志卖刀、取生辰纲、晁盖落草、宋江杀惜上山以及受招安、征方腊、封节度使等段子，所记草率粗略。但人物故事发展起来了。这两种资料都产生在宋元时期，看来，这些都是从南宋百多年来所谓“街谈巷议”，其中主要是“瓦舍技艺”的“说话”等慢慢积累起来，而后被采取过来，填进，或拼凑到上述以宋江这个黑样板为主的最初的胚胎上来的。

    宋元时代除“说话”外，还有“杂剧”不断由此取材。由于当时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反抗黑暗统治的要求，这种说英雄故事、演英雄戏的风气形成高潮。他们热烈向往那样一些传说中的英雄，水浒原来的人物故事就日益发展丰富起来。例如由三十六人，发展为七十二人，又发展为一百零八人等。但也都是单个的片段故事。

    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当时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规模的发展而兴起的所谓市人或市民（亦即城市居民）以及被迫脱离土地和农村的劳动者、流浪者，实包括广泛的阶级阶层。他们的思想意识是很复杂的。他们的主体当然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跟封建统治者必然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同时，就是这些下层人民对封建统治又存在依赖性的一面。要这些人民群众不受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应该说是不可能的。可是他们绝大多数毕竟还是下层被压迫者。因此，人民口头创作的人物故事，其思想内容和官方的要求往往不但不相符合，相反，绝大部分和官方的观点形成尖锐的对立。比如龚开画赞中的人物多是流氓盗贼的面目，但民间创作的则多是抑强扶弱、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就拿宋江说，例如有人记一个篙师口述的宋江，说他“为人勇悍狂侠”。这个口述，看来也是一种传说，但这样风貌，跟他“横行齐魏”的行径就很相合。拿来跟统治者塑造的黑样板形象比一比，就成为鲜明的对照了。

    如上所述，今存宋元时代的《大宋宣和遗事》，其中关于水浒的故事，才开始把几个零散故事编排在一起。梁山泊故事已成雏形，但远远谈不上有机的艺术整体。元末有个施耐庵，就在上述长期积累的群众创作基础上，用他自己的思想观点、斗争经验和文化涵养，写成这一部在封建时代可称“奇迹”的《水浒传》。

    关于施耐庵的生平，我们所知极少。但从作品的内容看，我认为作者若没有相当的斗争实践，一个古代文人，尽管在元代统治下处于受压迫歧视的地位，而能具有作品里所表现的基本观点和爱憎感情，能够把那些英雄好汉写得有血有肉，激动人心，都是难于设想的。

    二

    施耐庵的加工再创作，不只是把单个的英雄故事连贯起来，使短篇发展成为长篇；更可重视的是他提高、加强了人物故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力量。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略加说明：

    一、着重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和社会的黑暗。为了突出“乱由上作”“官逼民反”，书中首先描写了“道君皇帝”所宠用的以高俅为代表的六贼。这是最高统治集团，贯穿全书。“六贼”之下，有许多无恶不作的地方官，如大名府梁中书、冀州殷天锡、江州蔡九知府等；以下还有一处处基层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张都监、蒋门神、西门庆等；另外各级官府都有无数的爪牙，如陆谦、富安、董超、薛霸等。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构成一个压在良民百姓头上使之求生无路的极端凶残黑暗的统治势力。在《水浒传》之前，包括宋元“话本”和“杂剧”，往往把封建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理解为个别人的好坏问题。写坏人，只写他个人坏，好像是偶然的事例，因而强调命运注定。施耐庵站得高一些，把这样一些个人和个人行为，当作整个的社会、政治问题来处理（虽然后来也写了一些好官），因此揭露得很深刻。例如高俅的义子高衙内调戏林冲的妻子，若将此看作个人恶行，意义不大。作者却把此事同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联系起来。高太尉使用权力，帮同儿子干坏事，不惜下毒手百般陷害林冲。在发展中再联上许多人物和社会面，形成了广阔的如火如荼的社会阶级斗争。这就赋予它以强烈的政治社会意义。作品写了一系列这样的人与事，旨在揭露封建统治者及其社会的罪恶的实质，无不贯注着作者的义愤，其深广程度是以往的作品从来没有达到过的。

    二、更为可贵的是作品塑造了许多起义英雄的正面形象。作者以高度热情，清醒头脑，把那些在旧时代被称为“寇盗”、被当作洪水猛兽的革命反抗者放在主要地位，歌颂他们的品德和反抗精神，描写他们通过不同道路在火炽的残酷的斗争中发展成长，以及造反上梁山的过程，把他们写得非常可敬可爱、真切动人。其中，鲁智深和李逵是突出的。尽管像李逵也还有一些不良作风。鲁智深性格的特点是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他不能容忍任何欺压人的事。他不存私心，“杀人须见血，救人要救彻”，干完了就丢开忘掉。作者写他这些性格的特点，同时也写明了形成他性格的社会根源。就是说，这和他的出身、经历和现实处境不可分：他是个一无所有、身居卑贱的江湖好汉。李逵的性格和鲁智深有些相近，但具体表现迥不相同。他听到谣言说他素所爱戴的宋江强娶民女，他就抡起板斧要杀宋江；等到确知枉屈了人，又立刻负荆请罪。他的单纯与勇于反抗，以及疾恶如仇，都显现出一个贫苦农民子弟的优美品性。武松是属于另一种性格，他最初受城市小私有者的思想影响，个人意识强，私人恩仇观念重。武松出场时，作者一面尽情赞扬他英雄了得，说是“说开星月无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一面却用连续的情节场面，毫不声张地描写他性格中的缺陷和丑行。例如为哥哥武大雪冤报仇，事前告状，事后自首（李逵、鲁智深绝不肯这么干）。充军到孟州后，又被土豪施恩利用，大打另一地霸蒋门神。直到横遭他看作靠山和恩主的张都监的陷害，这才幻想破灭，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转变思想，上了梁山。林冲和杨志属于较上层的人物，一个是“禁军教头”，一个是“三代将门”之后。他们转变立场，走上革命道路，更是艰难曲折，作者又各有不同的处理。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怀着热爱，同时又以严峻的态度，对他们作了分析。在大大肯定他们的前提之下，写他们的缺点或弱点，着力描写他们如何在火炽的阶级斗争中克服了存在的缺点和弱点，提高了思想认识，从而成为英勇坚强的革命者。作者塑造的许多主要英雄，一面显得很高大，不平凡，了不起，一面又像我们的老朋友一样，令人感到熟悉和亲切。他们都是古代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人，同时其内心精神又显然有了适度的提高。在这方面，作者在深厚的民间创作基础上所取得的作品内容和艺术方法上的成就，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它的要点在于他能以当时被压迫人民的观点与要求来评价人物，并且还能以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观察现实，分析问题。就前一点说，封建时代作品能以被压迫人民的观点来处理、评价人物，不止在《水浒传》以前是罕见的，即在《水浒传》以后也是少有的。所谓把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就是因为作者掌握了这种令人惊奇的高明观点。上面说，《水浒传》的产生是个“奇迹”，主要也指这点说的。再就后一点说，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水浒传》使我国中世纪源于民间的英雄传奇式的作品，在现实主义艺术方法上异军突起，造诣很深，成就惊人！什么叫作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我的一孔之见，就是作者在观察现实、塑造人物时，能够符合唯物论辩证法。生活里，本有朴素唯物辩证法，作者在生活实践中，如能逐步掌握，他的观察现实就能符合客观实际，塑造人物就能栩栩如生，真实动人。除此之外，当然还需要相当的文化知识，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得借鉴与启发。明清时代的评论者总从文笔方面赞赏《水浒传》，说他从《左传》《史记》学到了高明的笔法。这种评论是形式主义的。但说《水浒传》借鉴了古代史传文学的经验，在艺术概括方面，接受了古代史传文学的传统，看来确是事实。我国古代史传文学跟我国的小说属于不同的体系，不能混为一谈。但它们是以写人物为主，跟此后以记事为主的史书不同。它们在写人物方面的成就给予后世小说作品以巨大影响，应该说就是从《水浒传》开始的。明清出现的文人作者创作的许多现实主义名著，在人物处理和艺术概括方面，接受了这一传统，也是不能抹杀的。毛主席在《矛盾论》里指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并说“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读《水浒传》应该加深学习。

    三、《水浒传》不止写了一个个英雄的发展成长，每个英雄都是梁山泊队伍的一员。他们的成长、转变的过程，也就是革命队伍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作品着眼要写的就是这个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以至最后惨遭败灭的全部过程。这是《水浒传》全书的主要之所在。梁山成员有许多是从统治阵营分化出来的。他们被逼上梁山，成为义军的骨干。还有不少的人是被生拉硬扯过来的。这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地位高，名望大，拉过来可以扩大义军的政治影响；一种是有高强的武艺和特殊技能，可以壮大义军的战斗实力。此外凡有一技之长者，都被视为义军所必需。作者让所有这些人都团结在宋江的周围，统一在一个纲领之下，发挥各自的才能。梁山义军的纲领，是所谓“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其理想是一种空想的平等社会。作品的重要部分是描写反抗黑暗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作者对义军队伍的描写，比起他作为再创作基础的前人的创作来，无论在政治素质或精神面貌各方面，都做了明显的很大的提高。例如元人杂剧中的鲁智深、燕青等人多为一些奸情事件大卖气力，李逵总是满口“桃花流水”“黄莺杜鹃”，看一看元杂剧《诗酒丽春院》的名目，就知道李逵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元杂剧的英雄人物，多写得非常萎缩狼狈，往往忍冻挨饿，躲躲藏藏，跳墙头搞偷窃，都是常事。这其中也包括鲁智深。《水浒传》上的英雄就明显地高大起来了。再举一例：石秀和时迁两人投奔梁山；英雄来投，向例会受热烈欢迎隆重接待的。可是晁盖听说时迁在祝家庄偷了人家的鸡，勃然大怒，说他们败坏了梁山的荣誉，要杀时迁祭旗。

    作者尽可能把理想与愿望赋予了这支队伍，同时对队伍里众多人物，又区分了内外亲疏，予以不同的对待。对那些骨干人物，着重写他们思想政治品德，给人印象很深；对另外许多拉过来的人物，只突出他们擅长的武艺和技能，给人印象浅。这些拉过来的人多是上层分子，看来作者不止认定必须分化敌方以壮大义军，同时也深思熟虑到义军团结问题和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因此，作者一贯十分强调宋江的核心团结作用和方向领导作用。可是，问题恰就出在宋江这个领袖身上。宋江问题和他领导的义军受招安问题，是作品不容忽视的两个大问题，也是必须从中对作者的思想政治观点作具体研讨的问题。

    三

    宋江是作品的主要中心人物。作者有心要写这样一个人物作义军领袖，放在显著地位，着力描写了他。宋江出身地主家庭，身居县吏的职位（书中特意叙明宋代县吏受压迫与损害的情况）。他的性格具有革命性和妥协、动摇性的两面。对宋江这种两面性，作品里描写得很清楚。他冒着性命干系给晁盖报信，为维护和梁山关系而杀阎婆惜，这算是他革命性的表现。他有极其广阔的社会关系，上至官僚地主，下至江湖好汉和劳动人民，识与不识，多同他有深厚的情谊；绝大多数英雄好汉直接或间接是因为他的关系而参加义军。他们也深受他的感召，一心拥护他，紧密团结在他周围。他没有个人权位欲望，谦虚谨慎，能平等待人等。凡此描写，都表明作者把可能有的最好的理想与愿望赋予了他，极力抬他作义军领袖，并且认作最好的领袖。另一方面是他的动摇、妥协性。在《宣和遗事》和元人杂剧里，宋江杀惜之后即上梁山。作者把这点作了改动：宋江杀惜之后不肯上山，而是逃到了官僚花荣、大地主柴进和孔太公庄上。这些描写是符合宋江性格的。可是大闹清风寨之后，大批人马跟着他上梁山，中途接到宋太公病危的假信，就丢下大家，坚决回家去。回家之后，竟又报官自首，甘愿流配江州；发配途中，故意绕过梁山，唯恐被劫上山去。这已经够使人起反感了，作者却不以为意，认为宋江这些作为有道理。到江州以后，不知哪里来的满腹牢骚，忽在江楼题反诗，而后在官府迫害下被梁山弟兄劫上山去。以上所说在杀惜之后，安排宋江一北一南转了两个大圈子，把大批英雄好汉串连上了梁山，作者用心，一方面是为把一人一事组织为长篇的即结构上的考虑，同时也借以显示宋江作为义军领袖的威望和作用。可是这里面就存在一个严重问题：作者写宋江上山，并无思想转变，完全出于被动；这个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的思想立场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我们知道，上述作者所赋予宋江的种种美德，就一个领袖人物说，当然十分重要，因为义军的团结统一确乎是重大问题，从而也表明作者政治思想————尤其在封建时代确有崭新的高见。但说到底，这毕竟都属思想作风；而一个革命者————尤其领袖人物的思想立场问题，才是根本问题。作者一味偏重前者，显然本末倒置。作为艺术形象，宋江的性格本来显得现实血肉太少，概念化的成分太多；再加上这个根本缺陷，就愈益使人觉得此人只是作者的一个观念的傀儡。凡此，都反映了作者思想观点的严重局限；连到上述第二点所论，显示了作者世界观的尖锐矛盾。

    这就关联到义军受招安的问题。作者有心安排这样一个立场不对头的人物作义军领袖，应该说，其主导思想就是认为受朝廷招安是义军唯一正确的道路；宋江念念不忘招安的思想，实即作者自己的思想。写义军走这样一条投降道路，作者在严重的思想局限下，内心确实存在着不能解决的矛盾。例如，作品里特意安排了几个坚定的骨干人物：李逵、鲁智深、武松，还有林冲，出面反对，对宋江的决策表示强烈的反感，连桌子也踢翻了。更有重要意义的是，走这条投降道路，导致了义军事业的彻底失败，落了个极其悲惨的结局。征方腊以及跟着而来的惨局据说都是《水浒传》最早本子里原有的，出于原作者的手笔。那么，作者是否通过这些安排与描写对宋江所抉择的道路加以批判和否定呢？仔细看，却又不能这么说。实际是，宋江走的这条死路，正是作者费尽心思筹划决定的。在《水浒传》以前，关于宋江义军的结局，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有几种不同的记载：一种是义军被官军消灭了；二是说官军追困义军到海滨，而后击溃了；三是义军受招安，征方腊后，宋江作了节度使。作者对三种结局全都抛弃不用。他热爱梁山义军，还是写义军受招安，但作了迥不相同的处理：排了座次，宋江决策后，首先写大闹东京，如入无人之境，以显示他们若要夺取赵家政权，实易如反掌；接着又大写三败高俅，二败童贯，大长义军威风，如此通过走各种门路和严重艰巨的斗争，然后“光荣体面”地接受招安。由此可见，作品里所写受招安及其惨痛的悲剧结局，正是作者自以为给义军找到的“最好的理想道路”。

    作者显然热爱义军，却安排这样一个宋江作领袖，从而又给义军寻求这样一条投降的死路。究竟为什么？真叫人难解。

    四

    到这里，只有就作品内容再具体谈一谈作者的世界观问题。

    先从“忠”的思想说。作品标榜与宣传“忠”：梁山“聚义厅”，宋江当上领袖，就改为“忠义堂”；后来的《水浒传》加上了“忠义”的头衔，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宋江口口声声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阮氏兄弟大唱“忠心报答赵官家”，甚至鲁智深也说奸臣“蒙蔽圣聪”。作品里大写特写义军百般“争取”朝廷招安，明显的是出于这个“忠”的思想。一到征方腊，读者不禁为之疾首痛心，作品却写得振振有词，意思是，方腊起义，自立朝廷，违犯了“忠”的大伦。这以后，一面写义军的惨局，颇有揭出血的教训，垂戒后世之意，但一面仍然在对宋江的描写里流露肯定与赞美，意思是宋江效忠赵家政权，始终尽其在我，因而视死如归。作品的主要部分明明写的被压迫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极其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但到七十回正式提出“招安”的决策后，原来对抗的两方忽然“合二而一”，反对的只是统治势力中几个“蒙蔽圣聪”的奸佞；人民与封建统治的斗争，一变而为封建统治内部的“忠”与“奸”之争。于是统治政权里出现了几个“忠”臣，与义军协力同心，完成了招安之策，实现了作者的理想与愿望。这个“忠”的观念，使作者在不无内心矛盾的情况下甘愿牺牲艰难缔造的义军事业，以争取与达成“招安”，走上死路。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评论任何事物，必须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知道水浒故事从口头流传、逐步发展以至由文人加工再创作而成书的整个年代，民族矛盾是居第一位的。北、南宋之交以至整个南宋，坚决抗击侵略、反对投降主义，是上下各阶级阶层普遍的共同的强烈要求。我想这里不须多说。到南宋亡，在元代统治下，所谓“赵官家”，就逐步成为“汉家”的象征性称号。所谓“汉”“唐”，有时也用作这种意义的称号。书中多处提到“保国安民”之类口号，宋江勉励武松要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鲁智深一出场就是要投奔卫国名将老种经略相公种师道。明代的思想家李卓吾，爱读《水浒传》，他写的一篇著名的《忠义水浒传叙》里把这意思说得很明白，有几句是“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愤什么宋事？就是愤两宋统治者不肯联合人民的力量坚决反抗侵略，而死心塌地坚持可耻的投降主义，以至惨遭亡国之痛。由此看来，书中着力写的大闹东京以及败高俅、败童贯的斗争，都出于争取与“赵官家”统治政权团结合作，共同抗击侵略的意图。这在我们今日的读者应该容易理解的。提出的所谓“忠”，与宋统治者提倡的“忠”，作者所采取的宋统治者捏造的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的黑样板，其实际意义与实质内容是有不同的。作者写义军的惨局同时，又称赞宋江被毒害而视死如归，也都有他的道理。但把话说回来，即在此历史背景下，宋江领导的、作者所宣扬的，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投降主义路线。这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在七百年前一个封建时代文人，要求他还能想出更高明一点的主意，拿我们今日新时代标准，要求于他，那就未免不实事求是。因此，我们不能说他存心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而只能说是出于古代作者思想的历史局限。若说“观今宜鉴古”，拿水浒义军所走的路线及其惨局，作我们今日和今后的鉴戒，那我想施耐庵是会鼓掌欢呼，心悦诚服的。

    其次谈到“义”。作品具体描写的义，在很大程度上有新的内容。它的意思，与谋求个人富贵的私“利”相对立，指一种被压迫者大伙儿的利益。在很多时候，“义”的概念与保国卫民、反抗侵略与压迫意思相通。“义”与“不义”，意即是否同情与支持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否参加与坚持革命反抗。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李逵误信人言而要杀他素所拥护的宋江，讲的也是“义”。这比《三国演义》刘、关、张所讲的“义”，确有大小高下的性质与内容的不同。这里重要的是要看把这个“义”放在什么地位。在具体描写里，这个“义”，归根到底，不但放在“忠”之下，要服从于“忠”；而且也服从于“孝”。“孝义黑三郎”宋江的所作所为，一到“义”与“孝”发生矛盾，作者笔下就理所当然地重“孝”而轻“义”。前面说到宋江性格的两面性，那实质内容主要就是“义”与“孝”的两面。在那些关于宋江的描写里，作者的褒贬，态度好像不明确，从作者的指导思想看，作品所写宋江许多妥协、动摇性，都不外为了尽“孝”道。在作者看来，那不止天经地义，无可非议，而且是特意提出来加以表扬，认为是他心目中的义军领袖不可缺少的美德。

    作品里写了几个女性英雄。但作者的妇女观在当时也还是很落后的。作品中还有许多神道观念、宿命论迷信思想等。

    由此可见，作者的世界观没有摆脱封建伦理体系。前面提到作者世界观的严重局限，从而指出他内心思想的尖锐矛盾，就是指此而言。实则不足为奇。在那个时代，一个作者思想里不存在矛盾以至尖锐的矛盾，是不可能的。鲁迅说，一个人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对于一个古代有成就的作者存在这样那样一些思想问题，当然应该指出来，但要理解，那是难于避免的。

    1978年

    （原载《文艺报》197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