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07章 帮讨欠薪二三事2

    宜春巨星调味品公司恶意拖欠员工工资的事情经本报曝光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市劳动监察支队在巨星公司员工代表向法院上诉的同时，与贵州巨星集团总部取得联系，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次向该总部下达（传过去）了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限期整改指令书、行政处罚告知书，并且随时与对方保持联系。与贵州遵义市巨星调味品有限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的江西巨龙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主管单位——宜春市在获悉此事后，召开了专门会议，并向贵州巨星集团总部发传催对方尽快补发员工工资。我后来在赶到宜春处理此事的贵州巨星集团总部法规处雷处长那里了解到，巨星总部在接到宜春方面的传件后，与宜春巨星调味品公司两名股东进行了协调，并于二月二十八召开专题会议，决定首先解决员工工资问题。三月四，雷等人赶到宜春，立即与市劳动监察支队、市、市双优办等单位取得联系，于次共同研究出解决员工工资的具体方案，并于当天把方案以通知的形式张贴在公司的门口，告知原巨星公司员工，公司将于六和七上午发放被拖欠的工资。七上午，记者在巨星公司看到，拿到工资的员工喜笑颜开，奔走相告。闻讯赶来的员工则报着自己的名字、拿着身份证，签字按手印，从经办人员手里领过属于自己的那份工资。经过一天半有条不紊的工作，到晌午，一百一十一名员工的被欠工资全部足额发放完毕，另有十一名未得到通知的员工工资，已由劳动监察执法人员代为保管。我看到员工们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不由得长长地舒了口气。

    二00四年五月十一上午，我刚到办公室，就有一个年约三十岁的男子找来，右手托着左手，头上还有血迹。原来，这名男子名叫雷建富，是河南省潢川县禾龙乡农民。二00四年正月十八他和两个老乡到浙江省八达建设集团宜春中学高中部工地做木工。雷建富等三人与包工头曾某谈好：做到五月十，他们便要辞工回家参加农忙。曾某口头答应了，并承诺到时会结清工钱给他们。五月十下午，雷建富等三人找曾某要应得的五千六百四十一元工钱，谁知曾某说他没有钱，雷建富他们自然不答应，于是曾某就带着雷建富等人找到工地项目部经理杨某。杨某只答应每人付一千元，剩下的以后再付，雷等人不肯，双方谈僵了。杨某不理他们，上小车欲离开项目部，雷建富便拦住车子不让杨某走，杨某就下车对雷建富拳打脚踢。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到晚报投诉。

    现如今有的老板，特别是建筑商或包工头，钱倒是赚了不少，就是德性太差，不把民工当人看，不是粗暴野蛮对待民工，就是随意克扣拖欠工钱。有的连执法人员都不放在眼里，更别说记者了。考虑到杨某敢打民工，我如果单枪匹马去采访，恐怕自身安全也没保障。想到这里，我就带着雷建富坐公交车赶到市劳动监察支队。此时的付清林已升为支队长，原支队胡建宁长只担任监察科科长，他们俩已跟我很熟了。我把雷的情况向付支队长说了后，要求他们和我们一起去现场交涉处理，像这种不但不付民工工钱，还打人的“老赖”加“恶霸”就得依法严处。

    付支队长当即带着几个劳动监察执法人员，开着车子和我们一起直奔浙达建设集团公司宜春中学项目部，在项目部警务区办公室找到了杨某。劳动监察执法人员出示了工作证件，说明了来意。我则不作声，也没有透露身份，拿出本子准备记录。

    “你们项目部是不是不肯支付雷建富等三个人的工资？”付清林问。

    “我们的工期这么紧张，正是用人之际，他们却要走，当然结不清工钱。”杨某既不给我们让座倒茶，也不起身打招呼，端坐在办公桌前答道，身边站着几个汉子。

    “你打了讨工资的民工？”付清林指着雷建富质问杨某。

    “他拦着我的车子不让我出去办事，我当然要拖开他。他要还手打我，我自然要制住他。”杨某不以为然。

    “我没有打他！”雷建富赶紧申辩。

    “哼，你有种，还敢去告状！看我不揍死你！”旁边一个汉子威胁雷建富。

    付清林见杨某他们这样的态度，就义正词严地指出：用人单位应按月向劳动者支付工资，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否则就是违法。并责令项目部当天下午上班后将欠付雷建富等三人的工资如数交至市劳动察支队。否则，劳动监察执法部门将联合机关依法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对项目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随即我们离开了项目部。付支队长要雷建富他们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下午工资一到手就可以走了。我则回报社。

    下午三点半钟，付支队长打电话给我，告诉项目部送来了五千元工资，余款会尽快付清，他已通知雷建富他们来领。我听了很是高兴，连忙赶到市劳动监察支队了解相关情况。当雷建富等三人从劳动监察执法人员手里接过工资后，紧紧握着我和付支（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人们称某部长某局长某支队长某大队长某总经理某董事长时，流行简称为其为某部某局某支某大某总某董。就好像称单位一把手为“老板”、“老大”一样。当然，有的领导的称呼也不好简称，如姓殷的部长，就不宜简称为“殷部”）的手连声道谢，然后到邻近的火车站买票去了，准备坐火车回家。

    我又骑着自行车赶回报社，将此事写了一篇《本报记者和市劳动监察官倾情帮助挨打农民工领到拖欠工钱》的消息稿，交了上去，认为此事已画上了的句号。那知这事并没完。

    晚上十点多钟，我洗了澡，正准备睡觉，电话响了，我接通，内面就传来呼喊声：“黄记者，快来呀，雷建富在火车站被人打伤了！”雷建富的一个老乡在电话里惊慌失措地叫道。

    “好，你们不要怕，我马上就来！”跑了一天，本想早点休息，看来又泡汤了。我立马穿上外衣换上皮鞋骑着自行车往一公里外的火车站奔去。待我赶到火车站候车室，雷建富已被火车站铁路的送到医院去了，他的两个老乡一个陪他去医院了，一个在现场等我。

    “黄记者，今天下午你们帮我们讨到工资后，我们就到火车站买了回去的车票（要在南昌转车），然后就在候车室等车。十点钟左右，突然有五六个年轻人走到富建富身边，有三四个人二话不说就对小雷拳打脚踢，不一会儿就走了。这时，其中一个身穿黑衣服的年青人又返回踢打小雷，把小雷打得头破血流”。

    雷建富的同伴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由于事发突然，待火车站值班和保安发现时，打人者已逃窜。值班迅速把雷建富送到医院去治疗。我问了雷的同伴和目击者，都说不认识这几个人。我问站在候车室门口的铁警，对方也说不知道，而且态度不友好。

    “乘客买了票进了候车室，车站就得保障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雷建富在候车室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你们秩序的不但没有及时制止，还让打人者跑了，你们难道没有一点责任吗？”我不由得生气了。

    “你管得着吗？”一个身穿警服的小年青不屑一顾。

    “好，那明天报纸上见！”

    由于不知道雷建富去了哪所医院，他的手机又在老乡手里，我就在候车室边问情况边等。

    二十二时五十分，头上缠着绷带的雷建富回到了候车室，同去的一名年约五十岁的铁警说雷只是受了皮外伤，并无大碍。既然没有伤筋动骨，为了息事宁人，我们劝雷建富他们赶紧坐火车走。

    “我不明不白被人打伤了，不搞清楚我就不走了，我就不相信宜春的天是黑的！”年轻气盛的雷建富突然发话。

    这时，那个年纪大的铁警拉着我到一边去说话：“你是报社的记者呀？”

    我把记者证（此时我已考取了国家颁发的记者证）拿给他看。

    “啊，是黄记者呀，是对不起。我姓皮，今天我值班，当时我正好不在，没有发现打人。门口那两个穿警服的小年青并不是正式，是在我们这里实习的学生娃。他们不懂事，你就不要计较啦！”

    “买了车票的乘客在候车室遭到这么多人，你们专门守在这里的既没制止打人，也没有抓到打人的人，这不明显失职吗？”

    “黄记者，我们是有过错，求你不要写出雷建富是在候车室挨的打。咱们一回生二回熟，以后你要坐火车买票什么样的，找我就是。”

    “雷建富就是在候车室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嘛！”

    “我知道，我知道。黄记者，你看我也五十多岁了，你要是写出去登了报，弄不好我会被开除，那我这一辈子就白干了。”看到头生白发的皮铁警一个劲地求我，我也只好网开一面。但要求他做好后事宜。皮铁警马上表示他将雷建富三人的车票退掉，再走时由他负责买票，晚上将他们安排在铁路招待所休息，不收他们的住宿费。

    事情处理好后，皮铁警要请我去吃夜宵。我说我还得回去赶稿，明天要见报的（从二00三年七月一起，《宜春晚报》改为每天凌晨出报）。

    “那写完稿再吃夜宵，我送你去报社。”皮铁警并没有小汽车，拦了一辆出租车送我到报社。

    “黄记者，我在楼下等你，你千万不能写雷建富是在候车室挨的打呀！”皮铁警再三叮嘱我。

    我上楼时碰到值晚班的副总下楼，忙向他汇报了此事。他要我跟一版编辑说换稿。到了办公室，我先请做一版的编辑等等，赶写了一篇题为《工钱到手头被打破》的三百字消息交给了编辑。

    我下楼后，皮铁警果然还在等。说实在的，这么晚了，我不愿跟不熟悉的人吃劳什子夜宵，但盛情难却，只好又坐出租车到火车站（我的自行车还在那里）。在车上，皮铁警还问有没有写雷建富是在候车室挨的打。我说没写在候车室，只写他在候车时被打得头破血流。一字之差，含义就一样，因为在车站或旁边的店铺里也可以等车。

    看来皮铁警混得也不怎样，五十出头了连个副所长都没当上，请我吃夜宵连烟都不打一包（虽然我不太抽烟，但也反映出他不够灵活，这样的人在自然混不转）。我三下五除二喝了三瓶啤酒，借口明天要上班想早点休息（实际上我们经常和新闻部的李峻、徐敏、胡剑他们喝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回去），匆匆而别。

    第二天，晚报出来后，我看到《本报记者和市劳动监察官倾情帮助 挨打农民工领到拖欠工钱》一稿上了头版头条，右下角是《工钱到手头被打破》的“昨晚最新消息”。这样一来，我虽然没说雷建富是被谁打的，但明眼人一看就心中有数，可浙达集团公司宜春项目部的人也不好说我和晚报什么。

    上班后，我打通了付支队长的电话，告诉了昨晚雷建富挨打的事。付支听了也很气愤。由于昨天在宜春中学项目部警务区办公室有人当着记者和劳动监察官的面说要揍雷建富。所以，我和付支他们联合铁路、项目部所在的，一同赶到宜春中学项目部，找经理杨某了解雷建富挨打的事宜。杨某明确表示：自己并没有派人去打雷建富，至于是不是工地上人打的，他也不知道。但为了保护在自己手下做事民工的利益，关心体贴他们，项目部愿在经济上给予雷建富一定的补助。经过协商，雷建富做了法医鉴定，结论为轻微伤，鉴定费一百元由项目部负担；当晚雷的医药费、打的等费用一百元是由铁警垫付的，也由项目部支付给垫付人；出于对民工的同情和关怀，项目部给予雷建富一千元的补助费。同时，项目部还付清了应给雷建富等三名民工的六百五十元工资。

    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姓黄的，你是什么意思，在晚报头版发两篇这样的报道？这不是说雷建富是我们打的吗？”来电话的人语气很冲。

    “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根据采访的事实写的报道，也没说你们打了人”。当记者一年多来，我因写负面报道暴光不良行径而受到强势人物的威胁已不是一两回了。

    “看来你的手是蛮多，你给当心点，说不定那天就写不了！”

    “你说得好，我是要当心点，要不然挨了闷棍（暗算）还不知道找谁。我回去给报社领导汇报一下，以后我出了事就可以找你们啦！”

    “你——”对方气得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当天傍晚，铁路帮助雷建富等三人好车票，乘上当十九时多的火车离开了宜春。

    看来，人还是要强势点，要有勇气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雷建富昨天晚上被我们劝走了，不但工资结不清、鉴定费自己出，那一千元补助费更是想都莫想。不过，雷他们临走时也没给我打个招呼，好像我帮他们是应该的、是尽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