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纳多
好多物体受到召唤聚集起来，从不同的地方慢慢聚拢。要做到这一点，有些物体不仅要越过空间上的距离，也要越过时间上的距离。你会觉得奇怪，哪一个流浪者对付起来更麻烦呢，这一个还是那一个？也就是说，是这棵曾经长在附近、很久以前被砍倒了的年轻白杨树呢，还是那个与众不同的院子？这个院子如今还在，不过所处的地点离这里很远很远了。请快点决定吧。
那棵长着卵形树叶的小白杨来了，四月的青绿嫩芽在它全身冒了尖。它依照吩咐站好了位置，也就是说，站在了那堵高砖墙旁边，墙是从另一个城市整体搬进院子的。墙对面是一幢阴暗肮脏的经济公寓房，阳台造得小里小气，像从桌子里拉出来的一个个抽屉一般。其他的小景致分布在院子里：一个桶，又一个桶，树叶投下的稀疏阴影，一个水缸一类的东西，还有一个石头十字架，立在墙脚下。所有这些现在只简单勾画一下，还会增添很多细节，并进行最后的加工。不过两个活人——古斯塔夫和他兄弟安东——已经出来站在他家的小阳台上了，他们面前滚来了一辆小小手推车，上面架着一个手提箱，一堆书，推车人是新来的房客罗曼托夫斯基，走进了院子。
从院子里看过去，尤其是在晴朗的天气里，房子里的房间个个好像漆黑一片（黑夜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在这儿或是那儿。在房间里面，二十四小时中的一部分是黑夜；在房间外面，二十四小时的另一部分是黑夜）。罗曼托夫斯基抬眼看看打开的黑洞洞的窗户，又看看小阳台上瞪着青蛙般的眼睛看他的那两个人，把自己的行李扛在肩上——朝前打了个趔趄，仿佛有人在他后脑勺上敲了一下似的——一头扎进了门厅。还在阳光下的东西有：放着书的手推车，一个桶，另一个桶，在阳光下烁烁发亮的年轻白杨树，砖墙上用沥青写的几个大字：投票选举（选谁就看不清了）。估计那是那兄弟俩在大选之前草草写上去的。
这就是我们如今安排世界的方式：人人都要流汗，人人都要吃饭。会有工作的，会填饱肚皮的，会有一个干净、温暖、阳光灿烂的……
（罗曼托夫斯基成了隔壁屋里的房客。那间屋子比他们的屋子还要简陋。不过他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个橡皮娃娃。他由此得出结论：前任房客一定是个有家室的男人。）
尽管世界还没有最终全部转化成固态的物质，还保留着各式各样具有模糊和神圣性质的区域，但这一对兄弟觉得生活很舒适，也很有自信。哥哥古斯塔夫干着一份搬运家具的工作，弟弟碰巧暂时失业，不过尚未灰心丧气。古斯塔夫脸色相当红润，细眉倒竖，肩宽体阔，像个碗橱，老穿着一件灰色的粗羊毛套头衫。他粗胳膊的肘关节处系着松紧带，固定住衬衫的袖子，这样手腕处显得干净利落。安东的脸长满麻子，八字胡修剪成一个黑黑的梯形，瘦长的身上穿着一件深红色毛衣。不过他俩一起支着胳膊肘靠在阳台栏杆上时，他们的后背简直一模一样。都显得肩宽腰阔，颇有派头，穿着一样的花格布裤子，紧紧包住突出的臀部。
再说一遍：这个世界要流汗，也要吃饱饭。游手好闲的人、寄生虫和音乐家不受欢迎。一个人只要心脏在供血，这个人就要生活，见鬼！古斯塔夫到现在已经攒了两年的钱了，为的是娶安娜，买一个餐具柜，买一块地毯。
她隔一晚来一次，是个胳膊浑圆的丰满女人，宽鼻梁上长着雀斑，眼睛下面有一道铅灰色的阴影，牙齿缝很大，有一颗还拔掉了。兄弟俩和她总是痛饮啤酒。她习惯把两条光胳膊垫到脖子后面，露出胳肢窝里汗津津的红毛。她往后一仰头，嘴大大张开，旁人就能看见她的整个下腭和舌根，好像煮熟的鸡屁股一般。兄弟俩都很喜欢变着法子让她开心，为逗她乐不遗余力。
白天哥哥去上班，安东就坐在一家相熟的酒吧里，要么躺在运河岸边凉爽却仍然碧绿的草地上，在蒲公英丛中四肢大展，羡慕地望着快活的乡下人往船上装煤，要么傻乎乎地静观空荡荡诱人入睡的蓝天。不过没过多久，兄弟俩平稳顺当的生活就遇上了些障碍。
从他推着手推车走进院子的那一时刻起，罗曼托夫斯基就在兄弟俩心中激起了一种既恼火又好奇的复杂感觉。他们看人从不走眼，凭这一点他们意识到来了个与众不同的人。一般情况下，随便看一眼也看不出罗曼托夫斯基身上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这兄弟俩偏偏就看出了。比如说，他走路的姿势就很特别：每一步都要用一种特别的姿势轻快地踮一下脚尖，走得也很快，健步如飞，好像一脚踩下去这么简单的动作就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越过平常人的头顶，发现什么不平常的东西。他是那种所谓的“流线型”，很瘦，白脸，尖鼻子，一双眼睛极不安分。他双排扣外套的袖子太短，致使他的长手腕露出半截，露得荒唐可笑，惹人厌（就好像在说：“我们露出来了，现在该怎么办？”）。他出门回家没个准点。开头几天的一天上午，安东看见他在一个书摊旁：他在问价钱，要么是已经买下了什么书，因为小摊主麻利地把一本落满灰尘的书在另一本上磕了几下，然后拿着两本书去了书摊后面的隐蔽角落。还注意到其他奇怪之处：他的灯几乎亮个通宵；他不与人交往，怪得很。
我们听见安东的声音：“那位高雅的绅士在摆谱呢。咱们应该更仔细地观察观察他。”
“我去把烟斗卖给他。”古斯塔夫说。
烟斗来历不明。是安娜有一天带来的，但兄弟俩只认小雪茄。一个很贵的烟斗，还没有被熏黑。烟斗柄里插着一根小钢管，另外还配着一个羊皮烟斗套。
“是谁呀？有什么事？”罗曼托夫斯基隔着门问。
“隔壁的，隔壁的。”古斯塔夫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两位隔壁邻居进了屋，贪婪地四处张望。饭桌上堆着一摞参差不齐的书，旁边放着半截吃剩的腊肠。其中一本书打开着，那一页上是一幅千帆竞发的画，画面的一角上飞着一个鼓腮的婴儿。
“咱们认识一下，”兄弟俩声音低沉地说，“大家可以说紧挨着住在一起，可不知怎么的就是见不着面。”
五斗橱的顶上放着一个酒精炉和一个橘子。
“幸会。”罗曼托夫斯基轻声说。他坐在床边，低头去系鞋带，额头上的青筋胀得通红。
“你刚才休息了，”古斯塔夫客气地说，但不带好意，“我们来得不是时候？”
这位房客居然一个字也没回答，倒是突然站起身来，转向窗子，举起一根手指，僵住不动了。
兄弟俩看看窗子，没发现任何反常现象。窗框里有一片云，有白杨树的树尖，还有部分砖墙。
“怎么，你们难道什么都没看见吗？”罗曼托夫斯基说。
红毛衣和灰套衫一起走到窗前，实际上还探出身去，两人变成一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了。什么都没有。两个人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非常不对劲！他们转过身来。他站在五斗橱旁边，神情很怪。
“我肯定是看错了，”罗曼托夫斯基说，眼睛并不看他们，“刚才好像有个东西飞了过去。我曾经见过一架飞机掉下来。”
“是有这种事。”古斯塔夫表示同意，“听着，我们来是有点事。你想买这东西吗？崭新的。还有个很不错的套。”
“套？是个套吗？只是，你们要知道，我很少吸烟。”
“那不要紧，你以后会越吸越勤的。我们便宜卖，三马克五十芬尼。”
“三马克五十芬尼。明白了。”
他用指尖摸着烟斗，咬住下嘴唇思索。他的眼睛其实没有看烟斗，而是在转来转去。
与此同时，兄弟俩开始膨胀，越胀越大，充满了整个房间，整个公寓，然后胀到楼外去了。和他们相比，那棵年轻的白杨树这时就和一棵染色棉絮做成的玩具树那么小，放在圆形的绿色支架上摇摇晃晃很不稳当。这栋公寓房也变成了一个玩具房，一个落满灰尘的胶纸板做成的东西，还到不了兄弟俩的膝盖那么高。他们无比巨大，专横地散发着汗味和啤酒气味，声音粗壮，言谈愚蠢，头脑里换成了渣滓废物。他们造出可耻的恐怖气氛，令人不寒而栗。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推我。求求你们，别来我这里了吧。我没碰你，那么你也别碰我。我让步，只求别来我这里了。
“好吧，可我零钱不够，”罗曼托夫斯基低声说，“要是你能找我六马克五十芬尼……”
他们找了他六马克五十芬尼，呲牙咧嘴笑着走了。古斯塔夫对着灯光检查了一下那张十马克的纸币，收起来放进了一个铁皮钱盒。
然而他们还是没有让他们的隔壁邻居得到安宁。他们已经认识了他，只觉得更气恼，这个人还是和以前一样难以接近，这气得他们发疯。他躲着不和他们打照面，他们非得埋伏起来，设好圈套，才能飞快地瞧一下他躲躲闪闪的眼睛。安东已经发现了罗曼托夫斯基的灯整夜亮着，就再也不能听之任之了。他光着脚溜到他的门口（门底下露出一缕细细的金色光线），敲了敲门。
罗曼托夫斯基没有应声。
“睡吧，睡吧。”安东一边说，一边用手掌拍门。
灯光从门上的小裂缝里不声不响地露出来。安东摇摇门把手，细细的金色光线断了。
从此以后，兄弟俩（尤其是安东，幸亏他没有工作）针对他们邻居的失眠症建立了监视机制。可是敌人很机敏，耳朵极好使。不管走到他门口的脚步有多轻，他的灯都会立刻熄灭，就好像从来没有亮过似的。只有在冰冷的过道里屏住呼吸站上好久，才有希望看见那敏感的灯光再亮起来。甲虫就是这样晕过去又醒过来的。
结果侦察工作变得极其耗人。有一次兄弟俩总算在楼梯上碰见了罗曼托夫斯基，挤住了他。
“就当晚上读书是我的习惯，这又关你们什么事呢？请让我过去。”
他转身要走时，古斯塔夫开玩笑地把他的帽子撞掉。罗曼托夫斯基没说一个字，捡起了帽子。
几天以后，兄弟俩傍晚时分找了个机会堵住了他——他去厕所回来，没有很快地回房间。他们只有两人，却设法将他围住。他们邀请他去他们房间。
“去了有啤酒。”古斯塔夫一挤眼说道。
他想拒绝。
“走吧！”兄弟俩叫道。他们抓住他的胳膊，推着他下了楼梯（抓住他的时候，他们能感觉到他有多瘦——肩膀以下那么单薄，那么虚弱，真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哈，狠狠捏他一把，让他的骨头嘎吱作响；哈，手痒痒管不住，让我们至少边走边戳他一下，就一下，轻轻地……）。
“你们把我戳疼了，”罗曼托夫斯基说，“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屋里果然有啤酒，有古斯塔夫未婚妻的大嘴，还有好浓的味道。他们试图灌醉他。他的上衣没有衣领，突出的喉结没有任何遮挡，下方扣着一个铜纽扣。他的脸又长又白，眼睫毛抖抖索索，坐姿也很复杂，腰弯得如叠起来一般，身子突了出来。等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身子就像一根弹簧伸直了。可是他们逼着他重新弯腰坐下，而且这一次，在他们的建议下，安娜坐到了他的膝头上。他不停地斜眼打量她的脚背，那脚紧紧地束在鞋里，脚面鼓了起来。他很气愤，尽量隐忍不发，不敢甩开这个赖在他膝头的红头发女人。
有过短暂的一瞬间，他们觉得已经制服了他，他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事实上古斯塔夫说了：“你明白了吧，你瞧不起我们那是你犯傻。你一声不吭的样子我们一见就来气。你一晚上不睡觉都在看些什么呀？”
“看很老很老的故事。”罗曼托夫斯基回答，那声调让兄弟俩突然觉得好没意思。一旦没意思了，好不烦闷，糟糕透顶。可是喝下的酒阻止了风暴的发作，不但没发作，反而把眼皮都拉了下来。安娜从罗曼托夫斯基的膝头溜下来，昏昏欲睡的屁股刷过桌子。空酒瓶子像保龄球的木柱那样摇摇摆摆，有一个倒下了。两兄弟又是弯腰，又是摇晃，打着哈欠，困得泪眼迷离，还不忘打量他们的客人。只见他晃晃悠悠，红光四射，身子舒展开来，又变细了，最后渐渐消失了。
这么下去不行。他毒化了老实人的生活。对了，他极有可能月底就搬走了——完完整整，毫发未损，没有被打垮，仍然高傲地昂首阔步。知道他走路喘气与众不同还不够，麻烦的是我们摸不清究竟不同在何处，不能像逮兔子那样揪住兔子的耳朵尖把兔子拉出来。凡是摸不着、测不准、数不清的东西，都可恨！
一系列的小折磨开始了。星期一，他们设法在他的床单上撒满了土豆粉，这东西据说可以引起发疯般的奇痒。星期二，他们埋伏在他们住的这条街道的拐角处等他（他贴胸抱着一大堆书），非常巧妙地挤了他一下，结果他抱的那些书掉进了他们事先挖好的水坑里。星期三，他们在坐便器上刷了一层木工用的胶水。到星期四，兄弟俩绞尽脑汁想不出新招了。
他什么也没说，任何话都没说。星期五，他快步如飞在院子门口赶上了安东，递给他一本带插图的周刊——也许你愿意看看这东西？这份出乎意料的客气让兄弟俩感到迷惑，同时也让他们的怒火烧得更旺了。
古斯塔夫命令他的未婚妻去撩拨罗曼托夫斯基，这会创造一个向他找碴的机会。你要踢球，总会不自觉地让它先滚动起来。爱闹着玩的动物也总是喜欢一个活动的目标。安娜奶白色的皮肤上满是虫子一般颜色的雀斑，浅色眼睛里毫无表情，牙齿之间的湿齿龈宛如突起的海岬，这些都无疑令罗曼托夫斯基深为反感，但他还是觉得把厌恶之情隐藏起来为妙，怕的是看不起安娜会激怒她的情人。
他一周看一次电影，一贯如此，那么他就星期六带上她一起去，希望这么厚待她总可以了吧。他没注意到那两兄弟戴着新帽子，穿着橘红色的鞋，偷偷地跟在他们后头，小心地拉开一段距离。在那些颇为可疑的街道上，在蒙蒙的暮色中，有几百个和他们一样的人，但罗曼托夫斯基只有一个。
在细长的小电影院里，夜开始闪烁，一个人工造出的月夜。兄弟俩偷偷摸摸地溜了进来，坐在后排。他们感觉到罗曼托夫斯基就坐在前面什么地方，黑乎乎看不真切，但他在，他们就开心。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安娜没能从她这个合不来的伙伴身上探出任何秘密，也不大明白古斯塔夫到底想知道些什么情况。走着走着，一瞅他那瘦身影，还有他那副愁容，她就不由得想打哈欠。不过电影一开始，她就不再想他的情况了，把一侧没有真情的肩膀靠在他身上。幽灵用喇叭一样的声调在新发明的有声银幕上交谈。男爵品了一口酒，小心地把杯子放下——那声音就像丢下一颗炸弹似的。
过了一会儿，侦探们开始跟踪男爵。谁会看出他是个高明的骗子呢？他们穷追不舍，几近疯狂。汽车雷鸣一般飞速驶过。在一家夜总会里，他们用酒瓶、椅子、桌子大打出手。一位母亲把一个可爱的孩子放到床上。
电影演完了，罗曼托夫斯基跟着安娜走进清冷的夜幕中，步履有点蹒跚。安娜感叹道：“啊，真是太美妙了！”
他清清嗓子，顿了一下才说：“咱们不要太夸张了。在现实生活里，所有的情形都要平淡得多。”
“你才平淡呢。”她不高兴地反驳。过了一会儿，她又想起电影中那个漂亮的孩子，就轻轻笑起来。
在他们身后，那两兄弟一路悄悄跟了过来，保持着和先前一样的距离。两人都很阴郁，两人都在用阴郁的暴力给自己打气。安东阴郁地说：“这样做总归不对——和别人的新娘子一起出来散步。”
“尤其是在星期六晚上。”古斯塔夫说。
一个过路人走了过来，跟他俩并排而行，碰巧往他们脸上看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夜风沿着树篱吹得垃圾沙沙作响。这是柏林一个昏暗荒凉的区域。路左边，运河上方，远远闪烁着稀疏的灯光。右边是一片片空地，几座匆匆显出剪影的房子又变得昏黑一片。过了一会儿，两兄弟加快了步伐。
“我妈和我妹妹住在乡下，”在天鹅绒般的夜色里，安娜柔声细语地对他说，“我想等我一结婚，就和他一起去看她们。去年夏天我妹妹……”
罗曼托夫斯基突然扭头朝后看。
“……赢了一张彩票。”安娜继续说，也机械地回头看。
古斯塔夫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
“原来是他们！”安娜叫道，高兴地笑起来，“哈，这两个坏小子！”
“晚上好，晚上好，”古斯塔夫喘着气匆匆说道，“你这头笨驴，在这儿和我女朋友干吗呢？”
“我没有干什么。我们刚才……”
“说眼下吧。”安东说着往回一收肘，朝罗曼托夫斯基软肋处一击，打得干净利落。
“请不要动手。你完全清楚……”
“伙计们，别惹他吧。”安娜轻轻地嗤笑着。
“必须教训教训他。”古斯塔夫说。他摩拳擦掌，预感到他将学着他兄弟的样子，摸摸那些软骨组织和那脆弱的脊梁骨，不由得异常兴奋。
“顺便说说，有一天我遇到一件好玩的事。”罗曼托夫斯基开始讲话，而且讲得很快，但是才说到这儿，古斯塔夫巨大的指关节并拢起来直捣他的肋下，引起根本无法描述的疼痛。罗曼托夫斯基连连倒退，脚下一滑，差点摔倒：假如摔倒了，那就意味着当场死亡。
“让他走吧。”安娜说。
他转过身，捂着肋部，沿着沙沙作响的昏暗树篱走开了。兄弟俩跟在后面，几乎踩着他的脚后跟。古斯塔夫在杀戮欲的折磨中沉重地走着，这种心情随时都会转化成凶猛的扑击。
前方很远处，一丝闪烁的亮光向他预示着平安。那光亮意味着一条有路灯的街道。虽然看见的也许只是一盏孤灯，但是它的光划破了黑暗，仿佛盛大的节日焰火一般。那是一个光明的极乐地带，到处都是得救的人。他明白他现在要是跑起来，到那儿人也就不行了，他现在的状况是不能很快到达那里的。他应该默默地、稳稳地走，这样还有望走过这一段路。路上不要出声，尽量不要把手紧按在他疼得发烧的肋骨上。于是他大步前进，迈着平时那样的轻快步子。他这样走路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在有意为之，为了嘲笑没有飞跑的人，兴许在下一刻他就飞奔而去了。
安娜的声音：“古斯塔夫，别跟他纠缠了。你很清楚，再纠缠下去你会停不住的。记得你有一次是怎么纠缠那个砌砖工的吧。”
“收起你的舌头，老婊子，不用你教训他该怎么做。”（这是安东的声音。）
终于到了有光的地方——可以看清一棵栗子树的枝叶，一根好像是贴海报的石柱，更远一些，靠左边，有一座桥——那缕望眼欲穿、气喘吁吁期待着的亮光，终于，终于，不是十分遥远了……不过还是不能跑。尽管他明白一跑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可是突然之间，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飞跑起来，呜咽着冲向前去。
他跑着跑着，好像开心地大笑起来。古斯塔夫猛跳两步，撵上了他。两个人都倒下了，只听见激烈的打斗声和撕扯声中还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平滑、湿润，一次，又一次，直至刀柄——接下来安娜手里提着她的帽子，一眨眼飞也似的跑进黑暗中去了。
古斯塔夫站起身来。罗曼托夫斯基躺在地上，用波兰语说着什么。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古斯塔夫说，“我刺了他一刀。”
“把刀拔出来，”安东说，“从他身上拔出来。”
“我拔出来了，”古斯塔夫说，“上帝，多狠的一刀。”
他们匆匆跑了，但没有朝亮光跑，而是从那几块昏暗的空地穿了过去。从公墓旁边绕过去后，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巷，交换一下目光，放慢脚步，恢复了正常的速度。
一到家他们立刻就睡了。安东梦见他坐在草地上，看着一艘船漂了过去。古斯塔夫什么也没梦见。
第二天一大早，警察来了。他们检查了被害人的房间，简短地问了安东几句话，他已经从屋里出来站在过道里。古斯塔夫睡着没起来，吃得饱，睡得好，他的脸色就像威斯特伐利亚火腿般红润，和他发白的蹙眉形成鲜明对照。
一会儿后，警察走了，安东回来了。他高兴得异乎寻常，笑得噎住了，两只膝盖直晃悠，用一只拳头不出声地砸手掌。
“太有意思了！”他说，“你知道那家伙是什么人吗？一个列奥纳多！”
在他们的行话里，列奥纳多（源自那位大画家(1)的名字）就是指假币制造者。安东讲了他设法探听出来的情况：那家伙看来属于一个黑帮团伙，刚刚从监狱出来。入狱之前，他一直在设计假钞：那么毫无疑问，是一个同伙刺死了他。
古斯塔夫也笑得发抖，不过他的表情突然变了。
“他把他的假币塞给我们了，这个混蛋！”古斯塔夫叫起来，光着身子跑到放钱盒的衣橱旁边。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转手给别人，”他兄弟说，“外行看不出差别来。”
“对，可他还是个大混蛋！”古斯塔夫翻来覆去地说。
我可怜的罗曼托夫斯基！我本来和他们一样，相信你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我本来相信，让我坦白相告吧，你是一个出色的诗人，被贫穷所迫，住在这么一个险恶的地区。我本来根据一些有力的迹象，相信每天夜里，你要么在推敲一行诗句，要么在酝酿一个逐渐成熟的想法，以此庆祝对那兄弟二人不可争辩的胜利。我可怜的罗曼托夫斯基！现在一切全完了。唉，我召集起来的物体也都散去了。年轻的白杨树暗淡下来，离开了——返回了它原来的地方。那堵砖墙融化了。公寓楼把它的小阳台一个个拉了进去，然后转过身，飘走了。每一样东西都飘走了。和谐与意义消失了。缤纷世界，一片虚无，又让我烦恼起来。
(1) 即列奥纳多·达·芬奇。参见书末《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