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部大厦塔尖

    请你原谅我，亲爱的夫人，可是我是个粗人，说话直来直去，那么我就有啥说啥了。不要劳神想入非非：这远不是来自你崇拜者的信。相反，你一分钟后会看明白，这是一封相当奇怪的小信件，谁知道能起什么作用呢。算给你上一课，也给其他好冲动的女小说家上一课。首先，我赶紧做个自我介绍，这样我的形象就可以像个水印一样随处可见。这要比不声不响诚实得多。如果不声不响，那就有误导之嫌，眼睛不由自主地从一行行书写文字上看过去，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别说我字写得秀气，标点符号点得有青春活力，我恰好是个又矮又胖的中年人。其实我的胖是没有赘肉的胖，胖得有味，胖得有趣，还是黄蜂腰。夫人，诗人阿普赫京是女士们的胖宠物，我和他那装样儿的翻领可远远不是一回事。不过，这样也就可以了。你，作为一个作家，已经收集到了可以补全我余下部分的线索。bonjour, madame。(1)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

    那一天在一家俄语图书馆——这家图书馆被无知的命运贬到一条阴暗的柏林小巷里——我查到三四条新书名，其中有你的长篇小说《海军部大厦塔尖》。书名精妙——如果没有别的原因，书名是不是得自抑扬格四音步的诗律，admiraltéyskaya iglá，像一行著名的普希金诗？然而正是书名太精妙，并非好兆头。再说了，对于我们的流放地出版的书，比如在里加或塔林出版的，我一般都持谨慎态度。尽管如此，我还是如我刚才所说，取下了你的小说。

    唉，我亲爱的夫人，唉，谢尔盖·索恩采夫“先生”，太容易猜到作者用了一个假名，也容易猜到作者不是个男子！你的每一个句子都透着女性气息。你偏爱用“时光流逝”或者“抖抖索索地包在妈妈的披肩中”这样的话语，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插曲人物海军少尉（直接模仿《战争与和平》），这个人物把字母“r”发成硬音“g”。还有最后一点，你把法语的陈词滥调翻译过来加注，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你的文学技巧。而以上这些还仅仅是你问题的一小部分。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假定我有一次散步，走过一个美不胜收的地方，水流汹涌，波涛滚滚，藤蔓爬满了荒凉的断壁残垣。许多年后，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我偶然看到一张照片，上面照的是我，在一根明显是纸板糊的柱子前方摆了个自鸣得意的姿势；背景中有一道白花花的涂层，原来是画上去的小瀑布；有人还给我画了八字胡。这玩意是从哪里来的？把这可恶的东西拿走！我所记得的是真实的水流喧腾，再说了，当时并没人在那里给我拍照。

    要我给你解释其中的寓意吗？要我告诉你，我看到你灵巧的手工活，你那篇很糟的《尖塔》，我就有同样讨厌的感受，只是觉得更糟糕，更可笑。我用食指分开未裁的书页，抬眼一行行快速地看下去，看得我又惊讶又迷惑，只能眨眼。

    你想知道怎么了吗？我乐意奉告。你重重地躺在吊床上，信笔而写，墨如泉涌（一个近似双关的词(2)），你，夫人，写了个我初恋的故事。是的，我又惊讶又迷惑；我也是一个大块头的人，迷惑时伴着气短。现在你和我都在喘粗气，因为你创造的英雄突然出现，让你也惊呆了。不对，这是个错位——额外的佐料是你添加的，我承认，填充馅和调味汁也是你的，但这游戏（又一个近似双关的词(3)）不是你的，夫人，而是我的，它翅膀上中了我的铅弹。我太吃惊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士，从哪里，又是怎样拐走了我的过去？我难道非得承认这样的可能性：你认识卡佳——甚至你们是闺蜜——于是她在波罗的海的松树下和这个贪婪的小说家一起消磨夏日黄昏的时候，向你透露了全部秘密。可是你怎么敢，你从哪里找到的胆子，不但利用了卡佳的故事，还接着将那个故事歪曲得面目全非？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到今天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十六年，这是一位新娘的年龄，一条老狗的年龄，或者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年龄。顺便说一下，我们先来看看你马虎大意犯下的无数错误，这目前还不算最严重的问题。卡佳和我不是同岁的人。我当时快十八，她快二十了。你尝试了一种方法，还很管用，就靠这种方法让你的女主角脱光衣服站在能照出全身的穿衣镜前，然后你描写她披散的头发，当然是暗金色的，还有她年轻的曲线。据你所写，她矢车菊一般的眼眸在沉思时会变成紫罗兰色——真是一个植物学上的奇迹！你用一圈黑色的睫毛遮住了那双眼睛，那睫毛，要是我可以自己来写，好像长得更长一点，延伸到外眼角，这样显得她的眼睛很独特，看似上扬，其实不然。卡佳体态优雅，但略微有点弓腰，每次进屋都要抬抬肩。你还把她写成了一个有着女低音嗓音的高贵少女。

    纯粹的折磨。我有心把你写的各种错误的形象仔细抄下来，无情地摆在我准确无误的观察旁边，不过结果却可能是“噩梦般的胡说”——真正的卡佳会这么说的，因为分配给我的理念没有足够的精确度，也没有足够的能力，从你的那团乱麻中解脱出来。相反，我自己倒陷进你用传统写法设下的黏性罗网中，没有一点力量把卡佳从你的笔下解放出来。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像哈姆雷特一样争论，并且到最后一定要胜过你。

    你所瞎编的主题是爱情：一场有点颓废的爱情，以二月革命为背景。但它仍然是爱情。卡佳被你重命名为奥尔加，我成了列昂尼德。不错，很好。我们的初次相遇是平安夜在朋友家里，之后我们常在尤苏波夫溜冰场见面。她的房间，里面有靛蓝色的墙纸，红木家具，只有一件摆设，一个踢起腿来的芭蕾舞瓷女郎——这些都是真的，都是真的。除非你故意自命不凡地瞎编，把一切都改得面目全非。列昂尼德在聂夫斯基大街上的帕里斯亚娜影院坐下时，皇家学园的一位学生把他的手套放在三角帽里，隔了两页后，他就穿上了平民衣服：他摘去了他的圆顶高帽，读者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文雅的年轻人，留着旧式的英国分头，头发从喷了定型发胶的小脑袋正中央分开。一块紫色手帕从他的胸口衣袋垂下来。其实我至今还记得皮埃尔先生当时穿得像电影演员马克斯·林德一样，也还记得他喷了大量的威哲塔护肤液，刺得我头皮发凉。皮埃尔先生紧握住他的梳子，像翻毡一般猛地一翻，把我的头发翻了过来，然后一把扯掉围单，冲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中年人喊道：“伙计，把头发收拾干净！”今天，我的记忆带着讽刺回到那块胸口衣袋中的手帕上，回到了当年的白色鞋罩上。不过另一方面，我决不能认同青春记忆中刮脸的折磨，刮的是你笔下列昂尼德那张“光滑、灰白的脸”。他那双莱蒙托夫式没有光泽的眼睛和贵族一般的外表，我就让你凭良心处置，因为如今他意外发福了，当年的外表不可能看出多少了。仁慈的主啊，不要让我陷入这位女作家的文字陷阱中吧。我不认识她，也不想认识她，可是她抱着令人吃惊的傲慢态度侵犯了另一个人的过去！你怎敢这么写：“漂亮的圣诞树上挂着会变色的灯，好像在向大家预告那欢乐喜气洋洋”？你一口气吹灭了整个圣诞树，因为一个形容词放在名词后面，图高雅，却足以消灭最美好的记忆。在这场灾难之前，也就是在看到你的书之前，我的美好记忆是灯光涟漪一般星星点点地闪在卡佳的眼睛里。圣诞树的一条枝上挂着一个原生纸做的小玩偶房，光彩夺目，一根蜡烛燃得太狂野，她拂开粗硬的树叶，伸手去掐火苗，这时小玩偶房把鲜红色映在了她的两颊上。所有这些美好的回忆我现在还留下了什么？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是字纸烧毁时发出的难闻气味。

    你的写法给人这样的印象：卡佳和我生活在一种文明高雅的上流社会。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亲爱的女士。那个卡佳生活的上流社会环境——你愿意就称为时尚环境吧——说得好听一点，风气很落后。契诃夫被认为是“印象派”；康斯坦丁大公，一位重要诗人，被认为是上流社会的打油诗人；纯粹是基督徒的亚历山大·布洛克，写过未来主义的十四行诗，歌咏垂死的天鹅和丁香烈酒，被认为是邪恶的犹太人。诗歌专集的手抄本，法语的英语的都有，到处散发，拿到的再复制，也有失真走样的地方，连作者的名字都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所以这些流散的诗歌就故作意外地有了个作者不详的迷人特点。一般来讲，把它们那些曲曲弯弯的东西和那些秘密抄写的、在下层圈子里流行的煽动性简单诗歌并置起来很有意思。这些男人和女人歌咏爱情的长篇独白被认为是国外抒情诗派最现代的样板，有人恰当地指出，这么认为很不到位，事实上国外抒情诗中的佼佼者是可怜的路易·布耶(4)所写的一首，他在上世纪中叶写作。卡佳对连绵起伏的韵律情有独钟，总是充满激情地朗诵路易·布耶的亚历山大体(5)诗歌，还怪我给某一音律铿锵的诗节挑了毛病。在这一节诗中，诗人把他的感情比作一把小提琴的弓，把他的情人比作吉他。

    关于吉他，夫人，你写道：“傍晚年轻人聚会，奥尔加坐在桌子旁，用浑厚的女低音唱歌。”唉，好吧——又一次死亡，又一个你华丽文体的牺牲品。可我是多么怀念那首时髦的茨冈舞曲，余音绕梁，当时我示意卡佳唱，我来填词！我很清楚，这个舞曲不再是真正的吉卜赛艺术，这种艺术当年迷住过普希金，后来又迷住过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6)，现在却没有生气，筋疲力尽，难逃一死。每一样东西都在为她的毁灭作贡献：留声机、战争，还有各种所谓的茨冈歌。布洛克有许多天生魔力，其中之一就是他从吉卜赛歌词中听来任何语句，都能凭记忆写下来。他这么做很有道理，好像他在抓紧时间抢救吉卜赛歌词，免得太晚了全忘了。

    我应该告诉你那些沙哑的嘟哝和抱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我应该向你展现那个遥远陌生世界的样子吗？那里

    垂柳细枝沉沉入睡，

    低低弯向池塘。

    那里，在丁香花丛的深处

    夜莺在哭诉她的感情

    在那里，所有的感觉被逝去爱情的回忆统治着。那个邪恶的统治者，伪装成了吉卜赛的浪漫主义。卡佳和我本来也喜欢回想往事，但我们那时没什么可回想的，于是就假想一些遥远的过去，把我们当前的快乐放回这假想的过去之中。我们把我们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转化成我们还不存在的昔日遗迹。我们试着看花园小径，看月亮，看垂柳，用现在明知往事一去不返的眼光去看——现在回头去看，就有可能看池塘上浸在水里的旧木筏，看黑沉沉的牛棚上方的月亮。我甚至假想，多亏了一点朦胧灵感，我们为后来的一些事情提前做了准备，练练自己的记忆力，想想遥远的过去，玩玩乡愁，果然到后来，当过去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如何对待，不至于让它压死。

    可是你对这一切都关心些什么呢？那年夏天我去你称为“格林斯科耶”的祖上庄园小住，你描写这一段时写道，你追着我进了树林，在林子里非要我写“散发着青春活力和人生信仰的”诗。事情不完全是这样的。别人要么打网球（用一只红色的球和多尔蒂球拍，球怕很沉，弦很松，在阁楼上找到的），要么在一片杂草疯长的草坪上打槌球，每个球门前长着一株蒲公英，这时卡佳和我就到菜园去，蹲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吃两种草莓——一种是鲜红的“维多利亚”（sadovaya zemlyanika），另一种叫“俄罗斯双簧管”（klubnika），是一种有点发紫的浆果，上面经常沾有青蛙的黏液。菜园里还有我们最喜欢的凤梨类的水果，看上去还没熟，但是特别甜。我们也不直起腰来，蹲着沿犁沟走，边走边哼哼，结果膝盖后面的筋腱疼起来，肚子里沉甸甸地填满了红玉色的草莓。火热的阳光倾泻下来，那太阳，那草莓，还有卡佳野蚕丝的连衣裙，两臂下方有深色的汗渍，脖子后部汗津津的晒痕泛着光——所有这些融合为一种沉闷的欢乐感。那是多么幸福呀：没有站起来，仍然摘着草莓，一把抓住卡佳温暖的肩，听她轻柔地笑，听她咕噜咕噜地贪吃，听她在树叶下面翻找草莓时关节嘎巴嘎巴地响。对不起，我直接从那个果园离开，朝厕所游荡，果园里温室亮晃晃地刺目，林荫道旁毛茸茸的罂粟花随风摇摆。我来到厕所，像罗丹的“思想者”一样蹲坐下来，头仍然被太阳晒得发烫，这时我写了首诗。那首诗，从各个方面看，都很差劲。它有来自茨冈歌曲的夜莺啼啭，有布洛克的几句，还有无可奈何地回响着的魏尔伦：“souvenir，souvenir，que me veux-tu？lautomne……”(7)——尽管秋天还遥遥未至，我的幸福却用动听的声音在附近高喊，也许就在那儿，保龄球道旁边，丁香花丛后面。那花丛下堆满了厨房垃圾，母鸡到处乱逛。每天晚上，走廊里的留声机会张开大嘴，颜色红得像俄国将军外衣的内衬一样，肆意喷涌着吉卜赛激情；要么有一个险恶的声音，配着《月藏云下》的曲调，冒充皇帝说道：“给我一支鹅毛笔，一个笔架，是时候写最后通牒了。”花园里的平台上，一个叫“gorodki（小城镇）”的游戏正在进行：卡佳的父亲解开衣领，穿着居家软靴，一只脚跨前一步，端起一根棍子作瞄准状，好像端起步枪要开火一般，然后把棍子使劲朝小柱子组成的“小城镇”扔过去（不过离目标还好远）。这时夕阳的最后一束光轻轻拂过松树干做的围篱，在每根树干上留下一个火红的箍。夜幕最终降临，人们都睡了，卡佳和我挤在花园里一条又硬又冷、看不清楚的长凳上，望着昏暗的大房子，直到我们的骨头疼起来。一切都好像是很久以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般：房子的轮廓映衬在淡淡的碧空下，树叶睡意蒙眬地摇动，我俩不能自制地长吻。

    在你对那年夏天的雅致描写中，用了大量的点缀修辞，但有一件我们经常忘记的事情你倒是本能地时时记得，那就是那年二月以后，国家就处在“临时政府(8)的统治之下”。你非要卡佳和我密切地关注每一个革命事件，也就是说，你叫我二人进行着神秘的政治对话（这方面的描述长达十来页）——但我向你保证，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那样的对话。首先，我要是带着你借给我的正义感来谈俄罗斯的命运，我会觉得别扭；第二，卡佳和我彼此太投入，不会关心革命的。我只须说一句，革命留给我最真切的印象只是一件小事情：有一天，在圣彼得堡的百万大街上，一辆卡车满载着一车快活的暴徒，做了个笨拙却又精准的转向，为的是故意压扁一只路过的猫。压过去后，它就展展地躺在那儿，就像一块熨得极其平整的黑毯子（只有尾巴还能看出是猫的一部分——它笔直地挺立着，末端我以为还在摆动）。那一时刻，我突然领悟到某种高深莫测的意义。不过后来有一次，我又在一个田园般的西班牙乡村看到了一辆公共汽车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压扁了一只完全一样的猫，我心里就不再纠结那隐秘的意义了。另一方面，你夸大了我的诗歌才能，到了言过其实的地步，你还把我变成了一个预言家，因为只有预言家才能在一九一七年的秋天谈论列宁死后的绿色脑浆，或者谈论苏维埃俄国知识分子“秘密”移居国外的事。

    不，那年秋天和冬天我们谈论的是别的事情。当时我非常痛苦。我们的浪漫爱情正在遭受极其糟糕的事情。你给了一个简单解释：“奥尔加开始意识到自己追求的是肉欲，而非激情，而列昂尼德则正相反。他们危险的拥吻让她兴奋，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她内心深处，还总有一块没有化开的疙瘩”——如此等等。你此处下笔仍然是一样的粗俗，自以为是。你对我们的爱情作何理解呢？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故意回避直接对它进行讨论。但是现在，如果不怕受你风格的影响，我不妨比较详细地描述一下它的热烈和潜藏的悲哀。是的，是有那么一个夏天，处处树叶沙沙作响，我俩骑着自行车沿着园中所有的蜿蜒小径莽莽撞撞地跑，要看看从不同的方向谁最先骑到那个环岛处，那里的红沙地上留下了我们坚硬轮胎的印迹，像扭动的蛇一般。那是在俄国的最后一个夏天，每一个活生生的日常细节冲着我们声嘶力竭地尖叫：“我是真的！我是现在！”只要这充满阳光的快活心情能够在表面上维持住，我们的爱情固有的悲哀就仅仅是迷恋不曾存在的过去而已。可是当卡佳和我重回彼得堡时，问题就出现了，留给我们的只有痛苦。那时彼得堡已经下了不止一场雪，街上的木板行道上盖了一层微黄色的东西——雪和马粪的混合物——没有这东西，我就描绘不出俄国的城市。

    我现在能看见她了，穿着那件黑色海豹皮大衣，拿着个扁平的大暖手笼，穿着灰色的毛边靴，走在一条很滑的人行道上，两条细长的腿如踩着高跷一般。要么是穿着深色的高领连衣裙，坐在一张蓝色的矮沙发上，哭得太久之后，在脸上厚厚地补了妆。我每天傍晚步行到她家，半夜后返回，这时，在大理石般的夜色中，在星光灰白的寒冷天空下，我能认出一路上那些地标——总是一样的彼得堡高大建筑，传奇年代的孤独大厦，装点了夜里的荒凉，和所有的美一样，与行人若即若离。它看不见你，它在沉思，它无精打采，它的心思在别处。我总是自言自语，对着命运说，对着卡佳说，对着星星说，对着城堡的圆柱说。巨大的城堡心不在焉地耸立着，悄无声息。昏暗的街上传来零星的交火枪声，我无意间就会想到自己有可能被流弹击中，倒地而死，横卧在昏暗的积雪上，穿着雍容华贵的皮草外衣，圆顶高帽歪在一边，周围是古米廖夫或曼德尔施塔姆(9)新诗集的白色平装本。这些书是我倒地时掉出来的，现在散落在雪地上，纸页几乎看不出来了。我这么想时还颇有一丝快感。要么有可能边走边哭边呻吟，自己劝自己说，是我自己不爱卡佳了，这么想时就赶紧绞尽脑汁回忆她的种种不好：虚伪，自以为是，空虚无聊，贴块掩饰粉刺的俏皮贴，没必要说法语的时候说法语，法语的小舌音发不地道，还时不时故意冒出来；她还有个顽固透顶的毛病，喜欢有爵位的蹩脚诗人；还有，每当我逼着她告诉我前一天傍晚她是和谁一起度过的，她就发脾气，两眼神情呆滞，这种事已经发生上百次了。我绞尽脑汁，寻思掂量，结果痛苦地发现我的爱，尽管承载着所有她的不好，却越发坚定，越陷越深，就算是肌肉似铁的役马来拉，也拽不出泥坑。下一个傍晚到来时，我又要通过街头水手把关的身份检查站（要查验各种文件才能允许我接近卡佳的心灵边缘，也只能到这一步，再往她心灵里走一步，文件就失效了），又要去盯着卡佳看。我先开口可怜巴巴地说几句后，她就变成个僵硬的大玩偶，突起的眼皮垂下，答话也像个瓷娃娃一般生硬。有一次，在一个值得记住的晚上，我要她给我一个老老实实的最后答复，她干脆一言不发，躺在长沙发上不起来，一动不动，镜子一般的眼睛里反射着蜡烛的火苗。在那段动乱的时期，蜡烛代替了电灯。我从头至尾听完她的沉默，站起来走了。三天后，我打发我的男仆给她送去一张字条，上面写道我要是不能再见她哪怕一面，我就自杀。于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照着红红的太阳，踩着嘎吱作响的雪，我们在邮局大街上会面。我默默地吻了她的手，然后整整一刻钟的时间里，没有一句话打破我们的沉默。我们走来走去，不远处，就在近卫骑兵大道的街头，站着一个模样极其可敬的男人，戴顶俄国羔皮帽，抽着烟，装作没事人一般。就在她和我默默地走来走去的时候，过去了一个小男孩，拉着一辆人力雪橇，上面铺着一条四边破破烂烂的毯子。站在街口的那个男人还在抽烟，这时候排水管里突然传来一阵嘎嘎声，接着吐出一块冰来。就在我们刚才见面的同一个地点，我像刚见面一样默默地吻了她的手，随后那只手永远溜回它的皮暖手笼里去了。

    别了，我的痛苦，我的狂热，

    别了，我的梦想。别了，我的疼痛！

    沿着古老花园的小路

    我们将永远不再相遇。

    对，对：别了，如茨冈歌曲中唱的那样。一切都不论，你就是漂亮，毋庸置疑化地漂亮，如此讨人喜欢，令我痛哭，忽略了你短视的心灵，忽略了你想法的平庸，忽略了你一千次的小小背叛。我尽管一心一意爱你，可我对诗歌抱负太高，表达起感情来沉重而又模糊，说起话来喘气结巴，这些肯定让你讨厌，看不起。现在没有必要告诉你我后来经历了多少苦难，也没有必要告诉你我是如何将那张快照看了又看，照片上你的双唇光鲜，头发闪亮，漫不经心地看着我。卡佳，你现在为什么把一切搞得这么乱？

    好啦，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谈谈。随着一阵悲哀的嘶嘶声，空气从那个傲慢的橡皮胖子身上漏了出来。这封信刚开始时，这个橡皮胖子充足了气，胡闹一通。你，我亲爱的，真的不是躺在她小说吊床里的那个肥胖的女小说家，而正是昔日那个卡佳，有着卡佳那样得体的举止，有着卡佳的窄肩膀，一位模样好看、妆容精致的女士。这位女士傻乎乎地卖弄风情，编造出了一部毫无价值的书。想想吧，你甚至不容我们分手！在列昂尼德的信里，他扬言要枪毙奥尔加，她还与她未来的丈夫讨论这封信。那个未来的丈夫，充当了密探的角色，站在街角处，只要列昂尼德掏出他紧握在外套口袋里的左轮手枪，他就立即冲过去营救。他声泪俱下地恳求奥尔加不要去，边哭边不停地打断奥尔加冷静的话语。多么牵强的瞎编，太恶心了！写到结尾时，你让我加入了白军，在一次侦查巡逻时被红军俘虏，然后英勇就义，被一位身着“犹太黑衣”的人民委员打出的子弹击倒了，嘴里还念叨着两个叛徒的名字——俄罗斯和奥尔加。我要是还能看到你依然是十六年前的你，那我肯定会无比强烈地爱你，不惜付出痛苦的努力，把我们的过去从屈辱的监禁中解救出来，把你的形象从你自己笔下羞侮的酷刑架上解救下来！但老实说，我不知道我能否成功解救。说也奇怪，我的信有点像你匆匆背下的那些押韵诗文——记得这一句吗？

    看到我的字迹可能让你吃惊了。

    ——不过我不能像阿普赫京那样发出邀请来结尾：

    大海在这儿等着你，像爱一样宽广，

    而爱又像海一样浩瀚！

    我不能这样结尾，因为第一，这里没有海，第二，我一点也不想见你。看过你的书后，卡佳，我害怕你。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像过去那样一起欢乐一起煎熬，只为在一位女士的小说中找到我们被丑化了的过去。听着——再别写书了！至少把这次失败引为教训。说“至少”，是因为我有权利希望你在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错误的时候，能感到痛恨，震惊。你知道我还期望着什么吗？也许，也许（这是一个微小无力的“也许”，但我还是抓住它不放手，所以到现在还不签名结束此信）——也许，说到底，卡佳，事事不出我所言，但唯有一事出了少见的意外，这个瞎编的故事不是你写的，你模糊不清但仍然迷人的形象并没有严重受损。果真如此，那就原谅我，索恩采夫同行。

    (1)　法语，你好，夫人。

    (2)　原文fountain，既有喷泉的意思，也有源头的意思。

    (3)　原文game，既有游戏的意思，也有猎物的意思。

    (4)　louis bouilhet（1821—1869），法国诗人、剧作家。

    (5)　指每行十二个音节的诗歌形式，起源于法国，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后传到英国，形成英语亚历山大体，每一行音节还是十二个，但重音比法语亚历山大体多。

    (6)　apollon grigoriev（1822—1864），俄国诗人、批评家。

    (7)　法语，回忆，回忆，你要我怎么样？秋天……

    (8)　即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后在圣彼得堡成立的临时政府，同年在十月革命中被布尔什维克推翻。

    (9)　mandelshtam（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卓越的天才诗人。一九三四年五月由于一首对斯大林不敬的诗而被拘禁，被判处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