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增产背后的隐情
王东海从办公院回到家里坐在上房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 点燃了自己的短烟锅，顺手拿起桌面的《岐周县报》仔细地阅读起了关于周南公社订立粮食生产新方案的报道还不到抽半锅旱烟的工夫,大儿子王大洲和儿媳谢红梅就放学回家来了。谢红梅直接去厨房帮婆婆做饭。这个厨房有两间大小，在进门的右边安有大小两个前后铁锅的炉灶，婆婆李素云坐在灶头的锅眼门前一边用右手拉着旁边的风箱,一边用左手拿着通火棍在偏头看着炉眼门内熊熊燃烧的火焰。前锅架着正在冒着大气的两层蒸笼。谢红梅打过招呼,赶忙换下鬓间挂满汗珠的婆婆接替烧火。
李素云起身撩起绑在身上的遮腰布，埋头擦了擦脸上的汗珠，便在一边的水盆洗完手，由靠后墙的菜案上拿起菜刀切菜。两人边干活边说些家常话。
王大洲进了上房，看到父亲坐在桌边手里举着旱烟锅在认真地看着报纸,便未打扰,就去柜边卸下煤油灯的玻璃罩，一边擦拭一边偷偷地观察着父亲脸上的表情。
王东海收拾起看过的报纸，就拿着旱烟管在左手的虎口处用劲地打了两下，看到烟灰已经倒掉，又伸进烟袋内在装烟。这样揉按了两下，却又停住手，连同烟锅烟袋一同挽了挽系烟袋的绳子，一起装进衣衫的兜里，吩咐儿子把媳妇叫过来。
等儿子儿媳惴惴不安地坐在桌子的一边，父亲才显出和蔼的面容开口说出了1958年在太白初小创办戴帽高小班的事。
“这个事最后没有弄成，都三四年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谢红梅带着同情的眼光望着自己的公公插嘴问，态度显得非常认真。
“原先和金牛大队党支书陆鸿升说好经费两家出，因为教师不好调腾，我才提议把你们俩从县城学校调回村子来，但金牛大队的老支书突然患上颤手病行动不方便。新上来的几个年轻干部没有心思理这个茬，白白过去了四个年头，倒闪失了你们两个……”王东海有点内疚地摇了摇头，又望着儿媳抱歉地说：“现在弄得你妈一个人住在县城，孤零零地没人照料，使人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说完话他还在低头叹气。
儿子大洲接着说：“你所说的那个 ‘大跃进’，本来就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运动。好多事都办糟了。当时的文教局制定的三年跃进规划只是吹了一阵子牛皮，原来定的戴帽高小班也是装璜了一下门面，早就不了了之了。”
父亲还是不死心地搭讪说：“这个事情不知以后还有没有再办的机会？”
“很难说，当前贯彻执行的‘八字方针’就是要纠正这类不切实际的问题，我看近几年不会有这个机会。” 儿子又接着解释，“文教局长马腾云本身就是个华而不实的人，当时跟着形势跑，只顾敢想敢说，把一切都看得很乐观，不料具体一干越来越顾不住摊子，好多说过的话放了黄，哪里还能顾及村上高小戴帽的事！” 王大洲在说话中间突然想起给周辉平反的事，又说道:“周辉受记大过处分冤枉三年，听说上个月县委雷书记带人检查文教系统调整工作的情况，好多学校曾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教师还没有得到纠正，当即就将马腾云降职为副局长，并限他在半月内纠正完毕。今天下午才宣布撤销对周辉的处分决定。”
父亲还在一时的沉吟中又拿出刚才的短烟锅在装起了旱烟叶。
“爹，你也不要为我们离开县城的事感到憾疚。我和大洲都是陈宝师范毕业的教师，不管到那里都是教学工作。至于我妈那里，现在她虽然有病但手脚还灵便，生活上自己可以照顾得了，你就不要担心了。”谢红梅仍在客气地安慰自己的公公。
王东海知道儿媳是个会说话的伶俐人，听了她的话，心里稍微宽慰了一些，但他还是在强调地说：“这样吧，以后每逢星期天你就同大洲一块儿回县城，替你妈料理一下家务，体力活多干点。要是她感到烦闷，就接来咱们农村浪一浪，散散心。”
谢红梅的父亲是个民盟成员，抗战时期在县城办起一个两间门面的石印社，解放后改成一个百货店铺。1954年父亲去世，当时谢红梅姊妹俩正在上学，母亲尹灵芳便继续维持生意。到1956年，国家按照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占用她家两间街房,改成公私合营商店，将院子隔成前后两段，由于她母亲身体不好未能从业，全家人便从后门出入。当时国家对私营商业由原采用的“赎买”政策改为付息形式，按照资本多少付给私方七年不变的五厘定息，正好维持她家的生活费用。当年谢红梅参加教育工作，下半年与王大洲结婚成家后，她的母亲也便松下心独自过活。但家里的定息只拿到九月份就戛然而止，母亲的生活消费全靠两个工作的女儿供给。谢红梅因其姐在省城工作，对母亲的照料就全揽在自己身上。1958年按初小可戴帽的消息，在公公的一再要求下，她与大洲回村里任教，只剩下母亲一人，直到现在王东海夫妇一直为这事心里过意不去。谢红梅即便又做了解释：“爹，这个你就更不用担心了，现在我娘那里有我表哥照顾,一切还好。”
“你表哥？”王东海在反问中突然记起那个沉着稳健的小伙子，“就是你娘的亲侄子尹怀玉吧----那个合营商店的店员？”
“对。”
“不是说他划成右派分子了吗？”王东海关心地进一步问道。
“没有划上!”谢红梅显出庆幸的表情说，“当时他是为我家中断的定息在会上说了几句话，却不知道所有的业主都没拿上定息。所以有人会后就贴出大字报，说他是为资本家鸣冤叫屈，被隔离到一边。后来上面批文下来，说他属于说错话给以批评教育，才维持了店员身份。这几年我妈那里全靠他照顾。”
“这是个忠厚老实的青年后生，”王大洲一旁插嘴说，“红梅爹开办石印社的时候，他表哥就跟着当学徒，后来改成百货商店，怀玉就在店里管事，以勤俭出名。所以公私合营中留下做了店员，结果说话没有注意，中间受了点委屈。现在也常去她家干些零活，你不必为这个犯愁了。”
在王东海准备要说话的时候，小儿子王小洲却突然在隔壁房间拉起胡琴《二泉映月》来，这种悲伤的调子听得父亲一时心烦，接着就朝门外大喊：“小洲! 没听见这儿在说话!……真噪人!”
父亲的话音一落，胡琴声也霍然停止。但过了一会又蹦出来两声。王东海又在大喊：“叫你停下来，你听见没有？”
谢红梅赶紧跑出去还没来得及劝阻，王小洲穿着背心已走到了院子，将一只手拿着的衬衫摔上肩膀，另一只手提着一包东西连头也不回地走出大门。
王小洲是个初中二年级的肄业生，因为患病延续两个月时间，耽误了学业，加上自小喜欢农村的田园风光，就再未去入学。他守在家里除了上工劳动以外，什么事都不管，成天玩弄什么矿石收音机，嫁接果木树，饲养小动物。但去年却一下子钻进了农村大搞粮食的科学管理中去，今年水库沟边的40亩小麦地就是按照他的管理方案浇水施肥而夺得了轰动一时的产量，但对这个荣誉他也满不在乎，照样干他喜欢干的事。家里人也把他看做一个毛头孩子并不多加干涉。唯有他的母亲时时在叮嘱他的冷暖，就在他走出大门的时候，只听厨房母亲在急声喊叫：“小洲，快要吃饭了，不要跑出去啦！”但她却没有听到儿子的一声回应。
这时，谢红梅便转身进了厨房，帮助婆婆由锅上抬下热气腾腾的玉米发糕蒸笼。
婆婆李素云是个40过头的手脚麻利的小脚女人，整天就像一只钟表在不紧不慢地忙个不停。从早到晚的家务活路成了她每天必做的功课。她一边挪动着菜案上的馒头，一边埋怨似地说：“已经19岁的人了，还像个小孩子，成天忙着玩弄这玩弄那的，吃饭都没个时间……真叫人着急，到现在还没找下个对象……”
“娘，你心急什么呀？像咱小洲这样大家都喜欢的后生，还怕找不到对象？”谢红梅一边卷起袖口去接婆婆手中腾出的甑笆，一边微笑着这样安慰道。
李素云也笑了起来：“能像你说的那样就好了!老天爷睁眼，他有本事找个像你一样的好媳妇，我就心满意足了。”李素云嘴上说着，手里仍在不停地忙乎。
“娘，你把活说到哪里去了，我怎么敢同别人比，我能强过谁呀!”
“好啦，好啦，咱不说这个啦!去上房点灯抹桌子，准备吃饭!”李素云温和地指使儿媳说。
接着，王大洲进了厨房，他端起已经调和好的并散发着酸辣味的凉拌黄瓜葱头和一盘玉米面发糕走了出来，母亲跟着端出两碗扁豆拌汤摆好在桌子上，说：“你们快吃吧!我去厨房收拾收拾。”
谢红梅点燃煤油灯，又去厨房端来两碗饭，走到门口回头喊道：“娘,你来一块吃吧!”
王东海把烟锅顺手放在一边的柜上，招招手说：“算了算了，你娘这个人成天只知道干活，由她去，咱们先吃吧!”
王小洲兴冲冲地出了自家的大门，朝北去经过一处长着几棵树木的由原来村落城壕填起的空宅地,来到相邻的一处没有头门和围墙的大院子。其实这原是前几辈兄弟俩住过的地方，现在北一排的厦房由省城精简下放回来的干部梁毅诚一家人住着，紧接院子的后面是一口水井，其余地方全种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王小洲习惯性地走到前院亮着灯光的一间房子门口，唤了声：“梁大哥!”
随着房内的应声马上走出一位中等个头约莫30岁左右的人----梁毅诚。从他的仪容，从他的举止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一种既沉着又热情的文人气质。他一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就非常高兴，由于夜晚的黑暗掩盖了对方的容貌，就赶紧用手抚着王小洲的肩膀，和蔼地说：“好兄弟，快进屋吧!”
在屋内地上放着一张破旧的小炕桌，两人对坐在小桌旁边的小凳上。桌面是一盏用墨水瓶制作的极为简陋的亮着微小火苗的煤油灯。王小洲将手中的小包放在桌上，就热情地说：“这是我新嫁接的麦黄杏，今年开始挂果，先给你拿几个尝尝新!”说着便打开布包，一个个带着淡红颜色的如同鸡蛋大的黄杏，在灯光的照耀下异常显眼。
梁毅诚还是兴奋地睁大眼睛说：“小洲啊，你真不简单!”随手拿出两个先递给小洲一个说：“给，咱俩一起分享你的科技成果!”
王小洲看到梁毅诚今天这个样子十分高兴，顺便说道：“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水库沟边那40亩水浇田小麦亩产330斤，比全队的平均亩产多收了75斤，全是你的功劳!”
“小洲，话不能这么说,一个可行的增产方案还要有人去一丝不苟地认真实施。应该看到你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 梁毅诚有点矜持地说道。他向来就是个非常谦逊的人，由他端正稳着的相貌上一眼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正正派派的知识分子。
“哎,我有个想法,”王小洲吃完一个杏子说,“干脆把这个事情给我爹讲清楚……”
“不能这么做!” 梁毅诚像受惊似地有点紧张地伸手阻止道,“你是一个聪明的好后生,通过今春咱们互相合作,你已经掌握了不少科学务作庄稼的知识,以后咱们常讨论,常研究,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农业科技人才----我已经无所谓了,只求往后过个安稳日子,这样还能少给你爹增添不必要的麻缠。”在他最后的话语里深深透出他无可奈何的情感。
“那你为什么还这样卖力地让庄稼增产丰收？” 王小洲瞪大眼睛不解地问道。
“这是为了尽到我一个身份的责任，” 梁毅诚边点着头边小声地回答说。
“一个身份的责任……”
当梁毅诚刚刚说出的这句话，再由王小洲自言自语似地重复了一遍，梁毅诚马上就变得沉默起来，同时连他的腮帮也跟着起了几下轻微的搐动。对王小洲说来在这种暗淡的灯光下也隐隐地看到对方严肃而苦痛的表情，就不想使这种不愉快的气氛延续下去。他总觉得这位既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的好朋友的兄长太受委屈了。他想到像梁毅诚这种具有高超的农业知识与技能的人，应该在国家单位的技术岗位上发挥自己的巨大作用，却怎么偏要回到农村来，这是他很难理解的。虽然他与梁毅诚密切相处了四个多月时间，在平时的接触中也不去涉及关于他与家庭的私事，今天他想来想去还是冒昧地压低声音几乎是偷偷地问了一句：“梁大哥，你有这么大的能耐，怎么还要放弃大城市、大单位，带着全家人回到农村来，这是为什么呀？”
一听王小洲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梁毅诚一下锁紧了眉头,一动不动地好长时间没有开口,在他变得异常惨白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王小洲一时也弄不清他这种内心痛苦的原因。
于是两个人都不说话了,直到梁毅诚眼睑中的泪花慢慢消失以后,才硬是忍耐住压在自己心底的苦楚,用一种滞涩的、哽咽的声音,回答了王小洲的问话：“你还不太清楚，说起来我是属于精减下放的右倾分子。”
王小洲从梁毅诚这一简单的话语所表现出一种不公正的理由很难理解，而且是强忍着内心的凄楚说出来的,便显出一种不服气的样子说:“这怕什么？不就是个右倾嘛!右倾又怎么啦？譬如说,一亩地实际能收300斤,有人硬要它收600斤这是左,有人却说至多能收100斤这是右,对实收300斤来说,左右都是不对的。为什么左的没有错,右的就成为问题？”王小洲不解地望着梁毅诚更加阴郁的面容,而他自己的眼睛却在愤愤不平地闪着光。
“事情哪有你说得这么简单,” 梁毅诚在平静地边思索边说,“当时在划右倾的问题上,绝大部分是不够等的。有些是认识上的错误,有些是给单位领导提了意见刺到了他们的痛处……”这后面的话因为牵涉到他自己的事，梁毅诚无心再说下去,只是一对眼睛在痴痴地望着正在左右摇摆的那盏黄豆大的微弱灯苗，使得他的目光也顿时暗淡下来。
于是王小洲也变成忧伤的脸色，压低声音几乎是偷偷地低声问道:“梁大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被划成右倾的？”
“事情非常简单，”梁毅诚长期以来保守的秘密大门终于打开了， “那时候我在省城农业系统一个科技单位的科室当负责人。到了1959年的11月份，反右倾就在党内开展起来，在开始谈认识的会上，要求人人发言，不少人感到这次反右倾好像是要把认为犯错的‘大跃进’ 运动 说成是正确的，大家在讨论会上都不作明确的表态。到了1960年，全国又兴起大搞‘小洋群’，大办交通运输，大搞技术革命。我们科室也提出一项农技革新项目并获取科研专款和所用物资, 当时我被应急派去海南岛农业试验基地工作两个月返回到单位，这次款项却被单位领导挪用在一个沽名钓誉的假大空的农研项目上。我便以急躁冒进、耽误科研为理由找领导提出意见遭到批评，我就贴出一张大字报，别人也贴出几张。在接着的大会上就点名说我是以‘急躁冒进’的右倾言论诬蔑‘大跃进’运动，当时办公室负责这一工作的小头目带头喊出打倒我的口号。此后，每隔一两天就有一场对我的大会批判，陪桩的是那几个跟着贴大字报的人……”
王小洲急急地插嘴说:“单位的工作有错误，大家给领导提出批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这有什么错？”
“在那个形势下，谁还敢说‘大跃进’有错误。大帽子扣在你头上，就没有你辩解的份儿了。”
梁毅诚用一种颤抖的、悲痛的声调没有把话说完，就忧郁地抱住头沉思起来。他这一番沉痛的话语，深深地激动了为他抱打不平的王小洲，竟使王小洲自己的头上也跟着压上一团愁云。等到梁毅诚的情绪稍微缓和下来，王小洲生气地说：“当时那么大的省级单位，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主持公道？”
“当时，不管你大单位、小单位，都是一个样。到后来反右倾的大形势搞得人人自危，谁还敢与领导去唱反调？” 梁毅诚在眨巴了两下眼睛，又抬起头来说道：“过了国庆节，与我相依为命的妹妹因到了肝病的后期，丈夫逼迫离婚后她就同我们一家住在附近小巷的租房内。批判大字报也跟着贴到了房主的院子来。上下班的路上，本当很相熟的邻居都躲离得远远的，弄得我们一家人感到脸上无光……” 梁毅诚越说声音越低，最后就低头沉默不语了。但他的心里却一直驰骋着当时种种惨痛的景象，这引起他的胸脯在不停地起伏，呼吸变得更加急促而沉重。他用理智的力量想将那些伤心的阴影从头脑中驱除出去，但总是不能如愿以偿，于是中途就闭嘴不想再说下去。
一阵工夫过去之后，梁毅诚又抬起头用双手没精打采地搓了搓脸，愣愣地说：“当时我的妻子就落得更苦了，被邻居歧视，说风凉话，出出进进没有人敢同他伴行。这种环境使我妹妹的病情一下恶化起来，医生决定给他实施肝脏移植手术，我只好托人卖掉在咱们村的院落。经过医院对血型和组织配型的检查，决定移植我的肝脏，不巧的是我又新患上脂肪肝，医生建议我用暴走的办法消除。自后我除了白天应付会议批判以外，天天起早贪黑地拼命在郊区走路，两个月全吃开水煮菜，一共踏烂三双布鞋，才完成肝脏的移植手术，保住了我妹妹的性命。” 梁毅诚用极大的忍耐力勉强掩饰住长期以来压在心头的难言之隐，用挣扎的微笑缓和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才慢慢地继续说下去：“当时，虽然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但脑子还是清醒的。我相信共产党，感到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中央那么多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高层领导迟早会纠正这类问题的。到时候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公开地贡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现在……”他突然停住话头想了想，“现在我还是乐意与你这种秘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把咱们队上的庄稼务作好。”
王小洲脸部的表情也跟着活跃起来,他正要说话,突然办公院门前的大铁钟洪亮地响了起来。这是向每个家庭预告开会的第一遍铃声。
“今晚要开社员大会,你知道吗？”王小洲说着站起身, 梁毅诚因为常是老老实实地要提早坐在会场，当下点亮时常准备在柜上的马灯,出了房间,两人同时朝大门走出去。
王小洲与梁毅诚分手后急急回到家里，他在母亲的照料下坐在与父亲相邻的桌边吃晚饭。王东海一直摆着严厉的面孔拿着短把旱烟锅在独自抽烟，过了一会终于吐出一口烟团开始训斥似地质问儿子：“经常这样不按时吃饭，不按时睡觉，刚才又跑到哪里打逛了？”父亲总怕儿子走上邪路。
王小洲自小就怕父亲发火，今天一看饭桌上这个架势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便一边埋头吃饭一边努着嘴说：“出去和别人聊天。”
“晚上不呆在家里，有啥闲话能说到现在？到底去哪儿了？”王东海拿下嘴上的烟锅，变了脸色，似乎非要问个水落石出不可。
“他爹!……”小洲的母亲看到儿子受窘的处境，便这样提醒丈夫不要发火。
王小洲一看瞒不过去，只好如实地说：“去梁毅诚家里了。”
王东海的脸色一下变得铁青起来。他知道梁毅诚的家庭在旧社会是个大财主，他的父亲做事霸道，后因抽上鸦片家庭败落，解放后土改时定为贫农成分，刚组织起互助组就夫妻双双亡故，梁毅诚考了大学，丢下妹妹被姑母带走。去年突然回家托人卖掉院子，到今年春天他却突然被单位遣送回来，说是犯有政治错误精减回家接受改造。生产队只给作了生活安排，当然也免不了对其采取鄙视的态度。因此他一听儿子的话，两只眼睛就快要冒出火来：“听说梁毅诚反对‘大跃进’ 运动，1959年犯有政治错误，是个敌对分子，你知道吗？”
“我知道他是个被冤枉的好人……”王小洲也只是抬一下眼皮望着父亲理直气壮地说。
“被冤枉的好人？……他们那一伙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才定为右倾分子，咋能被冤枉？……真是胡说八道!”王东海没好气地大声斥责起来。
“他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你见着来？”王小洲这次是抬起眼睛望着父亲生气的脸，有点悔气地反驳道，“你只听了一面之词，就信以为真……”
“嗨，你这个小兔崽子，也想跟着造反……”王东海接着一下站起身，“你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母亲李素云马上撇开手中的针线活，走到丈夫面前有点嗔怪地说：“你是吃了炸药啦？不会坐下来好好给说!”
王东海只得重新坐了下来，由鼻孔哼了一声，并且说：“这还用得着我亲眼去看吗？我相信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毫不含糊。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听!”他说着看见儿子还不理解的表情，又说道：“解放以来搞土改，搞肃反，还有三反、五反都没有搞错，这次的反右倾，还能出错，还能冤枉人？”
王小洲看到父亲坚决而强硬的态度,已经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他是坚决要站到梁毅诚一边的，无论如何不能让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占去上风。他凭着自己灵敏的记性把梁毅诚的话大概重复一遍，却引起站在身边的母亲李素云插话劝慰说：“这都是国家的事，你一个小孩子家能管得了？听你爹的，以后就不要去他家了!”
“我有正经事，”王小洲已经放下吃饭的筷子，回过头来望着母亲说。
“你还有啥正经事要去给他说？”父亲非常不满地拉长声音埋怨似地说，同时睁大眼睛狠狠地瞪了儿子一下。
王小洲在父亲声色俱厉地威严下似乎不敢抬起头来，只是怯怯懦懦地回答说：“我去告诉他沟边水浇地的小麦产量。”
父亲越听越上气，便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用烟锅敲着桌面大声说：“你真是没事干啦，你给他告诉这个干啥呀？”
“因为那40亩小麦田的管理方案与措施都是他一手制定的……”
没等儿子把话说完，王东海就惊诧地站起身，并且瞪大眼睛急急地插话问道：“啥？这……你再说一遍！”
王小洲接着说：“我是说水库沟边那40亩小麦田的管理方案与措施都是梁毅诚一手制定的，并且教给我具体的实施方法，当时我只有给队上说是从县农技站学来的。”
王小洲说完话看到父亲一屁股蹲坐在凳子上，瞬息间的脸色正在起着变化，便缓和了刚才的语气，继续说下去：“爹，梁毅诚真的是被冤枉的。如果他是个敌对分子，罢不得你把一切事情都搞砸他才高兴，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却出主意、订方案让一亩小麦产量比大田的多收七八十斤，你想,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王东海闭住嘴再不多说什么，儿子最后揭开的这个隐秘像一束电光直接照入他的心底。一时间他无话可说了，只是在自己的心里暗暗想道：“世界上哪有这么关心集体、关心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他慢慢地又拿起旱烟锅，用手揣着烟袋的外皮一下一下地装着烟叶。当他抬头刚要噙住烟锅嘴子的时候，又看到儿子还在凝神地睁大眼睛等着他说话，却又停住手问道：“那----你为啥不早说清楚呢？”
“开始他不让我讲这个事，” 儿子说，“因为他回到农村人生地不熟，总把自己看作是个有问题的人，又看到农村在庄稼务作上的老传统、老习惯不容易转变过来。担心一些坚持老观点的人对他的指手画脚引起反感，说他的坏话，会弄得他在村里难呆下去，就尽量不去节外生枝地惹是生非。”
王小洲看到父亲在微微点头，又继续说：“我想他这么考虑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拿今年“浇夏无粮”的例子来说，当时团支部针对这个阻碍新方案实施的论调开了多少会，辩论过多少次，才排除阻力放水浇灌了小麦地，多打了粮食。再者，他对生产队支持不支持科学种田还不太了解，也就不轻易出头露面，他就是这么一个把稳的人。到现在多打粮食的方案和作法深入人心了，我也是瞅准机会才给你说了真话。” 他趁着父亲不想再说什么的机会接着又说道：“你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让沟边那40亩水浇田的亩产比全县亩产高出105斤呢？”
这一次父亲才抬起头，表现出一种诚恳的态度，只等儿子告诉他其中的隐情。
王小洲微微一笑，放慢了声音说道：“今年春季梁毅诚被遣送回村，因为清明节后小麦已经起身，无法从合理密植的株数上去提高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只能从每一个枝秆长出的每一个麦穗上一点一滴地从增加麦粒重做起。他计划从本地小麦亩产400斤的麦粒重一分八厘上想再增加二厘，确保今年小麦亩产提高到450斤以上，一连修订了三次增产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按照施肥情况适度地浇灌两遍水，就是这两遍水起了关键的作用，让麦粒和麦穗都变大起来。这就使今年沟边营造的40亩小麦水浇田亩产提高到330斤，成为全县最高的产量。”
王小洲这一席话听得父亲一下瞠目结舌地露出了迟疑的眼光：“麦粒重……还没听说过，就这么厉害！”
小儿子接着说：“但就在这个要浇水的当儿，却遇到了全队‘浇夏无粮’论调的阻力。你也知道当时这个阻力够多大呀！他回乡这四个月来，村里人都对他避而远之。我问他为什么还这么关心队上的粮食生产，他回答说是为了尽到他一个身份的责任，我也不知道是啥身份！”
神志异常清醒的王小洲，一直在用一种炽烈的眼光死死盯着父亲像夏夜暴风雨中瞬息变幻的闪电似的眼光，当他觉察出在父亲的眼神中已经夹杂着疑惑与懊恼的成分，还想再劝慰一番，只见父亲用手在埋下的头顶摆了两下，有点神心不定地说：“去吧，去吧!”
等儿子回过头悄悄地退出了房间，父亲就一直思索着梁毅诚“为了尽到他一个身份的责任” 这句话。这使他他隐约地记得1956年梁毅诚的单位来人了解过他的家庭情况，说是在单位一次失火中为抢救国家财产负伤，准备讨论接受他入党的问题，但到今年下放回村却未见到他的党组织关系。
因为又一次开会的钟声不允许他再去思索这个问题，就变得耷拉着脑袋默默走地走出了家门，独自一声不吭地进入坐满人群的会场。
晚上的社员大会，先由吴月琴讲了公社传达县三干会的精神，王东海顺势对秋田玉米的播种工作做了严格的强调和要求，关于三个队联合协作修筑水库的事只作了简单的说明。这都算事先打个招呼,他准备等一切具备再正式开会研究 。
散会以后，王东海仍然保持着来时的样子，也是照旧沉默着脸色走回家里。
他坐在自家的八仙桌旁，好长时间没有抬起头来。他接着在一边装烟一边回想公社苗书记每每在会上强调工作的提示话语，感到现在就对待梁毅诚的思想方法上存在问题。于是就不断地悔恨自己：为什么近几年看人总是标笺化，不再深入一步去看其本质特征？为什么谈起人总爱人云亦云，对其表现不去作具体考查？为什么对身边一些积极因素竟然视而不见……这几个问题一股脑儿盘旋在他的脑际，在狠狠撕咬着他的思想，甚至压迫得他有点喘不过气来，只好在不言不语地独自抽着闷烟。
坐在炕沿上仍在做针线活的妻子看到他按着旱烟锅如此闷闷不乐的样子，随口问道：“还在想那个张毅诚的事儿吗？”
听了妻子的话，王东海取下噙在嘴上的烟锅，慢条斯理地说:“唉，这都算是我的疏忽，当时梁毅诚下放回村，像儿子说的只听了单位派遣人的一面之词，加上这几个月很少接触，真是没有看准人！按照咱们的办队方针，对梁毅诚这个具有积极因素的人，应该大胆利用他在这个方面的有利条件，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现在想来想去，还是怪自己的头脑没有赶上这个‘八字方针’的大形势。眼下发现了这样的人才，早一天修成水库就早一天能起上大用场。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对梁毅诚这样的人也要优厚待遇，要树立他的威望，要支持他在村子成为一个有体面的人。”
王东海这么讲完自己的意思，想了想又问妻子说：“你知道他的媳妇原来是干什么的？”
“别人都叫她李芳芳，说能替人写信。咱小洲却听他丈夫说以前是个‘空着两只手，住在城里吃闲饭’的人。”
“嗯，还是个识字的人……好，队上也要给她安排工作 ，去当个记工员！”王东海的脸上才开始稍稍露出一丝笑意。
由丈夫口里说出的这个新主意，却把妻子李素云几乎给惹笑了：“这算是啥安排工作！你不看记工员本身就是个苦差事，压根儿就没人去干。白日上地劳累一天，晚上还要去街道一个一个地给别人记工，又得不到一点好处……”
丈夫又吧嗒吧嗒地抽了几口旱烟，抬起头说：“你也不要小看这个记工员，队上不识字的人多，其他人就没本事去干这个事。以前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记工分，出现了不少懒汉。现在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大家看重了工分，记工员也就兴时了。我就要这个李芳芳在众人面前摇笔杆，让别人去巴望她，去看他的脸色，这样就可提高她的威信，调动她的积极性了。更重要的是给梁毅诚造成一个良好的家庭条件，便于他心情愉快地搞好队上多打粮食的事，这不一河水都开了！”
听了丈夫这么津津乐道地说完话，妻子李素云还真的感到这内面能做出文章来，就接着说：“记工员每天晚上守在街道为大家记工，一蹲就是多半个钟头。听儿子说金牛村他一个同学当记工员，每两个晚上给加一分工，你能照着人家这么做？”
“行，各尽所能，多劳多得嘛，这样记工员就更有当头，李芳芳一家能不高兴？下次队上开会大家再议一议，可以这么办。”
话说到这个当儿，在王东海的眼睛里马上射出一束坚定的光芒。他是要把发动群众的工作具体地做到每一个家庭，做到每一个人头上，他对生产队将要出现的新的起色充满了信心。
紧接着王东海的态度就变得更加严肃起来，就在他异常认真地考虑梁毅诚的问题以及自己如何正确对待的暗自检讨中，决定近日就去他的家里亲自拜访一回，表明生产队的欢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