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希加耶夫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希加耶夫逝世……俄罗斯讣告中常常出现的省略号，肯定代表词语的踪迹。这些词语踮着脚尖毕恭毕敬地排成一列纵队离去了，把它们的足迹留在了大理石墓碑上……不过，我还是想打破这死一般的寂静。请允许我……只是些零零散散、混乱无序、基本上没有必要的回忆……不过说说没关系。他和我相识于大约十一年前，那对我来说正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事实上我当时已经濒临崩溃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还非常年轻，整日孤单无助，怀着一颗永久受伤的心灵（它就像伤口处裸露的肉，轻轻碰一下都不行），无法承受悲伤的爱情带来的阵阵剧痛……恕我冒昧，我就先从这事说起吧。

    那个身材瘦弱、留着短发的德国姑娘其实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那时每当看到她，看到她那晒得黝黑的面颊，看到她那满头浓密的金发，尤其是看到她那泛着金黄和橄榄色的光滑闪亮的发卷从头顶侧垂到脖颈时，我都忍不住想温柔地大喊几声。我那一腔柔情不愿就这样简简单单、舒舒服服地待在我心里，执意要破门而出，结果却偏偏塞在门缝中，既不得入，亦不得出——块头大，却很脆弱，对任何人毫无用处，对那个姑娘来说最没有用处。长话短说，我发现她背着我每周都在她家和一个受人尊敬的有妇之夫鬼混一次。顺便说一下，那个人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走到哪里都会自带鞋撑。这一切都随着我狠狠地打了她一记可怕的耳光而结束了。那耳光如马戏团闪亮登场般在她耳边炸开，她倒在那里蜷缩成一团，眼睛透过摊开的手指缝隙亮闪闪地看着我——现在想来，还算开心。我不假思索地想要找件什么东西朝她扔过去，结果看到了复活节时我送给她的那个瓷糖罐，于是我拿起糖罐夹在腋下，砰的一声摔门而去。

    一条脚注：这只是我想象中和她分手的众多场景之一。当我酩酊大醉、头脑发热时，我想象过很多这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场景。一会儿想象着痛痛快快地扇她一耳光该是多么心满意足，一会儿想象着用一把旧帕尔贝卢姆手枪打死她和我自己，或者打死她和那个有妇之夫，或者只打死她，或者只打死我自己，然后，终于是冰冷的讽刺，崇高的悲哀，沉默——唉，事情的发展有诸多可能，而我早已忘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我那时的房东是一个体格健壮的柏林人，却常年患有疖疮病：脖子后面贴着一块令人恶心的粉色橡皮膏药，上面还有三个整整齐齐的孔眼——可能是为了透气，要么是为了放脓。我在一家流亡人士出版社工作，老板看起来无精打采的，实际上都是狡猾的骗子。普通人一见他们，胸口就会阵阵发紧，如同爬上了高耸入云的峰顶一般。我开始迟到（他们称之为“系统性迟到”）、旷工，或者我人虽到了，他们却不得不打发我回家，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变得水火不容了。在几个人的通力合作下——簿记员和一个拿着手稿进来的陌生人——我终于被解雇了。

    我那可怜、可悲的青春！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月租五美元的寒酸小房间，墙纸上丑陋的小花朵，难看的电灯吊在绳上，裸露的灯泡发出惨白的光，有时一直亮到天明。我在这里活得如此凄惨，如此狼狈，可怜到了极点。这四壁之内，到现在一定还充满着霉运和疯狂！真是难以想象，在我离开之后，会有个快乐的家伙住在那里，还能吹着口哨，哼着小曲过日子。时光荏苒，转眼十年，可现在我依然能够清晰地回想起那时的我：一个脸色苍白的小伙子坐在微微泛光的镜子前，额头发青，胡须黝黑。他穿一件破旧的衬衫，纵情狂饮着廉价的酒，和镜中自己的影子碰杯。往事不堪回首！我不仅对世上任何人没有用处，也想象不出在什么情况下还会有人给我一丁点的在乎。

    由于长时间持续不断地一个人喝闷酒，我的视觉也变得粗俗不堪，出现了典型的俄国人式的幻觉：我开始看见鬼了。每天晚上，当我从白日梦中醒来，打开那盏可怜的灯去驱除早已吞没了我的暮色时，我就会看到鬼。是的，我确确实实看到了鬼，甚至比眼下看到我这双不停抖动的手还要真实。那些宝贝闯了进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甚至习惯了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不怎么折腾。它们身材矮小，却十分肥胖，像超大号的蟾蜍那样大小——一些小怪物，举止安静，行动迟缓，皮肤黝黑，身上或多或少地长着疣。它们行动的样子与其说是在走，不如说是在爬。然而，它们貌似笨拙，实则难以捕捉。我记得曾买过一条打狗的鞭子，待到它们在我的桌子上越聚越多时，就试图狠狠抽它们一顿，但它们奇迹般地躲开了我的抽打。我挥鞭再抽，却见离我最近的那个鬼眼睛狡猾地转动一下，一闪身就躲过去了，活像一条紧张的狗，守着一点诱人的粪便，赶也赶不走一般。其他的鬼拖着后腿散去了。我擦除溅在桌上的墨水，扶起一张倒掉的画像，这时它们再次悄然而来，聚集在一起。一般来说，它们最喜欢聚在我那张写字台的附近。它们在桌底下现出身形，然后悠哉游哉地沿着桌子腿往上爬。它们黏黏的肚子拍打着木头，劈啪作响，那姿势颇似攀爬桅杆的水手。我曾试着用凡士林涂抹它们攀爬的路线，但并不管用。有时我碰巧看到个特别招打的小浑蛋正专心致志地往上爬，就一鞭抽下去，要么拿鞋子拍下去。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才扑通一声掉到地上，像个肥胖的蟾蜍一般。可是不一会儿，它又出现了，正从另一个角落往上爬。由于全身发力，它那紫色的舌头也伸了出来。一到桌面上，它就加入到同伴中去了。这些多得数不胜数的东西，乍看之下，还和我有几分相似：同样的矮小、黝黑，都有着肥胖和蔼的面庞。它们时常五六个一群，聚在桌上。有的坐在各种文件上，有的坐在一本普希金诗集上，神情漠然地注视着我。其中一个用脚挠了挠耳后，长长的爪子发出刺耳的刮擦声，然后便一动不动，全然忘了一条腿还在半空中。另外一个则别别扭扭地靠在同伴身上打瞌睡。它的同伴让它挤着了，本身也有不是之处：这些两栖动物本就不懂得相互体贴，长得越大，应对复杂形势的能力也就越差。渐渐地，我能把它们一一区分开来了。我现在想起来了，我还根据它们与我认识的人或是各种动物的相似之处给它们取了名字。它们中大一点的和小一点的都好认出来（不过基本上都长得很小巧），有些长得难看，其他的外貌尚可接受。有些身上有肿块或瘤子，其他的则十分光滑。有个别的还有互相吐口水的习惯。有一次它们带来一个新成员，是一个变种：遍身灰色，眼睛就像是红鱼子酱的颗粒。它看起来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慢吞吞地往上爬。如果竭尽全力，集中意志，我可以暂且阻止这种幻觉。但那么用力很痛苦，仿佛我全身是一块磁铁，硬要抗拒一个可怕的铁疙瘩。而我别无选择，只好放弃，轻轻地一点一点散了定力，于是幻觉再次出现，而且越发细致真实，恍若身临其境一般。这时我就感到非常放松，其实只是假象而已——绝望的放松，唉——当我放弃定力，任凭幻觉再次出现时，那些又冷又湿的厚皮家伙也就再次出现，对着我坐在桌子上。我不仅尝试用打狗的鞭子抽它们，还使用了一种久负盛名的方法。如今看来，是我使用不当，尤其不当的是，我想必用错了地方，完全用错了地方。不过，第一次使用时，这个方法还是管用的：我做了一个指头合拢的手势，是某个宗教圣礼的手势，不慌不忙地在这群密集的鬼魂上方几英寸处缓缓掠过。这手势从它们身上压过，如同滚烫的烙铁，发出烧灼汁液的嘶嘶之声，痛快，也刺耳。就这样烧得这些无赖蠕动着四散奔逃，扑通扑通地纷纷坠地。可是当我用这个办法对付新聚起来的一群时，效果就不显著了，到后来根本不管用了，也就是说，它们很快就产生了免疫力……真是无可奈何啊！我大笑一声——除了笑我还能做什么呢？——又大喊一声“tfoo！”（顺便说一下，这个感叹词是从俄语的“魔鬼”一词里借来的，相当于德语的“teufel”），然后就和衣睡了（当然，我睡在被单外面，生怕和那些讨厌的家伙同床共枕）。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如果这还能称之为过日子的话——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而是一团永不散去的迷雾——我一觉醒来后，却发现自己滚到了地板上，和健壮的房东扭打在一起，家具乱成了一团糟。我拼命一扑，终于挣脱开来，冲出房间，跑到楼梯上。接下来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走在大街上，浑身发抖，衣衫不整，手指上还粘着一块肮脏的外国膏药。我全身疼痛，脑子里嗡嗡作响，但人却十分清醒。

    就是在那段艰难日子里，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照顾了我。“老兄，你怎么了？”（我们那时彼此有了点了解，他一直在编一本俄德技术术语袖珍词典，经常光顾我工作的办公室。）“等一下，老兄，你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就在那个拐角处（他刚从一个熟食店走出来，公文包里装着买好的晚饭），我放声大哭起来。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一言未发，把我带到了他的住处。他把我安顿在沙发上，给我吃了些肝泥香肠，喝了些牛肉汤，往我身上盖了一件棉大衣，大衣的俄国羔皮领已经破损了。我又是抖，又是哭，后来就睡着了。

    简言之，我在他的小公寓里住了两个星期，就在沙发上对付着睡。之后我租了他隔壁的房间，两人每天都能见面。然而，谁会想到我俩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是截然不同的！他的年龄几乎是我的两倍；他踏实可靠，温文尔雅；他身材魁梧，总是穿着一身燕尾服，整洁而简朴，就像我们流亡者中大多数井井有条的老单身汉一样。值得好好看看，尤其是值得好好听听，他是如何在清晨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地刷他的裤子的。那刷裤子的声音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极其深刻，如今与他密不可分了——尤其是刷子的节奏和刮刮停停的动静：只要怀疑有不干净之处，就停下刷子，用指甲轻轻刮一刮，或是拿到灯下细细查看。唉，这些“不明不白的污点”（他的说法），让天空的蔚蓝色在膝盖处闪烁，拿起来刮刮，不明不白的污点就不明不白地净化了！

    他的住房尽管寒酸简陋，但却朴素整洁。他总是用一个橡皮图章（橡皮图章！）在信件中印上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知道怎么做botviniya，就是一种用甜菜做的冷汤。他会连续几个小时向别人展示一件他认为是天才作品的小饰品，比如一个新奇的袖口链扣，或是叫卖小贩花言巧语推销给他的一个打火机（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本人倒是不抽烟的）。要么展示他的宠物：三只脖子像老太太般皱巴巴的小乌龟。其中一只总是喜欢绕着桌边爬，好似一个跛子在匆匆行走，以为它走的是一条通向遥遥远方的直路，我眼看着它从桌边掉下来摔死了。还有件东西我记忆犹新：他的床就像监狱小床一般平整，床上方的墙上挂着两幅石版画：一幅是从亚历山大凯旋柱上鸟瞰的涅瓦河风景，另一幅则是亚历山大一世的肖像。这是在他一度怀念帝国时代时偶然买到的，他一直认为这种怀旧情绪和对故乡的怀念是截然不同的。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毫无幽默感，他对艺术、文学，还有如今大家都知道的自然常识，一概不感兴趣。比如说，谈话碰巧转向了诗歌，他只能贡献一句这样的话：“不，随你怎么说，但莱蒙托夫总比普希金离我们更近些。”我缠着要他引用哪怕一句莱蒙托夫的诗行时，他就绞尽脑汁地想，结果想出来的却是鲁宾斯坦的歌剧《恶魔》，要么答道：“很久没有再读他了，‘一切都是昔日辉煌’，随你怎么说，亲爱的维克多，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顺便说一句，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这句话恰好引自普希金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在夏季的周日，他总是去镇外游玩。他对柏林市郊了如指掌，并为自己熟知那些别人不知道的“精彩景点”而颇为得意。这是一种纯粹的自得其乐，或许和收藏家的快乐差不多，又或许和古玩业余爱好者的快乐差不多。否则，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煞费苦心的路线设计，花样百出的交通方式（去时坐火车，回时坐汽船，接着坐巴士，一趟下来也花钱不多，谁都不知道，就连德国人也不知道可以如此便宜）。不过，当他和我最终来到树林中时，他却分不清蜜蜂和大黄蜂，也分不清桤木和榛木。他只是例行公事似的大体一看：绿色的植物，晴朗的天气，长有羽毛的鸟，小虫子。当乡下长大的我纯粹为了好玩而说起我们周围的植物群跟俄罗斯中部森林的不同时，还惹得他生了气。他觉得，眼前的植物和俄国的森林没有什么重大区别，只是见景生情才觉得二者大有区别。

    他喜欢舒展身子躺在树荫下的草坪上，用右肘撑起身体，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国际形势，或者讲他兄弟彼得的故事。显然，彼得是一个多事的家伙——他喜欢女人，喜欢音乐，爱打架。很久以前的一个夏日晚上，他淹死在第聂伯河里——真是个轰动一时的结局。这个故事由亲爱的老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讲出来，就变得索然无味。他讲得那么认真细致，那么面面俱到，以至于有一次在树林里休息时，他突然面带微笑地问道：“彼得有次骑了村里牧师的母山羊，这故事我可曾跟你讲过？”我一听都要哭喊起来：“听过，听过，你早就说过了，现在就饶了我吧！”

    可惜如今再也听不到他那又臭又长的故事了，再也看不到他那茫然却又和善的眼神了，再也看不到他发红的秃顶和日渐花白的双鬓了。如果他的一切都是那么无趣，他如此迷人的秘密又在哪里？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喜欢他，为什么大家都对他依依不舍？他做了什么而如此受人喜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那些他不在我身边的早晨，我常会感到不安。有时候他去社会科学院（他在那里专心研读《经济世界》的合订本，用工整而秀气的字体抄下他认为重要的、最值得注意的段落），有时候又会上门做俄语家教。他一直在给一对老夫妻和他们的女婿教俄语，和他们的交往使他对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多误解——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是世上最不被注意的群体）认为自己对德国人的生活方式最有发言权。对，我会感到不安，好像我早就有不祥之感，预料到他会在布拉格的街上突然心脏衰竭而死。尽管当初得到布拉格的那份工作时，他曾是那么快乐，笑得那么开心。给他送行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想想看，一个人终于有了机会去讲授他最喜欢的课程，那该是多么快乐啊！他给我留下了一堆旧杂志（若论过期之快，尘封之久，没有什么比得上苏联的杂志），留下了他的鞋撑（好像我命中注定躲不开鞋撑），还留下了一支崭新的钢笔（那是留作纪念的）。他走后还是很关心我，后来当我们的通信渐渐减少、终至停止时，生活又一次陷入了深沉的黑暗之中——黑暗中成千上万的人在哀号，我好像不大可能从中逃出——我知道，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一直没有忘记我，一直在打听我，尽力给我些间接的帮助。他是在一个美丽的夏日里走的，给他送别的人情不自禁，泪如泉涌。一个近视眼的犹太女孩，戴着长腿眼镜和白手套，捧来一大束罂粟花和矢车菊，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笨拙地闻着花香，满脸笑容。我当时是否意识到这有可能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呢？

    当然我是意识到了的。我当时确确实实想到了这一点：对，我是来见你最后一面的。事实上，我从来都是这么个想法，对每件事情，对每个人。有些东西，有些人，我痛苦地、简短地、疯狂地向他们致意，他们往往不理不睬，我就不断地和这样的人和事告别，一辈子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