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讲稿[1]

    先说几句关于本课教学方面的问题：

    《聊斋志异》是我们中国文学史第三段中一部伟大的作品集，它包括短篇作品四百三十多篇，连同《拾遗》《遗稿》及《逸编》（皆是编时删去的），大约有450多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短篇小说，具有奇异情节的、超现实的故事的、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约有三百多篇。同时也有许多记事、素描、特写，有讽刺文，有寓言，有的只数行，有的几十字、一二百字，保持了古代笔记小说的原来面目和体制。这样一部结集，内容方面非常丰富，思想艺术上，在中国文言小说中，可算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获得最高的成就，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之深，在中国文言小说中，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因此，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居于了不起的重要地位。

    四百几十篇像珍珠一样圆润可爱、像锦绣一样灿烂美丽的作品，值得我们细心地来好好研究它，学习它，俾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中这一艺术形式的作品，在第三段文学史所作的一般介绍，所得基础知识之上，能有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但是我们这个课，应该估计其困难之点，我想到的有下述诸方面：1四百多篇作品，这是一部大著作，如何全面地、比较深入具体地来学习它？这是不容易的一个大的工作。因我研究不足，经验不足，甚无把握。2据我所知，上学期，同学们学习第三段文学史，此书曾花了四个小时（四节课时间）讲它，得到一些大体、轮廓的认识，这是好的。但此书系用古奥典雅的文言，其故事形式及艺术表现，有其深奥的历史渊源，不像读《儒林外史》《红楼梦》那么明白易晓，尤其在语言运用上，同学们自学时恐有一些困难。我们读《红楼梦》，也不免有一些语言及词汇上的困难，一些历史知识及生活知识方面的困难，比如第五回中，宝玉倦欲睡，导至屋中，挂《燃藜图》，宝玉一见即不喜，不肯进去。什么是《燃藜图》？为何宝玉不喜？（91回）宝玉答黛玉问：“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黛玉说：“瓢之漂水，奈何？”宝玉说：“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说：“水止珠沉，奈何？”宝玉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黛玉说：“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的。”宝玉说：“有如三宝。”什么意思？同学阅至此，恐怕多是不求甚解，跳过去算了。我们讲了一学年《红楼梦》，思想艺术，大讲特讲，像这样的词汇用语名物的问题，我们就一句也未提到。这都无关宏旨。（当然，也应该不放过，读书不求甚解，总是不对的。）因为那是白话长篇，一二名物词语不懂，并不影响对于主旨的了解。可是现在的《聊斋志异》却不同，它是典型的文言短篇，主旨、形象、故事及作品的意思和意味都是通过那些精练的语言，通过用词造句的匠心表达出来。一词一句不解，会影响到全篇。我们且不当以懂得了一篇的大意为满足，并要进而了解与体会其艺术表现的高妙处。因为我们不只是在豆棚架下听狐鬼故事，我们是文学的学徒，是要做中国文学的专家。我可以举一事，今日市上有用白话语体译的聊斋故事（不是连环画），译得不能说不忠实，但读起来，失掉原文的神味，成了纸扎的花朵，无香味，色泽也不对，成了死的东西。有一青年告我，他读《聊斋志异》原文，只懂得百分之五十或七十，于是他买来译成白话的《聊斋志异》故事来看，看了几篇，就不想看了，说还是看那半懂不懂的原作有意思，能有吸引人的魅力。文学本是以语言为物质材料的艺术，而《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小说，则尤其为精致的语言的艺术。我们不可放过。这事我要提起大家的注意，虽然达到如何程度，不可过分要求，但不可忽略。此应属于古汉语的，语言和文学不可分的关系，于此可知。此事甚复杂，不易，我在此方面亦少功夫，愿与同学一同学习。通行评注本，为但明伦评，吕湛恩注的，注也是文言，无标点句读，那是供旧时代具有文言修养的读者用的，对我们目前的读者，仍有困难。但亦有帮助，多看了，就可以进去。全部的新注本，国家出版社正在做，恐须一二年后才得出版。我建议以选注本为精读之助，旧全本作参考。有了66篇的具体详明的学习打了底子，可以触类旁通。再以旧本作参考，问题不大。此不只对阅读《聊斋志异》为必要，对我们文学阅读修养、古汉语修养、古代文学修养，亦是大有益处的。但看明白了词句，并不等于对领会其语言艺术全部问题都已解决。我们还须领会其表达思想感情及故事内容的特殊手法，了解其行文的风格或精神韵味，这方面也是很深厚复杂的，自内容至形式、方法、技巧，它接受了自古以来文章的优美传统，而又有前所未有的新创之处，将我国文言的表达能力提到最高的程度。我在这方面的修养也很有限或不足，但我们也不可忽视。3我们此课，现在决定开半年，每周两篇，一学期，只能上17周，除去一次测验，实际只讲得16次，再除去今日一次，只得15次。如何恰合同学的具体需要，解决同学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方面；同时，又要把其总的精神与特点扼要地加以说明，这是需要摸索的。我向未讲过此课，对此课准备得也不够充分，谈不到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更不明白同学们的阅读情况，这就需要好好地计划与斟酌，并要求同学们随时的帮助。

    由上所云，我对此课进行的计划大致如下：

    绪言，总的讲一讲此书的思想和艺术方面的问题。具体的题目如下：

    一、《聊斋志异》故事题材的来源

    1 古代神话传统的继承与演变————汉魏六朝小说————志怪

    2 唐宋传奇————爱情

    3 不只是书面的，且是世代在民间流传演变与发展与新创的

    二、作者的生平及思想

    1 时代背景

    2 生平

    3 思想及艺术创作的动力

    三、《聊斋志异》的思想性

    四、《聊斋志异》的艺术描写

    五、结语

    六、选读示例

    在讲总的方面问题时，即在本课进行中，势必要（对）具体的作品作概括的讲述，要就具体的作品来讲，因此就要求同学们要随着进行自学，自己阅读。我所希望的，同学们都已粗略的读过，我讲时所举篇名及故事、人物，都已有一个影子。讲后，再翻看一下，以资印证，求得进一步的了解。若事先未读过，那就较为困难，□须随时先看一些，虽然不完全合要求，也只好以选本来读。因为有标点，有分段，有注释，易于进行。图书馆中买了几十部，另有全本的，也有几十部。请同学按具体要求，自行借阅，我建议有力的，自购一部，能有多少自学时间分配于此课？要作合理的计划，不可占过多的时间，妨碍全部的学习计划。反对无兴趣主义，因有困难，就不感兴趣，因而怠惰。也反对兴趣主义，只能实事求是地做，总在文学史基础知识之上，做进一步的学习，深一步的了解，其程度多少，则不做过分的要求，因为我们有比此更重要的学习和工作。

    其次，在学习过程中，尤其在自习的过程中，有些什么有关阅读方面的困难，望随时写成纸条，具体地提出来，交给我们。让我们针对情况，来组织讲稿及课堂安排。若是提不出具体问题，亦请把阅读与学习的大概情况反映给我们。每个人可自动地提，用纸条，也可以由班长收集，也可由张相儒同志反映，对讲的内容亦可提出意见，以求参考。

    我们还谈一谈关于目前《聊斋志异》的研究工作的情况，我所知道的，对此书的研究工作，目前还只在开始，在第三段文学史尤其明清以来几部伟大的小说作品中，《聊斋志异》要算是最为不幸的。因为《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及宋元明清短篇小说，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已开始受到了重视。从封建文化的长期压迫统治之下，初步地翻了身，出了土，被承认为好的文学作品。虽然那重视，也还是表面的，一些严重的错误观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曲解它们，导致了极端荒谬的研究途径。但它们之被人尊重，还是事实。即不知其好在何处，但承认其好；不知其价值究竟何在，但知道其有价值。对《聊斋志异》却不然，首先，就不承认其好、有价值。此所遭命运，与五四前，有相反的情形。即《聊斋志异》，在封建时代，倒是为一般文化界、读书人所重视、所喜爱的。因为那些读书人，和一般人民群众不同，他们首先爱重其文字之典雅古奥，即文章做得好。俞樾《春在堂随笔》六，在内容上贬《聊斋志异》，而推崇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但肯定《聊斋志异》的文章。俞樾引其父俞鸿渐《印雪轩随笔》中的话，说《聊斋志异》一书，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纪文达《阅微草堂笔记》，专为劝惩起见也。不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自述其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草堂笔记》为法，而不袭《聊斋志异》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然《聊斋志异》藻绩不失为古艳，后之继《聊斋志异》而作者，则俗艳而已。此话，可代表封建时代一般读书人对《聊斋志异》的看法。这是一种封建主义艺术观点的评价。可是到了五四时代，却正好对其文章或文笔做了否定。同时，对其内容，也还是予以排斥。于是《聊斋志异》就被打入了冷宫，遭到比封建时代还要坏的命运。这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文学观所造成的恶果。以胡适为首的买办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研究者们就是用形式主义观点来看《聊斋志异》，他们对《聊斋志异》这一部杰出的伟大的短篇小说集，作了极端荒谬的评价。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因为《聊斋志异》是文言写的，因而就根本否定了《聊斋志异》，□□、俚曲、《醒世姻缘传》，至可笑。胡适有意贬低、抹杀祖国的伟大的文学遗产，以为帝国主义文化张目，完全是出于别有用心。我们在此不必多费时间来驳斥。另外，当时一些较为人承认的文学史，虽未因其为文言写的，就否定《聊斋志异》的价值，但他们仍为故事形式所淆惑，说此书搜神谈鬼，在过去两世纪的中国社会，对于助长神鬼迷信，起了很大的坏作用、恶影响。说《聊斋志异》是一部充满毒素的书。这显然也是单从表面的故事形式看问题，而撇开了故事形式中的思想内容，这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艺术观。（略□□）这种极端错误的论点，是不能容忍的，而且不是个别的。而且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因此，在解放以前，在教学改革以前，《聊斋志异》这部伟大的作品，从未登过大学的讲堂。《聊斋志异》之开始被我们重视起来，你们能在第三段文学史中，能得到机会，听几节讲此书的课，以及学者们开始研究此书，我们今日能以此书为专题课，都和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分不开，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的指导与影响分不开。这并不是一般地说，而是具体的事实。因为党中央对（此）书提倡研究，毛主席的著作中常提此书中故事，毛选注中肯定其为古代的神话传说的故事。古代的神话传说，都是□有人民性的。在肃反运动中，党中央抽印《聊斋志异》中几篇断狱的故事，发给干部们学习，使肃反运动在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又不冤枉一个好人。（党对肃反工作是极端严肃慎重的，但右派分子却一致的企图否定肃反的成绩，这没有别的，就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立场，为反革命分子说话。）中宣部对此书也加以提倡，《人民日报》曾多次组织人写关于此书的介绍文章。没有党的领导，国家出版社也不会出选集，出了一版，立刻购空。运动中，读者一提意见，又出了第二版，现在容易买到。1948年在东北西丰村土改检查中，在一贫农家得到半部，还有作者的手稿本的发现和影印出版，也是一件令人欢喜的事。这不是我们的幸福么？其次，苏联汉学家对此书的尊重，也给我很大的影响和推动，苏科学院院士阿历克塞耶夫，选译过两册。1954年，译出一书，名为《非常的人们的故事》，共收《长亭》等61篇；1955年又出《狐狸精与奇异的故事》，共收48篇（《婴宁》等）。阿于前年故去。今年来中国的艾德林，译白居易、陶渊明的，就是阿之学生。此书在苏极受欢迎。苏联友人的努力，应该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向外发行的外文出版社所出的《中国文学》（英文），也已经介绍过此书，曾已选译了几篇，以后还要陆续选译，介绍给世界各国，使我国美丽的神话传说故事，能成为全世（界）人民的爱好的读物，成为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宝库中的财富。这也是和党的领导不可分的。凡此，同学们亦应受到感召，来好好学习此书。当全国人民都世世代代喜爱它，当苏联及社会主义各国人民都熟悉它，当全世界人民都热爱它、接受它，而我们作为中国文学的专家的，却还对它不很了解，视为陌生，这讲得过去吗？相反，我们是应该来努力的学习它，认识它，这是我们的光荣的任务。解放后短短的几年里，对《聊斋志异》的研究工作，已初步开始。任访秋写有一篇《〈聊斋志异〉的思想和艺术》的论文，王文琛、陶君起有短论文，杨仁凯和路大荒有考证文字，皆见《文学遗产》。关于蒲氏生平的研究，路大荒有一个年谱，收在《聊斋全集》中（以后讲生平时再讲）。

    我对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学的方针与方法，有几点意（见），也想提出来，在此谈一谈。我要谈的是一个研究工作的根本方向问题，我的意见，当然不一定对，只是提出来，希望大家参考。我们反对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研究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所谓脱离实际，即是脱离政治，脱离政治实际。我们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是在爱国主义的口号下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与学习，现在进入社会主义，我们为爱国主义，为从事研究与学习，还是不错的。但已嫌不够。我们应当明确地，要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事业的总目标而努力，而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是我们研究与学习古典文学，要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实际，这个政治。忘了这个，不能很好地结合这个，而与这个大目标脱节，甚至与之背道而驰，那我们的研究工作，学习工作，就迷失了方向，成了学究式的研究，甚至走向反动的方向。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工作，在此方面，是做得不好，不够的。先说学习方面。

    在我国封建时代的古典文学中，其丰富多彩的文学形式、文学流派和文学风格中，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具有伟大的民主性传统，即人民性传统。即作品表达了人民的理想与愿望，反映了人民在封建压迫下的苦痛与呼号；作家们关心现实生活，关心人民的疾苦，支持人民的要求与同情人民的愿望，与人民的心打成一片，与人民呼吸相通，脉搏同跳。文学史的事实是让我们作家脱离了人民生活，脱离了现实社会，其作品即苍白贫血，即空无内容。作家与人民的心结合得愈紧，对人民爱得愈深切，则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愈深，其作品则愈有力量，愈能震撼人心，愈为伟大与不朽。全部文学史告诉我们的这规律，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到毛主席所号召的文艺方针的正确性。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封建时代进步作品、杰出作品所反映的，只是受封建压迫的人民的憎和爱，反抗封建压迫，要求自由与解放。封建时代，人民所要求的，是反抗封建主义，而要求民主主义。这是当时人民的要求，亦即历史的要求。在第三段文学史中，一些伟大作家，如曹雪芹、吴敬梓、蒲松龄，其最进步的思想要求，无非是民主主义的要求和理由，充其量也只是属于资产阶级。

    关于收回所发讲义事：

    张相儒同志所作校勘，附印于每篇之后，前面加了几点说明。这所加的，和讲义的本身，都有很大的错误。1所印的，并非《聊斋志异选》，只是为了补充张友鹤所选之本，以为我们此课教学上之用，因张选少，作为本课之用，嫌少，不足为讲课时作重要举例及具体分析之用，张选都是取其认为思想艺术较好的作品，我们要全面地讲此书，其不好的，也应读一些，以见其一般特征，作为堂上讲读之用。故张选中已有的，我们即避开，而且也只是举例性质的，认为有些特征的。因此它本身不能独立，只是附于张选来用的————只是补充教材。2再说所做的校勘，张做校勘，表现了他的努力好学和要求把事做好的精神。他的干劲，是很动人的。每天花时间在善本书室，用三种本子校对，并且将文先抄录一遍。他和我说过，我最初以为他自己做此，以练习校勘，且只是选几篇有意义的校一校，不是一一都校。不知他要印发，若印发为讲义，则不合适。a 所印的，只是补充教材，花很多篇幅印校勘，本课并不讲校勘，亦不讲版本问题，此意上次已提过。b 校勘是门学问，从前中文系课中有校勘学，校勘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既是一门学问，即是一门科学，没有学过，或未留心搞过的，就不会搞得好。一门科学，都自有术语，一定的用语，张未学过，故用的不对，不对，人即看不懂，并发生不好影响。以错传错，因此是教材，传教给同学们的，如基本“不变”，“手本”，如说基本作某字，看上下文，较好，较妥。茶，茶叶，此种判断，不可轻易下，须有相当的古文及训诂知识修养，这是一门无底的学问，故一般校勘者，皆不做主观臆断。至于显然错误者，即直接改正即可，如睑、脸，如遂、坠。但亦须小心。问问人，因往往你以为是显错者，实并未错。张所作，倒是对的。还有一类，如云、曰；劈、破；语、言；再、后，此无关宏旨，可不必管。作者自己也不能知。他的手稿，自己亦改，朋友改一二字，他亦接受。张未学过，未留意过校勘，故错，不对，是不足怪的。问题是印发了出来，他不知道印发出来的作用与意义，未跟我商量，此点他有不对。印出来的，还有两点：1简笔字。2误、漏与校勘同在，即成十分突出的不合道理。手抄一过再校勘付印，亦不妥。

    一 绪言

    像同学们所已知道的，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所谓“小说”，本有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系统。我们习用现代或近代意义的“小说”这一名词。熟知《今古奇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些作品。对《聊斋志异》这部作品，说它小说，是有必要加以说明的。《聊斋志异》这样的作品，不仅仅因其为文言，而且连带着作为小说，它是属于另一种概念，属于另一系统发展而来。和唐代尤其宋元以来由变文、说话发展而来的语体的话本和演义小说，是具有不同的来历和发展途径的。《聊斋志异》这样的小说，比宋元以来兴盛起来的语体小说，其来源要早得多，古得多。在我国古代，有神话传说（像其他世界各民族一样），这种神话传说，在古代人民口头上流传，把它记录成书面文字，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所在多有，最古的现在我们还有一部《山海经》。我们都知道神话传说怎样发生的。因为对于许多自然现象，不能科学地认识了解，他们凭自己的幻想，来想象神的生活，来说明种种自然现象；而且他们也以自己的幼稚的把一切神秘化的理解来看人，看社会；又当然地，以人们自己的经验和愿望来想象神的生活和性格。因此，慢慢地，神，具有人性；而有些人，为英雄圣贤，则具有神性。我们说，说神的，是神话；说人的，就是传说，这区别是应该的，但二者亦总不好分割。神话和传说，总是纠结在一起的。当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人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或历史现象，都不能很好地、科学地加以了解。于是看一切，都不免神化。所以在当时，何者为神话、传说，何者为事实、为历史，观念上是完全混淆的。我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即史书，包括有不少的神话传说的成分，同样，我们今日认为是神话传说的东西，在古代人民，最初无论是在流传者，和记录者，笔之于书者，都当成是科学的记载。所以古代神话传说的记载者，最初是史家，所谓稗官，□是史家。所记的神话传说，最初总是当作史实或事实记载来看待，而非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的。《汉书》《隋书》等等文献中，也总是把我们今日看来显然是神话传说的记载，□在史部，《山海经》，列为地理书；《穆天子传》，列为史部起居注。这种书，至汉魏两晋南北朝而大盛，是因佛道思想之盛而生，今所称汉代的这种小说书，都是六朝人的伪托。晋代的干宝著《搜神记》，是六朝小说中之最著名者，为志怪小说之代表，蒲松龄谓“才非干宝，雅爱搜神”。今存二十卷，亦非原书，干宝就任晋朝的史官，以著作郎领国史，王导请他做司徒右长史，著《晋纪》二十卷，称为良史，《晋书》本传说他性好阴阳术数，尝感于父婢死而再生，兄气绝续苏，自言见天神事，乃撰《搜神记》。可见亦是当作事实来记载的。到了宋明，直到清代，此种书是不断有的。这是“志怪”的一个系统，所志之怪，是记载新闻，记载史实，记载客观事实，而非记其主观幻想与愿望。事实上，其中所记，亦有不少的事实，是科学的记载：《山海经》中是有事实根据的，惟多已神话化；《汉武故事》，都有些史实的影子，与西王母会面，就与《山海经》《穆天子传》的故事联起来，这是一类。另一种可当作古代的生物学看或自然科学之书看的，所记往往有可信者，张华《博物志》，今存之书多记异境奇物，实则原书已佚，今存者乃后人采其遗文，又杂取他书附益之，证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今本已非原书————或合或不合，我们不谈它。举《玄中记》来看，郭氏《玄中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记炎火山等，然亦有：“荆州有树名乌臼，实名胡麻子，其汁如脂，其味亦如猪脂味也。”“越燕，斑胸，声小；胡燕，红襟，声大。”“枫脂沦入地中，千秋为虎珀。”

    我国《本草》，是一部博物书，也杂有许多的神话传说。直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仍是含有许多，如说虫草等。这一类，我们今日称为小说来源之神话传说，古代并不视为小说，而只视为史实记载。我国古代还有称为小说的，则多记述琐事、杂事，如《青史子》。《汉书·艺文志》小说十五家，梁时仅存《青史子》，至隋亦佚。遗文《古小说钩沉》中辑出三篇，这才是《艺文志》上所说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稗官，实亦即一种史官。稗，是小米，即是小道。小道对大道而言。故小说，主要指小事情。对大事情，大道理说的。有关治国平天下的是大事大道。这在后来的《笑林》及《世说新语》，亦应该属此系统，此皆记人的事。《世说新语》记人的言谈行事及风度人格，其实亦是记史事。《世说新语》所记，皆是历史人物，历史名人的言行的。此亦代有发展，有著述。清王晫《今世说》，又有近人所作易宗夔《新世说》。话说得聪明，事做得漂亮，有意思。

    以上鲁迅分为志怪与志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然，志怪中多有志人，志人中亦杂有志怪。但六朝时，还分得很清楚的。但不管志人志怪，古代都把它看作史实记载，和史家的工作不可分：因此文学质朴，不铺张，老老实实记事，断句很短，桓温谓之短书。

    我国的古代小说，和史有血缘关系。严肃的有素养的小说作者，总是据史家精神，取史家的态度，学史家的方法与笔法。我国的文学与史学，在小说方面，实同流。后来发展，才区分开来的。但尽管已经分开来了，但作小说者，仍然以史家自居。《儒林外史》，叫外史，以别于正史也；《聊斋志异》，曰志，篇后又学史记那样，“太史公曰”，作几句评语，他作“异史氏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的创作精神亦是史家的，甚至《红楼梦》，亦说蹑迹追踪，未敢稍有穿凿。我国古代文学家，总是以史的标准来评衡小说，以史家精神要求于小说作者，得有事实根据，即卑视之。明胡应麟是大学问家，即持此见，说唐某些传奇幻设，可付一笑。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这要求小说作者不向壁虚构，要有生活现实为其创作的基础，这是对的，好的，即现实主义精神。但偏差在于看成实有之事。故后世治小说者，直到蔡元培，当努力索隐，不惜穿凿附会。但有其传统的原因，传统有好的，有坏的，有对的，有错的。同学都知，史实，是个别存在过的人和事；小说则是艺术，是经过集中概括过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为主要内容。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二者不可混同（今日看来），若混同之，则在文艺理论上，有严重错误，在指导创作上，会导致自然主义。但在古代，作家的艺术观，并不如此。艺术观是世界观的一部分，他们的世界观不可能正确，不可能科学化；我们亦不能要求他们的艺术观正确。我们今日正确的艺术观，亦是由古代的世世代代的作者的摸索中总结而来，由他们摸索而来。此事到今日，仍在不断的斗争中。

    但古代作者并不知此，亦不能要求他们。《儒林外史》的作者，在创作实践上，实有其艺术目的，他根据生活，作了艺术加工，按其目的（即主观思想），作了很大的集中与概括，实际是作的艺术创作，在其进步世界观指导之下所作的艺术创作，但他仍严格地本诸古代史家精神，亦即现实主义的精神，贯彻于作品中。人物皆有其实有之人之事为根据，笔法，亦接受古代史家传统的。吴在创作实践中，是接受了我国史家的优秀传统，即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而抛弃了他的不好的一方面，当然主要是由古史而来的。有些青年学者不了解此点，不承认此点，这是不然的。

    《聊斋志异》亦秉承史的精神，主要在形制，在取材方面，这我们在下面再说。

    中国的文言小说，到唐代有新的发展，就是唐代的传奇。上述志怪与志人的古小说，都是主观上记载事实，不是存心要创作，到唐代，就有人有意识的来作为艺术创作来从事写作。这样，史实记载和文艺创作，就开始区别开来，这是社会文化的一大进步与发展。这种区别，在六朝即已表现出来。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序》，即云“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但他所指，是就诗文而言。在小说写作的实践中，到唐传奇，才具体证明出来。（第二段文学史中想已讲过，当时考试前有行卷之制度或风气，书生显示才华，先以诗游于士大夫之门，以博重视与注意，有了名，就易得功名，后以传奇。）传奇的写作，是显示才华与文采的。这种风气之下，许多文士都作传奇。作者一意驰骋其想象，一意铺张扬厉，显示才思，表现文采。与古之作为史实记载，那样简短质朴者，便有显著的不同。在其写作时，是否有事实作根据，是不管的。这是有心要搞文艺创作了。谈到唐传奇，主要是男女恋爱故事，悲欢离合、委婉曲折的爱情故事为其特色，所写都是上层人物的才子佳人。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但是我上面说过，古代人的神鬼思想总是不可免地有的，因为科学低，因此神怪故事，如《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离魂记》《枕中记》《任氏传》《柳毅传》《古岳渎经》《三梦记》《周秦行纪》等，也占很大的数量。但作者所持态度，已与古小说不同的一方面，即他们并不完全看成实有之事，亦不为有事实根据，而是借奇异故事来攻击其政敌或仇者：如《白猿传》，牛僧儒的《周秦行纪》；其次，他们之写它，趣味并非因其是事实，而是觉得有趣，故有心写他出来，以资娱乐。如《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称元无有。当然，说对所写，完全不信其为真事，也不可能。他们相信有此事的可能。但他们写它，主要并不在因其为实有之事。此点我们今日认为无问题，但在当时，却受轻视，所谓传奇，即有轻视之意。一谓其无根据，不是史实；一谓其不是古代正统文学，与当时大家之古文有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开篇即说明唐小说的此一重要发展：“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并不以为此是他的见解，他引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三十六的话：“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说，云“作意”，“幻设”，即意识之创造矣。这种传奇文，较之六朝小说，亦已长了。

    总之，由远古神话传说，发展至六朝，而一度大盛。在六朝，无论志怪、志人，都是出于传闻实有之事，加以如实的记录，文字朴实，形制简短。至唐，则发展表现才思和文采的传奇文，始有有意为艺术创作的小说。《聊斋志异》所接受的文学传统，主要是此一体系的东西，所采用的文学形式，主要是此一系统的形式，其精神，主要是此一系统的精神。它在文学发展史上，所以了不起，所以可贵，却不仅因其接受了此一传统，而在乎它有所独创。这须分两方面来说。

    （一）传统的接受与表现方面的独创。六朝隋唐而后，志怪与传奇，都代有著作。但都一味模拟，不能推陈出新，缺乏新鲜独创的东西。宋元明都不断地有传奇与志怪的作品出现，自形式体制至内容，都没有什么独特的新创的贡献。在文化上，在精神生活上，没有添□什么新东西。《聊斋志异》则不然，《聊斋志异》在接受传统的基础上，有巨大的创造。第一，他把传奇与志怪志人，把唐以前的古代小说，和唐以来的传奇文，两者结合起来，汇同起来，一方面志怪，同时又传奇。《聊斋志异》中的狐鬼，又可怕，又可爱，引起人的好奇恐怖之心，又以震撼人心的爱情描写，来感染人，吸引人。其中有许多长篇的，其故事曲折，文词之铺陈，有唐传奇的特点，但其情节之怪异，故事之诡诞，则是志怪的特色。一般唐传奇，无此奇特可喜；而其间描写对话，塑造人物，则又有志人的手法，对话总很聪明，漂亮，警辟，有意思，有味不尽，有《世说新语》的味道与方法。唐传奇中对话，无此漂亮与警策。第二，其篇幅短的，虽是古志怪的样子，但却有意味，不那么简朴无华，或客观记录，除了事之本身外，看不出什么意思或味道。而《聊斋志异》的短篇记事，却总有其主旨或思想。或写一事，以讽刺现实，攻击社会。或有所寄托，其中富有意义，给人教训，表托出一种道理，如寓言，或则非常警策有趣，真是匪夷所思。试取一则几句几行的一篇《聊斋志异》，与一篇六朝短书来比较一下，即见出其间的显著区别。孰为艺术作品，孰为简单的记载，可以看得清楚。

    《聊斋志异》在表现方法或形式体制方面的独创性，当然，不只因其融汇了传奇与志怪，还在他广泛地吸收了、采取了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好传统。比如在描写人物有许多口语，神情口气。写情节，叙述故事，谋篇布局方面，以看出古史的笔法与方法，写对话，写景物，可以看出和宋元白话小说的关系；在立意、议论、表达主题方面，可见其先秦诸子和唐宋古文家说理文、叙事文的精髓。至其所引诗词、曲文，短简亦表现他有广泛深刻的文艺修养，有些是南朝民歌（《子夜歌》），有些是五代及宋词，有些是元明俚曲（《挂枝儿》《白雪遗音》），有些是魏晋短简。这些，现在只是一提，总之，他具有深厚的古文学修养，把它们都融汇在创作实践中，都是唐传奇及六朝小说所没有的成分。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稿中，说《聊斋志异》所叙，多是神仙、狐鬼、精魅等故事，和当时所出同类的书差不多，但其优点在：1描写详细而委曲，用笔变幻而熟达。2说妖鬼多是人情、通世故，使人觉得可亲，并不觉得可怕。《小说史略》介绍《聊斋志异》云：“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鲁所说，是其总的印象，分析起来，何以达到此效果，实不外上述各点。

    但纪昀作《阅微草堂笔记》，攻击《聊斋志异》二缺点：1体例太杂，有些像唐传奇，有些像六朝志怪。2描写太详，指写人写事，过细过曲尽，非本人不能知，而本人又不肯说，作者从何知之？（郁达夫亦有此论，而提倡日记文学，书简文学。）纪昀攻击之以为缺点的，一是表面看，纯从形式看，以模仿为能，以独创为下。二是他所说缺短，乃我们所认为优长，正是他的特创之处。我国古代保守主义的评论家、文学家，总是看不见人的独创之点，看到了，又加以否定，看不惯。

    在《聊斋志异》以前，明初有钱塘瞿佑所作的《剪灯新话》，又有续作《剪灯余话》（庐陵李祯，字昌祺），万历间又有邵景瞻模仿瞿作而作的《觅灯因话》。这类作品，在《聊斋志异》之前，且是写恋爱和鬼怪的，可谓汇合唐及六朝，为《聊斋志异》开了路。当然《聊斋志异》亦不能不受其影响。但其吸引人的力量，远不能与《聊斋志异》相提并论。鲁迅说瞿作“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纷起”。所谓文笔差，当然是瞿作差的因素，即是瞿之文学修养不行，表现得不好。但这绝不能说明其主要原因。因为接受传统，是必要的，却不是作品价值之决定因素。于此就要说到《聊斋志异》的独创性之主要的原因。

    （二）《聊斋志异》的现实因素。《聊斋志异》主要的独创性何在呢？即对其作品之价值，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何在呢？是在它的内容上的现实性。

    由上面所说，《聊斋志异》取志怪与传奇这一古代小说系统的文学形式，无疑得到最高的发展和成就，就是说，文言小说发展至《聊斋志异》，获得前所未有的高度成就，为过去志怪与传奇远不能及。这种艺术上的成就，绝不是文学形式及传统技法所决定的，而是当时社会现实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所决定的。即是说，《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所以远远超过过去这一系统的作品，主要在于它紧密地联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了当时的生活面貌，表达了当时使人引起共鸣的进步思想感情，提出了人民所共有的内心要求。因此，要估评《聊斋志异》的价值与成就，就不能仅从文学形式的传统来作说明，所可解决问题的。而仍然必须从他的现实内容来作说明，始可求得了解。在这里，文学形式的传统，就成为次要的东西（不是不重要）。即说，我们研究《聊斋志异》，仍然要从它的思想内容着眼，而不可仅纠缠在它的艺术形式、文学传统方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在介绍作者生平思想和在对作品的具体分析方面，再细说。此处只提出来：即《聊斋志异》的价值，在于当他凭其有高度文学修养的艺术才能来写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传统故事时，又：

    1对当时现实社会真实深刻的暴露；

    2对当时人民共有的难以言说的内心痛苦和生活理想，有动人心弦的反映；

    3在故事的构成和人物的描写上，表现了作者对当时人民生活的关怀和由此而取得的丰富的生活知识，糅和了作者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与观察，作者自己的具有进步的与广大人民相通的思想感情和高明的见解与情愫。

    简单说，《聊斋志异》在文学形式上，取用了自古以来的奇异的故事，但在内容实质上，却体现了很高的现实主义方法。这种很高的现实主义方法，是《聊斋志异》以前的同样传统的作品所缺乏的。瞿佑的《剪灯新话》之类，人物与故事不能给人真实感，因此也不能动人；唐传奇有许多好的，如李娃、霍小玉、莺莺，但人物只有轮廓，故事只有大概，其血肉是不足的。六朝志怪，只有简朴的奇怪故事，谈不上形象和生活内容。《聊斋志异》不是如此，鲁说《聊斋志异》中狐鬼有人情，知世故，使人觉得亲切，即在于此（现实主义的精神）。他把现实中人的性格思想，附会到超现实的事物和故事中去，由具有现实性的形象中，体现了他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和批评。

    取传统的故事，而加以新创；与骷髅，而予以血肉与灵魂，本是中外古文学的一个途径。歌德的《浮士德》，shelly（雪莱）[2]的关于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的诗篇，拜伦的许多叙事诗如cain（《该隐》），don juan（《唐璜》），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许多作品，flubert（福楼拜）的salambo（《莎朗波》），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其故事，都是古老的。中国的《西厢记》《琵琶记》《长生殿》以至《三国演义》，故事也非新创。

    这并非说故事不重要，题材不重要，或形式不重要。故事及题材，有其重要的意义。故事、题材，给予作者的表达思想感情和反映生活内容，以一定的条件与限制。并不是胡风所说，题材毫无作用。取才子佳人的故事，就反映不出《水浒传》的内容。这是明显的。同样，写学校生活，当然也能反映现实，但却反映不出工农兵生活题材的斗争内容。另一方面，作者取用题材或故事，也是作者的思想感情所指导，所决定的。蒲不取帝王将相飞黄腾达的故事，不写仕宦富贵的豪华得意的题材，而取用民间的神话传说，亦说明了他的世界观的好的倾向。

    故事或题材，以及文学形式，既予其现实内容的反映以一定的限制，因此，我们评论《聊斋志异》这样的作品，也不可撇开其艺术形式不顾，而作架空的不□的要求。有人说，《聊斋志异》不能说是伟大的作品，因其中未创造出现代小说意义的典型形象，这是不附实际、一棒子打死的说法。它是取用奇异故事、神话传说，是狐是鬼，是精怪，如何可与现代意义的短篇相比？它是文言写的，如何可与白话相比？但中国古代文言文写的志怪传奇系统的小说中，它却是最高的，其文言，亦是把表达能力，发挥到最高度的。

    谈到这里，这段的意思已可结束，但我想顺便补充说明一点。我说《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发展中，是属于文言小说的系统，古代志怪和唐传奇文的古小说系统，和宋元明以来盛行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即由讲唱发展而来的长短篇小说，属于不同的系统。因此说，我们研究《聊斋志异》，当首先估价其艺术内容（即反映了现实），而不应为其艺术形式所惑乱；同时，也不能无视其艺术形式，它的内容系通过其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故不可撇开不顾。这样讲，我以为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方法。

    但绝对不要以为在我们中国文学史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是两个截然划开、毫不相涉的东西：文言小说是出于文人之手，出于当时知识分子、读书人之手；而白话小说，则来自下层社会，来自民间，它们彼此不相干。若是我说的，给同学们这样一种误解，那就是大错。我提此话，不是无中生有。事实上，正有人如此来看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冯雪峰在其一篇影响甚大的论文中，正是如此看。他把来自民间的文学作品，和成于文人之手的作品，对立起来，看成两相矛盾对立的东西。这样把问题绝对化，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的翻版，是主观唯心论的方法，和我上次所批判的那些形式主义的谬论实质上是相同的，这是完全不符合我国小说的历史的发展的实际的。

    我们且不谈理论，只谈些小说史的事实。

    同学们都熟悉《天仙配》，七仙女下凡和董永做夫妻的故事。这个故事，最初见于干宝的《搜神记》，题目叫《董永妻》。干宝是个晋代的文人，是史官；《搜神记》是文言小说，我们已经说过，这是《聊斋志异》的老师之一。出于晋代文人之手的故事，到了唐代就见于民间的讲唱变文，新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卷一，就有《董永变文》。到宋元时代，变文发展成为说话（说话之名，唐代即有，至宋而大盛）。今日留存的《清平山堂话本》（日本转来），是宋元时代的话本小说集，其中就有《董永遇仙传》。这都是白话的。后来还有戏曲形成的。《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至变文为《韩朋赋》。

    唐代的传奇文中，有一篇著名的《李娃传》，白行简作。这是出于文人之手的文言作品。白居易的诗，《白氏长庆集》中有一首一百韵长诗：“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酬翰林白学士一百韵》）李娃是唐代名妓，名叫一枝花。这一枝花，就是李娃。说一枝花话，就是关于一枝花李娃的说话。说话，而今日之说书。由寅至巳，子、丑、寅、卯、辰、巳，讲七八个钟头没有讲完，可见演为说书，情节很复杂，描写很细微了。可见出于文人之手的《李娃传》，在当时，又以民间文艺的形式在社会上流行了。后来还演为戏曲。

    再说裴航与仙女云英的故事，原来也是文言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中有《蓝桥记》，正是这故事。而且文字也多保持原来的面貌。《清平山堂话本》中，多是白话的，但也有一些文言的，除《蓝桥记》，还有《风月相思》。皆因作为说话的本稿，来不及改头换面，就收了进去。

    这种例子多不胜举。同学们若做一篇论文，全面研究一下，今日话本，或拟话本小说中的故事，有多少是取材于古代志怪小说及传奇文的。其间关系为何，发展为何，从其中说些道理出来，也是很有意思的。

    就拿《聊斋志异》来说，不久前，天津就有出名的来讲《聊斋志异》故事的艺人，现在他的讲《聊斋志异》故事的话本也已整理印出一些来了。《聊斋志异》故事在京戏和地方戏中也有。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川戏中就整理出大量的聊斋戏，如《菱角配》《拉郎配》等等。

    由此可见，文人作品和民间作品，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是完全相通的。应该说，文人的作品，总是取自民间，加工之后往往又还给民间。《诗经》、乐府都是民间的，经文人写定，就发展而为文人的诗歌。文人、诗人，必须和人民联系，做人民的学生，就是这个道理。一种文学形式，一经脱离了人民，它即贫乏、枯萎。没有例外，上次已讲过了。

    但两者相通，却又不能混淆。它们还是两种不同的、有区别的艺术形式。内容上相通，形式上不可混同。既经由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即受此形式之帮助，同时又受此形式之限制。《李娃传》，由传奇文的艺术形式写下来，就无法念七八个小时也念不完；《聊斋志异》原文如《青凤传》，经天津艺人一讲，就讲得长了十倍还不止。若把艺术形式的区别也不予承认，那也是不对的。

    凡事都不可绝对化。上说，传奇与志怪也是如此。我们说传奇以恋爱故事为其特色。志怪，只记录奇异之事。但六朝小说中，也有恋爱故事。如《搜神记》中有《吴王小女》，《幽明录》中有卖胡粉女子，都有恋爱情节。传奇文中也不少专写奇异之事，而无男女恋爱故事的。但两者的区别还是有的。凡事不可绝对化地看。动物和植物，一个区别是，动物以有机物为养料，植物以无机物为养料。但此亦不可绝对化，捕虫草是以有机物为养料，它还是植物，不能算动物。动植之另一区别，一有感觉运动，一无感觉运动，但此区别，也不可绝对化，含羞草有感觉运动，还只能算植物，不可谓动物。也不能因此，就说动植物混同，没有区别。动植物还是有明确不含糊的区别的。比如我，就是动物，不是植物；窗外那梅，谁也没有以为它是动物。

    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它们属于不同系统，是两种不同来源不同的艺术形式的小说，但又彼此相通，可以相互转化。我们研究《聊斋志异》，要着重其现实内容，同时也要研究其传统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技巧。

    这就是我在《绪言》中所要说的。

    二 《聊斋志异》故事（题材）的来源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聊斋志异》这部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所接受的传统的渊源：它明显地、直接地继承了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唐代兴盛起来的传奇文这一系统的小说的传统形式，而使此一系统的小说的艺术有长足的发展，获得了最高的成就。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聊斋志异》，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评价。我们在前面《绪言》中所讲，无非就是要提供这种有关的史的知识，让我们可以从史的发展上来认识《聊斋志异》的特点和成就。不致因为昧于史的知识，而孤立地、脱离史的发展的实际来看它。当然，我们要认识《聊斋志异》的艺术特点和成就，只就其艺术形式的传统性来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有内容的现实性。这后一点，我们前面也已指出，我们留待分析介绍作者的时代和生平，以及具体接触到作品本身的内容时，再作评论，这是本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在《绪言》中，已经讲过《聊斋志异》的艺术形式或作品的体制、文体所继承的传统。我们说艺术形式，那不只是指作品的艺术体制，而且也包括故事的形式在内；故事，也是一种艺术形式，相同的或相似的故事，可以有不同的内容。故事的类别或故事的梗概相同，但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态度去处理它，用不同的方法去具体描写它，因此就可以注入不同的思想感情，可以反映不同的生活，可以给人不同的艺术感受，可以收到不同的艺术效果，为不同的目的而服务。就故事的类别说，《水浒传》和《荡寇志》，其故事是属于同一类的；就故事的梗概说，比如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陈鸿的《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洪昇的《长生殿》都是相同的故事，但其艺术内容迥不相同。《水浒传》，同情与赞扬宋江等江湖英雄的反抗黑暗政治吏治；《荡寇志》，则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看。甚至写同一个故事的陈鸿和白居易，陈、白乃是好友，陈作为白诗之序，若是细心的人仔细研究，就知道两篇东西的内容有大不相同之处：陈是极力贬杨，其作品的主旨在于“惩尤物，窒乱阶，垂戒将来”，他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政权着想，认为一切乱子都当归罪于杨贵妃这个尤物和祸水，这完全是封建统治者的宣传；白诗，则热情地歌颂明皇与杨妃的爱情，同情杨妃的惨死，为他们虽为最高统治者，也和一般人民百姓不能享有其爱情而致深深的哀悼与惋惜。所以陈鸿的序，不但不能说明白诗的意思，恰好跟白站在相反的立场，说了两相对立的意思。对同一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和意见，同为土改，地主仇视之，农民欢呼之；同一肃反运动，人民说好极了，右派分子说糟透了；同一新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认为光华灿烂，反动派认为漆黑一团。

    因此，故事无疑地是一种艺术形式，可以反映不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我们本段的目的是：1具体说明《聊斋志异》不只在文体上接受古代传统，尤其重要，《聊斋志异》故事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2《聊斋志异》故事固然也从书面文学上受志怪及传奇影响，但更为主要的，是接受了古代小说的精神————即采取作者当时在民间流行的神话传说，而不是从书面文学来模拟古代小说的故事，来作为它艺术创作的题材。3所谓“用传奇法以志怪”，是将两者的基本精神结合起来，即就生活中取材（史的），而予以艺术的加工与创作（传奇），以具体明白《聊斋志异》的基本精神，因要说得具体□□。现在就讲《聊斋志异》的故事来源。先谈其故事来源，而后再谈其有关内容的问题。鲁迅说，《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这是概括其全书说的，这说得很中肯。传奇文乃由六朝志怪发展而来，但与志怪已有不同的面目（此在绪言中已说过），《聊斋志异》的作品既直接承此系统，作者下笔持其精神，受其启发，其所受影响，有明显的痕迹可寻。

    刘宋临川王刘义庆著《幽明录》（刘即《世说新语》的作者），其书已佚，约266条，其中有“焦湖庙祝”一条，说庙祝有一柏枕，枕后有小裂孔。县民汤林做买卖的，到庙里祈福。庙祝令汤到裂孔里，里面朱门宫室，见到赵太尉，给他娶了亲，育子六人，直做到黄门郎。汤在枕中不思归，后来犯了错误，庙祝就叫他出了枕：在枕内过了多少年，实只俄忽之间。这故事不过三四行，一百二十字左右，写得极其简短。意思也很朴陋，甚至连梦也未提及，是庙祝硬叫汤进枕出枕。而且只是如实的记录其故事，并无明显的寄托或言外之意。到了唐代，传奇文中有两篇极其警策、发人深省的写梦之文，一是沈既济的《枕中记》，一是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这是两篇极有名的文章。《枕中记》完全采用焦湖庙祝的故事梗概，但时代背景和人物都换了唐代的现实的。庙祝成为道士，贾客成为落拓不得志的卢生青年，去下田，满腹牢骚，和道士谈天，说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过富贵荣华的日子。言讫思睡，主人方蒸黍，探囊中枕受之：当令子荣适如志。枕是青瓷，窍其两端，青年做了一场繁华梦，直到老死，乃欠伸而悟，主人蒸黍未熟，生惨然良久，谢曰：“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之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南柯太守传》则写做梦到蚂蚁国做驸马，享受富贵荣华的故事。在《聊斋志异》中，卷五有一篇《续黄粱》，乃显然取《枕中记》的故事，卷八有《莲花公主》，乃显是受《南柯太守传》的启发，惟所写乃蜂子国。当然又有其新的、现实的内容与社会意义。

    另有关于奇梦的故事。六朝小说中，有许多托梦的情节故事。这等故事，到唐代而大有发展，唐传奇文中，有许多关于奇梦的故事，如沈亚之的《异梦录》《秦梦记》等。其中最突出的是白行简的《三梦记》，记了三个梦。一是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一朝丞邑刘幽求夜归，路过佛堂院，窥寺垣内男女杂坐，共食。妻亦在其中语笑，刘欲入，门闭之，掷瓦击之，遂走散忽不见。入内，殿庑无人，益骇，驰归，妻方寝。见刘，笑曰：梦中与十数人游寺，皆不相识，会食于庭，有人投来瓦砾，固遂觉。二是此有所为彼梦之者。三是两相通梦者。行简所记，似皆实有所闻见，写的是有姓有名。末言：《春秋》及子史言梦者多，然未有载此三梦者，世人之梦亦众矣，亦未有此三梦。岂偶然也，备记其事，以存录焉。关于梦的记载，《太平广记》中有自汉至五代的，收有七卷，可知其丰富。《聊斋志异》故事中，写梦的情节多不胜举。如《狐梦》《王桂庵》《彭海秋》等。但与《三梦记》中第一梦最相像的是卷二《凤阳士人》。

    关于离魂的故事，《聊斋志异》中有多篇，如《阿宝》《寄生》《促织》等篇。这也是有来历的。唐宋传奇中有一篇陈玄祐的《离魂记》，写书生王宙与其表妹张倩娘恋爱，倩娘被父另配，郁郁成疾。其魂遂至王宙船上，逃到四川，五年，生两子。女思父母，同回来（到衡州），宙先到女家，首谢其事。父说女病在闺中，你何故诡说！宙说在船上，父大惊，促使者去船，果见女在船上，问大人安否。家人疾走归报，室中女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言，出相迎，翕然合为一体。陈玄祐所写此故事，刘义庆《幽明录》中也有一则：庞阿的故事，也是女子离魂。庞阿美容仪，同郡石氏女见而心悦之。未几，阿见女来就，阿妻子极妒，使婢缚之，化为烟气而灭。婢乃直诣石家说此事，女父大惊：我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一夜值女在阿斋中，阿父拘执以诣石氏，石父曰：我女与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于内唤女出，向所缚者奄然灭焉。母诘之，女谓，向窃见阿，自此仿佛即梦诣阿。及入户，即为所缚。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女誓不嫁，阿妻死，乃娶石女为妻。陈玄祐所写，较《幽明录》，无多申发。陈未必是直取《幽明录》故事，而是直取自己的传闻之事。陈文最后说：玄祐少闻此事，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女父张镒是张仲规之叔（祖），说极备悉，故记之。

    鬼魂的活动，幽婚和再生复活的故事及情节，六朝小说中有大量的记载，荀氏《灵鬼志》，晋人所撰，《勾沉》辑24则。述嵇康出游，宿华阳亭，夜操琴，有鬼称善，嵇呼与相见，谈音律，鬼授以《广陵散》。（今查阜西、管平湖奏此曲。）《搜神记》有卢充出猎，逐獐，见府舍，有人出迎，谓尊君为君索小女婚，充父早亡，见手迹，甚欷歔。即与女婚，生子。三日出，始知女及其父（崔少府）皆是鬼，所赠碗，亦棺中殉葬物。东晋戴祚《甄异传》：刘沙门病亡，妻贫儿幼，遭暴风雨，垣墙（破坏），妻泣拥儿（曰）：“汝爷若在，岂至于此！”夜沙将数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甄异传》：沛郡人秦树，自京归，天昏黑失道，遥见火光，往投宿，乃一女子秉烛，宿外屋，见女子独处，虑其夫至，女曰：保无虑，不相误。为设食，树求婚，女曰：“自顾鄙薄，岂足伉俪。”向晨，女泣别：“与君一睹，后面莫期。”赠以指环，树出，回顾，乃是冢墓。《列异传》（魏文帝撰，恐是后人所托，原书早亡，各书所引，有出魏文帝以后的）记谈生年四十无妇，夜读，有女子十五六来就生为夫妇，说：“慎勿以火照我，三年之后，方可照。”为夫妻，生一儿，已两岁，不能忍。夜伺其寝，盗照之，腰以上已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妇觉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生谢，涕泣不可止。女令随去，入草堂，赠以珠袍。乃睢阳王女，疑其发冢。陆云之侄，陆机之子《陆氏异林》：钟繇曾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常。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曰无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恨，有不忍之心，然犹斫之伤髀。妇人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之，至一大冢，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着白练衫，丹绣两当，伤左髀。叔父清河太守说如此。此已甚动人。最著名的，为《吴王小如》及《卖胡粉女子》的故事。《吴王小女》出《搜神记》，吴王夫差小女玉与童子何重恋爱，私许为妻。王怒，不许。玉气结而死，重往吊于墓，玉鬼魂出，流涕。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意欲从君，谗言恐多……羽族之长，名为凤凰。虽有众鸟，不为匹双……身远心近，何尝暂忘！”邀重还冢，留三日夜，临出，赠以径寸明珠。重出，诣王说其事，王怒，谓其造讹言玷秽亡灵，发冢取物。重逃至玉墓诉之，玉乃见王，备说其事。夫人出而抱持，玉如烟然。这类故事，唐传奇文中有《庐江冯妇传》《李章武传》等。此种情节是《聊斋志异》故事基本结构和组成成分的，如《公孙九娘》《湘裙》《伍秋月》《薛慰娘》《宦娘》《莲香》《连琐》《聂小倩》《林四娘》《鲁公女》，不胜枚举。

    人死鬼魂回家，与家人骨肉相聚如生时，和死而复活，历述阴间和阎罗地狱受罪，以示劝善惩恶之意的佛教思想的，在汉已有，至六朝而大盛，这一系统的故事情节，也是《聊斋志异》故事的基本组成成分。《甄异传》谯郡夏侯文规居京，亡后一年，见形还家，乘车，宾从数十人，云是北海太守，或一月或五十日辄来，似憎蒜而畏桃。《幽明录》有石和尚死后四日复苏，及康阿得死三日后苏等。《录异传》：会稽山阴贺瑀死三日，心尚温，后苏。乌程丘友，死经一日半复得生，说在阴间经历及见闻行为。刘义庆《宣验记》和王琰《冥祥记》，则专为宣扬佛法，反对道教。故事皆晋宋人物，死而后生，历述在阴世见闻及阴阳交通，诸地狱罪报，劝奉佛，戒杀生。颜之推（北齐）《冤魂志》全是佛家报应的故事，如徐铁臼为后母虐待致死，其鬼乃祟其异母弟铁杵，以报其后母。弘氏述商人弘氏被官府冤诬处死，诸宦悉皆得惨报。具见佛教轮回之说已经深入民族文化，成为人民自己的神话传统，臻于成熟。在《太平广记》五百卷中，此类鬼魂、再生、悟前生、报应、□□的有关佛教的故事，占八十余卷。《聊斋志异》故事，以此为其基本的构成部分，如《珠儿》《窦氏》《牛成章》《叶生》《席方平》《王六郎》《水莽草》《李伯言》《阎王》等。

    《聊斋志异》故事以狐鬼故事著名，说到狐狸成精，大禹治水，有涂山氏相助之传统，在汉魏六朝志怪中，有不少记载。《列异传》述汝南督邮刘伯夷夜宿惧武亭，人告此亭不可宿。刘以巾结两足，冠以帻，拔剑以待。忽有物来覆其身，屈起以袂掩之，以带系之，照之乃一老狸。明日发视楼屋，所杀人发数百枚。这种传统是很古的，旧说“狸髡千人，得为神”。《玄中记》说：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通天，为天狐。《幽明录》：有狸化为人，冒充某人，去迷美妇的故事。述吴兴戴眇家僮客姓王，其妇色美，眇之中弟恒往就之，客怒，白眇。眇问其弟大怪，此必妖怪，客俟其来，欲缚，变成大狸，由窗中出。狐变为美女的故事，六朝小说中不多见，六朝小说中化美女迷人的，都是大龟、水獭等。但有吴县费升一则：吴县费升为九里亭吏，暮见一女从郭中来，素衣哭一新冢，日暮不得入门，寄亭宿，至夜，升弹琵琶令歌，女云：“有丧，勿笑人。”歌音甚媚，歌上曲、中曲及下曲，皆五言绝句。下曲云：“伫我风云会，正俟今夕游。神交虽未久，中心已绸缪。”向明，升去，女惊怖。猎人至，狗入屋，于床咬死，为大狸。（此狐无恶意，不可怕，脱原始传记形态。）（《幽明录》）唐张鷟（文成，即《游仙窟》的作者）所著《朝野佥载》（记唐代佚事，司马光《资治通鉴》引用之），有一段谈到狐的传说的事：唐初以来，百姓多信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骆宾王讨武后檄曰：“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狐魅”一语，已成口禅，这是和关于狐的传说是分不开的。唐传奇文中王度《古镜记》和《任氏传》（沈既济）都写到狐化美妇与人恋爱的故事。《太平广记》关于狐的故事，有九卷之多。

    各种禽兽鱼鸟以及百物用具的变化，汉六朝志怪中各类皆有。虎、牛、鼠、龟、鸡、鸭、獭、蛇、笤帚、履、枕皆为魅。有时往往人亦化为虎（《述异记》，汉宣城太守化虎）。既有各种妖魅，就须驱邪。这类传说，本与方士的宣传不可分。驱魅降邪，是方士、术士的本行。六朝志怪之书，许多是方士的伪托，像《列异传》所记鲁少千驱蛇为魅的故事，是典型的。古之方士、巫士、术士，即后世之道教，他们懂天书、符水、法术、幻术，又能炼丹、服食，为神仙。这是汉六朝的普遍极其兴盛的风气。中国的神话传说，与佛与道二者不可分。佛之轮回，道之长生，皆合乎人的基本愿望与理想：所谓好生恶死，人之恒情，老是从个体着想，从个人的私情————骨肉朋友、所亲所爱着想。死是可怕与可悲的，但个体消灭总不可见，自然规律不可抗。故佛家轮回，实即虽死犹生；道家长生，即永远不死。这是古人一般人所最容易接受，符合自己的愿望与幻想者。人从而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心理上得到安慰，能够好好的有兴致、积极地活下去，没有了这种传说与神话的支持，如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如封建时代的一些人，如凤姐之流，就会玩世不恭，为非作歹，而精神内心深处，总是悲观主义者，因其个人主义，只为一己，而一己生命不能永葆，必然悲观主义的人生观。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变个人主义世界观，为集体主义世界观。集体总是永远存在，永远前进，永远发展，永远繁荣的。以往有人想到地球的毁灭、无可逃生而为人类悲哀发愁，现在苏联科学家制造人造卫星成功，人类开始进到宇宙活动的时代，这对人的精神内心的鼓舞，是不可估计的。这就具体见出社会主义的优越，与资本主义的衰朽与落后。右派分子坚持其个人主义，不要集体主义的领导，不要使大家幸福地生活的社会主义，从人类文化思想的发展看，实在是愚蠢可悲的。我此所说，只说平日只谈到宗教————佛道思想的消极作用，迷信的毒害；但在今日我们的新时代，回顾过去的旧时代，我们也应该看到从而产生神话传说的好的一面。宗教迷信与神话传说，是完全不同的。

    为了避免繁琐，不一一举例。此类故事在唐传奇文中，有王度《古镜记》中所述，有《东阳夜怪录》，叙王洙述其所闻于成自虚，夜中遇到精魅，以隐语相酬答，天明始知所遇为骆驼、瘸驴、老鸡、大猫、刺猬、老牛及犬等成精。牛僧孺《玄怪录》（《广记》369）述元无有投宿，遇精魅，吟咏，及明，乃知是水桶、灯台、故杵、破铛成魅。（《列异传》有张奋故事，遇金、银及杵为魅化人。）《聊斋志异》中除狐鬼而外，各种精魅的故事，占了极大的比例：但是这些精怪并不都是可怕的，当然也有许多可怕可嫌的，如《王通》（马）、《申氏》（龟）、《衢州三怪》《海公子》（蛇），但更多的是极有人情（如《黎氏》《二班》《鸽异》等）和非常美丽可爱的（竹青————鸦，阿纤————鼠，三仙————蟹、蛇、蛤蟆，花姑子————麋，西湖主————猪婆龙，阿英————鹦哥，绿衣女————细腰蜂，素秋————蠹鱼，白秋练————鱼，黄英————菊，葛巾、香玉————牡丹）。化虎的则有《向杲》《苗生》等。总之，他们都人性化了。至于法术与成仙，在《聊斋志异》中也有此一类。幻术如《彭海秋》《寒月芙蕖》《道士》《丐仙》《单道士》等。成仙的多少故事的结尾皆如此。《太平广记》中道仙、方士、异人十六卷，妖怪、精怪十五卷，禽兽、水族、昆虫等四十四卷。

    唐以前小说中，写神仙仙女，有意境极美的。陶潜《搜神后记》有《袁相根硕》，写袁、根二猎者入山，遇二仙女，成夫妇，二人回家，耕于田，忽帨化而去。《幽明录》述黄原为犬导入山穴，与仙女妙音成婚。《搜神记·天上玉女》，述魏弦超夜独宿，有神女来，从八婢。自言七十，视之十五六，为夫妇七八年，赠诗别去。五年后，超奉使出行，于山道遇女，又复旧好，张茂先（张华）为作《神女赋》。出名的还是《幽明录》上的刘晨、阮肇于天台山遇仙的故事。此类神人仙女的故事，在《聊斋志异》中有《云萝公主》《神女》《锦瑟》《翩翩》《嫦娥》等。《聊斋志异》中有一类专写海外仙女福地的，《仙人岛》《粉蝶》《安期岛》，如唐传奇文中的《王谢传》；写龙宫水□的《织成》《西湖主》《罗刹海市》，略如唐传奇文中的《柳毅传》；写穷苦人民得美人仙女的，如《蕙芳》《房文淑》《褚遂良》《绩女》等。此在六朝小说中已有很多，如《董永妻》。上述《刘晨阮肇》《黄原》《二猎者》等遇仙女，亦皆穷苦的劳动者。《搜神后记》中有《白水素女》，农民谢端，乃一孤儿，勤于耕作。偶取一螺归，置瓮中。每日从田中来，见户中有饭饮汤火，意谓邻人所为，往谢，邻人说我未做，何见谢？谢端心疑，鸡鸣去，潜归。见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入门，问新妇从何来，为我炊？女大惶惑，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天帝哀汝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来守舍炊烹，十年中使君居富得妇。但今吾形已现，不能复留。”端请留，不肯。风雨中忽然而去。这就是后世的螺蛳精故事，至今尚流传民间，可是其来源已有两千年了。《刘海砍樵》及《张羽煮海》《天仙配》，皆是一类故事，这是人民性最强的、美丽可爱的神仙故事。神仙故事起源最早，也最为丰富，《太平广记》中仅神仙类就有五十五卷之多。女仙十五卷。

    关于人事的，《聊斋志异》写妒妇、悍妇甚突出。如《马介甫》《江城》《段氏》等。此在六朝小说中，专有一书，曰《妒记》（宋虞通之著，兵部校尉，传是奉宋明帝为诫宋世诸公主而作，虞另有《后妃传》），专门写妒妇、悍妇的故事。有许多已成为笑话一类。谢安妻刘夫人妒，人谓《关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讽己，问谁撰此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若周姥撰，当无此语。”有士人妇妒忌，对夫打骂，有以专绳系大脚。唤便牵绳。夫乃与巫婆谋，言如厕，易羊，己乃逸去。妻牵绳见夫化为羊，大惊。召巫婆，巫言夫人积恶，故郎君化为羊，以示责怪。妇悲号，抱羊而哭，咎悔自誓。夫徐徐还，妇喜。而多日仆羊，岂不辛苦。后复妒悍，夫伏地作羊鸣，妇惊怖，誓不复犯。此类故事，到了后来的《笑林广记》中，成为大量的。有些流为恶趣，皆反映男性心中的偏见成见，反映对妇女的歧视轻视。当然也有好的。问题是对此事实————内在矛盾，如何看法，如上所举谢妻、刘夫人一则即佳。

    以上等就故事的大类列说，举其荦荦大端，已经觉得枯燥与繁琐。当然讲得不完全，挂一漏万。另有一些并非整套的故事系统，而只是一些琐碎的情节，如《聊斋志异》中多有凶宅的故事，全书有两则，《宅妖》《青凤》《狐嫁女》《小谢》等皆旧宅第闹鬼怪，人不敢住。六朝小说中，《列异传·张奋》一则，即写凶宅。这种故事，代代有之。因为富贵人家盛衰有时，荣极必衰，大房子空着，就自然生出恐怖的幻想。解放前，北京有出名的四大凶宅。若现在，房子住满人，又唱歌，又开居民会，小孩又热闹，一片繁荣景象，那会有此？

    关于看风水讲堪舆，《聊斋志异》中有许多写此，如《姊妹易嫁》《堪舆》，杂鬼神志怪（亦见孔氏志怪）：陶侃微时，遭大丧，家贫亲自营博。以牛运载，忽失去。逢老公云：岗上见一眠牛，其处好作墓，坟极贵。言讫不见。太尉之墓如其言。后世犹称眠牛穴，讲风水是自晋代盛行起来的。世传堪舆，皆尊郭璞。

    《聊斋志异》中有许多小情节，也是由来已久的，比如《王兰》一则，鬼卒捉错了人，送他还阳，欲以报谢。途遇寺庙，见有狐炼丹，对着天空吞吐，鬼卒即劫其丸，送给王兰吞下。此即修炼成仙的一个门道。又有以人入古井或墓中，□年不死，龙飞相公之类。此在六朝小说之中，有之。如《异闻记》述郡人张广定，遇乱，有女四岁不能步涉，又不可担负，乃以器缒女下古冢中，予以数月饮食，舍去。三年乱平，赴冢中收女尸，埋。见女商活，问何得不死。女言粮初尽，甚饥。见冢角有物伸头吞吐，试效之，不复饥。父索女所言物，乃一大龟。《伍秋月》，有碑云：女秋月，葬无冢，三十年，嫁王鼎。王鼎来住旅中，女即相就为夫妇。此于碑上作预言。此在六朝小说亦有之。《神怪录》：将军王果为益州太守，路经三峡，船中望见江岸石壁千丈，有物悬在半崖，令人就视，乃一棺。中有骸骨。有石志之：“三百年后水漂我，欲及长江垂欲堕；欲堕不堕遇王果。”果云：“数百年前知我名，何可舍去？”即为营墓，设祭而去。

    《聊斋志异》中有《好快刀》，刀砍头落，犹言好快刀。《录异传》亦有一条：汉武帝时贾雍为豫章太守，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雍犹上马还营。雍胸中语云：“有头佳，无头佳？”众泣曰：“有头佳。”雍曰：“不然，无头亦佳。”言毕而倒。

    《搜神记》中载，吴时有徐光者，尝行术于市里，从人乞瓜，主勿予，便从索瓣，杖地种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鬻者返视所卖，皆亡耗矣。《聊斋志异》种桃（梨），即本此，乃知小说家多依仿古事而为之也。（俞樾《春在堂随笔》）

    俞樾这段话的意思，可以代表旧时代一般对于小说文艺的旧观点，即崇古鄙今。以模拟仿效古人为尚，持此成见，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便不能了解事物的真相。我们上面也是举出了《聊斋志异》故事的古代来源，犹如俞樾举与种梨一事相类的《搜神记》种瓜故事一样，但我们举此以上的例子，只为说明《聊斋志异》故事多有很古的来源，不是由任何一个人或作者自己临时向壁虚构出来的。任何个人，不管其才气多大，本领多高，也无法虚构与独创许多吸引人的故事；纵然虚构出来（根据古代的丰富故事，从书面上在书□上，加以模仿与变化），也是不会吸引人，使人喜见乐闻的。这样的作品并非没有，《聊斋志异》以后，无数仿《聊斋志异》的狐鬼小说，如《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夜谈随录》《二十年见闻录》等，犹多是如此。这些向壁虚构的奇异故事，比起《聊斋志异》来，就明显的使人区别出一是纸做的花朵，一是含香带露的鲜花。此中之故，除了《聊斋志异》故事中糅合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及现实生活体验而外，也在于故事本身的活生生鲜嫩嫩，它不是独自坐在屋里无中生有地用纸和颜料一手自制成功的，而是刚从园圃里山野里摘取而来的。这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以上的说明，便错误地像俞樾一样以为《聊斋志异》故事都是从书面上模仿抄袭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和唐宋的传奇文的故事而来，若是我们这样的理解，那就错误了。事实是，《聊斋志异》故事，有其很古的来源，这些古老的故事，世世代代在民间传播、创造、变化着，它们和历代的人民的生活有着血肉联系，世世代代人民的思想感情与之密切结合着，它们本是从封建时代人民的生活、从人民的思想感情的现实土壤中产生的，它们的种子又还是落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现实土壤里面，继续从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里吸收养料，不断地得到发展、繁殖和变异，世代相传，一直没有停息。因此，那些故事的本身，原是人民现实生活的血肉所构成，而经过几千年的流传，与世世代代的生活境遇和生活理想相联系，从而经过取舍、增删、变化，得以不断地发展，其种子愈老，其根愈深，枝叶愈茂，开的花愈香，结的果愈甜，人民愈是喜见乐闻。其间当然也有因为生活变迁，思想感情有别，或其他原因，故而中途衰谢、窳掉，未得到继续发展成长的机会：这样脱离了人民的现实的沃土，而被人民渐渐遗忘的神话传说，现存的古籍中，还是有所保存的。但是更多的，却是结合了世世代代人民的现实生活，世代人民，又以新的东西，像园艺里移花接木一样，使之繁殖为新的品种，或使色香形态更为丰富美丽起来。这所谓人民，当然主要是指广大的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劳动人民而言，但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即读书人。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是一个阶级，在旧时代，他们主要当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但有不少的人，也有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思想感情相接近的一面。他们的记录与加工，采集与创造，对这些神话传说的发展也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也是不可抹杀的。

    这意思很明白，即一方面，《聊斋志异》故事虽有其历史悠久的来源，并且见于古代的书籍，但我们不可理释于它们都直接从书面上抄袭模仿而来，不是如此，它们主要还是从当代的民间————现实生活中采集而来。因为生活文化总是一脉相承，古代的神话传说，有的固然被先代人采集记录了下来，有的被文人接受，或蒙其影响，而加工创造为文艺作品，但那些神话传说的本身，还是继续不断地在民间传播，并结合了新的东西，而踵事增华，繁衍发展。后代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又可以直接予以采集与加工。这方面是主要的，但同时，我们不能否认《聊斋志异》也接受了前面所介绍六朝小说及唐宋传奇文的书面影响与启发（绝对不是抄袭与仅止是模仿），因为那些古代的那些记录与创作，对民间传说的发展与繁衍是会起一定作用的，而《聊斋志异》一经成为书面文学，较民间的原来面目有所提高，它反过来，也同样的会辗转回到民间，去起其作用。

    《聊斋志异》故事，从书面上受了其先代————即六朝与唐宋的书面作品的影响与启发，是很明显的。蒲的序文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他的搜集民间神话传说，是受了干宝编著《搜神记》的影响，这说的就是写作《聊斋志异》故事，干宝《搜神记》是给了他以影响与启发的。文中一上来说及屈原、李贺，说了干宝之后，又说了苏东坡。屈原（三闾氏）、李贺（长爪郎）和苏东坡（黄州）这些著名的先代文学家，都是非常喜爱民间的神话传说的。在第三卷《织成》一篇里（选本无），写柳生落第归，过洞庭湖，忽遇洞庭君借舟，躲在船上，窃戏侍儿织成，被缚行诛，柳生对龙君说：闻洞庭君为柳氏，臣亦柳氏，昔洞庭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得遇龙女而仙，今臣醉戏一姬而死，何幸不幸之悬殊也。王者闻之，唤回，问汝秀才下第者乎？这显然是依据唐传奇文李朝威《柳毅传》的（当然，此故事也在民间不断流传，又生发衍化为《张羽煮海》之类）。《香玉》一篇中，与牡丹花变的女子恋爱的黄生，题诗树上：“无限相思苦，含情对短窗。恐归沙吒利，何处觅无双？”后来香玉又说，“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可为妾咏。”这里所说沙吒利，见唐传奇文许尧佐撰《柳氏传》，无双和古押衙见薛调《无双传》（张友鹤注中于“古押衙”一词未注及）。这种例子，书中时有透露（“何事求浆者，蓝桥叩晓关？有心寻玉杵，端只在人间。”————出《蓝桥记》）。这是不用多说的，因为这些只能说明蒲的文学修养，作者当然读过这些书和文章。

    《聊斋志异》故事，主要绝不是仅从先代书面作品中采取摭拾而来，而是从当时现实生活中，即民间的口口相传、正在流传的故事中搜得而来。在他的诗文集中，有两句诗可以概括他写作《聊斋志异》故事的来源与写作的动机和精神。《得家书感赋》云：“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垒块愁。”又一首，《答王阮亭先生见赠》云：“《聊斋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王阮亭（渔洋山人）原诗乃题《聊斋志异》的，卷首题词中有之，流传甚广：“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这意思，在他《自序》中也明白地说了：“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都说明他的故事如何搜集而来。我们根据确切的材料，《聊斋志异》的故事，多半像古代的志传一样，乃是搜集当时的神话传说————即在日常生活中所传闻的真人真事。作者一秉汉魏六朝志怪作者的传统精神，拿他们当真人真事来写，以取信于人。这是当时主导的文学理论所指导的，作者自亦不免受此理论之支配。但前已言之，这只是一方面（史的精神），另一方面，作者又决不为此传统理论所局限，他又接受了唐传奇的影响，不止将搜集来的故事，止于如实的简朴的记录，而是加以艺术的创作。这一些，就与当时的正统文学观念有了区别。我们上次已引述过胡应麟的轻视鄙视“幻设”的故事，要求文学作品一如史实的记载，而反对虚构与创造。我们现在还可以补说胡应麟的一条意见。胡在其《少室山房笔丛》三十六中对唐人小说十分鄙视与厌恶，他说：“唐人小说如柳毅传书洞庭事，极鄙诞不根，文士亟当唾去，而诗人往往好用之。夫诗中用事，本不论虚实，然此事特诳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横议可诛者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旧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卤莽。今特拈出，为学诗之鉴。”贵古贱今，以文学为史实，这种正统观念是强有力的，但蒲松龄则在《聊斋志异》写作中，摆脱了此观点。这是有勇气的事；同时他又保持了那传统观念的一面，使之收到好的效果，起好的作用，这又是可敬佩的一面。

    我将《聊斋志异》四百三十多篇作品，粗略地核查了一下，其中有大半数可以证明是写得当时的真人真事，这些奇异故事梗概本身的现实性是不容忽视的。这种作为史实搜集的传统精神，他是坚持了的。其结果，使其所取本身，即如上言，乃如方由山野或园圃中摘取而来的含香带露的新鲜花果，色泽鲜艳，芬芳扑鼻。他的故事之所从来，一种是乡里的传闻，一种是写明了出于他的亲戚故旧的，一种写明了出于当时的知名之士的。这三种，占了全书的大半数，其余没有写明的想必是属于四方之人，以邮筒相寄的。

    我将这些证明是当时流传，当时发生的故事分做下述几类来加以简单的介绍与说明。

    1是由篇中的人物，证明是当时确有其人或有其事的：

    《金和尚》（四）[3]————后有乾隆丙戌六月二十七日，天都鲍廷博的跋语，鲍廷博即鲍以文，《聊斋志异》一书的编辑出版，鲍是怂恿出版、出资参与的。赵起杲《弁言》：“此书之成，出赀勷事者，鲍子以文。”书首有他的题诗。鲍此篇跋中说：“予闻之荷村先生：和尚绍兴某县人，少时与侄某流寓青州，久之，复与侄相失，祝发为僧。后其侄显达。荷村先生言其名字爵里及其他琐事甚悉。尝以柳泉此传未尽得实，付梓后，欲别为小记以正之，刻甫竣，而先生遽捐馆舍。予述焉不详，姑摭其大凡如此。”荷村先生，待查。又《花朝生笔记》引《分甘余话》云：“国初一僧，金姓，自京师来青之诸城。”事大致相同。天都鲍廷博以文题卷首云：“百年何人为表彰？玉函金匮名山藏。荷邨先生事蒐讨，賸喜天留有遗稿。”又有余集蓉裳题云：“丙戌之冬，志异刻成，距荷邨殁又五匝月矣。……余去年在郡斋时，与先生审订是书。”

    《武孝廉》（十五）————“武孝廉石某，囊赀赴都，将求铨叙。至德州，暴病，唾血不起。”“异史氏曰：石孝廉，翩翩若书生。或言其折节能下士，语人如恐伤。壮年殂谢，士林悼之。至闻其负狐妇一事，则与李十郎何以少异？”足见石孝廉实有其人。

    《喷水》（十三）————“莱阳宋玉叔先生为部曹时”。王渔洋云：“玉叔襁褓失恃，此事恐属传闻之讹。”注：玉叔名琛，号荔裳，顺治丁亥进士，宦四川按察使。

    《狐梦》（卷八）————“余友毕怡庵……尝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别业，休憩楼上。……毕每读《青凤传》，心辄向往。”“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细述其异。”《花神》（《绛妃》）亦说在毕家绰然堂，园中花木极盛，倦游回屋，做此梦。毕家，蒲多年坐馆。

    《花神》（《绛妃》）（卷十六）————康熙二十二年（1682），时42岁。“癸亥岁，余馆于毕刺史公之绰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辄从公杖履，得恣游赏。一日……”

    《刘姓》（卷十四）————记李翠石解纷劝善，刘姓夺农人苗某桃树事。见《淄川县志·义厚传》。《聊斋诗文集》卷上，有一篇《龙泉桥记》，有云：“李君翠石，其为人，敦笃乐善，一乡称长者……（说山路溪谷的峻险难行，需架桥梁，而苦于无法筹费）忽发慈悲，锐任之。捐其产，泻其囊，数年始竣，费金几盈千，而将伯之助予，盖十而三之……于是一道康庄矣。壬戌，工既九仞，唐太史为作记，未遑寿山，而翠石先朝露，迟迟又久，其令嗣欲成父志，索其文迷其藏所，而太史亦脱屣矣……”

    《考城隍》（卷一）————予姊丈之祖宋公，讳焘，邑廪生。一日卧病。

    《上仙》（卷十五）————癸亥三月，与高季文赴稷下，同居逆旅。季文忽病，会高振美亦从念东先生至郡。

    《偷桃》（卷十三）————童时赴郡试……余从友人戏瞩……以其术奇，至今犹记之。

    《跳神》。

    《梦别》（十四）————“王春李先生之祖，与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李先生名宪，字王春，崇祯举人，顺治进士。玉田名生汝，万历举人。）

    《狐嫁女》————“历城殷天官，少贫，有胆略。”注：殷名士儋，字棠川，明嘉靖庚子举人丁未进士，官吏部尚书，谥文庄。

    《泥鬼》（卷十四），《雹神》（卷十六）————皆及唐太史济武事，前面述及文集中有《龙泉桥记》，也提到唐写桥记。《聊斋志异》卷首有唐之序：“谚有之云：见橐驼谓马肿背。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矣。”末署“豹岩樵史唐梦赉拜题”。《泥鬼》一则，异史氏曰：“观其上书北阙，拂袖南山”，唐太史名梦赉，淄川人。

    《董公子》（卷十四）————“青州董尚书可畏”（写关公显灵事）董尚书名可威，益都人。万历进士，仕至工部尚书。

    《莲香》（卷二）————桑生名晓，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馆于红花埠……（末云）“余庚戌南游至沂，阻雨，休于旅舍。有刘生子敬，其中表亲，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传》，约万余言，得卒读。此其崖略耳。”

    《阳武侯》（卷十四）————阳武侯薛公禄，薛家岛人……（注：公胶州人，建文时有靖难师之功，初行时六军中呼曰薛六，既赏更名禄，永和初，营建北京，董其事。）

    《一员官》（卷十六）————济南同知吴公，刚正不徇。

    《新郑狱》————长山石进士宗玉。

    《钱流》（卷九）————“沂水刘宗玉云：其仆杜和，偶在园中，见钱流如水。”（《罗祖》————末言“沂水刘宗玉向予言甚详，予笑曰……”注：刘宗玉名琮。）

    《太原狱》————时吾邑孙进士柳下令临晋。（孙进士名宗元，号长卿，淄川人。顺治乙未进士。）

    《折狱》二则（十六）————邑之西崖庄，有贾某被人杀于途……时浙江费公祎祉令淄，亲诣验之。（费字支峤，鄞县人，顺治十五年宰淄川，以诖误去。）异史氏曰：即此事，亦以见仁人之心，方宰淄，松才弱冠，蒙器许，我夫子不哲之一事，朽实贻之也。

    《诗谳》（十六）————无何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虑囚，至吴……（周元亮，名亮工，号栎园，河南祥符籍，江西金溪人，宦户部侍郎。有《书影》，狱中作，是主要的参考书籍。）

    《于中丞》（十六）————于中丞成龙按部至高邮。（于永宁人，任黄州知府，为圣祖皇帝所深知，辛酉入见，赉予甚厚，上亲制诗赐之，擢兵部尚书，总督直隶，江南，江西。）

    《元少先生》————韩元少先生为诸生时。（韩名菼，号慕庐，长洲人，康熙癸丑状元。）

    《老龙船户》————朱公徽荫总制东粤时。（朱名宏祚，高唐人，徙济南，顺治举人，文中述致檄于城隍之神，朱集中有《祭城隍文》。）

    《李八缸》————“太学李月生，升宇翁之次子也。翁最富，以缸贮金，里人称之八缸。”异史氏曰：月生，余杵臼交……余兄弟与交……卷十三有《王十》（盐贩）、《王大》（博徒），皆及张石年。（张名嵋，康熙二十五年宰淄，历事精明，三年□□得举，与作者交甚笃，诗文中有诗甚多，有悲喜诗十三首，悲□□□。二十五年到任，廿八年离任。）

    《焦螟》————董侍读默庵家为狐所扰……（董名讷，字默庵，平原人，康熙丁未探花，官兵部尚书。）假怍庭孙司马第……（孙名光祀，平阴人，顺治乙未进士，官兵部侍郎。）

    《张贡士》————安丘张贡士寝疾，心头有小人出……“高西园晤杞园先生，曾细询之，犹述其曲文，惜不能全忆。”（高西园名凤翰，号南阜山人，以诸生荐举，官歙县丞，《随园诗话》中介绍其诗，“吾素仰山左高凤翰之名”。张杞园名贞，字起园，安丘人，康熙壬午举人，授翰林院待诏。高张二人，蒲文集中有诗往还。）

    《杨大洪》————“大洪杨先生涟，微时为楚名儒。”（杨字文儒，湖北应山人，明万历进士，常熟知县，应廉吏第一，天启时官御史，参逆珰魏忠贤二十四罪。）异史氏曰：“公生为河岳，没为日星……余谓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圣贤。”

    《郭安》————孙五粒，有僮仆……郭父鸣于官。时陈其善为邑宰。王渔洋云：新城令陈端庵，凝性仁柔无断。（陈端庵，浙江德清人，顺治己丑进士，官新城令。）

    《李司鉴》————“李司鉴，永年举人也。于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时总督朱云门……“已奉谕旨，而司鉴已伏冥诛矣。”见邸抄。（朱云门名昌祚，山东高唐人。）

    《胡四相公》————“莱芜张虚一者，学使张道一之仲兄也。”（张芹沚，名四教，顺治进士，官翰林兵备道视学川右。）

    《杜小雷》（十四）————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末云谭薇臣曾亲见之。

    《白于玉》（五）————吴青庵筠，少知名。葛太史见其文，每嘉叹之。

    《紫花和尚》————诸城丁某，野鹤公之孙也。野鹤名耀亢，字西生，官容城教谕，有诗集传世。

    《捉狐》（十五）————“孙翁者，余姻家清服之伯父也。素有胆。”

    《古瓶》（十四）————邑北村井涸……瓶一入袁孝廉宣四家。注：袁名藩号松□，淄川人，康熙癸卯进士。

    还有许多条，不必一一详说，但可提一提篇名，以便查对，我读时注意及之。《安期岛》（卷十二）和《三朝元老》皆提及刘中堂鸿洲。卷十四《大人》————长山李孝廉质君诣青州，途中遇六七人，语音类燕。两颊俱有瘢，大如钱，问何病之同……卷十五《何仙》————长山王公子瑞亭，能以乩卜……李太史质君师事之……辛未朱文宗案临济南……孙太史子未。《武技》————李超……淄之西鄙人。（王渔洋云：雨窗无事，读李超始末，因识于后。）卷十四《库官》————邹平张华东公。《龁石》————新城王钦文太翁家。《秦桧》————青州冯中堂家杀一豕。《冯木匠》————抚军周有德。（辽东人）《乩仙》————章丘米步云，善以乩卜。《四十千》————新城王大司马。名象乾，总督川湘，点军务。《雹神》————王公筠苍，莅任楚中。（《雹神》有两篇，卷十四有一篇。）《堪舆》————沂州宋司郎君楚家，素尚堪舆。《汤公》————汤公名聘，辛丑进士。《宅妖》————长山李翁，大司寇之侄也。《柳氏子》————“胶州柳西川，法内史之主计仆也。”《念秧》中道及王子巽，有族先生，先生朋友，文集中有诗文。《蛰龙》————於陵曲银台公。卷六《犬灯》————韩光禄大千之仆，夜宿厦间。《狐朕》————焦生，章丘石虹先生之叔弟也。

    2同一故事，见于当时他书记载者：（这在六朝小说中也有不少，如孙皓得金佛像，置于厕处，令执屏筹，又对之溺————文字不同，故事无异————而大病一条。见于《旌异记》四五九、《灵验记》三六六。）

    《邵士梅》（十五）————《虞初新志》中收有陆鸣珂次山《邵士梅》一篇（亦附于《聊斋志异》中），《池北偶谈》有《邵士梅》一则。邵，济宁人，以进士授登州教授。

    《大力将军》（五）————记吴六奇将军事，吴是清初征苗者，查伊璜浙海宁人，名继佐。后查以修史一案，株连被收，卒得免，皆将军力。附《觚賸》《雪遘》一则，乃钮琇玉樵玉作。

    《姊妹易嫁》————篇末有住城孙扩图识之：“按文简封翁讳敏，以孝廉任杭州府学教授。生五子，文简最少。封翁年八十余……受封而卒。其茔地自赵宋时沿葬，历有达者。至文简卒，始卜西山新阡。乾隆壬戌，予与文简裔人共修《掖县志》，曾亲至毛氏新旧两茔，览其碑表，征事实焉。”王文简夫人一则，毕氏《蝉雪集》有记，与此小异。夫人姓官氏。姊陋文简有文无貌，悔婚。妹代姊归文简。姊自恨，出家为女道士。妹馈遗之，不受。登上寿。文简林下廿年，颇与过从谈道，相敬重云。俞樾《茶香室三钞》引宋钱易《南部新书》：吉顼之父喆，与顼取崔敬女，女坚卧不起。小女自登车去。顼后入相。“按近人小说中，有姊妹易嫁事。……乃知此等事，古固有之。”

    《林四娘》（三）————青州道陈宝钥，闽人。王渔洋《池北偶谈》亦载此事，诗作七律，德州卢雅雨采入《山左诗抄》。林西仲云铭有《林四娘记》，写陈所遇乃一青面獠牙鬼，赤身挺立，头及屋檐，陈以枪刺之，震骇失枪而扑，迟明，调兵二千名，鬼从墙角出，仅三尺，头大如轮，口张如箕，发炮，炮不燃，又失矢。友自谓君自患，鬼出谢，变为美女。

    《放蝶》————长山王进士生为令时，每听讼，罚令纳蝶自赎。王进士字子凉，崇祯庚辰进士，江南如皋知县，性简静，退食之暇，饲鹿调鹤，□□□□之外无所耽□，积书数万卷，坐卧其下。乞休归里，杜门著书，有《怪石集》。见《济南府志》。《茶香室三钞》引龚炜《巢林笔谈》云：明季如皋王，每饮客，纵之为乐。

    《豢蛇》（十二）、《蛇人》（十三）————一说庙中佛院供养蛇，□条□蛇佛寺，以蛇为美。一说蛇人养二蛇，曰大小青。《茶香室丛钞》引周春《辽诗话》载《染庄社记》，出《永平府志》，云契丹时，辽兴军者，路收一卵，置囊中，系脐下。月余，出蛇，饲以肉，渐长盈丈，围尺许，乃纵之野。命名为雅，雅知人意。数岁益大，食禽兽，噬人。有司募捕者。知为雅，乃往，呼其名而至，数其罪，俯首伏诛，血染村、石悉红，庄以名。庄老记及蛇。又宋长白《柳亭诗话》载：西山潭柘寺，有巨蛇二，呼大青小青，闻磐即出。

    《陆判》（一）————《花朝生笔记》引王丹麓晫《今世说》载，周立五弱冠时，貌寝，面有槁色。三十二岁赴试，梦雉冠绛衣人，左头右刀，易头去，周大惊，举手摩之，头如故，而异。又有老人为易腹，自是文学日进，历试皆售。官侍讲学士。周名启隽，宜兴人。

    《采薇翁》————“于陵刘芝生，聚众数万，将南渡。”王渔洋《带经堂文集》载，刘节之事相同。刘，长山人，长山即古于陵。

    《蒋太史》（十六）————附《池北偶谈》一则。

    《武技》（十四）————李超……淄川西鄙人。王渔洋云雨窗无事，读李超始末，因识于后。

    《香玉》（三）————上清宫之北，有烟霞洞，为刘仙姑修真处。洞前一白牡丹，巨逾罔抱，数百年物也。相传前明即墨兰侍郎者游其地，见花而悦之，拟移植园中，而未言。夜道人梦一白衣女子来别，曰今当暂别，至某年月日再来。及明，兰遣人来取此花。道人异之，志梦中年月于壁。至期，道人又梦女子来曰，今归矣。趋视，则旧植花处，果含苞怒发。亟奔告兰。趋园中视之，则所移植者果槁死。云洞前花今移存。此则止于齐东野语矣。然《聊斋志异》《香玉》一则，即本此而作。

    3传者实有其人，有资料可考者：

    《香莲》（二）————见前勾出一则。

    《鸲鹆》（十四）————“王汾滨言：其乡有养八哥者”……毕载积先生记。

    《黑兽》（十四）————闻李太公敬一。

    《蛙曲》（二）————王子巽言在都时。（《念秧》亦及王子巽、有族先生，亦见其诗文集。）

    《木雕美人》（九）————商人白有功言，在泺口河上，见一人荷竹簏。

    《义鼠》（十三）————杨天一言见二鼠出，其一为蛇所吞……友人张历友为作《义鼠行》。

    《山魈》（十三）————孙太白尝言，其曾祖肄业南山柳沟寺。

    《三生》（十三）————刘孝廉，能记前身事。与先文贲兄为同年，尝历历言之。

    《龙肉》（十四）————姜太史玉璇言。（姜即墨人。）

    《衢州三怪》（十四）————张握中从戎衢州云：衢州夜静时。

    《侯静山》（十五）————高少宰念东先生云：崇祯间，有猴仙，号静山。高念东见《上仙》。

    《咬鬼》（十五）————沈麟生云：其友某翁者，夏月昼寝。

    《刘亮采》（十六）————“闻济南怀利仁言：刘公亮采，狐之后身也。”（刘，历城人。）刘字公溪，万历举人、进士，历有政声，归，筑室灵岩，以终老，工诗，善画，通音律。又侏儒，滑稽，调笑怒骂皆成文章，诚如《聊斋志异》所云。《历城志》《济南府志》皆有传。

    《李生》（十六）————“商河李生好道，村外里余有兰若”……此王梅屋言之：李其友人。

    《江城》（七）————余于浙绍得晤王子雅言之竟夜，甚详。（康熙十一年作者卅二岁，孙蕙任江南同考官，从之。王洪漠《柳泉居士行略》述其游踪及南游诗。）

    《新郎》（八）————江南梅孝廉耦长，言其乡孙公为德州牧，鞫一奇案。（注：梅孝廉名庚，宣城人，康熙举人。）

    《诸城某甲》（三）————学师孙景夏先生言，其邑中某甲者。（孙名瑚，举人，曾任泾县知县。）

    《祝翁》————济阳祝村有祝翁者……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妇佣于毕刺史家，言之甚悉。

    《彭二挣》（十一）————禹城韩公甫自言邑人彭二挣。

    《狂生》（十二）————刘子师言济宁有狂生某。

    《阎罗薨》（十五）————松江张禹定言之。

    《萧七》（十）————“徐继长，临淄人，居城东之磨房庄。业儒未成，去而为吏。”末云董玉玹谈。

    4背景一本史事，信而可征者：蒲生于明清之际，所述多反映明末清初的动乱社会及时事。

    《公孙九娘》（六）————“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肄，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南郊。甲寅间，有莱阳生至稷下，有亲友二三人亦在诛数，因市楮帛，酹奠榛墟”……急呼灯至，则同邑朱生，亦死于于七之难者……莱阳生之甥女，其父亦被刑……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刭，其追述往事二绝有云：“忽启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

    《天放阁笔记》云：《聊斋志异·公孙九娘》篇，谓其父罹于七之难。于七一案，死者且万余人，乃冤狱也。盖于七登州福山县农家子，饶于财，好博，多聚无赖，以为豪举。博徒利七资，遂依之。时清初方办随粮捐，正供之外，复别出余粮，以供地官之橐。盖巧立名目，以取于民。当时金圣叹之死，正坐抗此故。于七既多田，复为众所推服，使出抗议，众随之不肯纳粮。令无如何，禀之府。时登州守某，满人也。阅福山令详文，大骇，以七————农人耳，乃聚众抗粮，不治且为乱，檄县严捕无许脱。县令帅兵往。适七生日，众醵钱祝之，集者千余人。兵来，七先得耗走避。而七弟某及诸客不知也，见兵无故至，乃鸣金聚乡人出问故。县令以为七果叛矣。围村掩捕，千人无一免。令获七生日送礼簿，按名逐捕。而七弟不胜刑，亦诬服，遂并千余人诛之。所捕者又万余，亦杀焉。大吏乃赏登州守及大令。七卒未获云。此事予闻之于公宗潼，予在蜀时居停也。注：顺治十八年秋，栖霞于七倡乱，据岠嵎山，发劲旅剿除之，乃平。

    《仇大娘》（五）————仇仲，晋人，忘其郡邑。值大乱，为寇俘去。二子福禄俱幼；继室邵氏，抚双孤，遗业能温饱……有巨盗事发远窜（乃引旗下逃人）诬禄寄赀，（国初立法最严）禄依令徙口外……居无何，将军获巨盗数十，中有一人，即向时魏所诬禄之盗魁也，既具状，父子咸感于将军。（此处与手稿本大有不同。）

    《野狗》（十五）————于七之乱，杀人如麻。乡民李化龙，自山中窜归。值大兵宵进，恐罹炎昆之祸，急无所匿，僵卧于死人之丛，诈作尸。过既尽，未敢遽出。忽见阙头断臂之尸，起立如林，一尸断首犹连肩上，口中作语曰：野狗如来，奈何。群尸参差应曰：奈何。俄顷，忽然而倒。遂寂无声。李亦惊颤，欲起，有一物来，兽首人身，伏啮人首，遍吸其脑。李惧，匿首尸下。物来拨李肩，欲得李首。李力伏，俾不可得。物乃推覆尸而移之，首见。李大惧，手索腰下，得巨石如碗，握之。物俯身欲龁。李骤起，大呼，击其首，中嘴。物嗥如鸱，掩口负痛而奔，吐血道上。就视之，于血中得二齿，中曲而端锐。及怀归以示人，不知其何物也。

    《宅夭》[4]（十三）（另一则在卷十五末）————谢迁之变，宦第皆为贼窟。王学使七襄之宅，盗聚尤众。城破兵入，扫荡群丑，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公入城，扛尸涤血而居。往往白昼见鬼……异史氏曰：当陷城之时，王公势正烜赫，闻皆股栗，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终也。

    蒲氏文集中有关于谢迁的资料。谢迁，高苑人，顺治甲戌三年叛，丁亥窥淄，攻城邑，蒲氏村当孔道，松龄父及伯叔□□守村，□□之，败去，谢怒，遣其将兵正堂来攻，其叔柷战死。（亦见蒲松龄识世系表）松龄时八九岁，其父辈皆居于地主豪绅，与县令合作，对起义农民兵镇压。谢迁终败灭。

    王七襄名昌廕，淄川人，崇祯进士，顺治甲申起户部主事，山西提督，北直学政。

    《小二》（六）————滕邑赵旺夫妇奉佛……未几，赵惑于白莲教；徐鸿儒既反，一家俱陷为贼……西鄙翁媪，绿林之雄也……居无何，鸿儒就擒，赵夫妇妻子俱被夷诛……适蝗害稼……群首于官，以为鸿儒余党，官瞰其富，肉视之……值大旱……会山左大饥，人相食。

    《通鉴记事》：天启二年巨野妖贼徐鸿儒以白莲教惑众，党数千人，初深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狐，狐断尾令藏之，谓人闻香，多归附之，号闻香教。事败，毙于狱，其子好贤与徐鸿儒、于宏志辈约于中秋起义，谋泄，鸿先反，用红巾为识，陷郓城，及邹滕，□众至数万，后山东巡抚赵彦等次第剿灭之。《元史》：韩林儿，栾城人，以白莲教烧香惑众，官兵追捕，林儿逃入武安山中，聚众十余万，据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白莲教之名已久，不始于王森、徐鸿儒。

    《白莲教》（卷五）————白莲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约徐鸿儒之徒。

    《邢子仪》（十一）————滕有杨某从白莲教党，得左道之术，徐鸿儒诛后……

    《采薇翁》（十六）————明鼎革，干戈烽起。于陵刘芝生，聚众数万，将南渡。

    刘芝生事未详，有刘孔和字节之者，长山人，明末聚众数万人，越江南，依刘泽清，福王诏授总兵，未达而回，节之已以忤泽清见杀。

    《崔猛》（十二）————……会闯贼犯顺，其事遂寝。无何明鼎革。

    《庚娘》（六）————以流寇之乱，家人离逷。（王十八劫人掠财于舟中）……且江湖水寇，半伊同党……无何流寇犯顺，袁有大勋。

    《李伯言》（五）————胡讶曰：兵燹之后，妻孥瓦全，向与室人作此心愿。

    《盗户》（十二）————顺治间，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

    《三朝元老》————

    《厍将军》（十一）————

    《张诚》（一）————豫人张氏者，其先齐人。靖难兵起，齐大乱。

    《保住》————吴藩未叛时，尝谕将士。

    《离乱》三则————见手稿本。

    反映明清之际动乱状况状者甚多，不具举。如《潍水狐》（十三）、《灵官》（十五）：未几而有甲申之编。《九山王》（十三）。

    《天宫》（九）————末云：有巫出入贵家，言其楼阁形状，绝似严东楼家。郭闻之大惧，携家亡去。未几，严伏诛，始归。（东楼名世藩，严嵩次子。）

    又有提及《魏珰》一则，待查。

    《人妖》（十三）————生（马万宝）诘之，云是谷城人王二喜，以兄大喜为桑冲门人，因得传其术，居无何，桑冲伏诛，同恶者七人并弃市，二喜漏网。

    桑冲，《明史》：成化间石州民桑冲，得师大同谷才之法。饰头面耳足，又巧习女红，自称女师，密采大家好女，即住其旁贫小家，夤缘得入，顿成奸合，或女贞不从，则以厌昧法以致女迷，奸遂，女畏败名，终不敢言。以是十年，遍游河南北、直隶、山东西，污大家女一百八十二人，又传徒任承等七人，分途行奸，至二十年七月，冲在晋州高秀才家，为其婿赵某反欲行奸，始识是男子，捉送晋州，谳出前情具奏，犯人凌迟，急捕任承等七人，罪皆如之，谷才已死，行奸十有八年矣，其罪案甚繁。

    《林四娘》（三）————妾，衡府宫人也，遭难而死十七年矣。

    《王成》（一）————红日三竿，王始起，见草际金钗一股，拾视之，镌有细字云：仪宾府造。王祖为衡府仪宾，家中故物，多此款式。衡府，太祖第七子榑，封齐王，建府青州西门内。后罪废国除。弘治中宪宗子佑楎后封此，建国曰衡，佑楎乃宪宗第六子，成化十三年封，弘治十三年之藩青州。

    《颜氏》————明年成进士，授桐城令，有吏治。《春在堂随笔》引定远方濬颐《梦园丛说》：桐城令杨尔铭年弱冠，貌如处子，每出巡城，著小靴。扶仆从肩，缓行，人多疑为女子。（□张献女侠一则不足据，出《花朝生笔记》。）

    《促织》（七）————宣德间，宫中当促织之戏。

    《辛十四娘》————使婢至大同为娼，正德幸之。（梅龙镇故事。）

    《刘夫人》————选宫女。

    5乡里中见闻，及亲身、亲友的故事：

    篇中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见闻者（以第一人称出面叙说者）：

    《跳神》（十一）————济俗，民间有病者，闺中以神卜。

    《上仙》（十五）————癸亥三月，与高季文赴稷下，同居逆旅。

    《偷桃》（十三）————童时赴郡。

    《花神》（十六）

    《水灾》（三）————康熙二十一年苦旱，自春徂夏赤地无青草。

    《地震》（十四）————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适客稷下。

    《夏雪》（十五）————丁亥年七月初六日苏州大雪。

    自称其亲友故事及见闻者：

    《考城隍》（一）————予姊夫之祖宋公讳焘，邑廪生。

    《狐梦》————余友毕怡庵，倜傥不群，豪纵自喜，貌丰肥，多髭。士林知名。

    《梦别》（十四）————王春李先生之祖与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黑兽》：闻李太公敬一言。《梦别》中亦及敬一。）

    《赌符》（六）————韩道士，居邑中之天齐庙，多幻术，共名之仙。……一日与先叔赴邑，拟访韩，适遇诸途。韩付钥曰：请先往，启门少待，我即至。诣庙发扃，则韩已坐室中。……先是，有弊族人嗜赌博，因先子亦识韩。值天佛寺求一僧专事樗蒲，赌甚豪。族人往赌大亏。……便道诣韩，具以实告。韩笑，常赌无不输之理。倘能戒赌，我为汝复之。

    《李八缸》————太学生李月生，升宇翁次公子也。翁最富，以缸贮金，里人称之八缸。异史氏曰：月生杵臼交……余兄弟与交。

    《捉狐》（十五）————孙翁者，余姻家清服之伯兄也，素有胆。

    其他不备列。王子巽————《蛙曲》《鼠戏》《念秧》。唐济武、李翠石、朱子青（缃）、李质君、毕家均见前，周元亮《诗谳》。

    写本村本邑故事者：

    《口技》（十三）————村中来一女子年，二十有四五。《农人》《狼三则》《牧竖》《毛狐》（农子马天荣，年二十余，丧偶，贫不能娶，偶芸田间。）

    《戏缢》（三）————邑人某佻达无赖。

    《劳山道士》（一）————邑有王生，行七。

    《王六郎》（十三）————许姓，家淄之北郭，业渔。每夜携酒河上，饮且渔。

    《王大》（十三）————李信，邑之博徒也。昼卧假寐，忽见昔年博友王大、冯九来。

    《泥书生》（十三）————罗村有陈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颇丽。

    《骂鸭》（十三）————邑西白家庄居民某。

    《古瓶》（十三）————邑北村中井涸，村人某甲乙缒入淘之。

    《泥鬼》（十三）————余乡唐太史济武。

    《单道士》（十四）————韩公子，邑世家。有单道士，工作剧，公子爱其术。《梦别》（十四）————王春李先生之祖与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

    《孙生》（十四）————余乡孙生者，娶故家女辛氏，初入门为穷袴。

    《牛飞》（十四）————邑人某，购一牛，颇健。夜梦牛生两翼飞去。

    《刘姓》（十四）————邑刘姓，虎而冠者也，后去淄居沂。

    《鹰虎神》————郡城东岳庙在南郭，大门左右神高丈余。

    《郭生》（十五）————郭生，邑之东山人，少嗜读。

    《农妇》（十五）————邑西磁窑坞有农人妇，勇健如男子。

    《郭安》（十五）————孙五粒有僮仆……时陈其善为邑宰。（陈顺治四年宰淄。）

    《耳中人》————谭晋玄，邑诸生也，笃信导引之术。

    《斫蟒》（十五）————胡田村胡姓者，兄弟采樵，深入幽谷。

    《野狗》（十五）————于七之乱，杀人如麻。乡民李化龙自山中归来。

    《狐入瓶》（十五）————万村石氏之妇崇于狐。

    《于江》（十五）————乡民于江父宿田间，为狼所食，江时年十六。

    《灵官》（十五）————朝天观道士某喜吐纳之术。

    《山市》（十四）————奂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孙公子禹年与同人饮楼上。

    《邑人》（十六）————邑中乡人素行无赖。

    《折狱》（十六）————邑之西有崖庄者……时浙江费公祎祉令淄。又邑人胡成与冯安同里，世有郤。

    《某乙》————邑西某乙，故梁上君子也，其妻深以为惧。（附二条，写乡里见闻。）

    全书431篇，写山东本省故事者224篇。224篇中写淄川附近各县者，青州（益都）、临淄（稷下）、长山（于陵）、沂水、历下（济南）、章丘（小相公庄）、莱芜、滕、泰山，占最多数（多是短的），以次延展。写河南、河北省故事者次之。写南方各地者，以作者曾到之地为多，如镇江、绍兴。而比数占最大者，为本邑事，约三十余篇。以作者自己、自家为中心，扩展到全国，成扇面形，远至湖南、四川，亦往往有事实根据的描写。如《水莽草》，楚中桃花江，确有水莽草。《酆都御史》，四川酆都确有酆都阴天子庙，此乃全国闻名者（人死，云到酆都去了，或到四川去了）。《葛巾》，常大用癖好牡丹，闻曹州牡丹甲齐鲁。曹州即菏泽，今仍盛产牡丹。《云翠仙》————“梁有才，故晋人，流寓于济作小负贩，无妻子田产。从村人登岱。岱四月交，香侣杂沓。”蒲公孙蒲立德《聊斋志异跋》云：“而于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撰次，而为此书。”证之自序所云：“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皆是说的符合于书中的内容与客观事实。

    以上引证甚多，费了很多时间，只为说明这样论点：《聊斋志异》故事情节有其悠久历史，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故事及情节，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繁衍不绝。作者写作故事，固然也受书面记载的文学的影响，即由书面接受过去的传统，但更主要的并非从书面模仿其故事，而是秉其精神，采集当代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来作为他艺术加工的题材。这是当时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虽然作者将志怪与传奇两者结合起来，即在以史家的精神采集故事，而以传奇文的精神来从事艺术创作，即已突破了单纯史实记载的六朝小说的原始方法，而实际在从事于艺术创作。但作者仍以史家或古代稗官的精神要求自己，要把文章做得有事实根据，写得信而有征。这宛如今日写真人真事一样（波列伏伊以为写真人真事不可虚构），这方法，是会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的。

    前面已说过，《聊斋志异》中作品，可分两大类。一是短的，完全六朝志怪体；一是较长的，唐代传奇文体。那些短的，无不是从当时真人真事的传闻取材的。长的，传奇文体的，上已举出不少，也有根据真人真事的，但多数则不能证明。《婴宁》：“王子服，莒之罗店人。”是否莒县罗店有王子服其人，不可知。《青梅》：“白下程生性磊落，不为畛畦，一日自外归，缓其束带……”白下（南京）是否真有此一位程生？更不可考。若去考，也是傻子，书呆子。但其故事，当是根据当时传闻，则可推想，而更重要的，是其文体乃传统的史传体。（唐传奇文亦复如此。）说得有名有姓有真实地点，与现代小说之认定艺术真实有别于历史真实，因此认定避免写真实人名、地名者迥不同。它还是假设自己在作史实记载，并非在作文艺创作。所谓志异的名目，异史氏曰的名称，都是从这种传统精神、这种文艺思想来的。我们应该大大肯定这种精神，不要因为它没有在文艺形式上突破古代原始观念————历史与文学混为一谈，而认为是此书的缺点。因为评价一个作品，主要应看其内容。从内容上看，作者确乎在从事文艺创作，并非简单地记载史事；作者确乎把自己的丰富深刻的生活体验写了进去，确乎把自己厚挚热烈的思想感情寄托了进去，而并非停止于客观主义地记录事实。这就是说，从内容上看，《聊斋志异》的作品，并没有将历史与文学混为一谈，事实上已远远脱去六朝小说的原始方法了。此其一。而过去传统的史家精神的道路，却使作者去从现实的生活中，去采集故事；向民间正流传的新鲜活跳的传说中去取材。这样的故事与题材，本身即富有可贵的现实性，比起关在房里，从书本，凭一己的一点聪明才智去幻想虚构（这一定是枯死的，是贫乏的，不能吸引人的），究竟哪一种好呢？哪一种道路是正确的呢？我在这里就无须回答了。所以我以为写作小说，接受了我国过去史家精神的传统，不但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事实，而且也是好的，对的。我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正是这样步步发展而达于高峰的。

    讲到这里，关于《聊斋志异》一书的文艺形式的问题，已经说明得差不多了。我们势必要进一步说到内容上来了。关于《聊斋志异》超脱现实或反现实的奇异故事的问题，讲得差不多了。我们势必讲其现实性的方面了。要讲内容的现实性，实即作者的生活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而要讲明这个，则先要明白作者的生平及思想。

    下面就讲这第三个题目：作者的生平及思想。我们准备花90分钟时间讲此题。

    三 蒲松龄的生平及思想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生于山东淄川县距城东大约七里的一个村庄。这个庄子的东面有个井，深丈许，水常满，溢出来，流成溪，所以井叫满井，村子叫满井庄。溪边有几百棵古老高大的柳树，沿着溪水的两岸□合笼盖，文集中有一篇《修柳泉龙王庙记》[5]，描写这道溪泉说：“水清以冽，味甘以芳，酿增酒旨，沦增芳香。”所以这个村，除叫满井外，又名叫柳泉庄。蒲很爱清泉溪柳，并且热爱他自己的故乡，所以他自号柳泉居士，人们也称他柳泉先生。

    他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庚辰四月十六日夜，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时。即自1640——1715，年七十六岁。关于生卒年，过去的研究者有错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其他各家的《中国文学史》（凡叙及蒲氏者），还有《中国文学家列传》等著，都误以为1630——1715，活了八十六岁。这样，生年提早了十年，卒年不变。于是有些无聊文人就乘虚而入，假造了许多诗（二百多首），托名为《聊斋诗集》，印行欺世，其中有不少首就是伪造其在七十六岁以后的作品。若有玩忽的研究者，就可以用这些伪造的诗来反证其确乎活了八十多岁。现在我们根据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这是最早的资料）和蒲氏自己的诗《降辰哭母》和《悼内》（这是最直接的资料），确定上述的生卒年。张元的《墓表》正文说：“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张元是其好友张笃庆历友之侄，建墓碑、作墓表在雍正三年，距蒲死已经十一年，张元自称“余于先生为同邑后进，且知先生之深也。”但碑阴所写生年却是：“父生于崇祯十五年四月十六日。”若是生于崇祯十五年，则只活了七十四岁，与“享年七十有六”之说不符。《降辰哭母》诗云：“因言庚辰年，岁事似饥荒。尔年于此日，诞汝于北房。洗儿抱榻上，月斜过南厢。逡巡复尔许，晓鸡始鸣窗。念儿曾几时，儿女已成行。言竟顾我笑，耿耿犹未忘。”庚辰，是崇祯十三年，不是十五年，由庚辰下推至康熙五十四年，则为七十六岁。所谓岁事饥荒，亦与《淄川县志》及《济南府志》记载相符。《县志》说，崇祯十三年，“大饥人相食”。《府志》：“五月大旱，饥，树皮皆尽，发瘗肉以相食。”所写生时，洗好上床，月斜过南厢，再过一会，鸡就叫了，亦与十六日夜相合。另外《悼内》诗六首，其一云：“五十六年琴瑟好，不图此夕顿离分。”蒲十八岁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与刘氏结婚。1657+56+2=1715，刘死于康熙五十二年，五十四年蒲死，如此，也是符合的。可知，碑阴所刻生年也有误。我们在此为生年讲了许多，是1因过去一般研究者，因所凭资料不足，以致错误，这个错误，仍有应响。我见吴小如先生上学期讲稿，为持慎起见，将生年二说并存。但我们今日所有资料，已可解决这个问题。故有必要一说。2也提出我们一种治学的方法与态度。我们在工作中，将兼听，不要偏听。讲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我们持一科学方法，根据具体的资料，作分析、辨别，就可以作判断，把问题弄清楚，不能以为儿子立的碑，所记生年就可靠。作者的生卒年，并不是不重要的。当然不是像那些资料主义者的考据家那样，把生卒年的考订看得是全部学问。我们非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了解作者的生平而弄清问题。作者是活了八十六岁抑七十六岁，对其生平，不是无关重要的。是生于崇祯十三年抑十五年，亦应弄清，否则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据说，淄川蒲氏，是元代般阳路总督蒲鲁浑的后裔。蒲鲁浑的墓在淄川县城西北五里，华表翁仲，今日尚在。相传元朝颠覆，朱明建朝的鼎革之际，蒲鲁浑的遗孤改姓换名，养于外婆杨姓家，到了明朝洪武年中，才恢复了本姓。自明初到明末，蒲姓的子孙日益繁衍，满井庄或柳泉庄，多是蒲姓，所以就叫蒲家庄，沿用至今。在万历年间，蒲家庄已是大姓，此后，也有不少读书人，考上功名的，县中称为望族。所以，蒲松龄也许是蒙古族的后裔，当然已经与汉族通婚，且已经汉化，这本来是很可能的事。

    蒲松龄的祖上，世代都是地主，高祖、曾祖都是读书的，功名不大，多是廪生、庠生之类。他的祖父生汭，是个庸庸碌碌的人。生汭有个弟弟生汶，曾任玉田知县，死得很早，哭母咯血而死，是个孝子，见《邑志·孝友传》。生汭生了四个儿子，老三叫蒲槃，字敏吾，就是松龄的父亲。蒲槃从小读书很用功，但到二十多岁，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就中途改行，去做生意。买田做生意，本是地主的行当，在山东鲁东鲁西，此本是很普遍的。小地主做小生意，做小官；大地主做大生意，做大官。我们读《红楼梦》已经接触过这一问题。在中国过去旧时代，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主义不可分割，矛盾着，又依存着，问题难解决，社会不能大踏步前进，是有其根源的。蒲槃，松龄之父，功名虽不得意，但生意做得不坏，几年工夫，就赚了钱，在乡里称为富家。但是蒲槃究是读书的底子，一面做买卖，一面还不忘读书。这怕是因为做商人是社会所轻视的，他迫于家计，又逢明末乱世，所以放弃了，去经商，但心里不甘，还是要读书。因此，他就和一般买卖人不同，他颇有文化，懂得经史，有些学问。但是有了钱，就自然有了田，他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地主的立场也就更为坚定不移了。这时正是明末清初之际，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没有安顿下来，又加上如火如荼的民族矛盾，农民起义此仆彼起，反抗清朝刚建立的政权，而地主阶级却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甘愿做满清统治者的顺民，对农民起义加以血腥的镇压。所谓民族矛盾，实质上也是阶级矛盾。对于农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和外族统治者，其阶级利益是一致的。蒲家此时正是上升的地主，对农民的造反，更为仇视，更为敏感。决不因为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放弃与农民敌对的立场。何况朱明已经崩溃瓦解，李自成、张献忠已经死去，满清的统治已经建立起来。此时蒲松龄大约七八岁，即在顺治四年（1647年）六月间，高苑谢迁攻淄川县，清兵不能抵御（全国未定，兵戈方急），谢迁农民军取道蒲家庄攻城。蒲父槃，叔柷立刻组织地主武装，与淄川县令联系，拦击谢迁军。其叔柷，平日崇敬关圣帝君，绘像礼拜。当谢迁部将岳正堂来攻时，他夜梦关公召他去做官，早晨出去打岳正堂，就被打死（此事见《蒲氏谱系》松龄所识）。谢迁占据了县城，经两个月的苦斗，才被打垮。

    在这样的乱世，蒲槃虽有些财富，但不能不受损失，很快也就萧条下来。蒲槃到四十岁还没有生儿子，就过继了弟柷的儿子为儿子。他的原配姓董，后又娶了孙氏及李氏。不久蒲槃自己连生四个儿子。松龄是第三，和其兄柏龄都是嫡母董氏所生。蒲槃亲自教子侄读书。自己不能得功名，一心想子侄飞黄腾达，增光耀祖。这是像这等小地主必然会有的思想。蒲松龄受其父亲的直接教育（时蒲槃已渐拮据，无力延师，古人易子而教），直到十二岁，顺治八年（1651年），蒲槃死了为止。蒲槃对于松龄的思想影响，是必须充分估计，不可忽视的。

    蒲松龄从小聪明，会读书，在父亲的钟爱和悉心教导之下，进步很快。蒲箬作的《柳泉先生行略》说：“先父天性慧，经史过目能了，处士公最钟爱之。”顺治十五年（1658年），他十九岁，考科举，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这时的山东学道施闰章很赏识称赞他，一时名气很大。这是蒲松龄一生最得意的时候。从此以后，他每科必考，但考了五十多年，还只是个老秀才。《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周进、范进的遭遇，在封建时代，并不是个别的例子。直到他七十一岁，才循例得贡生（即秀才拔贡）。从十九岁到七十多岁，这五十多年，他一直处于像周进、范进发达以前那样的悲苦的困境之中。他是富有才学的，却一辈子考不上去。

    蒲松龄对于科举功名非常热衷，这有家庭传统的原因，有当时社会制度、风气的原因，也有他自己的具体境遇的原因。他的家庭及先代，世世都是小地主，都读书，但功名都不发达，看来都只中秀才为止，没有中个举人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家族主义为中心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决定于他的家族的声望和地位。崇祖先如神明，为儿孙作牛马。上赖祖德，下庇儿孙。就是家族主义的具体表现。所谓增光耀祖，亦属此意。一个家族，经济上已为地主，但政治上、功名上老是爬不上去，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件很苦痛、无法忍受、无法罢休的事。因为这不只是面子、体面的问题，而是实际利益、社会势力的取得的问题，是受人欺侮、压迫，还是欺侮人、压迫人的问题，是被别人骑着，还是骑在别人头上的问题。蒲氏的家族，世世代代有此一要求，又通过他祖父和父亲直接、具体地教育给他，感染给他。他聪明，有才学，具备了足够的条件，家族都对他寄予了希望，他自己亦有自信，跃跃欲试。蒲松龄热衷功名科举，可以说是先天地深入骨髓的。这一点，与一个普通百姓不同，普通百姓在功名富贵圈外，根本不存此想的；也和一个旧家或真正望族家庭子弟不同，他们已享有过功名富贵的福泽，败落了下来，成为过来人，就不都积极去争，而变得消极，就是看不起功名富贵了。如吴敬梓、曹雪芹即是。当然，吴敬梓也考过科举，也曾想得功名；曹有未考过，我们不知，假定也考过的罢。但此与蒲根本不同。因为考科举、取功名，是当时读书人的唯一一条出路，舍此，无路可走。不管它如何无聊、可笑，还是难于撇开，总要走一下的。个人的主观，总是难于抗拒客观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的势力的。在封建时代，考过，还是没有考过，这并不能评量一个人的思想，当看取何态度去对待：是不得不然地去考一下，还是热衷地、积极地？在这里，吴和蒲就有了区别。有文章论及吴亦考过，即要贬低他，那是不对的。蒲则迫于客观处境，又自信具备主观条件，他是一心要往上爬，一生没有淡却猎取功名之念的。他大概每科必考，每考必以全力；虽然屡考屡败，但同时又屡败屡考，从没放弃热衷功名的念头。

    康熙三年甲辰（1664年），当时二十五岁，与外甥赵晋石读书于朋友李希梅家，作《醒轩日课序》：“李子希梅，与余有范、张之雅。甲辰春，邀我共笔砚，余携书而就之。朝分明霞，夜分灯火，期相与以有成。忽忽数载，人事去其半，寒暑去其半，祸患疾疫杂处者又去其半。”“时有甥晋石在，假馆同居，谓余曰：‘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汗涔涔下也。’”这不是一般的发奋读书，而是以最高热情，辛苦努力地准备八股考试。

    这样富有才学的人，这样努力地应考，但一直考一次，落第一次。而别人不如他才学，不如他努力的，已经步步高升，富贵荣华了，这是很难堪、很心酸悲苦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他四十八岁了，秋天到济南（历下）去考，照样惨败，作《责白髭文》：“年来白髭岁添一茎，钳去复出。丁卯秋自稷门铩羽归，揽镜苍然，弥增感愤，因为文以责之。”内容自嘲自讽，亦庄亦谐，亦可笑亦心酸。我用白话译在下面：“唉唉，你这白胡髭，多么的不通！纠缠在腮巴上，像蚕丝一样；白白的贴在嘴巴上，像鱼刺一样。你能把漂亮的变成丑的，能把年少的化成老头子。使妇女们憎恶，使青年们取笑。官有了你，就使上司讨厌；士有了你，就使宗师轻视。……唉呀，你这白胡子怎么这样不留情！你应该去依附宰相，依附公卿。他们已经立了功名，有你也不在乎。但我正在抱苦业、对寒灯、忘北阙、志南溟，你却今年长一根，明年长一片，滚滚地来，营营地生，像恶客，走了又来，像荒草，刬尽还生。你怎么这样脸厚，害羞都不害羞呀？我骂完了，就无精打采伏在几上睡了。仿佛有个穿白衣的汉子慢慢走进梦里，说：我是胡子神呀，听了你的谩骂和牢骚，我想对你说几句话：邓禹乘时，终军弃儒，年纪很轻，就爬得很高。我还没有来得及找他，他已经出人头地。当我找了他，他已经是个阔人。白头发的宰相，世上是常听说的，他们几曾抱咎过我呢？可是你把好时候错过了，到四十多，还默默无闻。别人脱了布衣，穿上补褂，你却还是穿着一破旧的秀才衣。你自己不害羞，反来埋怨我。而且我作别人的胡子，或者得到天子的赞美，或者得到贵官的捋拂。扇一扇，万丝飘动；动一动，满座都答应。黑的时候，固然显得好看，白的时候，也显得壮观。人像玉似的美，我就像兰一样的可贵。可是作了你的胡子，却不是这样，早上沾的稀粥，晚上抹的烟煤，你呻吟到半夜天亮，我被你断了还要不住手地。冬天在破旧的布被上磨着得多难过，夏天被臭汗浸着多难受。作了你的胡子，还不倒霉呀怎么的？我不抱怨你，你怎么反倒抱怨起我来？我听这番话，像个木头似的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把这些胡髭全都诛灭了吧，那会剃得像和尚，自己看看，会成个什么样子？把它们都染乌了，勉强使它们变样吗，可是胡子根上会像虱虮附着，那会更显得丑态毕露。我低头想了半天，却想出一个主意。于是忿然板起面孔来，大声地说：呸，你这胡髭，我为什么怕你？是因为我还存着非分之想罢了。我现在决定就扔了笔杆，烧了考篮，砸了砚台，敲了床桌，既没有上官巴结，也没有少妇讨喜，我还有什么求你的呢？那汉子慢慢地就要走开，瞪着眼好像在生我气，对我拱手说：随你吧，随你吧！先生豁然醒了，摸着胡髭看看，几根胡子挺着，还在含着怒意。”这虽取自嘲的滑稽文形式，但是游戏笔墨中却含有严肃的内容，反映了此时他在功名问题上尖锐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内心不可排除的苦痛。最后这段意思是，我所以有这些苦痛，无非不忘功名利禄罢了，下决心丢开这个念头，我还有什么苦痛和牢骚呢？但是他是否真的大彻大悟、放弃功名念头了呢？回答是：没有。他自我斗争了一番，结果还是热衷功名的心占着上风。

    次年（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他四十九岁，《蒲氏族谱》修成，他作的序上说：“吾族子姓日蕃，所居满井庄，由此而易其名。万历间，閤邑诸生，食饩者八人，族中得六人焉，嗣后科甲相继，虽贵显不及崔、卢，而称望族者，往往指屈之。”可见其以功名科甲夸耀的穷酸书生的庸俗思想并未改变。并且随着年龄的老大，他的这一热衷科举功名的思想，除了自己还不断地应考而外，又有他种的表现：一是对与自己同一遭遇的年已老大而一心要取功名的人抱着深切同情，想法子帮助他们学□，帮助他们准备应考。他在五十八岁（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年）时，编了一本《小学节要》，有跋云：“小学之书，教人以事亲敬长之节，威仪进退之文，良足发人德性，真不啻取天下之童蒙而胎教之也。然其书废置已久，不惟目不及见，并有耳所不及闻者。迩年童子之科，取数綦隘，往往年逾不惑，犹操童子之业，忽增五六万言，俾同总角者咿唔其中，亦良苦矣！余节其要，存三分之一，以便老蒙士之记诵，不许龆龀者窃取之也。”年纪老大的，还想考个秀才，但记忆力已衰，比不上小孩子聪明，故编此书，帮助他们。因为这种人，比他自己还要可怜。另一点，即自己考不上，即热切地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儿子考取，也一样可以增光门第，抬高自己的家庭。当他六十六岁（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年），次男笏、季男筠入泮（进学），他喜而赋诗，说两个儿子都三十岁上下了，“年年文战垂翅归”，“蓬茅坐对空邑邑”，“今岁校士遭奇荒，犹守旧辙恋鸡肋，妇子减餐供糗粮，资斧尤费周张力。眼中但见一芹青，抱卷亦犹盛颜色，两儿乃复破天荒，并邀天幸被掇拾。非遇关西彻底清，几何不作向隅泣！小惭小好且勿欢，无底愁囊今始入。”写欢喜而实心酸。直到六十八岁，对自己爬不上去的穷愁之境，仍然不作消极之想，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年），发辫为鬀工削去半尺，赋五绝，有云：“今复除烦恼，从今顺境开。”大约七十一岁或七十二岁（记载不同），例应预考，贡于乡，同年与同邑知友张历友、李希梅同为乡饮介宾，礼毕作诗：“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云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以自嘲口吻说得很坦诚而甚悲酸。七十二岁（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年），长孙立德以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喜赋一诗：“昔余采芹时，可曾冠童试。今汝应童科，亦能弁诸士。微名何足道，梯云乃有自。天命虽难违，人事贵自勤。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实羞。”七十四岁（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年），即他死前二年，他的夫人刘氏死了，他作原配刘孺人行实[6]，文中以严肃的得意口气，认真地记述着大儿子得何功名，二、三儿子得何功名，孙子又得何功名。而后说到自己，他坦率地说：“五十岁犹不忘进取，孺人止之曰：‘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松龄善其言。顾儿孙入闱，偏心不能无望，往往情见乎词，而孺人漠置之。或媚以先兆，亦若罔闻。松龄笑曰：‘穆如者不欲作夫人耶？’答曰：‘我无他长，但知止足。今三子一孙能继书香，衣食不至冻饿，天赐不为不厚，自顾有何功德，而尚存觖望耶？’”看此，足见他直到死，都没有放弃在功名上向上爬的念头，对功名一直是热衷的。

    蒲松龄自少年时代即有文名，他所接触的士大夫不少，人家飞黄腾达，富贵荣华，并没有什么比他高明的地方，有些达官贵人和学道宗师的不学无术，愚昧无知，更是他所熟知，而认为可笑的。但不管自己如何条件优越，不管自己如火如荼发奋努力，却一直没有考上去。这除了使他更深入、更坚定地信持宿命论而外，也使他在丰富的累次的实际体验中，认识到科举的罪恶，对科举产生深切的憎恨和反感。这在作品中有很多的反映，我在此举他六十九岁时（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年）在济南所赋《历下吟》，痛心疾首地揭露了当时科场的黑暗与考生的可怜相和当时科举制度的腐败与罪恶。诗歌共四首，前面有短序：“薄游稷门，适值试士。少见多怪，因志所感，索和同人。”四首诗的大意：第一首描写入场的情形。到了试期，点名入场，差役像墙围似的站着，手里拿着鞭子，乱打人的背。轻者被打掉了帽子，重者身体也被打伤。人们不得不退后，但是迟应了点名（要高声答应），就像羊子似的被驱逐出去。这些差役一边鞭打，一边谩骂，骂的那些下着话，轻侮的话，比什么都肮脏。把读书人看得比草芥不如，根本不当人看。但考生一个个俯首帖耳地忍受着，因为他们只有循此道来争取荣华富贵。这样来考出伊尹、周公那样的人才，该是多么可怜可叹。第二首描写考生贫困的旅居生活，说羁留了两个月，什么都没有把握，看看荷包里，一文钱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个空袋子，带来的一点粮食，只有全部拿出去卖了。这样连皮骨也都剥削光了。东海有位名士，等得不耐烦，无法过下去，只有回家。可是拘捕的文书追来了，拿了他回去，跟他立约三章，“五日一随场，命题试两作。”日子久了，钱光了，只有在济南城里漂泊流浪。鞋子露着脚后跟，衣服破得不能补，带子断得不能续，到郊外去讨饭过活。有朋友可怜他，自己减食救济、帮助他一些。名士说，我家在千里外，写信回家路太远，讨饭怎么可以维持长久呢？看来就只好葬身沟壑之中了。第三首嘲骂考官：考官真了不得，是近世没有可比的好手。据说他像月亮一样的大公无私，有本事的就会取上。榜还没有贴出来，喜报就已经送了出去，事都听任下面的人办，谁也不去过问。可是到了这里，却疑神疑鬼，听了一句什么话，就大发其怒。说有人通了关节，考取了的都一笔勾销，不算数。那些□受特殊赏识的文章，反过脸来就看成仇人一样。再把那些原来的落卷，随便抽他一些出来，再发一次榜。这事实在太奇怪了，读书人有什么罪过，陷在这样黑暗的幽谷里？秀才虽然是小功名，也是国家的名器，怎么可以被拿着像掷骰子似的乱掷？一翻一覆，只凭个人的喜怒，或弃或收，随着你个人的呼吸来决定，这是古来少见的，闻者都不能不惊骇，不能不忧虑。第四首描写考后的情形：本来考取了的，却又名落孙山了。他们怎会没有牢骚？就把他们拘留起来，差役们任意去敲诈，这未免太残酷、太暴虐了。这些人必定终身怨恨，怎么也不会忘记的。可是考官自称又清廉又公平，连路上□人都觉可笑。禁止考生回家，这是古来从没有的。数百人应考，录取了十几名。羁留在客地，吃的用的都难。办文书的出了通知，盛气凌人，晚上发了通知，早上就要到场，到迟一步，就要褫革。这种骄浮刻薄的做法，简直是暗无天日。落第的千万人，一路哭哭啼啼。回家去，没有脸面，稍有志气的，都只有一死。黄河的河伯若不发怒，流到大海也不会是浑黄的水。

    像这种腐败到顶的考试现象，描写得淋漓尽致，作者的愤怒也达于极点。但作者仍只是看作是个别的现象，他之攻击个人————主考者的做法不对，办事的人岂有此理。他是为把科举制度弄糟了而感愤激，他不但没有对科举制度怀疑，反倒是站在维护和办好科举制度的立场上来作指责、发义愤的。蒲在作品中反复攻击科举，但所挖苦和嘲笑的，也只是主考官个人，认为他们没有眼睛，不识好文，不识真才，主观上只是发牢骚，也并没有攻击科举制度本身（但客观实际上是攻击了制度）。有人认为他一方面反对科举，一方面又以考中功名来报答所认为的好人，说这亦是他作品中思想矛盾，其实仔细研究，他的这种思想是统一的，并不矛盾。这和他自己的热衷功名的思想分不开，他之不得功名，认为是考官不好，是办理不□之故，他反对此，为此而愤激，但并不反对考试制度，若反对了考试制度，那他的热衷功名的思想也就无所托了，他一日热衷功名，此心不改，即不会从根本上反对科举制度。

    蒲松龄家里并不是有钱的大地主，他家的经济情况是很拮据的。上面叙述他父亲蒲槃已经讲过。在封建时代，一个考不上去的秀才，没有官可做，家里又难坐食，那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替官作幕宾，跟着混碗饭吃，打秋风。一是作塾师，教蒙童。蒲松龄做过幕宾。他的小同乡孙蕙，比他大九岁，在顺治十八年（1611年）中进士，康熙八年（1669年，蒲三十岁）任江南宝应县知县，不久又调高邮，后几年，又充江南同考官，他就随着在孙蕙任上。他三十一岁到江南任上的孙蕙处去的，为时不长，不过一两年的工夫。作幕宾，做些什么事呢？做文章。文集中有代孙蕙的《放生池碑记》。写奏折，为孙蕙父母请封诰，集中还有许多上皇帝的谢表。此外，主考时，帮着看卷（县学考童生，县、府、道三次秀才考试），此外就是陪着游玩、歌舞、筵席之类。他在南游时期，游过江南不少地方，主要是江浙地区的一些名山大川，作有江南诗一卷。作幕宾，只是做客人的性质，《红楼梦》上所谓清客相公者是，当然没有薪水，只是随便赠些钱，给点好处，是打抽丰的性质（此在《儒林外史》中有很多具体描写）。但一个小县会有多少油水？此时他还年轻，抱负很大，当然还是要回省应考，争取正途功名。其间当然也有过不惯江南异乡的客居生活，产生思乡之情。大约到他三十二三岁时，他即回到淄川本籍，开始在淄川西铺毕际有家坐馆教蒙童。淄川毕家是个大地主官僚的所谓旧家。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是明代的尚书。毕际有字载积（《聊斋志异》中有多篇道及），号存吾，顺治乙酉拔贡，曾任江南通州知州，家里很阔，有不少园林台榭：石隐园、绰然堂、效樊堂诸胜，收藏颇富，四方名流宿儒，乐与之游，喜吟咏、校雠、精于鉴赏，著有有关考古、稗史及诗文之书。蒲在毕家教馆多少年，不甚可考，但我们根据材料知道他直到七十岁，才撤帐回家退休。自三十二三岁至七十岁，近四十年的长时期内，他一直是以教馆为生的。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有一句说：“自是以后（即从江南归），屡设帐缙绅先生家。”可知纵不是一直在毕家，也是在本县一些阔人家教馆，而且从诗文看来，从其与毕家的密切关系看来，和毕家的往来始终未间断。

    在外乡作幕宾及在本县作塾师，前者时间短，后者时间长，这是蒲一生主要的生活和工作，对其创作有密切关系，起着重大的作用。在此生活中，他一面应考功名科举，一面酝酿着与从事着创作。唯其屡试屡败的感触愈深刻，对生活的体验愈丰富，而他要求寄托情怀、抒发苦闷的心也愈切挚。《聊斋志异》中的作品，都是他在这种时期酝酿和写作的。我们现在具体说一说蒲氏南游作幕宾和在像毕家这样缙绅家教馆，这种生活和工作对他的精神思想上的影响。总的说，无论作幕宾，或坐馆，他的东家都是达官富贵之家，其势位炙手可热，生活豪华阔绰，而自己却在贫贱之中，这是一面；他的东家都是奴仆婢妾成群，家人骨肉团聚，而自己却是寒斋独坐，心灵之寂寞孤凄，益觉无聊，这又是一方面。在这历历比照的苦闷生活中，一则他的热衷功名之心更切，一则其怀才不遇、悲愤感慨之怀更深。于是精神上的出路在日常生活中有这样几条：一是寄情自然，对山川风物，楼亭台榭，花鸟虫鱼，有深厚的兴致和细致的体会与观察；一是体会人情世态，所往还者上皆达官名流，下至奴仆、乡间农夫贩卒，生活环境中的人和事，传闻与故事，他亦从自己的心情境遇，得到深切的体验；一是耽于幻想，生活于梦境之中，以自取安慰，这是以书与生活为材料的。

    我们下面说几件生活情事，让我们对蒲的生平与创作得些具体的了解。

    前已言之，他的同乡孙蕙历任江苏宝应及高邮县官，他在三十一岁时到江南孙蕙任上作幕宾。孙在高邮署中做寿（四十寿辰，孙比蒲大九岁），招梨园演剧，大开寿筵，蒲有一首诗，写东家声色歌舞、灯红酒绿的官家生活：“帘幕深开灯辉煌，氍毹暝铺昼锦堂。氤氲兰雾吹浓香，热云迷蒙凝天光。旱雷聒耳杂鸣珰，佩环一簇捧红妆。藕丝摇曳锦绣裳，黄娥跌舞带柔长。长笛短笛割寒苍，紫楼玉凤声飞扬。芙蓉十骑踏花行，鬟多娇容立象床。参差银盘腻烛黄，琅玕酒色春茫茫。轻裾小袖引霞觞，愿君遐龄齐山冈。”这本是当时士大夫日常普通的生活之一面，我们看当时的历史记载及文集、诗集可以充分地知道，并非什么特殊之事。

    又有七绝三首写贵公子生活：“斜阳归去醉模糊，酣坐金鞍踏绿芜。落却金丸无觅处，玉鞭马上打苍奴。”“夜半梧桐隐玉钩，朱门挽辔系骅骝。两行红烛迎人入，一派笙歌绕画楼。”“罗绮争拥骕骦裘，醉舞春风不解愁。一曲凉州公子醉，樽前十万锦缠头。”

    这样的诗篇，当然不必看作对生活的写实，而只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印象的总的概括与作者自己对富家青年此一面生活的感受。江南地区，在明清之际，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地区，以扬州为中心的一带，封建阶级过着当时最“现代化”的生活享用。山东某些地区亦属此类，但程度上、性质上与江南有些差别。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自己的客居生活及情绪如何呢？他的诗集中亦有反映。总之，是孤寂、无聊、悲慨、思乡。《寒食阴雨，有怀刘孔集》：“寒江风物晓珑璁，佳节萧条恨不同。旅邸愁生春色里，天涯人坐雨声中。离亭怨别垂杨绿，霁影当窗返照红。好梦忽惊魂欲断，高斋一榻落花风。”《客斋》云：“烟波万里一身遥，湖上春残燕子娇。乡思多因闻雁发，离魂只为看花消。云迷芳草愁中路，月满春城柳外桥。搔首天涯仍涕泪，五更风雨自潇潇。”《客署作》，有句云：“冷雨寒窗他日泪，凄凉极浦暮云深。”《寄家》云：“桂树丛丛飘晚香，夜行竹影落绳床。窗窥明月人千里，魂断西风雁一行。须发难留真面目，芰荷无改旧衣裳。江城何处吹杨柳？望断关山客梦长。”《夜坐悲歌》云：“短烛含愁惨不照，顾影酸寒山鬼笑。”“但闻空冥吞悲声，暗锁愁云咽秋雨。”《途中》云：“途中寂寞姑谈鬼，舟上招摇意欲仙。”这已经很具体很明白地为我们介绍了《聊斋志异》所由产生之客观、主观生活背景，《聊斋志异》自序中亦描写了这样的生活情绪。

    这种内心孤寂的客居生活，对于一个自负才学、热衷功名的青年人（三十出头）当然是难于忍受的。在此期间，他的怀乡客愁的诗最多，不举。所谓“江山信美兮非吾土”，不久他就回到山东故乡来。这一次到江南，又由江南回去，是他一生中最长最远的行旅。从山东去江苏北部，并非像今日，只是个短途旅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在当时的社会现状下，是很艰苦的，感触也是多的，印象也是深的。这种长途艰苦的旅行，在他一生中是少有的。

    从山东淄川往江淮地区，必经之道是一条高山峻岭的山路，由长山谷道到莱芜县境，最高的地方是青石关，集中有诗《青石关》云：“身在瓮盎中，仰看飞鸟渡。南山北山云，千株万株树。但见山中人，不见山中路。樵者指以柯，扪萝自兹去。勾曲上层霄，马蹄无稳步。忽然闻犬吠，烟火数家聚。挽辔眺来处，茫茫积翠雾。”青石关距淄川约六十华里，再过去约百里，则为岩庄。《雨后次岩庄》云：“雨余青嶂列烟鬟，岭下农人荷笠还。系马斜阳一回首，故园已隔万重山。”由此以南，悉属山区，他回山东，仍经此道，到青石关，日已暮，旅店冷落，不留客宿，正值山雨欲来，摸黑十多里路下关，经瓮口道到土门庄投宿，时天昏夜黑，风紧雨骤，雷电交加，这对他是一次惊险的旅行。《瓮口道夜行遇雨》描写这段不平常的路程：“日暮驰投青石关，山尘横卷去漫天。望门投鞭纵马入，庭户冷落绝炊烟。”又云：“下关暝黑闻风雷，倒峡翻盆山雨来。潦水崩腾没马膝，激石擂炮鸣相催。水猛石乱马蹄破，动骨骇心欲倾堕。人马不惜同时饥，颠蹶还愁丧身祸。”又云：“来时当道僵尸横，我行至此马腾惊。云是虎噬远行客，髑髅啮绝断股肱。念此毛寒肌粟起，心急行难步不咫。电青乍见水磷磷，径昏惟觉石齿齿。三漏始入土门庄，挝门下骥登人堂。渭城已唱灯火张，唤起老妪炊青粱。篾席破败黄茅卷，如醉醇醪卧香软。”大乱后景象，虽山僻之中亦能见之。诗集中并无专写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情景，因为这是犯忌讳的，但流露出的已可想见。像“平原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得家书》），“青草白沙最可怜，始知南北各风烟”（《途中》），“萤流宿草江云黑，雾暗秋郊鬼火青”（《早行》）。我们可以看看《儒林外史》中第三十五回庄征君辞爵还家旅中情况，更可以想一想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记事，此时死的人太多，十室九空，士大夫享乐生活虽已勉强依旧，但人民的生活和内心仍是惨切的，惊魂未定的。江南如此，山东亦然；城市中如此，旅途中尤甚。这样的旅途和客居生活，这样荒凉的高山，野兽出入的地区，这样惨切与残败之余的社会生活感受，我们读到《聊斋志异》故事，即知其所描写的环境气氛绝不是偶然的胡思乱想。

    蒲氏的塾师家馆生活，也是身在富贵家庭的环境中，而内心精神有难于说明的孤凄和寂寞。毕家是个世代做官的旧家，毕际有是个刺史，比孙给谏要阔得多。他家同时请了两位塾师教子弟，《绰然堂会食赋》说：“两师六弟，共以几餐。弟之长者方能御，少者仅数龄。每餐情状可哂，戏而赋之。”描写同小孩子吃饭、你争我夺、狼吞虎咽的情状，文章是非常生动而滑稽可笑的，但可以看得出来，作者的笑是苦笑。

    集中有一篇《戒应酬文》：“旬前或以吉启属余，而意懒苦于思索，掇笔复置者屡矣。望前之五日，计需期已迫，不得已挑灯构之，思又不属。弯月已西，严冬侵烛，霜气入帏，瘦肌起粟，枵腹鸣饥。回顾酸影在墙，须吻张翕，耸肩缩项，如世钟馗。因呀然而自笑，哂措大之呆痴。”“无端而代人歌哭，胡然而自为笑啼？无谓矣哉！”“且也人皆鼎烹，尔独藜藿，人且重裘，尔独絮衣，彷徨永夜，亦孔之凄！”“若夫幽房炽炭，茗酒浮卮，奚童旁而剥枣，慢撚髯而吟思。于斯时也，神闲意适，逸兴遄飞，亦文人之雅致，当乐此而忘疲；尔乃坐枯寂，耐寒威，凭冰案，握毛锥，口蒸云而露湿，灯凝寒而光微，笔欲搦而管冷，身未动而风吹，吟似寒蝉，缩如冻龟，典春衣而购笔札，曾不足供数日之挥。”“前无钓饵，后无鞭箠，利既不属，名亦罔归，连连作苦声于终夜，诚可笑而可嗤！”也写得自嘲自怜，亦悲愤，亦诙谐，生动真切地描写了他的为文生活状况和内心的感受。此文未必是在毕家做的，但作塾师，必定要代笔作应酬文的，则塾师生活的一面亦可以推想。

    在幕宾和家馆生活中，他因文名及环境，和许多大官、旧家宦裔以及当时的名流订交。除了上述毕际有外，有唐太史济武（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等，像他的挚友张笃庆兄弟和李希梅都是旧家宦裔，张之祖上为明代相国。在江南同游的，如成康保（进士）、王式丹（会状）兄弟、陈冰壑（太常）都是功名高、官位显的。当时许多大官和学问家如施闰章、俞成龙，年龄地位都高，也都先后赏识他。他和王渔洋的关系也是密切的，诗文集中，往来信札、唱和最多，王有书多赠给他；他的书及文也多寄给王，《聊斋志异》一篇篇给王看了，编成后又给他看，《聊斋志异》多篇后有王的评语，原手稿中，除异史氏曰外，亦附王评语。凡此不及细讲。总之，王是非常敬重他，而蒲亦以王为其前辈中之知己，敬之爱之的（笔记中买其作品被拒的话并不可信，王渔洋亦非如此一类之人）。这样一些大官名流，和蒲发生密切友谊，对蒲有些怎样的影响？（他们都是有其可肯定一面的士大夫阶层人物，他们也都是正派的，不可一笔抹杀地否定掉。）总的说，是对自己的才学自负益高，因而怀才不遇之感益明，而牢骚益多。在由江南回鲁，至五十前，任家馆期间所作诗文，时时流露出来。想贵想富，“多君老健凌苍鹘，期在青云志不摇”（《怀李希梅》），“名士由来能痛饮，世人原不解怜才”（《九月望日，怀张子历友》），“与君共洒穷途泪，世上何人解怜才”（《中秋微雨，宿希梅斋中》），“生涯岁岁拥寒釭，落拓无成鬓欲庞”“壮心端不受贫降”（《遣怀》），“何日得钱十万贯，烟波深处买芳邻”（《拨闷》），“但求怜此身犹贱，放我十年勿反添”（《初见白髭》）。此外他们也常有一些诗酒风流的生活活动，文集中有很多的诗启，如《徵毕信涉逸老园诗启》《为沈燕及邀客小启》，诗集中有不少酬赠的作品（《我曰园唱和诗跋》）。

    蒲在坐馆时，对自然风物遣兴寄情，亦见于诗章。诗集中有《斋中有柑橘、菖蒲、迎春、海棠、月季、盆草、盆石、夹竹桃，又有榴树二，花大而实肥，因效徐文长作石醋醋骂座》，将各种花木人格化，予以嘲弄，如云：“酸寒蕙草，冷瘦菖蒲，短发潇潇，无栉可梳”，“丁香依稀四旬余，犹学雏娃妆明珠。海棠荡冶淫且污，自谓风流绝世无”等等，可见其心情意绪之寂寞无聊，亦见其喜爱生活，□观深微之情趣。有一首诗题是：《辛未九月至济南，游东流水，即为毕刺史物色菊种》，其小引云：“扉临隘巷，每多长者之车；槛袅垂杨，时系达官之马。只因爱菊陶令，羡绿野之风流；遂使看竹子猷，通黄花之声气。髯奴沦茗，便以久远为要；佳种携来，许以有无相易。”对于花木的爱好与知识，可以见之。《聊斋志异》中多篇花木精魅的作品，推及虫鱼鸟兽，亦莫不然。

    诗文集中还有不少描写妇女情绪及关于男女爱情的诗词作品，这多数是他青年（四十岁前）时代写的，我们下面要说到，蒲与刘氏夫妇关系极好，对其夫人极为满意，两人白头偕老。若由我们今日看，蒲对爱情应无何不满足之点。其实不当如此看。因为封建婚姻中的夫妇关系，一般是无所谓爱情之可言的，爱情不存在于正式夫妇关系中，封建婚姻中。在旧时代上层社会中，要获得爱情，总须在夫妇关系之外求之。此是事实，应予注意，其理亦不难理解。蒲生活于达官缙绅的社会环境中，所能有的只是封建婚姻关系的夫妇之情。他之对于自由活泼的异性之美，对于志趣相同、彼此相知的爱情之乐，他亦是有此要求的。对于以才情自负而身处贫贱寂寞中的蒲氏来说，在他青年时代，此点恐怕在他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不能满足的。作品中对于爱情的体会，对多情青年男女的形象之描摹刻画，无不委婉动人，深切入微，正可证明此种情怀。很有趣的事，是作品中许多诗词韵语，亦见于其诗词集中。举几首，以见一斑。

    《子夜歌》：“今日上西秦，明日往东鲁。不如不归来，还省别离苦。”“问谁往江南，烦寄物一裹。不为我念郎，但恐郎念我。”“荡子不顾家，空房泪沾臆。骂语积满胸，郎来都不记。”

    《闺情》：“深坐珠帘颦翠娥，玉人何处醉弦歌？泪中为写相思字，写到相思泪转多。”“蕉分日影上晴纱，斜傍东窗理鬓鸦。妆罢玉台频对镜，侍儿和露折兰花。”

    《思帝乡》：“闲院桃花取次开，昨日踏青小约未应乖，嘱咐东邻女伴，少待莫相催，着得凤头鞋子即当来。”（见卷七《阿英》）

    《同沈燕及题思妇图》：“慵鬟高髻绿婆娑，早向兰窗绣碧荷。刺到鸳鸯魂欲断，暗停针线蹙双蛾。”（见卷六《连城》）诗集中，此题七绝四首。具见其以己作为作品中人物之作，即以自己真切深挚的情感意绪以为书中人物的描写。即在人物创作与描绘中，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化了进去。其作品艺术之力，于此可以得其端绪。亦可推知作品中的许多韵语，多是他自己的作品。如《彭海秋》中的薄幸郎曲，《丐仙》中的“蝶化美人舞且影”，《褚生》中的《浣溪沙》，《凤阳士人》中女子所唱俚曲，《宦娘》中《惜余春词》，《绩女》中费生所题《南乡子》，《香玉》和《凤仙》中的多首绝句，《连琐》中的联句，皆真切动人，□动活泼。当然也有不是作者的，如《林四娘》中的诗。

    现在说一说蒲松龄的婚姻及夫妇家庭问题，这是他生活的另一重要之一面，与其思想密切有关者。蒲氏自作原配《刘孺人行实》[7]一文，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贵的资料。蒲是其父的老来子，蒲出生时，家已中落，到十一岁，才替他说亲，定的是同邑儒生刘国升家的二姑娘。顺治乙未年间，讹传朝廷将选良家女子充掖庭，人情汹动，刘公初不信，而意不敢坚，亦从众送女到亲家。这时蒲十六，夫人年十三，到婆家，与婆婆董氏同寝处，谣言既息，又回娘家。过了两年，即蒲年十八，女年十五，才正式结婚。夫人性情温和谨慎，朴实寡言，在妯娌们中，她是最老实的。因为其他妯娌，伯和婶都很厉害，很强悍、自私，常与婆婆争吵，其嫂尤然，所以婆婆特别爱她，说她有赤子之心，对人称道。大嫂更为恼恨，联合了其他妯婶，与婆婆及刘作对，说婆婆不公平，其间唇舌传播，家庭中经常吵闹。看来，蒲松龄对其嫂和弟媳，都非常不满，尤其把其大嫂说成一个像其作品中的泼悍型的妇女。父亲看了这情形，觉得难以长期处下去，就将弟兄们分了家，授田二十亩，大约每家分田四五亩。蒲说，分家的这年是荒年，收了荞五斗，小麦三斗。妯娌们在分家时，对家庭用具都挑好的，弃朽败的。而刘则像呆子似的一口不开。兄弟们都分到了夏屋，松龄独分到正屋外的三间老屋去住。老屋在农场旷野里，连围墙都没有，四处是小树和蓬蒿野草。此时松龄经常在外游学，不常在家。刘夫人亲自披荆斩棘，找人筑一短墙，在大伯子家假一小小的白木板做门，聊分内外。“出逢入者，则避扉后，俟入之乃出。”这时已经生了大儿子箬，带着儿子孤孤单单住在有黄鼠狼的荒僻地方，听到有人的脚步走过，心里都觉得喜欢。庭院中，落雨则潇潇瑟瑟，刮风则到处响动，打雷则满屋都震得打颤。夜里狼闯进来，鸡在埘中惊叫，猪在圈里骇窜。小儿不知愁苦，早就睡熟了。她对着一盏豆油灯纺绩，直到天亮才罢手。所以经常减餐，留些饼饵请乡邻老婆婆来吃，请她在自己床上睡，请她做伴。像这样固贫寂守，却不肯让儿子荒废了学业。□怜着儿子小，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握着头发送儿子出门，目送他进了学塾的门才回来。后来又生了一女三男，十多年，他们渐长大。这时又为婚嫁的事所迫，千辛万苦地努力起房屋，一子授一室，一亩大的院子，就再无隙地，从前长满野草的地方，此时都变为茅茨了。但是家口多，每会食，非一榻可容，因此就分了锅灶，叫他们自己各自起伙食。刘夫人对于功名是很淡漠的，对于生活是很知足的。年轻时纺绩过劳，到老来苦臂腕痛，但仍不停纺绩操作。穿衣喜欢洗濯，洗破了，就打上补丁。若不是有事请客，厨房里从来没见过肉。我不在家的日子，得到好吃的，自己从来不吃，包了扎了收藏起来，总是腐败了。几个兄弟都赤贫，来借借贷贷是常事，夫人也不指望他们还。说：我总是受乞，而不乞于人，这就是我的造化了。到晚年，多病，一年要病几次。她自小有腹块的病，六十岁以后，块病与年俱长。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秋，和女伴媳妇们喝酒谈家常，谈到夜深，次日即病。

    蒲松龄对于原配刘夫人的夫妇感情是非常深切厚挚的。他如何感激同情她，如何尊敬她的善良品德和勇于担当、坚强忍耐的性格，都可以从此文的描叙中看出来。这不是普通的谀墓的文章，而是有血有肉真情流露的描叙，说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不但见出刘夫人的为人，也见出蒲在夫妇关系及家庭生活一方面的态度与人品，所以能够使我们感动，使我们觉得亲切，不因为那是二百多年前的人和事，对我们的思想感情就觉得隔膜，不起共鸣了。夫人的死，对于蒲的晚年是一大打击，他写给老朋友的信说：“弟日益惫，又兼有悼亡之感，穷而无告矣。”（《与李淡庵》）他所作的悼亡诗八首，也在平淡语中见出深沉的哀痛，与元稹的悼亡诗是一类的。这年夫人生辰（冥寿），孙立德回来扫灵，祖孙又恸哭了一场，并且作了诗。次年（康熙五十三年），上老伴的墓，又哭了一场，赋诗二首。“欲唤墓中人，班荆诉烦冤。百叩不一应，泪下如流泉。”“性最畏荒漠，今独眠荆榛！勉哉汝勿惧，公姑为比邻。匪久襆被来，及尔省晨昏。”（《过墓作》）他并常在梦中见到老伴：“午睡初就枕，忽荆人入，见余睡，笑，急张目，则梦也。又赋七绝纪其事。”所谓贫贱夫妇，老而弥笃，一般富贵家庭的夫妇，绝不会有这样金子似的感情。这一面，对蒲的写作，也有重要作用。《聊斋志异》中对忘恩负义、冷酷薄幸、喜新厌旧的丈夫深恶痛绝，如《阿霞》《武孝廉》《云翠仙》，并且一贯以极大热情描写那些笃于夫妇之爱的人物，如林氏，皆非出于偶然。

    蒲松龄对于他的嫂子弟妇们很□不满，尤其对于他的大嫂，所谓“冢妇益恚，率娣姒若为党”（《行实》）。上引文中把她们写得非常偏狭、狡猾、凶恶、自私、好吵闹骂人、多嘴多舌。从这种对比中，来表扬刘氏之美德。这样的意见，形之于笔墨，暴露了他们封建家庭的争吵与不□的严重矛盾。这本是封建大家庭很普通的现象。别人不肯说，蒲却不掩饰地把它揭开出来。但是蒲对其同胞兄弟们却并无恶感，他还是恪守友于之道的。他在寄旅外乡时，占比例最大的是思家怀乡的诗。所谓家乡，主要当然是人，是他的夫人和儿子，但也包括骨肉在内。《客斋》云：“频年忧患凭天地，中夜悲歌忆弟兄。”并有《赠惠公弟》：“可怜芳草年年绿，同向天涯寄此生。”《八月新归，觉斯、螽斯两侄邀饮感赋，得深字》云：“莺花岁逐行尘老，骨肉情因患难深。”五十岁时，他大哥死了，他十分感伤，作了祭文，又有两首哭兄的诗，一首题“夜作祭兄文悲不成寐”。又有一首《怜妹》，大约他妹妹自小嫁了一个赌博游荡、没有家业的丈夫，多年与娘家兄弟没有往来，兄弟也难照顾，后来受了牵累，弄到吃官司。结句云：“兄妹皆沦落，相对一潸然。”可见其手足之情是深厚的。对朋友亦然，诗文集中多数是与朋友赠答，朋友悼亡，他多有诗相慰；朋友死了，他有诗挽哭。在封建的伦理的情谊方面，他是非常严肃的。

    他对于朋友的诚笃，还表现在耿直方面。他是一个诤友，不怕得罪人。文集中有《上孙给谏书》，（孙给谏）即从之作幕友的孙蕙，说：“年年落魄，有负故人，自觉面目酸涩”，所以久疏往来，“所自信者，朋友之情，老而弥笃，可无愧于良友耳。”“然而为乡绅者居官而有赫赫名，甚可喜；居乡而有赫赫名，甚可惧！”你为争臣，必能容争友，“窃以为居乡所当知者”，请言其略。他提了五条意见：1择事而行，“盖居高位者，为善有力，为不善亦有力。我一动齿颊，阶下人将百倍行之矣。”2择人而友，“德行之人吾所师，学问之士吾所友；至胁肩吾前者，止足供棋酒笑具耳，其言固无足听也。乃初闻之而觉其佞，久而安焉，又久之而我之腑膈肺肠，渐与鲍鱼俱化矣。”“门外之吞声者甚多，但我不及闻也，可畏也！”3择言而听，“名不可以威成，财不可以怒取，凡以此等事诱我者，皆欲坏我之德，以自便其私者也。”4择仆而役，“每见蠹役贯盈，惧人覆算，遂如山中之狼，借我蠹以自庇，不惟众怒难任，且恐豺狼之性，未能忘情于人肉也。且负人债者，冀投我而人不敢讨；犯王法者，冀投我而官不敢追。又他家旧仆坏事而逃，借我以抗其主。”“又其甚者，乡中狡狯，思假我之声灵，以济其暴横，乃夤缘而入，甫得挂名卯簿，即公然肆行于市井，构讼于公门。”“因而受害者遂控诉无门矣。抑闻长山邑大夫南公尝语人曰：‘为令者他气犹好受，惟宦家大腹奴之气难受。’此真经历之语，其中愤、其言戚也。”5收敛族人，“凡一人之望重，则举族之人，多窃其声灵，以作威福。力之大者，则把持官府；力之小者，则武断乡曲。甚者族人之奴仆亲戚，亦张我之旗帜，以欺山中之良懦。”“但祈先生微行里井而私访焉，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则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先生存心何等菩提，乃使乡梓愚民，闻声而股慄，诚不知其可矣。曩者刘孔集自武康归，先生尝谓之曰：‘姜桂之药，亦宜相人而施。’某之言真辣于姜桂矣！”这批评是非常尖锐，但益见待朋友之诚笃及其为人之直爽。这种品德在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蒲有许多意见，是站在老百姓这边看问题的。因为他虽然一贯的要向上爬，并且基本上站在地主阶级（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但同时另一事实，却始终未爬上去，实际是处于贫贱之中，老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和压迫，他不但看得见，体会得到，而且有些方面他自己亦同样遭受着，如上所言大官的仆役之狐假虎威、鱼肉乡里之类。文集中有一篇《救荒急策上布政司》，他向政府大胆提了五条意见，可以说是为民请命，更可见蒲的思想与老百姓站在一起，与老百姓同命运的一面（老百姓可以受此苦，未必能看得清、说得明，蒲则以其地位、经历及文化，看得较明白，说得很畅快）。策中说：“现今除缙绅而外，惟有坐以待毙之士子及三五良民，日与成群之盗，杂相间处，昼无饱餐，夜无安枕，势将使饥者以不能作贼而死，饱者以不能御贼而死，合县之民，不尽不休，真可惧也！”所陈五则意见，一是钱法，说钱之挑选苛刻，起于康熙四十二年。州、县有告示民间：杂钱之行，姑从民便，三年后都中新钱下，则市中之钱皆不许复行。有钱者大惧，贸易者则严于挑选，恐其一旦遂成废物，久之官钱不下，被弃不用者各有名目：以铁铅作模，槣而成钱者曰槣钱；两面磨光者曰磨钱；熙字左撇弯长者曰五腿；新出炉者为黄痄黑炭不净者曰黑痄；大而薄者曰薄痄；模糊轻小者曰死痄。总之，皆私铸之别名。且都中大钱，尚未行下，而私铸者已依样铸出，遂有怀中抱钱而饿死者。今之禁钱，弊与盗案等。盖法太严，官不敢报，因而私铸甚多，自长山、邹平以及武定诸处，铸炉不下千支。京都之局，不足供千炉之毁，于是私钱遍地，而官钱之存者几希矣。二是无禁籴，今日言之，不惟不可禁，并亦不能禁。一禁则籴者不敢入市，而求诸籴者之门，官乌能知之？更有贿托豪强买结市侩，为之代籴装载以护送出境者，官又乌得而察之哉。是禁籴之法，止以起无赖之抢夺，资棍徒之骗诈而已。且一禁止则籴者钻求愈急，粜者勒索益甚，而市价之腾涌益速。三是官谷可借，仓中积谷，初纳时名为乐输，将以备本地凶荒，非待他人取用，前年他邑灾，至六七运，劳民伤财以送之。今本地连年大饥，饿殍遍野，流离载道，而仓中谷反不得一粒入口，积谷之本意谓何？四是治盗，年荒则盗聚，天下之大乱多起于荒年，淄去年歉收，初穴墙胠箧者一二人，后渐三五成群，架软梯为进院之具，过岁以来，皆四五十人为一伙，刀枪火炬攻打村庄矣。或劫财不得，则燎人至死，入村不得，则纵火烧村，至有一村尽为丘墟者。被害之家皆忍痛含冤，莫敢声报，间有认盗指名报官者，非为捕役所买放，即薄惩松系而不尽其法。官以姑息为仁，而贼民日多，而良民日少。此辈皆博赌无行，游手不务本业之人，即在丰年亦非善类，流亡饿死之民乃足惜，此辈不足惜也。良民日营升斗，夜辄有人入，以刀压颈，劫夺而去。此民间之苦情，呼天无路。五是粥厂，认为不如关粟之便，四乡设厂，十五里外道渐远，一人独往，则家中饿其老弱，携家而往，则终日苦于奔波，不如五日一次，按口而授粟。此所提意见，不可谓不尖锐，不可谓不是在一种范围内为民请命，为百姓实际的眼前的利益设想。

    上述是对达官的不良作风和当时政府的窳败提出了大胆的批评，表示了极大的气愤，要求纠正与改进。但他最痛恨的还是坏县官和衙门中公差和捕役。文集中有一篇《公门修行录赘言》：“西南巨山中有狨焉，善食猱。猱望见之，群升树。狨至，戛然一鸣，诸猱闻声，如果熟遭劲风，坠满地上，悚息膝立，无敢逸者。狨乃相其硕大，置瓦颠顶而志之；志已，复以爪揣择肥者攫食焉。黠者乘间弃其瓦，揣则遗之。偶一谈及，罔不诧异。余曰：‘此何足异？人类中固不乏也。君不见城邑廨舍中，一狨在上，而群狨随之乎？每一徭出、一讼兴，即有无数眈眈者，涎垂嗥叫，则志其顶，则揣其骨，则故嘬其肉。其懦耶，恐喝之。强耶，械挫之。慷慨耶，甘诱之。悭吝耶，逼苦之。且大罪可使漏网，而小祸可使弥天；重刑可以无伤，而薄惩可以毙命。蚩蚩者氓，遂不敢不卖儿贴妇，以充无当之卮，冤矣！其吏皂之具衣冠者，尚阴刻而阳慈；而最难堪者其副，以牛鬼奉蛇神命，乞丐相鸱鸮鸣，当之者求死不得矣！夫人生至为副役，已入饿鬼道中，而尚以漏脯救饥乎？在恶人良不足惜，而小鬼之伎俩，又偏中于善良。何以故？朴纳者固不敢取颠瓦而掷之也。”这是暴露官府衙役鱼肉百姓，十分痛快淋漓。其所憎所爱，都出于对现实政治吏治的实际感受和总的概括，全面而深刻，充满火一样的热情。《聊斋志异》中对于政治吏治的问题，他亦表现相同的爱憎立场。

    但尽管如此，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统治的政治制度，所以上文仍对公门官役提出劝告和建议，即借公门而修行。希望他们做做好事，修修自己的来生福泽。因此，他所仰望的是好官，是爱民的官。他相与的许多士大夫，如毕刺史、唐太史、孙给谏等，他都认为是好官，他十分敬佩他们。对孙提出批评，也是在爱护他的前提下提的。他想往上爬，得功名，也不过为了做官，当然他向往做一个好官。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张嵋字石年来任淄川知县，做了三年，于二十八年调任离去。看来张是一个好官，精明干练，能为民兴利除弊。蒲极推崇他，敬佩他，说叔度来三年，每日噢咻人，春和中人骨。闻拔擢去，如婴离母抱。适驾南巡，谋要遮之而请，肩所摩满衢，踵所止满邑，涕所堕皆满眶。骑者、步者，肩负腰缠，如蚁迁其国，数十里尘无断际。然万趾南图，而龙飞西去远矣。既得耗，无老幼皆懊，无灵蠢皆怆，无男妇皆涕，共言侯去，悲六喜七。诗集中有《悲喜十三谣》赠张者，悲六：农人悲（粮轻减），儒童悲（卷费廉），乡人悲（豪校差役敛迹），翁媪悲（荡子蒙教化），肆贾悲（估肆得安），名士悲（怜惜才华）。衙役喜，博徒喜，豪强喜，讼师喜，端工喜，娼户喜，权奸喜。又有《送别张明府》，小引曰：“一片阳春，吹嘘寒谷；三年霖雨，沾溉穷乡。得为编户之氓，无异太平之犬。未入武城之室，细听弦歌；时于冀北之群，一承顾盼。肌肤骨髓，受兰气之长薰；鸡犬桑麻，被河流之普润。”“留鞭挽辔，千尺潭水之情；把酒临风，三叠阳关之曲。”云云，具见其对其所谓好官的崇敬爱戴之情，与上述对于坏官的鞭笞，正是一物的两面。

    他自己虽未做官，但在乡里，也努力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乡绅或士子。他对地方公益之事，是十分热心的，淄川是个山区，道路险阻，行旅艰难。修桥铺路，就成为乡绅们的一件善举，蒲对此甚努力，募修鸳鸯谷桥，五村修路，修建龙泉桥等，他都以很高的热情来做文章，来说服人家解囊，来歌颂其善行。龙泉桥的筑成，李翠石捐产泻囊，费金逾千，而蒲则自己出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即三百两。这对于一个贫士的蒲，是不容易的，这是他的一件义举，确为慷慨好义。说明他能竭尽绵薄为地方做些有益的事。

    具体的事情应作具体分析，修桥铺路，人们出钱可以有不同的动机，为修福子孙和来世，为沽名钓誉，为爱护乡梓，为地方争体面，也有为人民百姓的。大□的人，有钱，出些不在乎。有的人出的少，集腋成裘，也有迫于绅士的威势，迫于社会舆论。蒲出如此之多，这就不同。若是单举此事，也不能断定他是出于爱人民百姓，看其对农民生活的关怀，就可以联系起来看，得此结论。

    那时农民百姓的最大苦痛，除人祸而外，就是天灾，水旱虫荒，是封建时代非常频见的，而淄博山区，此患尤重。文集中有《纪灾前编》[8]和《纪灾后编》[9]两篇长文，记康熙四十三年（1703年）的灾情，其观察之细致，关注之迫切，体会之深刻，感受之切挚，描写之详尽与生动，具见其对人民的生活之用心，无微不至，欲罢不能，实在使人感动流泪。其中尤以《纪灾后编》描写农民于荒旱之后又逢虫灾，虫蚄萌生成长的状态，群起捕打虫及禾稼受害的状况，尤其令人惊心骇目，使人气喘胸闷。（《前编》写荒旱之年，人饿死，流离道途，盗贼纷起，吃糠秕、树皮、草根，卖妻鬻子，甚至吃人肉，卖人肉油，令人毛骨悚然。）又云：“其类又易孳，尝见巨蚄伏叶表，两肋坠物，微茫如露珠，瞥长为蛆，蠕蠕动矣，倾之堆累数十，锐首扰乱，似各有作，俄已成茧自蔽，如蚕然。”“时高粱已穗，叶大耐蚀，梗高耐登，虫自下空其半体，视不见、闻无声者。然岁叠荒，盗多几与虫等，昼防昼偷，夜防夜偷，架木巢其旁，眠少熟，粒青青已果贼腹矣。蚄故不贼豆，或邻亩谷尽，猎食无所，池鱼之殃，豆则深受之。甚至垅无片叶，蓬蓬如乱麻。已角受灾者，角半秕犹粒；灾其方华，则萁歧立，不复角。谷未秀，虫空其叶，青青矗矗然，大段如木贼，无人采焉者，以其穗犹胎含，留待复秀；久之生一二叶，类瘦茅，盈盈寸许，仰不复垂，霜寒犹绿。待田耕者，中道夭之，犹不如蜀秫之晚生者，豆出始出，豆熟亦熟焉。乃豆未遭蚄害者，又自生螟，蜿蜒二三寸，圆粗于拇。倡言者谓其肥可煎油，竞捉之，囊筐充轫，断头反革，置鼎，水腾沸沸，油浮出，金黄色，革亦焦脆，饿者甘之，捉益众，因不为灾。时某邑诸生告灾于令，呈蚄，令咄之，谓是么么物，何足称灾。又呈豆螟，始骇，始诘名。一生答曰：‘此即所谓糊涂虫也。’闻者皆匿笑。八月初四雨，夜大寒，蚄悉入土为蛹。或又言蛹绝美，富者以升麦易升蛹，于是男女若妇，操铁锐具，石足山根，搜抉殆遍。蚄方没，蝗又至，食其牙齿余惠，谡谡断粒蒂，零落田间，驱之跃于禾下，又扑之入于丛中，止而家焉，不复飞矣。苦战而存者，蝗又尽之，劫数矣哉！”最后说他写前后二篇记灾的用意：“情状可哀，涕可陨，志其略，告临民者，勤民事欲猛，捍患难得法，细述之告力田者。”诗集中有不少的关心农民疾苦和遭遇的作品，《齐民叹》：“愿竭我膏脂，共资尔巧宦。谷尽难取盈，涕泣零如霰！”《饿人》：“何处能求辟谷方？沿门乞食尽逃亡。可怜翁媪无生计，又卖小男易斗糠！”尚有一首《击魃行》，说明他并不迷信鬼怪。

    蒲松龄自四十四岁，以很大的力量，很高的热情，编了许多通俗使用的书和俗曲。这完全着眼于人民百姓的生活需要而编写的。康熙三十三年（1683，四十四岁）编了《婚嫁全书》，自序云：“唐宋以来，选择百余家，造凶煞之恶名，骇人观听，古人不甚遵，颇亦不甚验。最不可解者为周堂，不论节候交否，但以为逢若吉，逢若凶，此何理也？……举世奉为金科，而我独自行胸臆，既有违众之嫌；且子女婚嫁，既无所疑忌，而姻家公母，必龈龈以为不可，遂不得不设酒封金，转求术士。故不如广集诸书，汇其大成，使人无指摘之病，即明知其妄，而用以除疑。”（周堂，阴阳家语，俗称婚嫁吉日曰周堂。）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十五岁），编《日用俗字》成，序云：“每需一物，苦不能书其名。旧有《庄农杂字》，村童多诵之。无论其脱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点画，率皆杜撰。故立意详查字汇，编为此书。土音之讹，如‘豭’读为‘脚’，‘种耜’读‘种使’之类，悉从《正字通》。其难识者，并用音切于大字之侧；若偏旁原系谐声，例应读从半字，概无音切；或俗语有南北之不同者，偶一借用，要皆字汇所有，使人可以意会。虽俗字不能尽志，而家常应用，亦可以不穷矣。”康熙四十四年（1705，六十七岁），编《农桑经书》成，序云：“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昔韩氏有《农训》，其言井井，可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余读而善之。中或言不尽道，或行于彼，不能行于此，因妄为增删；又博采古今之论蚕者，集为一书，附诸其后。虽不能化天下，庶可以贻子孙云尔。”康熙四十五年（1706，六十七岁），编《药祟书》，序云：“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乡邻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纲目》缮写之。不取长方，不录贵药……偶有所苦，则开卷觅之。”康熙四十八年（1709，七十岁），手录《齐民要术》，自志云：“己丑初夏，偶阅《齐民要术》，见其树畜之法，甚有条理，乃手录成册，以补家政之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七十五岁），死前一年，悼亡之次年，选录《观象玩占》三卷，自志云：“先得《会天意》一册，以其有量晴课雨之益，故依样录之。后见《观象玩占》，无论其卷册浩烦，不能缮写，且天文星宿，多所不解；仅取其人人共知，如日月北斗，风云雷雨之属，录为三卷，聊以备旱涝之秋，为瞻云望岁之助云尔。”此外，尚有《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家政内篇》及《外篇》《小学节要》。

    俗文学方面，戏曲三种：《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俗曲十四种：《墙头记》、《姑妇曲》（演珊瑚故事）、《慈悲曲》（张诚故事）、《翻魇殃》（仇大娘故事）、《寒森曲》（商三官）、《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赌鬼回头故事）、《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江城）、《富贵神仙复变磨难曲》（张鸿渐故事）、《增补幸云曲》（正德嫖院故事，《辛十四娘》有此段情节），《问天词》《东郭外传》《逃学传》《学究自嘲》等。

    我们应该知道，这样一些生活实用的杂书和通俗文学作品的写作，完全是出于他的自愿，在于他的兴趣，其间不但无名利之可言，亦且没有责任，他是从日常和乡民共同生活中体察与了解到生活的需要，觉得自己可以做，应该做的，就编了出来，为了对乡民有益，对乡民生活有助，解决他们的困难，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从他这种编写过程中，知道他时时把乡民百姓的生活要求牢记在心，像个保姆似的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欲罢不能地要为他们做些有益的事。这里，不只是他的勤于编写的精神可佩，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与熟悉百姓的生活需要，关心他们的生活需要与困苦，以及热心地、无条件地为百姓服务的精神，我们不能不十分感动。这就使我们看到蒲的高贵的品质与内心、伟大的人格和灵魂。这与他醉心科举、热衷功名的庸俗的一面，显然成为鲜明的对比，两相矛盾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著作，也是一些庸俗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了不得之处。当然，就著作本身说，确乎是卑之无甚高论，有身份的士大夫和士子，是不屑为、不肯为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见其精神之崇高：他不顾儒林的笑骂，只一心要为乡民百姓做些有益的工作。而且我们从这些著作的序言中，也明白看到他是如何的体贴百姓的心愿，为百姓的好处设想，考虑到百姓可能接受的一面而把自己的主观之见撇开或放弃不顾，因此，他这些著作内容，都是从实际出发，能够切实为百姓服务，能够为百姓乐于接受的。《药祟书序》云：“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乡邻之急……”《农桑经序》云（见前），《婚嫁全书序》云（见前）。

    综上以看蒲松龄的生平，由于他的出身环境和生活环境，他一生热衷功名，但一生功名不得意；一生想往上爬，但一生处于贫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于热场中作冷淡生活。”（《答陈翰林书》）由于他的热衷功名，想往上爬，他的思想有极其庸俗的一面；由于他始终功名困顿，始终身处贫贱，一生过着冷淡生活，因此他的思想同时又有颇为光辉的一面。这光辉的一面，就是他的内心与人民百姓紧密连接在一起而产生的。并且，因为他的一生生活处于贫贱，始终未爬上去，所以这光辉的一面，就成为他思想的主要的一面。这给予他穷愁的生活以巨大的积极的力量。他虽一辈子倒霉，牢骚满腹，但他对生活、对人生、对世事，一贯抱着积极的态度，抱着希望，追求理想，并且尽他思想水平所能达到的，所能认识到的，竭尽力量，要为人民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当时一个士子，若只知有己，不关心人民百姓，不把心倾向于人民百姓，处于长期的穷愁之境，而又生活在漆黑一团的时代社会里，而又不悲观，不绝望，不自暴自弃，那是没有的，不可能的。蒲的对现实的很好的健康的态度，显然是因人民百姓的力量给予他以支持与热□的。他的《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说：“某素不达时务，惟思世无知己，则顿足欲骂，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涕，利与害非可计及也。”

    《聊斋志异》的写作，也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这里说了他个人牢骚，作品中亦同样贯穿了他个人的牢骚和不满，个人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知道寒雀抱树、秋虫吊月的生活处境，是他个人的身世之描画，同时也是当时清初广大人民百姓的现实处境之概括。他所刻意地以巨大热情与毅力来从事搜集写作的青林黑塞的故事，亦正是当时身处漆黑一团的时代社会中的人民百姓所赖以寄托幻想的创造，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故事。在此，他个人的牢骚与愤懑就成为他连接人民百姓的桥梁（若无个人不满，他会骑在人民头上，与人民对立，不会将心与人民相系了），他个人穷愁的处境，就与人民百姓的生活现实同一坯现实土壤。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在主要问题上，能够站在当时人民百姓的一边，以他所认识与坚持的，来鼓励人们努力向好处看，把他所认识的来教导人们分清是非善恶，如严冬中送炭，如黑暗中送灯。炭与灯都是从人民百姓那里来的，温暖了自己，又反过来去照亮人民，去温暖人民，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

    在此，我们应该简略地插说几句关于当时时代背景的话。我们应该把蒲松龄的生平、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实际中来看，始可得到较适当的评量。我们知道，明末的社会与政治，已是封建主义制度腐朽达于极点的时代，当时在极端窳败腐朽的社会现实中，已经萌生了许多新的因素。腐烂中已有显明的新生的力量，无论在经济方面及文化思想方面皆然，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蔚成排山倒海的巨大革命浪潮时，应该说，在森严的黑暗中，已经见到曙光。广大被压迫奴役，生活上、思想上没有出路的人民，此时则已有个指望，并以最高的勇气与热力与信心，参加到革命斗争中去。但是正在这样的死中得生的关头上，却忽然产生清军入关的悲剧。阶级斗争功败垂成，民族斗争亦被血腥地镇压下去。当时人民百姓在生活上、在精神上所受的打击与挫败，是难于说明的。我们知道，在长期旧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里，当旧的统治腐败透顶、民不聊生的时候，产生一次革命，换得的虽然只是改朝换代，但取旧的统治政权而代之的新的朝代，总多少有些新的气象。因为鉴于旧统治政权的得失，总有一番除旧布新的措施。这就可以使阶级矛盾得到一些解决，社会政治有一些推进，人民可以舒一口气，能够暂时安心地、有希望地生活下去。元明之际就是如此。但清朝建国，却不是如此。从政治上说，它把明朝的一套窳败的制度，全部接受沿袭了下来，并没有什么除旧布新的措施。更严重的是吏治，不但体制照旧，连人也是明代旧有的。不只封疆大吏多是“三朝元老”，即小吏亦是明代的遗物。所以清朝建国之初，在血腥、残破的社会中，没有什么开国的新气象给人民感到受到。朽败到极点的封建主义如此延续了生命，一点新的萌生的东西（尤其在文化思想上）都归息灭。所以蒲松龄和当时人民百姓的时代，是一个漆黑一团的时代，主要是在生活上、在精神思想上找不到现实的出路。

    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只有到幻想的、迷信的世界中去找。所以一个黑暗的时代，总就是宗教特别发达的时代。拉丁颓废期，基督教为欧洲人所广泛接受。在中国佛道之盛亦然。狐鬼的幻想，是和佛道分不开的。汉末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大乱之时，神鬼故事特别发达，魏晋志怪小说之兴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聊斋志异》所收集的怪异故事，以及其所反映的佛道思想（不居主要），正是当时的漆黑一团的现实土壤中所产生的。当然这也不能看成绝对化，其他时代亦有佛道思想及狐鬼故事，封建社会中总会产生这类思想和故事的。但其特别兴盛与发达，却不为无因。

    蒲松龄在政治吏治问题上对农民起义、对科举所表现的思想，在一般社会问题上所表现的思想，其庸俗与不高明的一面，还都当从其时代去看，始可了解。他究比吴、曹早几十年，我们在《聊斋志异》中看到与感到那漆黑一团，非常阴惨，非常痛苦的令人窒息的社会生活与人民内心精神的情状与气氛，但同时，却通过以佛道思想为基础的宿命论思想，表达了积极乐观、要求向上、要求向前的生活态度与生活理想。这种客观现实与主观态度的对比，是令人感到蒲松龄的伟大的。他的这种健康的态度，绝不是一个倒霉的书生个人所可持有的，他的这种健康的态度，正是从人民百姓那里取得的。宗教迷信和神话传说如何区分：一则引导人倾向于对现实之消极，一则引导人倾向于积极。因为它表达了人民百姓在无可奈何的苦痛中的美好的理想与向上的愿望。

    四 选读示例（《张鸿渐》）[10]

    先讲几句关于本课进行的一些问题，好与同学取得一致意见，便利于我们的讲授和学习。

    我在本学期本课开始时即讲过，本课进行，有些什么困难，如何才可以做得较好，没有经验。其中最大的困难，一是语言的隔阂，一是篇数多。如何全面地而又深入具体地来学习此作品集的内容和形式，是有问题的。此课开的匆促，准备不够充分，都是事实。正因为如此，我在开课之时及进行中，一边上，一边很想了些主意。这些主意，都已经大部分化为现实或事实。（要求同学随时提意见，但提来的太少。）我现在把这些和主意和事实略加说明。

    严格说，这是个专题课，而非专门化课。对四年级同学来说，我考虑到这样问题：是像拿到桌上的菜，让大家尝味道，满足口福呢？还是要大家到厨房里看看怎么做菜呢？是让大家不动脑来欣赏呢？还是让大家自己在动脑筋，在自行研究中来学习呢？是像旧时代抚养孩子把东西嚼碎了让孩子吞呢？还是让孩子自己咀嚼呢？我取后者，而不取前者。若是绣罢鸳鸯任教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同学也是不会同意的。

    因此，我选定原宣布过的几个题目。一是把此书置于文学史的系统来学，不要把它孤立的来讲。我了解在基础课中，六朝小说及唐宋传奇讲得不多，为加深同学的印象，使与古代此系统小说联系起来讲，了解此书的传统及其在发展上的来源及成就，所以《绪言》中讲了有关的问题，又特定故事来源一段。至于四百多篇作品，需了解其总的精神及思想，最好把作者生平及思想搞清楚。因为作品总是受作者的世界观指导的，而《聊斋志异》尤其明显。研究作品，总须与作者一并来研究，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本身就是文学史一项重要的题目。我们搞清蒲松龄的生平、思想，对《聊斋志异》的作品之创作，及其精神思想，都可以有一总的枢纽的认识。事实上，外面研究《聊斋志异》的论文，尚未有这样的，□不比《红楼梦》，曹雪芹的生平材料少，有的，不出《红楼梦》新版的《前言》中所介绍的。为了针对这些实际问题，所以特定作者生平、思想一题目，并且着重地讲了一下。

    我认为以上二题目，是本课最重要的，所以特意摆在前面讲，使有保证。留下的，再讲作品，反正此不能一篇篇讲到。有以上全面的认识，具体的作品之一篇篇的研究，就有了基础。当然我们还是要在课堂上□讲一些，以为举例，以为通过具体，来印证全部的论点。不在乎一篇篇讲到，而在举一反三；不在我一篇篇来分析，而留下很大的余地来让同学自己现在或将来动动脑筋。我认为此课的具体条件及要求，是适宜于如此做的。恐怕是我的主观想法，未必都合实际，故觉此课进行到现在，只余五周，作品讲得会很少，是一个缺点。此缺点，一不可弥补，纵有十周、十二周，仍有此缺点。此缺点，我倒认为是一优点，因为让同学也可自己动手来阅读分析作品。自己咀嚼，不吃保姆嚼碎了来喂的。那样只肥了保姆。

    同学对分析作品很感兴趣，这当然是好的。但分析作品不可悬空，不可离地。那样会成为游谈无根，无根之谈，那样做学问，进行文化建设，会成为空疏不实。同学要通过一课，学到研究方法，这也是应该的。就是要学到绣鸳鸯，不满足于看鸳鸯。但研究方法或途径，不能只是分析作品。一，有关作品的问题，须先搞清楚，否则成为空论。二，要向我学分析作品，同学已听过我讲《红楼梦》，问题很多，尚待深入去搞。分析《聊斋志异》作品，不会另有一套。倒是在面对《聊斋志异》时，有了新的问题，如故事来源问题，作者生平、思想问题。这是研究的途径。当然，两题皆未讲好，但作为研究途径及方法看，总算提出了一套我的看法，可以提供同学们作为讨论及纠正、补充的参考。若写论文，就未必一一都写出来。比如做豆腐，只拿豆浆出来，豆子、豆渣都收起。我以为在此课中，把豆子、豆渣也都拿出来，对同学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

    至于词句的讲解，即语言问题，我在此后讲作品时，也要挑重要的讲些。但主要，还靠同学自己来动手。我们有句俗话，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你学外文单词，与其不费力气地问人，人说了，我记牢了，不久即忘；自己翻字典，写一遍，即易记牢。你们学外文，总先有一部字典，而要做一个中国语文专家，却不翻辞典，不查有关的辞书，那是不对的。在学习中，自己花的劳动愈大，则学得愈多愈深愈踏实。我们的经验是如此，学习是劳动，艰辛的劳动，此是真理。故我在教研室发表意见，以为基础课教材当有注释，专门化和专题课教材，除特殊者外，一般不须附注释，让同学自己去摸去问。同学们不当为语言的困难所吓倒。中国文学史，全部都有语言问题。不要只喜白话的，见到文言即头痛。若如此，学不成中国文学。此须作自我斗争。

    此课第一次开，不成熟。若再讲，我摸到一些经验与教训，希望同学在进行中，不断提出意见，给我帮助。

    以下讲所选《张鸿渐》一篇。

    在我的心目中，我以为《张鸿渐》不是《聊斋志异》中最好的，却是代表性最强的一篇。因为全书一些重要的主题，这篇中都触及了，或者都包括了，或者都关联到了。《聊斋志异》中主要的题材，所提的重要的社会问题及政治问题，作者的基本处理态度，所反映的时代社会现实的问题，及其所表现的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及表现上的、结构上以及描写上的一些特色，此篇都可作一典型。从这篇引申开去，连及他篇，是一个比较适宜的讲法。

    这篇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拿一个政治斗争作为背景，来写夫妇关系和男女爱情的问题。或说，通过一个政治斗争来写男女关系问题。篇中从侧面写一个政治斗争，而从正面写封建社会中夫妇关系问题。这是概念地讲。这样的主题，在我们后代的作品中，即所谓革命与恋爱的作品，以革命为经，以爱情故事为纬的小说。我们对这类作品，已经读得太多了，也太熟悉了。我们读了蒲松龄此篇即知，这样的作品，并非现代和近代才有的新主题，在二三百年前即有了。当然，在古代，也非自蒲始。

    政治与爱情的问题，是从古及今的大问题。不要以为《聊斋志异》取了怪异故事的形式，就不能反映现实社会的问题，相反，它以狐鬼怪异故事的形式，正反映了现实问题。前二讲中已讲到过了，但是我们读此篇，还进一步知道，它不只反映现实社会问题，还写了现实社会的一些大主题，提出了当时现实社会的大问题。而且那内容，也是采用了狐鬼故事的形式，而其方法，却是现实主义的；作者是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来提出这些问题，并且进行描写的。

    作为故事背景的一个政治斗争，即篇中侧面所写的政治斗争，即当时中国十七世纪下半期（假定为1680）漆黑一团的时代，一个封建社会的书生与政治和社会恶势力的斗争。所谓恶势力，主要是贪暴的官府，也有地痞无赖。土劣地痞无赖与坏官府的存在是分不开的。没有坏官府，坏政治，也就没有土劣地痞无赖。而坏官府之得存在，作恶多端，残民以逞，却不是个别的官府问题，而是整个的政治吏治的问题。《聊斋志异》中对贪暴官府、对地方恶霸、对地痞流氓、对衙役公差的暴露与攻击，是许多作品共有的，是四百余篇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上次已经提及几篇重要的篇名。当然不只此数，约计长短有百来篇，都写到或涉及这些作品，客观实际上是暴露了当时的政治之黑暗与窳败。提的是当时重大的主题，即具有重大的时代社会意义的矛盾。

    与代表黑暗的政治统治势力的贪暴官府处于对立地位的，当然是全国人民。在此篇中，则是一个年青的书生张鸿渐。张是全篇中的主人。全篇为我们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张鸿渐、张妻方氏和狐施舜华。作品侧面写那斗争，正面所写的，就是张、方、施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把那些矛盾的对方，县令赵、无赖甲及差役，作为反面人物，置于侧面；而将此三人，作为正面人物，着重、正面地写他们。但张、方、施三个主要人物，张又居于中心，是篇中的主人公。因为全篇是把他居于主体，笔头是跟着他走，他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他不在哪里，就不写哪里。方与之在一起时，而写方，写方与他的关系形态；施与之在一起时，即写施，写施与他的关系形态。笔不跟着方、施走。一个短篇（中篇长篇亦往往如此），抓住一个主人翁，跟住他不放，而不要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可以主次清楚，脉络分明，给人集中而完整的印象。否则头绪纷出，手忙脚乱，很不经济，效果很坏。《聊斋志异》中作品，很懂这个道理。鲁迅说：“叙次井然了”，亦当包括此点。这不是《聊斋志异》独创，而是中国的史传体的方法。《史记》，写《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皆基本如此。

    本篇一开篇，亦用史传体的方法。先简单地介绍篇中主人公。用了四句话：“张，永平人。年十八，为郡名士。”《聊斋志异》中长篇，多数如此开篇，即史传体的写法。但也有许多不如此呆板，如《水莽草》《晚霞》等。永平是明代直隶的一个府，治卢龙。所以下句所提的那贪暴官府，即卢龙令赵某。永平府，或卢龙县，在今河北东部，冀东。前讲故事来源时，说取材本省者居多数，其次靠近山东的：河北、河南。此即河北东部，与山东靠近（抚宁县东，滦河东岸）。明白了这个地方，以后的描写才可明白。第一次逃亡到凤翔，是陕西的凤翔府、关中道；第二次被舜华带着推坠下马，是到太原，山西太原。在太原，改名换姓，居十年，“访知捕亡寝（即浸，渐也）怠，乃复逡巡东向”。逡巡，是往回走的意思，从太原往回向东走，是到河北东部的。他写这些地方，不是乱写的。今日小说，即不要求如此。但前已言之，当时是要以史的标准来要求的。否则，将被指为可笑的大错。

    开篇用四句将主人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后，随即提出问题，即书生与县令的矛盾斗争。将矛盾两方的性质要点加以说明。卢龙令赵某，贪暴；矛盾的对方呢，“人民共苦之”，是被压迫被鱼肉的人民，“有范生被杖毙”，被杖毙的范生，是人民的代表人物，“同学忿其冤，将鸣部院，求张为刀笔之词，约其共事。张许之。”这些青年书生，是和被杖毙的范生站在一伙，约了张鸿渐参加这一斗争。张鸿渐答允了。这里八九句，县令、范生、人民、同学、张鸿渐，许多人及其关系，主要是为写张鸿渐。写张鸿渐的故事所牵涉的斗争，或从这斗争中来写张鸿渐的故事。并且突出了张。为何这事诸同学要约张参加共事呢？因为他是郡名士，名士之所以为名士，德行文章。德行，影响大，作用大；文章，可以做好状词。所以上句开篇写了姓名、籍贯、年龄，要有一句“为郡名士”。这句是必要的，由此句，发展了一下提的斗争，张所以被邀参加此事之故，就突出了张，张与此斗争的内在关系。若不是如此，那此句是多余的。

    蒲作有许多俚曲，前已言之。所作戏曲中，有一篇叫《磨难曲》（本名《富贵神仙》），此是戏曲。较此篇细致。文学形式对内容是有限制的。此篇俚曲写地方大旱，闹荒，县令不准百姓告荒（即不准免粮赋），范生挺身而出，被县令打死。一上来写一农民独白，诉说受县令压迫敲榨之苦，写荒年之苦。这里说人民共苦之，范生被杖毙，说得笼统，用此曲来作注解，就可明白是怎么回事。

    青年书生联合结党，以与坏官府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有悠久的传统。汉朝就有太学生的政治斗争。明朝有东林党，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无锡东林书院，因讲学而讽议朝政，干预政治，士大夫群起响附，称为东林党。他们与宦官魏忠贤展开尖锐的斗争。大兴党狱，诛戮顾李，直到崇祯初年，蒲生前十年，忠贤伏诛，东林后盛，仍与宦官余孽斗争，直到明亡。这一斗争，实已有新的内容。到清朝初年，地方上此风气未息，但在清统治者残酷统治下，已日益衰歇，与人民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同样的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且无法抬头。明代的东林党之斗争，实反映了民主主义思想萌芽与封建主义统治的矛盾斗争。此所写，所为一个地方的余波，虽已在清朝，整个革命斗争已经落潮，但矛盾斗争的性质仍是与明末相同的。

    写了张的才能与名望，写了他是个有正义感、见义勇为的有血性的书生，都是简单几句地概括地叙述出来的。因为这不是他要写的主要之点，仅为张、方、施的故事提出背景与条件，详略，即表明重轻主次。以下跟着介绍方氏，写她对丈夫的影响。先概括地说她美而贤，随即通过对话，即对政府所进谏言，具体地、深入地描写了她的美而贤的性格。先是有见识的一番拖后腿的大道理，而后说：“今势力世界，曲直难以理定，君又孤，脱有翻覆，急难者谁也。”像这一样的对话是写得好的，在文言小说中，《史记》有之。但古史所写是远古的政治活动家，此则是普通人，距我们较近。对话中有口吻，有语气，是文言的口语，口语化的文言，从那声口语气中，表现出人物性格和神情态度，内心精神状态，使我们具体感受到方氏有识见、有脑筋，想得周到，是个家庭妇女，却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她性格温柔，说话宛转，而且充满了关心丈夫，爱护丈夫，非常着急，无限忧虑，忠实于丈夫的深厚缠绵的柔情与热情。她一心只为丈夫着想，一点不为自己着想，并不说：“你在外面闹，闹出事来，倒霉的是我。”若如此，就不能给人“美而贤”的印象。《聊斋志异》中写人物，最大的成功之一，就是对话传神，从对话中深入内心，透出神情状态以写出性格与个性。唯其方氏如此美而贤，话又说得如此有情有理，这就足以成为张的牵制力量，使张转变了自己的主意，而跟着方氏的思想走。所以跟着说：“张服其言，悔之。”这一叙句就有了具体的内容，不是架空之谈。在以后的情节的发展中，在全部故事中，都一贯写了方氏的美而贤的形象。

    再补说几句关于方氏所说的一番道理。这是老于阅历的世故之谈。其所以然之故，即在于书生普通共有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他们虽有很高的正义感，但到要紧关头，就见利忘义。义，就是大家的利益，整体的利益。利，就是个人利益。古代的书生，一直讲究义利之辨，把两者看成对立的范畴。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是个没有解决的，也不可能彻底解决的思想问题。但这是说书生，至于劳动人民，却可以做到此点。他们从生活和斗争经验中，具体认识到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三国演义》上所鼓吹的义，《水浒传》上所宣传的义，农民起义能有力量、成就，主要持此，但书生不能。五四性质不同，共产思想指导，党的领导。方氏这话，洞察书生此一缺点，不能不说其思想之深刻。

    这话是由方氏口里说出来的，把它作为全篇故事发展和人物形象塑造的内在的核心思想，主导思想。所以这一主导全篇的思想，在此处故事开始前即由方氏之口提出来，使贯彻到全篇的人物和情节的脉络中去，笼括了全篇。这样写，是深刻意义的。所以写作技巧，总受思想的指导，为思想主题而服务。这在下面还要从人物处理上来说。

    从上面说的，可知那一段道理，是方氏说的，实是作者要说的。作者支持与宣扬方氏的此理。此理，贯彻了全篇的情节描写，及故事的发展。在张、方夫妇间，就此一道理说，是否张而是方的。全篇即通过人物、情节表现这样一个主旨：反对书生参加反贪暴的政治斗争，而宣扬家庭夫妇的伦理关系。这样，作者完全从世俗之见来看书生的此一缺点，故其深刻的见地，只成为“世故”，所谓明哲保身者是。当然，生在那清初，阶级斗争惨败，民族斗争又趋瓦解，封建统治回光返照，人民力量入于消解的低潮，这样的黑暗时代，这种明哲保身的思想，对政治斗争冷淡与反对的情绪，是必然会有的，且是时代的特征思想，因此，我不能说这是反动的思想（因并无前进的思潮及□□的革命运动），但不能否认其为庸俗思想。但这种庸俗思想是一直主导着旧时代知识分子的，直到五四时代，有了工人阶级的产生，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问题才有改变。

    作者在书生与坏官府的斗争中，显然以最大的同情对书生与人民一边，而以最大的仇恨对贪暴官府的。篇中虽未正面写此，但从那一笔两笔的勾勒，已可见其倾向性：“赵以巨金纳大僚，诸生坐结党被收。”这就攻击到县令赵以上的官府。到第二次离家，即张以与地痞无赖的恶势力斗争，杀了甲，而后自首时，“赵以钦案中人，姑薄惩之。寻由郡解都，械禁颇苦。”明了非钦案，而坐以钦案，且真的由郡解都。这就攻击到最高统治权力的附庸。凡此等侧面几笔，攻击得很中要害。而且在全篇中主要是写张的受迫害被磨难，张是个诚笃正直的书生，方是个贤淑能担当的妇女，这样好夫妇，弄到家破人亡，受尽折磨，这全部形象与故事所表露的，当然使我们痛恨那矛盾的对方：县令、大僚及最高统治政权。作者是以巨大的同情来处理张、方的遭遇的。作者是在同情的前提下来反对张的参与政治斗争的。同情书生，仇恶官府，而同时又批判书生（皆瘐死）的斗争行为。但官府如此贪暴，人民何以聊生？作者又同情仗义执言的义举。这怎么办？这就是作者的思想矛盾，是作者的苦闷，当然也反映了时代的思想矛盾与精神苦闷。解决此矛盾，平服此苦闷，就作者的思想与作品看，有两途：一是像本篇结尾所表现的：儿子得了功名，自己爬上统治集团中去；有了此条件，就可以把书生和官府的矛盾转为内部的问题，于是可以调解：许姓，京堂林下者（儿子同年的老伯，有此私人关系），“以金帛函字，致告宪台，父子乃同归”。被杀的无赖甲父那边如何呢？“甲父见其子贵，祸心不敢复萌。”这是以势压，当然不能满意，故又说：“张益厚遇之，又历述当年情状，甲父感愧，遂相交好。”于是一团和气，什么矛盾也没有了。但这只能概念地写，因为以此来解决矛盾，显是幻想；以此来平服苦闷，显亦不能。所以另一条出路，出路唯何？曰：寄幻想于佛道世界。篇中写了施舜华，来去无碍，法力无边，还有什么现实的矛盾和苦闷呢？由这样的佛道超世思想，以否定现实世界，这样就得到了最彻底的解决。

    《聊斋志异》中作品提出了种种社会问题和政治性的问题，作者却不肯止于提出矛盾，且要一一解决矛盾，以得结局。其解决之法，就不外上述两途。执着于现世，即由前一法，他所同情的受难者、悲苦者、良善者、正义者，自己也大富大贵；另一途即以否定现实的出世思想，或凭藉佛道超现实之力量，来平冤苦，救解祸难。因此作品的结局多是美满的。

    前一条是阶级的烙印，后一条是时代的限制。

    在《张鸿渐》一篇中，正面地具体地着重描绘的是关于张鸿渐在蒙受政治迫害的逃亡生活□的夫妇关系和爱情问题，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三个正面人物形象。《聊斋志异》的成功之处，或者吸引人之处，即在塑造了几百个有很强的现实性、很高的艺术性的活跳新鲜的男女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属于三百年前特定的黑暗时代的，通过这些正反面人物形象所组成的丰富的彩绘的画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时代面貌和人们的生活理想。作者的世界观虽有很庸俗的一面，并且有受当时历史的限制，但是若把这些思想问题弄清楚了，不把坏的看成好的，也未把难能可贵的看成卑不足道的，那作者的爱与所憎的，通过其思想感情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应予很高的评价，因有□□□□，在广泛读者□□□的影响，今日仍然有值得我们尊重与学习之处。

    我们拿《张鸿渐》这篇中的三个人物形象来说。先说张鸿渐，作者寄予他以很高的爱护和同情。他不只在当时黑暗封建时代，是一个具有好思想、好德行的书生，即在今日我们的心目中，他也应该属于良好的品质的青年。他的思想————即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自然又当别论。在当时黑暗政治与贪暴官府的压迫下，当其他同学仗义执言，发起斗争，约他创词共事，他见义勇为地□慨参加。听了其妻方氏的一番道理（在当时具体环境中，这道理是很说服人的），在当时人民力量蒙受残酷压榨的低潮时期，□□□□□□性命，不作无谓牺牲□□□□，他虽受□□□□，但仍为创词而去。到了更大的恐怖与迫害临头，他即刻逃亡他省，不行贿赂以自免。他是个有正义感，有热血、良心的人。作者对他的同情和爱护，即从这里出发的。他弃去美满的家庭，只身逃亡到遥远的异地，陕西凤翔，并到资斧断绝，“踟蹰旷野，无所归宿。”在民间神话传说中，有个共同的规例，即在好人、可同情的人、不幸者、落难者，即当时黑暗时代与社会的受害者走投无路，没有了指望时，即有超现实的力量出于意外地来给以搭救。这是神话传说的重要的情节，反映了走入绝路的受害者的幻想，也同时反映了广大受害的人民的善良的愿望。张鸿渐正是如此。在绝望中忽见小村，老婆婆正出来关门。张向媪求宿，媪说不便留客，张说但容寄宿门内，以避虎狼。媪方答允了，说是私容止宿，未明宜早去，恐主人闻知，将便怪罪。张入门，倚壁假寐，忽见女郎出。张如何表现呢？“急避暗处，微窥之。”作者在描写中，在故事的发展中，抓住了张的为人：虽只简单的几句，却突出了张的性格。他十分体贴答允寄宿的老妪，怕她受连累怪罪之责；他努力收敛自己，正合其可同情的身份与具体处境；表现了他的诚笃，不因其“家无男子”，“一门细弱”，而稍有放肆越轨的行为。这在当时社会是不可免的，故媪始说“不便留客”，女再说：“何得容纳匪人。”当时上层社会的男子就对女性而言，不是匪人是少有的。女问“其人焉往？”被逼于形势，故“张惧”（应该无所惧，惟是他的好品质的表现），并且“出伏阶下”，因为他犯了这人家的规矩，连累了别人。等到受到女子另眼看待，引客入舍，摆出精洁的酒浆，设了锦裀，“张甚德之”。但还不放肆，也未得意忘形，只“私询其姓氏”。即将看舜华之面，偷偷地问老媪。媪既去，看到几上有一部《南华经注》，就“取就枕上，伏榻翻阅”。这也是简单的一笔细节描写，但其中具有丰富的内容。张的逃亡的痛苦和前途茫茫的繁重情绪都可以包括在内。宝玉在烦恼，亦读《南华经》。忽然女主人推门进来，这完全出于意外，“张释卷，搜觅冠履。”见出其慌慌张张、无可措手足的窘态。他此时的心情是多么严肃，他的为人多么本分讲礼，多么尊重女主人。从这里，也可知上面就伏榻读《南华经》的细节描写，为后文此处“搜觅冠履”的情节发展留了余地；并且这些细节，也同时描写了舜华。因为《南华经》（不是《太上感应篇》，不是孔孟之书，不是《女儿经》）是主人的，舜华见其搜觅冠履，“即榻按坐”，说“无须，无须”，且“近榻坐”。这些人物描写，在当时一般文言小说中是没有的。到舜华提出“以门户相托”的话，张在流离之境，无路可走之时，见到这样一门细弱的人家，见到这样美貌多情的女子，却绝未想到这上面来，他的心非常严肃，也绝无半点苟且的念头。完全出乎意外，思想中竟毫无准备，所以“皇然不知所对”。大约愣了许久，但说：“不敢相诳，小生家中，固有妻耳。”在此具体考验中，张的诚笃不欺的好品质，有力地打动了读者，也正是这样正直诚笃的人，正在受着政治迫害，直到弃妻别家，走投无路。但张在此逃亡苦痛之境，流离失所，内心孤凄，对此孤女所提的要求，自不能不受感动，亦不能无情（若断然拒绝，那张就成为道貌岸然的卫道者。在张的此时具体处境中，并不能如此，所以情节的发展，是合乎情理的。至于作者的男性中心的思想，在此点上也有的，但是不重要的）。所以当舜华言毕欲去，张即“探身挽之”。是在榻上未离，故云“探身”。

    从此，张的内心在施与方之间，入于矛盾之境，这种内心的矛盾，也充分表现了张的品质与性格：他若是“得新忘故”，这在当时世俗的男子，是普遍的，也就此间乐，不思蜀，心里不会再怀念妻子，也就没有矛盾；他若是那种封建正统人物，无视女子的人格，何况舜华“终非同类”，即无所谓恩义难忘，也就没有矛盾。但张在此矛盾中，并非没有倾向，妻的力量，对他还是更为巨大的。他不是没有想到家中案情未结，迫害和祸难并未解除，但他不计自己的安全，情不能禁地难在舜华这个温柔之乡、安乐之家安住下去，一心只想到患难中的家里的妻子。这种心情一直存在着，但难于向舜华开口。到心情难安之时，他也绝不瞒着舜华私逃，那是有负恩义的，所以他只好向舜华开口。他说得很老实，很诚朴，没有花招，也不绕弯子，只以乞求的口吻说：“卿即仙人，当千里一息耳。小生离家三年，念妻孥不去心，能携我一归乎？”舜华听了不高兴，话说得非常尖锐，压力很大。但对此张并不含糊其词，也不软弱；他义正词严，并带着指责而又十分委婉多情的口吻说：“君何出此言？谚云：‘一日夫妻，百日恩义。’后日归念卿时，亦犹今日之念彼也，设得新忘故，卿何取焉？”多妻现象，与舜华理迥背。

    下文写了张一次假回家夫妇相见，两次写了真的久别重见。具体描写中，都见出张之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即对夫妇恩义，看得比政治斗争更为重要，更为悬心。先叙儿女之情，非常缠绵悱恻；对政治斗争，对被难的战友，也不是不关心悬念，但显然置于夫妇关系之次。只在叙了家庭的温情之后，才“问及讼狱”，“问讼案所结”。这正是作者思想的反映。这可以不谈。可注意的是张并非怯懦之人。他的接受妻的劝告，他的逃亡在外，都不完全是为了自己。到了同村的恶少某甲狎逼其妻，他即忿火中烧，不可制止，“把刀直出，剁甲中颅”，又连剁之。此与慨允共事的热血性格是统一的。旧案未了，又出命案。此时方氏叫他速逃，请自任其辜。张决不同意。别事听妻的话，此则十分决绝：“丈夫死则死耳，焉肯辱妻累子以求活耶？卿无顾虑，但令此子勿断书香，目即瞑矣。”天明赴县自首。他的这些行为：杀甲、自首，是为保全妻子，都是未经仔细考虑和思想斗争的性格内心的自然流露，见出他绝不是那等软弱犹疑的人，绝不是那等胆小怕死的没出息的人。杀甲、自首，这是和他答允参加对官府的斗争之行为，性格是统一的，同时表现了他是个有热血有正义感的人。只是思想上有问题罢了：在夫妇恩义上，他是个有很高品质，有热血的刚正勇敢的书生。他一直怀念着舜华的恩义，在舜华前显得软弱，不知道怎么才好；但更感激妻子的恩义，第二次由太原逃亡中回家，见妻担当了一切家庭撑持门户的事，并且抚儿成立，赴都大比，即对妻感激得涕下，说：“卿心血殆尽矣。”他虽仍念着舜华，但对妻的感激与敬爱，则始终坚定，从未动摇过。此皆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唯其如此，故能动人（可联系前述生平来看）。

    在封建社会中，这样对女子的态度，这样对妻子的态度，这样严肃不苟、诚笃无欺的青年书生，不只是个具有很高尚的品德的人，而且也是个思想进步的人。因为不尊重女子的人格，奴役与玩弄女子，本是封建制度的特点与本质。作者以很高热情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单就对妇女及夫妇关系这方面说，是当时进步的思想感情。如《三国演义》中着重写政治斗争，但刘备云“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这种偏差总是存在的。尤可注意的是从这一方面的立意看，张之在政治斗争方面，并非主要的参加者，婉谢其共事之约，仅为创词而去，正要说明其被迫害流亡之无辜，正所以更深一层的暴露政治吏治之贪暴与罪恶。（若行贿一下，即可免，但张不为。）这在他的主题上，如此选择，是甚为有力的。若就表现政治主题而言，那他不选择主要的参加者，就成为错误的了。

    在夫妇关系上，作者把思想领导权赋予了张妻方氏。文中写方氏美而贤：所谓美，在具体描写中，也还是贤，即性格的美，因为文中并无一笔写其容貌姿态。文中写方氏之性格用笔很少，比起来，也都是用侧笔写的。但着笔无多，却暗示得很丰富，给人印象很深刻，见出作者塑造人物的本领。她的美而贤，主要是以深挚的心热爱丈夫，为丈夫分担忧患，不止有主见，而且在患难中她能站得稳，担得起，真所谓相夫教子，撑持门户，竭尽了自己的力量。当张第一次真的回家叩门时，“方氏惊起，不信夫妇”，要“诘证确实”。她是时刻在警惕戒备之中，绝不麻痹大意，在家过太平日子。这写得有精神。（与舜华所幻化的假方氏相见一段，当与此比较看：那次假的，是“内问阿谁，张具道所来。内即秉烛启关，真方氏也”。这是假方氏，外面说了什么，她立刻相信，并不是盘问确实。那次假方氏，见了面，即“两相惊喜，握手入帷”，“夫妇依倚，恍如梦寐”。）此次真方氏，在诘证确实后，则“始挑灯呜咽而出。既相见，涕不可抑”。她是坚强的，但并不是没有眼泪；她在开篇对丈夫规谏，但绝不是只有大道理，而且也有缠绵悱恻的爱情。等到张见儿卧床头，自然认为是舜华的幻弄，故笑曰：“竹夫人又携入耶？”方氏不解。而且见丈夫此时不悲喜交集，不伤心，反笑，说笑话，情绪如此轻松，自然生气。因为自己独自在家如何咬齿忍受一切，担当一切，都是为谁？你岂不了解。故变色，说了几句委婉的深情的责备的话。这正写出方氏具体境遇及有血有肉的悱恻性情。而幻化的假方氏，却“纵体入怀”，又说了那样吃醋的话（如此，方氏即无严肃情绪，与方氏具体处境及性格均不合）。一假一真，连接着写，不只情节的发展引人入胜，而且互相比照反衬，使人物性格显得鲜明，且更为深入。甲被砍死后，方无一句别话，只叫丈夫速逃，她来担这杀人的罪。在此严重关头，她是坚定的，强毅的，她不但不害怕，而且方寸不乱。更为重要的是日长月远中，她如何撑持门户，教育儿子。作者在张由太原第二次回家的机会，侧面的写了两笔，就把方氏的为人和品质进一步地揭示给我们，用笔非常简单，但暗示得却非常丰富。这是很可注意的。张这次在太原改名换姓，赁屋授徒，已有十年之久。上次被舜华幻化回到家，“果见家门，踰垝垣入，见室中灯火犹荧，近以两指弹扉。”跟着真的回到家，“踰垣叩户，宛若前状。”此次一别十年，于深夜入村，“及门，则墙垣高固，不复可越，只得以鞭挝门。久之，妻始出问。”（情形也与上次见面不同，“张低语之，喜极，纳入，作呵叱声曰：‘都中少用度，即当早归，何得遣汝半夜来？’”上次三年，此次十年，此时已惯于别离，锻炼已久，历练已深，年事亦大，且已抚子成人。）这显然修筑好的垣墙，并且变成深宅大院了。（凡此情节又为后文误会而□。由两指叩扉，变成以鞭挝门，久之，妻始出问。）并且娶了媳妇，“子妇已温酒炊饭，罗列满几”，此亦写方氏的。儿子也赴都大比去了。十年间，如此尽职撑持门户，所以张满心感激，喜慰过望。

    篇中的方氏形象，不只在封建社会中令人肃然起敬，即在今日，其品质很是可贵的。作者塑此形象，笔墨如此之简，而透入如此之深，其中当然有他自身的生活体验和切身的热烈感情寄寓于其中，这是很明显的。

    篇中写舜华，是比较用力的。除了那些法术，她实在宛如一个现世的人。一个狐仙，就好像站在我们面前，我们完全熟悉她的思想信念，完全了解她的精神内心一样。篇中一开始，是写老媪出来开门，张要求借宿。老妪当然是个陪衬人物，写老妪，只为写舜华，为舜华的出面先做准备与介绍。她所说的，都表现舜华的身份与为人：“饮食床榻，此都细事。”家里并不缺少这些物质的东西，也不计较这些。为何不留客呢？一则曰“家无男子”，无男子，即有女子；再则直率地说出：“恐吾家小娘子闻知，将便怪罪。”这个有身份的人家，没有大人，是小娘子当家管事；这小娘子很讲规矩，不是个懦弱无主意、无才干的人，她治家甚严，仆人肃然尊之，不可轻视。这都通过老妪的出面，初步介绍了舜华这个人物，并且人未出面，其性格已跃然纸上。读者心中便已有所期待。不久，果然“忽有笼灯晃耀，见妪导一女郎出。”一个令人爱慕与崇敬的狐仙，在这样的□□中出面，（《聊斋志异》中无数超现实的美女出场，都写得有气氛，有情致，与人丰富的感觉与难忘的印象，而用笔极省，极简。同学读时不可忽略。）但我们并不能知道她是狐仙，她是作为现实女子出场的。张在暗处微窥之，原来是个二十岁左右的美丽女子，她十分精明，一眼看到草荐，就盘问，老妪只好老实告诉出来，不敢隐瞒。这个年轻美貌女子立刻发脾气，与老妪刚才所料想顾虑的完全符合。发了脾气之后，见到了张（一个郡名士，被迫害到如此可怜境地），她却如此敬重风雅士，于是又责备老妪慢待了客人。立刻以酒浆和锦裀来招待这个落难的书生。张此时私问老妪，才补叙出来，原来太翁夫人俱早谢世，止遗三女，这是大姑娘。怪不得这初次出面，确是当家做主的大姊的气派。跟着即推扉而入，即榻上抚慰慌张失措的客人，说“无须，无须”（客慌张急乱，主抚慰亦急促，口吻毕肖），并近榻坐，提出以门户相托的话。虽有点腼腆，但多么大方、爽朗，开门见山，不似世俗女子的忸怩作态。张张皇地回说家中已有妻，她即笑着夸赞他的诚笃，十分自信，亦十分自负，不容对方再啰嗦，即干脆地说：“既不嫌憎，明日当烦媒妁。”这完全是个思想意识获得彻底解放的女子，在三百年前，完全是个未来的崭新的女性形象。

    舜华对张，在同居生活中，虽要掩藏自己的原形，但一旦被窥破，就坦白告诉张，我是狐仙，“如必见怪，请即别”。听张说想念家中的妻子，即不高兴，说夫妇之情，“自分于君为笃，君守此念彼，是相对绸缪者，皆妄也”。她要求的是真心专一的爱情，张的一番自以为言之成理的解释，实际是肯定封建社会多妻与重婚的婚姻制度是合理的，不成问题。而舜华笑着说的“妾有偏心：于妾，愿君之不忘；于人，愿君之忘之”，实即反映了她的思想要求————即真心专一的爱情————是与封建婚姻制度（一夫多妻）不相容的。从这样的内心要求出发，她经过幻化试探，证实了张的心之所属，即不能容忍。但其内心并不是没有斗争，其始还曲为解说以自慰，以为“犹幸未忘恩义，差足自赎”。但对其恩义的感激，究不是她所要求的专一真心的爱情。所以过了二三日，便觉“终无意味”，才决心送张回家去，成全他们。这有两点可说：1先还对张依恋，为之曲解以自慰，过二三日才下决心，见她有丰富的真实的人性和人情味。要不然，说丢手就丢手，而没有内心斗争，则此新的女性形象即成为缺乏血肉与真实感，也难动人，也即鲁迅所说“诞而不情”了。《聊斋志异》中许多新型的属于未来的女性形象，都有此种特点。鲁迅所说“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其异类”者即此。2若是证实了张心之所属，与自己所要求的不合，而还马马虎虎，在自慰自解中勉强维持下去，那就成苟且与无聊，也就降低了舜华的形象，不成其为新型的女性，故事也会大大减色。因之之故，舜华一经下定决心，用竹夫人送张回去，就显得非常决绝，决不拖泥带水；落地之后，女曰：“从此别矣！”张还要找她叮嘱几句，但“女去已渺”。她的这种爽朗不羁的性格，前面与张初见求婚，与自告是狐仙，即已表现得很明确，此不过是同一性格的发展，或在不同情境中同一性格的表现。这种性格的统一，贯穿全篇对舜华的描写中。到张再次被冤为钦案的罪囚，由郡解都时，她又出来搭救他。她是一贯要搭救他的。当初决心送他回家，也是成全其心愿，为他的幸福，绝非是翻脸成仇。此时相见，所行所说，有情绪，而又爱憎分明，仍然极富人情，令人觉得她是个有真实感情、有血有肉的女性，并不是邈远不可理解概念的仙人。到其跨马，驶如飞，少时，促下，即说：“君止此。”张问后会何时，女不答，再问，推坠马下而去。凡此，我们对舜华就如对一个多年朋友似的熟悉，我们完全了解她定如此行事；或如此行事，正是我们所默识的舜华。作者塑造人物，总是抓住特征的要害，简单几笔，无论故事情节之发展如何曲折与巧妙，而其性格总是前后一致，具有统一的特征的。此以后，张即否极泰来，而舜华□去如黄鹤。

    狐所幻化的女子施舜华，主要是个独立自主，完全无视封建社会的礼法束缚，丝毫不受世俗观念的拘检，大胆地主动地择配，坚定不移地要求着专一爱情的女性形象。这在当时是一个完全的新型的女性形象。其中寄托了作者的爱慕与崇敬，糅和了现实和理想。《聊斋志异》中，有无数这样的新的形象，都是根据现实中萌芽的新的人物，而加以大大的提高，加以理想化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他们或她们都以超现实的面目出现，而又具有丰富的现实感和真实感。他们是人，是理想化了的现实的人，使人觉得亲切，有血有肉，而不是概念的化身。其艺术魅力之强大如此。

    张、方、施，自以张为中心。开始时（前面）已经就手法加以说明。其实手法还是受主题的指导，为主题服务。因为方是张之贤妻，她的性格————或形象的实质内容之所从表现，是在张————这样一个正直诚笃、有正义、有血性的书生，在受着官府迫害的患难之中，她为爱护他，支持他，而努力担当，撑持门户，使张家不致垮台，不致灭绝，使官府的迫害落空。而施则为对这样一个诚笃的不容于现实的书生，在流落异地、走投无路的严重关头，她出来搭救他，钟情于他，并且以手段与法术与官府的爪牙斗争，使张在苦难中得到温暖与爱情，使张能绝处逢生，重得现世的幸福。她与方，有爱情问题上的矛盾，但在对官府，与方一致。张、方与张、施之间的男女关系，都与政治不可分，他们三人思想品质，也完全一致。此与故事的背景，即三人的矛盾对立方面————贪暴的官府，黑暗社会成为鲜明的对比与黑白分明的映照。而作品的倾向性之强烈，在通过篇中三个人物的塑造所流露出来的看，也是毫不含糊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就这方面看（撇开那庸俗的外壳，尤其结局，都是很概念的），作者在此篇中，不只艺术性高，即思想水平在当时也是很高的。

    赘说关于本课讲授的话：

    1就此篇将内容的分析，自思想至艺术，至描写手法及表现上的特点糅和在一起讲。

    2以后则概括起来讲。

    3一篇篇具体地讲，则所讲的太少，不足以概全；若是概括起来总地讲，则文体上、语言行文表述上、艺术上，及具体思想上许多特点，都不能接触到。有此两难，故决定先就一二篇很具体地分析，以示例。（不一定对，可供参考。）而后分别层次，做全面概括的分析与讲述，故讲此篇，请耐心、勿躁。细微与繁琐，本不易区别。

    4四百多篇，不可能一一讲得全面而深入。讲了全面，又讲范例。尤重要的是就文学史的要求，来看此著，故故事书原极重要，意要予同学比较深印象，引起注意。作品的思想主要即作者思想之反映，作品一篇篇思想显得复杂，弄不清，故着重讲生平思想，使同学读作品，可有一总的钥匙。

    5反对嚼饭哺儿，主要自己读。此是专题讲授之课，而非专门化课。考查，即请同学自读自分析一篇。我的课堂讲授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及见解。

    五 《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与艺术描写[11]

    和《张鸿渐》一篇主题有近似之处的，有《小二》一篇，在原书第六卷中，写赵姓女小二自幼与丁生紫陌同学，后赵夫妇同依白莲教，教主徐鸿儒起义，一家俱从。小二师事徐，尽得其术，父母及女皆大得委任。丁以女故，潜亡投徐麾下，女主军务，丁每与宵见，丁谓小生此来，卿知区区之意乎？我非妄意攀龙，实为卿耳。左道无济，止取灭亡。卿慧人，不念此乎？能从我亡，则寸心诚不负矣。女以谏父母，不同，乃与丁背父母及徐私跨纸鸢，比翼飞至莱芜界，托为避乱者，僦屋而居，过起小家庭的幸福生活。表现了反对农民起义及政治斗争的思想的，还有《九山王》及《采薇翁》等篇，不过是侧面的流露，其对白莲教亦有同情之意。《聊斋志异》中从无着意描写反对农民起义之主题。而在农民起义或人民力量在与官府相对立矛盾时，则总是流露反对官府、嘲笑官府之意味，如《白莲教》。因此暴露与抨击官府，成为《聊斋志异》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如《席方平》《梦狼》《促织》《续黄粱》《罗刹海市》《考敝司》《石清虚》《局诈》《潞令》《王者》《天宫》《公孙夏》等篇，以罪恶贪暴的官府构成一个线索与情节者，则所在多有：《红玉》《神女》《辛十四娘》《小翠》《伍秋月》《梅女》等，皆是描写爱情主题者。

    其攻击科举制度者，我们选了《贾奉雉》一篇。这篇的主旨，在写贾这一有信念、有才学、狷介不苟、具有良好品质的书生如何经历种种矛盾斗争，而走上否定功名科举、否定现实社会、终于弃世以登仙籍的过程。此篇可注意的，不是作者所表露的，用以否定现实的道家思想，而在他提出了许多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社会与人生的问题。1取得功名和良好品质的矛盾（攻击了科举，但主观上非其制度，而只是帘官无眼识）。2要否定现实，但现实情缘或人伦关系则难以舍弃，作者持佛道思想都是表面的，无可奈何的一种苦闷之征象。其实质，他是热爱人生，热爱现实世界的。但现实世界又有其不堪，不可容忍之点，作者说不出，实是社会制度之腐败的本质。3人要保持其好品质，则无法获得功名富贵。然现实的人，在贫贱之中，其人伦骨肉关系亦殊不美妙，要合乎生活要求，仍只有取得功名富贵。4然而功名富贵又与人的好品格德行相悖，一不能容于权要，二不能容于世俗（累于子孙戚属依势作恶）。如此，只好无可奈何地于神仙中求解脱。作者这种思想上的苦闷是有代表意义的，它特征地反映了一个当时的具有敏锐感觉，而又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内心。他深刻地感到和看到现实社会的病灶，感到那深刻的无可解决的矛盾，并且有力地把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提了出来。关于攻击科举制艺者，尚有《司文郎》《仙人岛》《三生》《于去恶》《冷生》《郭生》《何仙》《杨大洪》《王子安》等。

    现世中，他所全心爱护，而不倦地赞美表扬之者，是当时的一些人的好的精神和品质：1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新生的思想因素，此其中寄托了他的理想，表露了他的进步的站在时代尖端所认识感觉到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反封建的特征。2是封建社会的一些好的人伦关系：兄弟之爱、朋友之义、父母之亲、夫妇之情等等。忠，他从不宣扬；孝，只有流露，亦少以宣扬孝道为主题者；所着重描写的是兄弟朋友之义和男女爱情的两性关系。而后者，更为突出地表露了作者的属于民主主义反封建范畴的思想和新的伦理观与美学观。从思想上说，《儒林外史》及《红楼梦》皆在此书之后约四十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皆较《聊斋志异》反封建思想更为发展了一步，但《儒林外史》写人伦关系问题未及两性爱情问题，而《红楼梦》则未及人伦关系问题，《聊斋志异》则两者兼包有之：它着重地写了两性爱情问题，又着重地写了人伦关系问题。

    无论人伦关系，或两性爱情问题的主题，当然不是指其作品的思想概念而言，而是看其所塑造之人物形象之内容及特征。我们在对《张鸿渐》一篇的人物形象之分析上，已经可以了解《聊斋志异》的思想之基调。我们所选用此篇做具体分析者以此。

    作者塑造了许多男性人物形象。他所宣扬赞美的男性人物，都是具有反世俗的、良好品质的人物。他们都聪明正直、勤劳朴实、诚笃耿介、孤□不苟、风流洒脱、慷慨好义、纯厚深挚。

    《水莽草》一篇塑造了一个反对世俗损人利己、坚持仁爱、勇于斗争的祝生的性格。开篇介绍水莽这种毒草，误食水莽草的鬼，俗传不得轮回，必得找了替代，始可超生。祝生往访其同年某（此同年与当时一般的含义有别，故解释说明之：“同岁生为同年”，习俗如此，不是同榜录取者），先写老媪施茶，未受其惑，于是女子出，“年约十四五，姿容艳绝，指环臂钏，晶莹鉴影。生受盏神驰，嗅其茶，芳烈无伦，吸尽复索。觑媪出，戏捉纤腕，脱指环一枚。女赪颊微笑，生益惑。略诘门户，女云：‘郎暮来，妾犹在此也。’生求茶叶一撮，并藏指环而去。至同年家，觉心头作恶，疑茶为患，以情告某。某骇曰：‘殆矣！此水莽鬼也！先君死于是。是不可救，且为奈何？’生大惧，出茶叶验之，真水莽草也。又出指环，兼述女子情状。某悬想曰：‘此必寇三娘也！’生以其名确符，问：‘何故知？’曰：‘南村富室寇氏女，夙有艳名，数年前误食水莽而死，必此为魅。’或言受魅者若知鬼之姓氏，求其故裆，煮服可痊。某急诣寇所，实告以情，长跪哀恳。寇以其将代女死故，靳不与。某忿而返。以告生，生亦切齿恨之。”恨什么？恨体现了损人利己之习俗观念的富室之见死不救、冷酷自私、铁石心肠。作者于此，体验得极深，写得极有力量。（艺术的力量，总由感情的强烈深厚而生。）“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脱生！’某舁之归，将至家门而卒。母号啼葬之。遗一子，甫周岁。妻不能守柏舟节，半年改醮去。”（祝生见寇三娘美色而惑之，致得惨死，作者并不着力批判，但所描述的情节发展中，自透露此点，对于男子之对女子的轻薄行为，并无深挚之爱，只是见色起意，存心玩弄，作者是反对的，而加抨击与批判者，另有许多篇，但此篇主题不在此。祝生性格，亦非完全儇薄，他确爱三娘，所以这里于其已有妻子，前面并不特意提出，只于此处写其死后惨状时顺手表出之。）“母留孤自哺，劬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儿哭室中，生悄然忽入。”（鬼是在这样情境与气氛中出现的，亲生骨肉，热辣辣忽死去，何以为情，情何以堪？此种幻想，是出于普遍共有之心，在古代社会中有悠久历史，这种神话传说、鬼故事所以动人，所以富有人民性，亦以此。）这种损人利己的冷酷自私观念所给人家的后果如何？那是极悲惨的，篇中虽只轻描淡写，但真切动人，有千钧之力，这段描写□□有力批判了富室的自私与利己。

    篇中极力写祝生对于损人利己的富家之仇恨及寇氏父母之冷酷自私，娇爱己女，无微不至，而决不稍稍顾念别人家的儿子。上面已经说祝生未死时切齿恨之，此鬼又说：“寇氏坐听儿死，儿甚恨之。死后欲寻三娘，而不知其处。近遇庚伯，始相指示。儿往，则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儿驰去，强捉之来。今为儿妇，亦相得，颇无苦。”具见祝生所恨之切，所爱之深，一个情节，深刻描写出祝生的性格特征。下面从具体叙述与描写中，写母、三娘、寇氏父母及祝生，写其错综的关系及言语形态，都互相衬托映照，使各方面的人物的性格特征非常鲜明，毫不模糊地显示出来。这些叙述式的描写，都随时随手抓住发展中的一点情节，而作各方面的叙写，无不头头是道，内容丰富。“女请母告诸家。生意勿告，而母承女意，卒告之。寇家媪翁，闻而大骇，命车疾至。”都抓得紧，写得熨帖深入。祝生对寇父母之恨，直到寇三娘劝说，始勉强投拜，但只是顺从三娘之意，其恨未消。虽然寇家“代生起夏屋，营备臻至。然生终未尝至翁家。”以下再展开另一情节，以突出祝生反世俗的思想品德，“一日村中有中水莽草毒者，死而复苏，竞传为异。生曰：‘是我活之也。彼为李九所害，我为之驱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儿深恨此等辈，方将尽驱除之，何屑此为？且儿事母最乐，不愿生也。’”作者极力宣扬了祝生的思想品德，以反对与批判世俗社会。祝生自然得到好报。

    篇中自然也描写了寇三娘的性格，寇三娘惑死了祝生，又是富家娇爱之女，却为有好公德的祝生所钟情，作者的处理，见其分析问题之明，观点之清。毒死祝生，茶媪是主凶，而女是从者，受唆使者，她所以从之，不过循行了世俗之见，实际上是个善良婉顺之女子。其次，她虽是富家之娇女，且亦孝敬其父母，怀念其父母，但于婆家和丈夫则忠心实意，决不似其父母之嫌贫爱富。她在婆家秉顺婆、夫之意，努力操作，虽不习惯，然勉力为之，毫无怨言。她见父母有嫌贫爱富之意，即劝道：“人已鬼，又何厌贫？祝郎母子，情意拳拳，儿固已安之矣。”又劝丈夫拜父母，便入厨下代母执炊，供翁媪。亦常归宁省父母，但“居数日，辄曰：‘家中无人，宜早送儿还。’或故稽之，则飘然自归。”直到仙去之时，三娘还去拜别父母，“母泣挽留，女曰：‘祝郎先去矣。’出门遂不复见。”她是一贯对父母尽礼，而一心倾向于贫苦的婆家和品德高尚的丈夫的。篇中一贯批判了寇父母。对祝母，写得亦是世俗中人，但未强调。其听从三娘之意，告寇氏，有势利眼之意，后特写寇之送两婢、金百斤、布帛数十匹、酒肉，则讽刺意味地说“小阜祝母矣”。

    《水莽草》是《聊斋志异》中一篇著名的作品，短短的不过一千二百字，写出了具有鲜明性格的许多人物，尤其主人公祝生的强烈的反世俗品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量，全篇处理人物的态度、描写的技法和结构之严整、组织之缜密，都是产生良好艺术效果的因素。

    和《水莽草》主题思想相类的，有一篇《王六郎》。王六郎是个水鬼，与渔人许姓者建立了真挚、深刻友谊，王与许一人一鬼之间的那种友谊关系是很感人的，也是具有很好的针砭世俗的现实意义的。水鬼转生也要替代，到了知道期限已满，替代即来之前一日，他很凄楚地告诉渔人许姓————他的情逾骨肉的好朋友，说明自己是鬼，相聚只有今夕，心里很难过。到次日，渔人见妇人抱婴儿过河，掉到水里，抱的儿子抛在岸上，扬手掷足而啼，那妇女浮沉了一回，出乎意外，却没有淹死，满身湿淋淋地爬上了岸，抱婴儿走了。一会儿，水鬼又来了。问是何故，“曰：‘女子已相代矣，仆怜其抱中儿，代弟一人，遂残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两人之缘未尽耶？’许感叹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不久这水鬼因此善念感动天帝，放他去一个县的小镇上做土地。于是渔人还应了邀约，去那镇上受到一番殷勤的招待。作者发议论说：“置身青云，无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车中贵介，宁复识戴笠？”

    这种传说，是民间盛行、为人所熟知的，作者采用之，创造这样两个义重如山的人物形象，在当时人欲横流、只讲势利、不讲情义的黑暗时代的窳败社会里，用这样一些活生生、富有感染力的正面艺术形象来批判世俗社会，作者的热情和用心，都是叫我们肃然起敬的。

    《雷曹》一篇写乐云鹤才学甚高，而功名潦倒，就淡了念头，去而为贾。乐为人慷慨好义，对其友夏平子以义，与雷曹相邂逅，救其急难。所有义举皆推己及人，出于至诚与自然流露，他并不贪图什么好名与报答。这样颂扬一个慷慨好义、去读为贾的人，写其性格非常生动与真实。写雷曹一如一个现实社会中人，令读者似曾相识：“见一人颀然而长，筋骨隆起，彷徨坐侧，色黯淡，有戚容。乐问：‘欲得食耶？’其人亦不语。乐推食食之，则以手掏啗，顷刻已尽。乐又益以兼人之馔，食复尽。遂命主人割豚肩，堆以蒸饼。又尽数人之餐，始果腹而谢曰：‘三年以来，未尝如此饫饱。’”并无感激涕零、花言巧语的道谢语，而其感激之情吐露甚有力，而其人之木讷淳朴则跃然纸上。后来雷曹救乐于难，救了人，救了货，竭尽了全力，却没有一句话。乐十分高兴，而且感动地说：“‘此一厄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复寻之。乐方劝止，已投水中而没。”一日“昼晦欲雨，闻雷声。乐曰：‘云间不知何状？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视之，此疑乃可解。’其人笑曰：‘君欲作云中游耶？’”于是他就带乐到天上看打雷落雨。所写天上亦平淡如现实，并无什么神秘感，宛如我们今日乘飞机所经历者：“开目则在云气中，周身如絮。惊而起，晕如舟上，踏之软无地。仰视星斗，在眉目间。遂疑是梦。细视星嵌天上，如莲实之在蓬也……摘其一藏袖中。拨云下视，则银河苍茫，见城郭如豆。”又写二龙驾车，数十人以器掬水，遍洒云间。此篇写了两个人物，虽包着神话传说的外衣，但这雷曹的性格，真像我们每天见面的朋友一样，亲切极了，也可爱极了。

    《聊斋志异》还以很高的热情、很高的赞美来描写痴情男子。痴，就是对于一个人或一种东西的极其强烈专一的、深挚的爱，这种爱的狂热，是不计利害、刻骨铭心、忘去自我、不顾性命的。这当然是过分的、偏激的感情，但在只有个人利害关系，只有互相利用的虚伪的关系中，尤其一些男子都是利欲熏心的庸俗腐败的社会里，这种偏激感情，无疑是可爱的，应该推崇的。具有这种感情、这种感情的产生和对于这种感情的提倡和宣扬，都有反对世俗的意义。

    像《石清虚》中的邢云飞，爱石成痴，遭受种种官府迫害，甚至欲以身殉石。《书痴》中的郎玉柱，爱书成痴，家苦贫，无物不鬻，惟藏书爱不忍置，“非为干禄，实信书中真有金粟。”“年二十，不求婚配，冀卷中丽人自至。见宾亲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诵声大作。”作者一面虽有讽嘲之意，但其爱护、欣赏之情是显然的。又如《黄英》中的马子才的爱菊成痴，《葛巾》中常大用之痴好牡丹，都是写人之痴。作者跋《葛巾》之后曰：“怀之专一，鬼神可通。”写得最多的是对于爱情之痴————深挚与专一。像《阿宝》中的孙子楚，生有枝指，性迂讷，人诳之辄信为真。见了女子则遥望却走。诱之来，使妓狎逼之，则赪颜彻颈，汗珠下滴，因名之孙痴。但对于他钟情的女子，则忘了自己，忘了自己的性命。富家女阿宝择婿，有戏之者，劝其通媒，生殊不自揣，遣媒媪去。“女戏曰：‘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生即“以斧自断其指，大痛彻心，血益倾注，滨死。”及见到阿宝一面，女去人散，犹痴立故所，呼之不应，问之亦不答，推挽以归，“直上床卧，终日不起，冥如醉，唤之不醒。家人疑其失魂……强拍问之，则朦胧应云：‘我在阿宝家。’”看那细致的对于痴于情的描写，略如《红楼梦》中“情辞试莽玉”的宝玉。唯其写得真实，所以十分动人。《聊斋志异》中这类痴情与多情的男性，是不胜枚举的。

    与多情痴情相反的，是那种利欲熏心的世俗男子。他们多是轻薄寡情、玩弄与作践女性，甚至忘恩负义、冷酷自私。这是封建社会中体现了制度的本质特征的男子。作者塑造了无数这样的反面形象，予以严厉的批判和嘲笑。这种人物，总是出身于上层社会————富家或世家。《窦氏》中的南三复，是晋阳世家子，一时高兴，爱上了途所遇小村农家女窦氏，骗说“倘蒙怜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矢天日，可是转念农家岂堪匹偶。后媒来谈大家女，闻貌美财丰，就决计不再理窦。写这种婚姻关系、南之冷酷残忍的性格特征及其内心变化，都非常真实，令人切齿。《武孝廉》中的石某，是忘恩负义的男子，贫困绝望时，十分可怜，一到做了官，有了地位，就成了最凶残、最无耻的人。还有韦公子的荒淫。《阿霞》中的景星，为喜新厌旧，竟将原妻逐走。凡此所写，其性格皆有发展，在某种情境下，其本质特性即暴露出来，并不是没有条件地就干坏事。其现实主义艺术在此，动人亦在此。

    可注意的是有一种情形：一个男子，他不简单地是个好人，或坏人。他的性格不单纯，很复杂。这在封建社会，这种人是极多的，而且不能说他是坏人，有些好处，或在某一方面有好处，即应肯定其主要的一面。作者在处理和创造这种人物典型时，显出了他的认识能力与爱憎感情，是一个很高的现实主义艺术家。我们在此举一篇《王桂庵》来读一读，在这篇里，对于主人公大名世家子王桂庵这个人物，自始至终抓住了其性格中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家子弟的纨绔、轻薄的习性；一方面是他的多情的性格。因为他是世家子弟，轻薄是他的阶级属性，他生长的那家庭里，习染于那社会里，他是会有这种阶级烙印的；另一面，毕竟他是个青年，又多情、深于情，对于所钟爱的女子，能够严肃地、深挚地去爱她。作者对此有敏锐感觉，有很高的认识能力，因此他处理得极为恰当而深刻。全篇通过种种生动逼真、引人入胜的情节描写，抓紧不放松地表露了王性格的这两面，而带着温婉的同情，批判其恶劣的一面，肯定其多情的一面。开篇即介绍其姓氏及身份，“大名世家子”，“适南游，泊舟江岸。”来说明何地，大名府在北方，只说南游，后文始说明至镇江，是作者曾游之地。邻舟有榜人女，在船上绣鞋子，风度甚美。实非榜人女，王以世家子弟、富贵子弟的自我意识甚强，看见女在舟中，即主观主义地认为是船家女。作者完全从王桂庵这边角度写，也就姑以王心目中所以为者言之。北方富贵子弟来到江南这种地方，满腔都是浪漫主义的热情，看到一个江南贫家女，即觉得非常可爱。可是看了很久，那女子好像不在意。于是就吟了一句唐诗，有意叫女子听见。吟王维的这句诗，表露了他的风雅与多情，所以得到女子的好感，“女似解其为己者”，抬头看了他一眼，仍低头绣鞋子。这时王得意之下，就显出富贵子弟对于贫家女的惯用手段：拿出一枚金锭远远扔给了她，这是很恶劣的，使此女子大起反感的：“女拾弃之，若不知为金也者。”王拾回了金锭，回头又以金钏首饰扔给他，金钏当然与金锭不同，金锭只是赤裸裸的钱，把人不当人，以富自炫，以金买欢，芸娘自尊自重，当然不接受。但金钏则女子用的东西，亦为定情之物，其中寄托有爱情，而且于掷还金锭、碰了钉子之后，还不罢手，又改了较好的东西投来，现其对自己相爱之心，所以女感激其对己之多情相爱，匆促中不予峻拒。等到榜人自他归，王恐怕看出来查问，心里甚急，而女子却从容用脚遮住。从这些无言的动作中，表白了两方————尤其女子内心许多要说的意思：她感激他的钟情于己，拒绝他的纨绔子弟的以金自炫的恶劣习性。在短时间内，在一句话没有的中间，王这个青年公子，从女子处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尤其为这个江南水乡女子的美丽性格（自尊，大胆地接受其爱情）所鼓舞，而堕入情网中，大大发展了他的浪漫主义的热情。以下写他船开走后，痴情相思和追求，废寝忘食，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于是自然而然发展而形之于梦寐。此篇并无神鬼妖魔，所有的人物皆是现实的人，只有这个梦是个春梦，由梦而得结合，可入《聊斋志异》。所写梦中的江村、景物至美，实是江南水乡风光，写得很细致，很典型。由村外一步步写到村里和屋里。这种自然景物和地方色彩中，都寄托了那女子的美丽的性格。一个北方青年，到了江南，见到江南自然风物，见到江南女子，他便可能敏感地觉得人和自然有其共同的特征。因思念那女子，就梦见这样的村庄和景物，在心理意识活动中，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也是真实深刻的。作者若未到过江南，如镇江一带，他不能写得如此真切动人。王梦中见景物，“夜合一株，红丝满树。隐念：诗中‘门前一树马缨花’，此其是矣。”此句是江南民歌《盘塘神》诗：“盘塘江上是侬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为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缨花。”王心理意识中充满了对江南风土人物无限美好的意象，看到了景物，即想到这样民歌中的女子。所以这种梦的描写，不只写气氛甚浓厚，写精神内心亦至深微，写心情意绪非常丰富。写了王，亦写了王之印象中、意念中的女子的性格特征。直到那奇异情节，过了一年多，由梦境而至真境，与女子见了面，作者都以笔歌墨舞的描写，在赞美王之多情和女子性格之美。女子见到王找到自己的家门来，她的戒备与警惕是很高的，待之是很严峻的：因为这个曾经投金掷钏的公子，竟到自己门上来，他把我看成什么下贱的女子呢？这多麻烦，多可恶！怎么得了！因此，“遥见王，惊起，以扉自幛，叱问：‘何处男子？’”话未完，不知如何是好，心里非常慌乱与着急。“女见步趋甚近，閛然扃户”，王说，“不忆掷钏者耶？备述相思之苦，且言梦征。”这样一说，女子便改变了态度：“女隔窗审其家世（态度虽有改变，但警戒未除），王具道之。女曰：‘既属宦裔，中馈必有佳人，焉用妾？’”贫家女对于富家男子的警戒与不信任，自是必然的。王说：“非以卿故，婚娶固已久矣。”女子此时才感动地说：“果如所云，足知君心。妾此情难告父母，然亦方命而绝数家。金钏犹在，料钟情者必有耗闻耳。”这完全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可为初见面的场面作注解。跟着进一步说明：“父母偶适外戚，行且至。君姑退，倩冰委禽，计无不遂；若望以非礼成耦，则用心左矣。”女最提防这个公子不把自己当人，只是一时的游戏与玩弄，提防他走上门来，是要胡闹，要以非礼成偶，这提防得极有道理。不止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规则是如此，而且这个公子初见时的行为，就有这种恶劣的倾向和因素。所以直接把心里话说出来：必须正式请媒人，下聘礼，正式求婚。要想非礼是不成的！王听了这番话，心里明白了对方的要求和内心症结问题，并且受到了教育，所以匆匆的就要走，赶快照对方的意思去办事。女见王如此文雅顺从，他确是个好人，并无起心不良之处，自己刚才的提防警戒，都是多心，委屈了好人，甚觉歉然，而爱之感激之的情意益深，所以远远的喊他回来，并且呼“王郎”，告诉了他，自己的名字、姓氏和父亲的名字。话甚简短，并且语气未完。她实在激动得很，心绪乱得很，那场合也匆促得很。写得神情逼真，场面极洽，气氛极浓。王到其世交徐太仆处吃酒，自然不可把此事告诉他。他只身一人，自亦无人可托，无媒可请，故只有自己去找芸娘的父亲。而且他经过和芸娘见面，了解了芸娘的心意，却并不了解老人。在芸娘处□□□□受到了教育，但在家人处，他并未领教。他实在年青，没有历练，心里又急于求成，于是那本性又和盘托出来：“自道家阀（以此自负），即致来意，兼纳百金为聘。”（一般父亲，都是爱钱，要聘金的，何况他是贫家？）于是又碰了大钉子。看翁、王两人的一番对话，翁是很生气，很反感，王是很着急，没有阅历经验，说话办事非常的嫩直，非常的主观。王于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若告诉徐太仆，则恐娶榜人女，为先生笑。这是一个富贵公子必有的思想意识，生在那个现实社会环境中，他不可能没有这种阶级门第的观念与意识。但可喜的是，这种意识对于浪漫情绪达到白热程度的多情的青年，究敌不过他对这个芸娘的爱。因此，斗争了一番，第二天，还是去求太仆，不顾忌面子的事。哪知并没有什么丢面子失体统的问题，原来此翁是祖母嫡孙，是徐太仆的远亲，问何不早言，昨天吃酒时为何不说？王是个老实青年公子，把自己的顾忌说了出来。这里才点破一直以来王所以为的他是船家的错误，也就揭明了作者以前所照着王心目中主观以为地写的底。孟家并非操船的，都是王这个青年公子没有阅历，自高自大，主观地以为而生的误会。这种手法透露人物心理意识极深微，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显得非常真实而有趣。（若无此误会，则人物心理意识难于透得出来，其投金锭，致聘礼，以及对女，尤其对孟父的言谈态度，都不会那样，许多误会也不会产生。总之，对女对父，自始至此，都是把女家看成下等社会的人，门第很低的人。这是贵家公子的思想性格的要紧处，是不容易如此深厚地、真实地描写出来的。就故事言，则如此写法，则情节愈见曲折，传奇性愈强，益增兴味，更引人入胜。）徐太仆即遣大郎去找孟问明情由。孟父说：“仆虽空匮，非卖婚者。曩公子以金自媒，谅仆必为利动，故不敢附为婚姻。既承先生命，必无错谬。但顽女颇恃娇爱，好门户辄便拗却，不得不与商榷，免他日怨婚也。”这几句不止应照了前面芸娘所告王者（亦方命而绝数家），亦不止深一步地写出了孟父的开明与达人情、讲道理、有见识，而且写出了他们家的父女关系，写出了有其父必有其女：女之自尊，乃由父之有骨气，爱女儿，作风开明。这里孟家的家风，而且是个江南贫家的正派家庭，若父不是如此娇爱女儿，如此作风，如此尊重女儿意志，则女儿未必有那样的性格，更未必能够“方命而绝数家”，女子的性格————自尊自爱及行为，都落了空，没有了现实根据。没有这样的家庭，就没有这样性格的女儿。那以后情节的发展，也会成为形式的，缺乏内在性格的内容的。所以简单的描写，简单的对话，实在写得深极了，妙极了。这是中国文言文语言及文体的传统妙处，但《聊斋志异》实发扬到最高度。孟父进去问了芸娘，“少入而返，拱手一如尊命”，了当之至。自此一帆风顺，亲迎成礼，没有问题。接着辞岳北归，一番对话，写得非常出色。两人都高兴极了，美满极了，但公子得意忘形，又开玩笑，他实在还不了解此玩笑的严重性，这地方正是王贵家子弟另一种表现的轻薄（即不严肃）的根性。于是正如但明伦的批语所云：“平江恬静之际，复起惊涛；远山迤逦而来，突成绝壁。积数载之相思，成三日之好合，一句戏言犹未了，满江星点共含悲。”把读者的感情从极高的高处，忽然下堕入深渊，使我们情绪大起而大落。这种艺术手法，似乎玩魔术，从何而来？是性格，是作品的内容，而不是文章的形式和技巧。这一戏言的情节，不只深微而又真实，也极有社会意义地透出了王的性格特征，而且也更为深入一层至于底里地透出了贫家女子受父母娇爱，出身正派家庭，自尊自爱，强坚执拗，不甘受到屈辱的芸娘的性格特征。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爱憎之强烈，处理态度之正确：以千钧力量，满腔热情，重重地鞭打了富家公子的轻薄儿戏之不严肃的习性，颂扬了小家小户贫家女子的高洁可贵的品质。

    但作者也是老百姓，究竟对王和芸娘抱着善意与同情，王之错误及恶劣，亦罪不至此，这又是传奇体的故事，因此又有团圆的结局。读者受到了惊骇，也获得不可多得的艺术欣赏和思想教育。

    但明伦批此篇，就笔法上发了一段议论，那番议论是很高明的，却是唯心论形式主义文艺观的。但也不是没有接触到问题，因为他实有所见，不是向壁虚构，空发议论。他说的是此篇笔法，是一个蓄字讲一缩一伸，这是就形式看问题，所指此形式上的要点，实有其内在的东西，即是两方性格之矛盾与统一：统一，唯其两人皆多情；矛盾，一贫一富，一门第低，一门第高。这是矛盾的一面，斗争着，发展着。在文章的形式上，就成为所谓一伸一缩，一缩一伸。直至克服了矛盾：王在与芸娘的接触、相爱、追求中几次三番地受到教育，克服了自身恶劣根性，才能完全统一，以至于团圆。他在事变中，自食其果，见到一个贫家女子对于富家公子强烈的、执着的、决不苟且的严肃要求，他在此中受到了痛苦的、深刻的教育。若不然，他们还是要以悲剧告终的，不能白头偕老的。这就无比深刻真实地揭出了那个社会制度的本质之处。

    《聊斋志异》中的作品，一贯采取这样的观点：即在官府与百姓之间，一贯同情百姓，而抨击官府；在富豪与贫苦的人之间，则一贯暴露富豪的暴行和恶德，而同情贫苦无告的人的痛苦处境。在对这种人物和事件的处理态度上，作者的爱憎之情是很强烈的，这一点极可注意。而且所有暴露与同情，抨击与表扬，绝不是出于空洞的、主观的、没有事实根据的好恶之情，绝不是如此，而是具体对其暴行与恶德、善行与美德进行刻画描写，通过具体的刻画描写，很有分寸地表露其褒贬与爱憎：这种实事求是，根据客观事物的性质及程度有分析地来拿定处理态度，这正是使自己的褒贬爱憎，符合于客观真实的性质。这是说，处理的态度，乃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来，这正是现实主义的要义。当然，此所谓爱憎之感情与褒贬之态度，与其所识别之是非相一致，其识别能力是有其限度的。人和人的认识能力，都受世界观之指导，或说认识实即世界观之具体表现。作者在三百年前封建社会的黑暗时代，其世界观还是封建主义体系的，但在许多问题方面，他已经突破封建主义体系，而显出很新的民主主义的范畴。此在对男女关系的问题上，尤为显著。

    曾特别介绍，请注意阅读的有《褚遂良》《蕙芳》《房文淑》《薛慰娘》《锦瑟》等篇。这些都是对境况惨苦的不幸者表示强烈同情的作品。正如张鸿渐在受迫害的绝路上遇到舜华，这些不幸者也是如此。上次讲《张鸿渐》时，我们曾发挥说，不幸者在绝处逢生，依赖超自然、超现实力量，此即表现了不幸者的幻想，亦即出于苦悲无告的境况中的人民百姓的善良的要求生活幸福的强烈的愿望。像《褚遂良》这篇，是民间传说中最富代表性的一篇。“长山赵某，税屋大姓。病症结以，又孤贫，奄然就毙。”即在这样毫无生望的处境之下，可以说，完全没有可生活下去的一种惨苦之境中，在当时社会中，这样的处境的人，在劳动人民中可以说是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一日，力疾就凉，移卧檐下。及醒，见绝代丽人坐其傍。”女说我特来为汝作妇。赵某对妇，完全表露了一个劳动人民的善良、诚朴的品质，一则说，“无论贫人不敢有妄想；且奄奄一息，有妇何为！”又说，“我病非仓猝可除：纵有良方，其如无资买药何！”等病好了，他首先感激：“娘子何人？祈告姓氏，以便尸祝。”女说，她是唐朝褚遂良，此来是报恩。而赵仍然“自惭形秽，又虑茅屋灶煤，玷染华裳”，“土莝无席，灶冷无烟”。赵说：“无论光景如此，不堪相辱；即卿能甘之，请视瓮底空空，又何以养妻子？”这所写的是一个劳动人民在不幸的处境中，在绝处逢生，并且解脱苦难，获得幸福中所表现的内心精神。他的苦难，他在距离一个普通人应有的幸福生活中的苦难与障碍，是一重一重的：先是病，次是贫，贫到那个样子。在一重一重接触苦难的过程中，赵总是为对方设想，没有一句话、一个念头是想到自己的。这正是一个劳动人民的高贵之处。到后来造请者宴饮，值端阳，一白兔跃入。女起曰，“舂药翁来见召矣！”女命赵取梯，倚树上，女先登，赵随之。女回首曰：“亲宾有愿从者，当即移步。”众相视不敢登。惟主人一僮，踊跃从其后。《蕙芳》一篇中，写青州东门内一个以货面为业的马二混，“家贫无妇，与母共作苦”。马除家贫苦作，为人亦朴讷诚笃。这样的男子，自然想有一个好媳妇；这样的老母，亦自然想有一个好儿媳，但在当时社会中，这是非常难达到愿望的。董蕙芳终于自动地来了，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黏着，一再被拒后，□不惜假托西巷中吕媪以自媒。但这也不能是现实中的女子，而是一个和天上之女和西王母女侍董双成为同伴的女仙。篇中着重写的是马母，她再三拒绝蕙芳自请作妇所表露的思想意识和顾虑，也是很朴实、很本分的，完全是下层贫苦人家的本色。但已与《褚遂良》中的赵某心性不同。《房文淑》一篇中，则是一个穷愁潦倒的游学先生，弄到住在异乡败寺中，被雇佣为造齿籍的缮写员，独□庙中。这样一个为贫穷所驱迫，离乡别井，久别妻子，孤身一人，又未找着职业，穷愁不堪的读书人，（更重要的是，家虽有妻，但不育乏嗣。）赖房文淑之力，有了学馆，赖此为阶梯，而与东家之子去做生意，同时孤苦无告的流离生活中，有了温暖幸福的配偶，而家中的妻子又赖以有了儿子，又赖其救济，而使家庭生活可以维持温饱。但像邓德成这样的穷书生，要达到此幸福自足之境，在当时现实中，亦是不可能的，看房文淑还是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仙人。可注意的是书生邓德成所表露的思想性格，房文淑的具体性格，都有其特点，和上述二篇中之赵某、马母及二混不同；而房文淑与狐仙、蕙芳心性亦自有异。比如书生邓德成在破庙中见女一人来烧香，就要和她搭腔：“来何早也？”女说，天明则人杂，太早又恐扰君清睡。刚看见你的灯光，知道已起，故来了。邓就戏曰：“寺中无人，寄宿可免奔波。”女子笑道：“寺中无人，君是鬼耶？”后来一步步得寸进尺，都表露的是一个书生的心性。这样的书生的面目，虽然亦处于穷困绝望之中，但与劳苦贫病的赵某和货面为业的马二混母子的面目，是完全不同的。当然，马二混母子，又与赵某不同。这种不同，不只是各人个性的不同，同时亦包含了有职业地位或社会存在的本质的不同。几篇都写得很简单，但几笔勾勒，其人物性格的特征与内含，是非常丰富，非常有社会内容的。研究这种不同的性格描写，对《聊斋志异》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可以得到深一层的了解。我们还可以举出《绩女》《锦瑟》《翩翩》等篇及《竹青》《冯木匠》《金陵女子》等篇，作一点比较研究。这些都与我们现在地方戏流行的神话传说如《天仙配》《刘海砍樵》《刘海戏金蟾》《张生煮海》及《螺蛳精》故事，属于同一类的。

    但在《聊斋志异》中，亦不是一味同情那些身居下层的贫贱者和不幸者。《云翠仙》中的梁有才，是作小贩的，原是晋人，流寓于济，无妻子田产。这样一个人，娶得云翠仙为妻，有了温饱自足的日子，而且有了丫头□□。可是他的思想性格却十分恶劣。作者处理这个人物时，用了最为严峻的贬斥与惩罚。篇中一开始，就提出梁有才的心性的卑劣与不老实：跪香，则“诈为香客，近女郎跪；又伪为膝困无力状，故以手据女郎足”。女恼怒了，“膝行而远之。才又膝行近之，少间，又据之”。女起，“不跪，出门去。才亦起，亦出，履其迹”。从这细节的描写中，梁有才卑鄙无耻的根性已和盘托出。像这样的人，卑鄙无耻，大胆妄为。跟着看他在听母女的对话时，乘虚而入，甜言蜜语，十分乖巧；后来又假赌咒，以明自己的朴诚，后来又对老婆婆献殷勤：“手于橐，觅山兜二，舁媪及女。己步从，若为仆。过隘，辄呵兜夫不得颠摇动，良殷。”写得真是深入了梁有才这种人的内心灵魂。他内心中轻视此母女，存心□用□□□的手腕来欺骗她们。这个小贩的流氓市侩气，是写得十分突出、十分真实具体的，而其性质亦是十分严重与恶劣的。因此，后面对他的谴责与惩罚，亦是大快人心的。在当时社会中，一个流落城市的小贩，生活中接近市侩与流氓，他的性格特征，正表露了他所在的社会的特征。通过对这样思想性质的抨击与批判，亦正批判了当时这样腐败堕落的社会。梁有才这样的人，不会是在农村的，而是在济南这样的商业城市里。这篇的描写，尤其对话，都写得极好；而情节的发展，故事的布局与结构，亦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聊斋志异》中为我们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这些数以百计的女子，一般都是正面的，她们一般都有情有义，可敬可爱，作者以高度的热情和思想来处理她们，塑造她们。那一个一个各不相同的性格，不只生动突出，也不只五彩缤纷，色□鲜明，而且往往光辉耀人眼目，震人心胸，富有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使我们读过之后，可以把故事忘了，把情节忘了，但那印象总是深入脑中，久久地感染着我们，吸引着我们，使我们深思，使我们得到情绪起落，从而与那个所在的人物环境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就会获得很好的启发与教育，获得很多的感想和知识。其中的许多女性形象，其内容特征还不能越出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范围，只能说是封建社会秩序内的正面人物，如《珊瑚》中的珊瑚，《邵女》中的邵女，《湘裙》中的湘裙，《仇大娘》中的仇大娘，《青梅》中的青梅等等，都是安于社会秩序所给予自己的安排或命运，在这安分守命，在封建礼教所允许的范围内，作最大的努力，尽其所能有的智慧，来作出最好的榜样，表现最好的性格来。但尽管如此，那种坚定的、忍耐的努力，有所作为的精神与品质，总是使我们感动的。虽然那思想的性质，我们并不首肯，有时会觉得难过，挺遗憾，因为其中流露着作者庸俗的思想。

    《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巾帼英雄式的女性，像《张鸿渐》中的张妻方氏也可属此类，但各不相同。像仇大娘、庚娘、小翠、辛十四娘、侠女、商三官、颜氏等，或者见义勇为，表现了坚毅不拔的精神；或者聪敏多能，在危急关头凛然不屈；或者具有卓识高才，勇于担当；或者深谋远虑，出奇制胜；或者报仇雪恨，又勇敢，又坚忍，又机智，又壮烈；或者才学过于男子，虽在封建秩序的桎梏之下，也不能淹没她的才能。这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封建社会中顶天立地的女性人物。小翠和辛十四娘都是狐的女儿，他们性格有属人的形象，但同时也都具有狐的特点。小翠为秉母亲的意旨，向王家报恩。王家的儿子王元丰绝痴，乡党无与为婚者。小翠美丽、善谑，她在王家做媳妇，日常做种种顽皮，开种种玩笑，一片活泼天真，但就在这些天真的玩笑中，隐藏了她的种种机智与谋划，与势豪家的谋害相斗争，以保全夫家。作者对王家与势豪家的矛盾，是当作上层统治阶级间的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作者并不是以为王家就是正义的，因为王家也是势豪，他们斗争，不过是势豪与势豪的互相倾轧。王家公婆的封建嘴脸、庸俗势利、心胸眼光，作者不但描写了，而且也着意批判之。这是尖锐地揭出了官僚阶级的利欲熏心的内心，有力地对上层统治阶级社会作了批判。但小翠也并不把丈夫元丰和公婆混为一团。因为丈夫元丰，原是个痴子，后来被她医治好的，元丰并不是像父母那样的庸俗，他对小翠十分钟爱。所以终于和小翠邂逅重圆，但小翠不肯回王家，公婆虽然对小翠认了错，要求回家住，小翠峻辞不可。小翠为王家考虑得无微不至：为王家宗嗣着想，为翁姑须有媳妇伺候着想，尤其为公子爱自己，使自己走后，公子可免痛苦着想，她预先有了谋划，使自己所化的形貌，即与要娶的钟太史之女相同，娶了钟家小姐过来，言貌举止与小翠无毫发之异。小翠从此一去不返，而公子对新人如觌故好，就没有痛苦。文后异史氏曰：“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顾失声于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圆，从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作者采用了一个奇异故事创造小翠这一女性形象，来批判上层世俗社会的卑鄙与庸俗，其用意是非常明确的。《辛十四娘》一篇与《小翠》一篇的主题有相类之处。这篇也暴露了上层统治阶级社会势豪间的相互倾轧的真相，那是通过楚银台之公子的阴险凶狠的内心来揭露的，但冯生也并不是好东西，他非常狂妄、轻佻，辛十四娘鄙视并不喜欢他，她是迫于郡君之命而与之成婚的。十四娘指出银台之公子是豺狼，同时亦责丈夫冯生是乡曲儇薄轻佻之人。但十四娘很感激冯生对他的钟情与相爱。她要离开她厌恶的这个上层统治阶级的社会，说：“今视尘俗益厌苦。我已为君蓄良偶，可从此别。”生闻，泣伏不起，女乃止。十四娘于是使自己容光顿减，渐次衰老，黯黑如村妪，而冯生敬之不变，于是她由暴疾以至巫医无灵，淹然死去的办法脱了身。她的离去，是坚决的，但对冯生的情分，则为之设想得无微不至。到冯家的仆人在太华山遇见十四娘，十四娘还是惦念着冯生。这两篇值得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因为作者所处理的主题是有社会意义的。商三官为父报仇的壮烈性格，作者给予了极高的赞美。这篇所揭露和批判的是多方面的：两兄的碌碌无能，政治吏治的腐朽，地方势豪的暴恣与荒淫，以婿家与母家为代表的世俗社会的冥顽无心肝。短短不到一千字的篇幅，其内容之丰富与所提问题之警策与尖锐，实是令人吃惊的。商三官突出的光辉形象，正是通过对当时现实社会的揭露与批判而创造出来的，其所歌颂的与所暴露与抨击的在描写上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要强好胜的女性，还有凤仙一种典型。在旧时代世俗观念中，爱富嫌贫、势利眼、目光短浅、趋炎附势是上层社会的风气。富贵者捧得高高在上，受世俗社会的尊重与逢迎，贫贱者则受冷遇，受轻视，被世俗社会踩在脚下。所谓世态炎凉者，正是上层社会的这种观念所形成的腐朽败坏的人情与风气。不肯屈服于此种风气与观念，而图予以反抗，就表现为好胜要强，要求出人头地、扬眉吐气的性格与思想。只有在此种封建时代世俗观念与风气统治的历史环境或背景之下，这种个人的好胜要强，要出人头地的性格与思想，才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才值得我们肯定。尤其此种思想表现在处于被压迫、被轻视的、不被认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女子身上，那进步意义就更为明显。凤仙是个狐女，在姊妹中为老三，她聪明、美丽、心眼多、自尊、自重、倔强、好胜。她被大姊强迫（一手包办）与书生刘赤水成配。刘赤水父母早亡，以游荡自废，不求上进。但是大姊八仙的丈夫胡郎为岳家的经纪，更要紧的是二姊水仙适富川丁官人，是富川大贾之子。三个女婿同到岳家，丈人老翁也是势利眼，把自真腊来的田婆罗这种珍贵果子“掬数枚送丁前”，而不给自己的丈夫刘赤水，凤仙在此场合的相形之下，本不高兴，此时觉得自己的丈夫受了冷淡，觉得父亲爱富嫌贫，立刻不能忍受，她发脾气，一肚子不快，勉强唱了一折《破窑》，声泪俱下，唱完，拂袖迳去。她觉得丈夫不争气，她受不了这种冷遇，这种世俗的趋炎附势。刘赤水追了出来，凤仙坐在路旁生气，于是赠他一面镜子，嘱咐他努力读书求上进，不然相见无期矣。终以镜影出笑来督促、鞭策刘郎用功，考上了功名，又重到岳家，出了一口气。篇中三姊妹各有鲜明的性格，写凤仙的性格尤为突出，她虽是狐，有狐女的一些特色，但其富有个性的性格极富现实意义与典型意义。与此相类的有一篇《胡四娘》，这是一篇完全现实的故事，其中并无狐鬼妖魅，而且更着力于世俗社会的刻画。原来在娘家受了种种轻视与侮辱，到丈夫贵了，四娘到娘家，则“申贺者，捉坐者，寒暄者，喧杂满屋。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这篇以白描刻画见长，以生动细致的笔，写出当时上层社会普遍存在、到处可见的极其庸俗恶劣的人情世态。作者对这种世情作了非常辛辣、非常猛烈的讽刺与攻击，其中显然含有他自己的许多深切的体会与感受，在他的诗集中，有一首题为“贫女”的诗，五古，系晚年之作。叙二姊妹，长者适贫儒，少者适富商。姊妹回娘家，如何冷热待遇不同，姊姊如何生气，拂袖而去。这是民间故事中常见的。民间故事的采用与创作，必须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之融合，否则格格不入，是不能动人的。

    比这种更有意义的，是那些自由活泼的女性。在黑暗的封建时代，这种女性性格的出现，会使读者如在三九严冬中看见了新鲜美丽的花朵，如在一片死寂荒凉的沙漠中见到淙淙鸣唱着跳跃着的泉水，心胸会为之大快，精神会为之一爽。《聊斋志异》故事中，许多狐鬼尤其是狐所化的女子，具有这种自由活泼、不受拘检的性格。作者非常喜欢描写这样的女性形象和这种女性所构成的活泼有风趣的场面。《狐谐》中与书生万福同居的狐女，对来访者出口成章，诙谐百出，妙趣横生，本来那些书生存心来戏弄她的，结果被她大大嘲弄了一番。《小谢》中的两个鬼魂乔秋容和阮小谢与性格倜傥不羁、不拘形迹，但实则正派、对男女关系毫不苟且的鳏居的贫苦书生陶望三的自由纯洁的关系和生活活动，作者描写得很有趣味，为当时现实生活中所不可能有的。二女对之做种种顽皮与捣乱。二女总是长者秋容带头捣乱，以足踹生腹，以手捋髭，轻批颐颊，作小响，少者小谢掩口笑。后来以细物穿其鼻，奇痒大嚏；暗处隐隐作笑声；又穿其耳，终夜不堪其扰。后来长者曲肱几上，观生读，既而掩生卷；少者潜于脑后，交两手掩生目，瞥而去，远立以哂。后来看到陶不怕，也无邪念，便代为劈柴淘米，为生煮饭，粥熟了，争着为之摆碗和筷子、瓢。陶生也完全信赖她们，慢慢地相熟起来，感情也好起来了，二女跟陶生学读书写字，如此一步步发展，二女全力救陶生出狱，又一一还魂。其中也夹有政治吏治的问题，也表露了作者一些很庸俗的思想，但所写二女的（二女完全有不同性格）天真活泼的性格和跟陶生的自由纯洁的关系，特别予人以深刻的、很好的印象。这些狐鬼因为不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因之也不受现实社会礼教的束缚，她们的性格是非常天真自由、活泼可喜的。这样自由纯洁的男女关系，在当时社会中不可能有，却是为人们所向往的，大约一些穷苦的在寂寞枯燥生活中的书生，最喜欢作此种的幻想。就此种幻想的本身说，和当时生活在严酷的封建礼教统治下的人民的心，自然也是相通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婴宁》一篇。婴宁是个狐的女儿，而在鬼的坟墓中抚养长大。她就没有受过封建社会中一般女子所受的礼教的生活教育，根本不懂得当时现实社会中的人情与规矩。对这样的人物性格的形成，见出作者是以非常可惊的现实主义精神来理解的，以非常可惊的现实主义方法来处理的。作者把这个一片天真无瑕的女子的生长居住之地，特意安排在一个离现实村镇三十余里之遥的南山中。这个超现实的南山，即女子的生长居住之地，被描写得出色的幽雅与美丽，只有这样的地方或生活环境，才有可能产生与形成婴宁那样的女子的性格。婴宁的自由天真的形象在篇中一出场，作者就以两点具体的特征的东西介绍给读者：一是花，一是笑。在开篇，上元节游玩的途中，青年王子服初次遇见她，她就“撚梅一枝”，“笑容可掬”，“遗花地上”，“笑语自去”。是这样以花与笑为特征的那女子的美丽可爱的形象，给王生以突然的强烈的印象。因为这样的女子，在现实社会中他从来没有见过，在他生活经验中的女子，都是礼教中教育与生活起来的，而现在这个女子，则完全属于另一种范畴，这一下就深深吸引住了他。王子服第二次看见她，是在生了一次严重的相思病后，他独自去访南山中那世外桃源，坐在门口滑洁的巨石上休息，正在没有主意，忽闻墙内有女子长呼小荣，其声娇细。出了面，还是花和笑，但情致完全不同。以后那姨母的鬼所化的聋婆婆，邀了王生到屋里去。作者以细微动人的笔，描写女子所住的庭院房舍，用细微的环境描写来表现人物。这样的自然风物的描写，不只艺术性高，思想性也是高而强的。作者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致，不同的姿容和神态来写她的笑，写她的爱花。篇中一再指明：“但少教训，喜不知愁。”女后笑“不可仰视。媪谓生曰：‘我言少教诲，此可见矣。’”所谓教训与教诲，当然就是封建主义对于女子的教育，女未受此，所以能够成为如此性格。她的以爱笑与爱花为特征现象的性格，是和她的生活环境血肉相连，分割不开的。她已经十六岁，但还是像一块白绸似的洁白，像一个小鸟似的无知。王向她表示自己对她的爱情，出袖中花以示之，“女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意？’曰：‘以示相爱不忘也。’”因诉相思成疾之苦。“女曰：‘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待兄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我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女曰：‘蒹葭之情，爱何待言。’生曰：‘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首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回头老婆婆问他们在园中谈些什么，不回来吃饭？“女曰：‘大哥欲我共寝。’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曰：‘适此语不应说耶？’生曰：‘此背人语。’女曰：‘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生恨其痴，无术可悟之。”这样天真纯洁的女性性格，和封建社会的秩序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作者的道德标准与美学原则，显然于此突破了封建主义范畴。这篇很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其实，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远不止达到《婴宁》等篇所达到的（高度）。我在此举出《霍女》《乔女》和《细侯》三篇，请大家注意研究。《霍女》中写一富而吝的朱大兴，平日一毛不拔，吝啬无比，但性喜渔色，色所在，冗费不惜。霍女来找他，和他同居了二年，□求无厌，要吃最珍贵的东西，要穿要用最贵重的东西，还常常嫌日子无味，要请戏子来唱戏。如此数年，朱供应不支，渐趋破产。此时霍女便不辞而别。她跑到邻村一个世胄何氏家，何是个大少爷，爱其美，十分宠爱她。朱知道了，与何氏打官司。最后霍女又到贫士黄生家，黄贫苦无偶，女救之，黄最初拒绝。霍女为之苦做苦干，操作家务，帮助他成家立业，以最大的真诚与心力贡献给他，与之过共苦共难的夫妇生活。她告诉黄说：‘妾平生于吝者则破之，与邪者则诳之。’霍女是一种侠义式的人物，她完全突破了封建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片面的贞操观念，完全出于自己的主动选择，最初像个荡妇，实际却如此地疾恶富贵，而倾心钟情于一个贫贱的书生。作者不因三易其夫而使其光彩动人的性格丝毫减色，这在当时社会中可谓大胆与难能可贵的创作。《乔女》写一个面貌很丑陋的乔姓女子（壑一鼻，跛一足），一嫁穆生续弦，穆死遗一子，生计为难，有孟生丧偶，有一子，急求配，见女大悦，要娶她，女说“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怎么设法，也不肯。不久孟死，女往哭尽哀。孟生的田业家产携取一空，女大不平，挺身而出，为之奔走告诉，并抚其孤，严教之使成立。这不但塑造与赞美了这样一个见义勇为的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歌颂了这样的朋友知己的两性关系，这在封建社会中是无此一伦，亦不能承认与表扬这样的女子与男女关系的。相类的还有《娇娜》。《细侯》写昌化满生在浙江余姚教学馆，“经临街阁下，忽有荔壳坠肩头。仰视，一雏姬凭阁上，妖姿要妙，不觉注目发狂。姬俯晒而入。”以这个很好的情节展开了全篇的故事。满生假了钱去与细侯见面，赋诗，细侯提出婚姻，对生活有算计、有理想：“闭户相对，君读妾织，暇则诗酒可遣，千户侯何足贵。”这种夫妇同居的生活理想在当时是反世俗的，也是清洁高尚的。但是满生拿不出赎金（只半数，百金），到湖南去找做县令的朋友，至则友已免官，满落魄难返，就邑中受徒，三年莫能归。偶笞弟子，又犯了刑事官司。细侯则杜门不交一客。有富贾坚决要娶她，一面以金赂当事吏，使久锢满生；一面对细侯造谣，说满生已瘐死，并“假作满生绝命书寄细侯”，细侯朝夕哀哭。但处境与遭遇如此，不得已，遂嫁贾，过着非常富太的生活，并又生了个儿子。后来满生出狱，知道是富贾对自己下了毒手，但不知何故。回到余杭，“闻细侯已嫁，心甚激楚，因以所苦，托市媪卖浆者达细侯。”细侯知道了全部情由，“乘贾他出，杀抱中儿，携所有亡归满。”作者叹曰：“呜呼！寿亭侯之归汉，亦复何殊？顾杀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所写细侯的爱情是少有地强烈的，而其爱情所以强烈，乃因植根于生活理想。她不爱富有的没有精神的生活，而执着地要那样的生活理想之上的爱情。作者对此，给予了不平常的赞美。凡此，都见出作者世界观中最先进的一面。

    《聊斋志异》中还塑造了许多温柔善良而受着残酷的迫害与压迫的女子。作者把这样类型的女子拿来与黑暗罪恶的环境现实对比着，置于矛盾的两面，在当时是有最广泛、最尖锐的现实意义的。林四娘和公孙九娘，作者以浓厚的诗的笔墨描写了她们内心的哀怨、处境的阴惨和悲伤的身世遭遇，在那诗意的抒情笔调中，含着对矛盾的对方的极大的愤怒和忿懑。其中有无民族意识的流露，是值得研究的。连琐、阿端和梅女、任秋月都是鬼魂，她们有的遭受到贪暴官吏的谋害而致□□，有的被冷酷残忍的社会的迫害而致死，有的在阴间只身孤影，孤凄飘零，心怀幽怨，而仍遭受欺凌与侮辱。但是她们都是非常的美丽与贤惠，非常的善良与纯洁，她们身处极端悲惨的境遇中，还是不屈不挠地挣扎着，努力争取着幸福的生活。绿衣女和阿英是动物的化形，她们都是柔弱的，却是聪慧可爱的。作者描写这样的女性形象，也总是用了全心灌注的同情与爱惜，因此那形象本身出现在我们心目中，就有强烈的诗的感染力打动我们的心坎。

    《聊斋志异》中除写狐鬼而外，还描写了许多由各种动物及植物所化的女子。黄英、葛巾、香玉都是花，花姑子是麋，白秋练是鱼，竹青是鸦，阿纤是鼠，素秋是蠹鱼。可注意的是她们都富有人情，那性格究是一个现实的人，并且各有其个性。不但可爱，而且可敬。而同时在其个性中，又仍含有其本性的特点，而且那本性的特点写得非常鲜明、丰富。花姑子满身有异香，并且吃的菜饭，用以医治性命的药草，都是麋。白秋练则必须得到洞庭湖的水来饮，否则致病。阿纤则拥有□□□，而且工作勤快。这种艺术上的出色之处，是民间故事的特点。人民的生活知识和观察体验都是深刻的、丰富的。而作者能够抓住这些，突出这些，必须有足够的生活知识才能有此成就。花姑子的仁爱多情，阿纤的倔强与独立的性格，也与其本性相吻合，而化成人，有了人的性格，就显得□□□□，十分动人。

    《聊斋志异》中除了传奇文体而外，还有二种：一是□□特写，一是寓言杂文。前一种是六朝小说和唐宋传奇所无，可以说是作者自己根据古文而创出的一种文体，略如今日的散文特写。这一类中，如《跳神》，写一个场面，绘声绘影，有香有味，极短的篇章，写得读者如身临其境。《金和尚》讽刺暴露得极深，攻击面极广，也是绘声绘影，使人如目睹耳闻。这都是非常杰出的特写。如《偷桃》《口技》，也是描写一个场面，写的是实事。今日看来，也是非常值得□□□□的散文。又如《局诈》《种梨》《劳山道士》《瞳人语》《王者》《姬生》等，都有深刻的批判现实、针砭世俗的意义，读后发人深思，而□□□□。我所说的寓言杂文一类，实际即六朝记事体或志怪体的正宗，但到了《聊斋志异》，保留了文体的形式，而实质精神则已经起了变化。因为六朝志怪，只记下那事实，事实而外，并无意义。但《聊斋志异》中许多的志怪，是有言外之意，亦是或□针砭世俗，如《沂水秀才》《骂鸭》《张贡士》等，或者攻击官府，如《放蝶》《三朝元老》《厍将军》《一员官》等，或者说出一个□理，非常警策、精彩，如《狂生》《农妇》《狼》《钱流》等。关于折狱的，有约十篇，都精彩，有深意。这类因为多是□□□□□□□□□□□□杂文，□□□□□□，抨击弊政，□中要害，亦无比辛辣，□知当时政治□□已腐朽至何等不可收拾之程度。则志怪体已显然一变而为现实斗争的短武器，与鲁迅的杂文无异。此种文学史上的现象还未被文学史注意到，大可研究。

    1957年9月25日

    [1] 原稿中《聊斋志异》，或简称“《聊斋》”，或简称“《志异》”，整理者统一改为“《聊斋志异》”。

    [2] 本段中的外文人名、篇名的中文注释系整理者所加，并得到宋旭红教授的帮助，谨致谢忱。

    [3] 篇名后的数字，可能是该篇所属卷次。

    [4] 应为《鬼哭》。

    [5] 应为《募建龙王庙序》。

    [6] 指《述刘氏行实》。

    [7] 应为《述刘氏行实》。

    [8] 应为《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

    [9] 应为《秋灾记略后篇》。

    [10] 本节原题“《张鸿渐》”，现题系整理者根据作者的教学计划所拟。

    [11] 本节原无标题，现题系整理者根据作者的教学计划与本节内容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