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筹费用，发现一箱子日记本
我一边收拾母亲住院需要的东西，一边翻找着母亲的银行卡，回忆也一点点被翻动起来。
东西收拾好，卡却没找到，我从冰箱里找了点吃的，胡乱塞了一些。
又翻了翻母亲卧室里那个捡回来的旧书架上的书，还是没有找到。
母亲明明有一张银行卡，以前攒了钱她一定要去银行存。
我工作了，每个月也会往卡里给她打钱，她每次收到钱总是要到银行的机器上看看余额，这一点一点的小钱是她幸福的来源，也让她心里踏实。
可是卡在哪里卡里有多少钱？我一概不知。
一会返回医院无论如何是要把钱交上的，可是和谁开口借呢？
同事刚刚相处不到一年，实在想不出和谁开口借钱。
辉志打完电话为难的神情闪过，他还在实习，没有经济来源，他家人显然不打算花钱给他女朋友的母亲看病。
一筹莫展时看到了写字台下的高中毕业照，我身后站着一个阳光大男孩。
他叫秦朗，是我高中的同桌，女同学的专业杀手。
他家世好，长得帅，成绩好，但嘴损。和她有过交集的女同学先被他的帅气吸引，很快就被他的一张臭嘴气哭。
那时，同学们都说，我能和他持续做同桌是奇迹，我只是笑，他的好我很早就懂。
他一直小心呵护着我因贫穷带来的窘迫。有时不经意间扔过一本我向往已久但没有能力购买的复习资料说:我看完了，送你吧。
有时我正在学习，他会突然大喊:“我这老娘怎么又给我书包里塞巧克力，是不是想毁掉我这又白又整齐的牙齿来，你帮哥消化了！”一包巧克力就横空扔了过来。
最离谱的一次是他有一天从书包里掏出一件t恤衫对我说:“你说我老爹离谱不，我一米八几了，他给我买l号的衣服，说去年我还穿这个号。来，你替哥穿了吧”
复习资料和小零食我偶尔接受，但衣服我坚决不要。他围着我说教了大概半个小时，直到我生气了才停止，委屈巴巴地收回了衣服。
想起我们相处的点点滴滴，在苦涩中挤出一丝笑意。这么多年和人交往中，秦朗大概是唯一一个我接受了他的好，而不曾回报的人。
我们高考分数差不多，但他去了一所985大学学计算机，去年也工作了。
为什么不读研我曾问过他。
要和你一起毕业呀，我们同桌两人可一直是并驾齐驱的。我就笑他胡说八道。
大三下学期辉志向我表白了，我知道他家的情况，觉得我们还算门当户对，就同意了。
我从骨子里一直觉得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而结婚则不去高攀，否则余生太累。
后来，秦朗去了北京一家公司，据说年薪可观。
走投无路的我试着给他发了个表情包，对方秒回。
接下来怎么开口，我不知道，文字输入又删除，删除又输入，不知怎么措词合适，毕竟是借钱，还数额不菲。
突然微信收到他的一条语音:“你想累死我呀，抱着手机一直看你在输入中，几分钟了，一个字也没发过来。”
“失恋了要找哥们倾诉哥听着呢，你爽快点发语音。”他又发过来一条。
我横下心打了一行字:“我母亲生病住院了，想借钱！”
“多少”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回复了:“医生说先交五万，我卡里有一些，你看方便借给我多少”
电话打来了，他问了问我母亲的情况，我带着哭腔回答了。
“乖，别哭，你先去医院，哥现在就给你周转，很快的。”
我拎着东西要走时，目光扫过衣柜顶端，那里有一个长方形的的棕色纸箱子，我知道里边放着母亲写的所有日记，我一直不曾看过。
卡会不会在哪里我踩着凳子取下那个箱子，打开一看惊呆了：里边有几十个不同规格，不同颜色的本子，每一个上面都贴着纸条，纸条上标着数字，从1980到2021，大部分的纸条上标着一个年份，有的一张纸条上有两三个年份。
我知道母亲有写日记的习惯，不知道竟然有这么多。
打开最上面的一本日记，夹层里放着一张银行卡和身份证。
装好银行卡，想了一下，我抽出标注自己出生那年的一本日记，放进了随身的包里，拿上东西，下楼准备去医院。
走到二楼时，中间单元的门吱呀呀响了，半掩的门口探出一头蓬乱的头发，头发向后仰，露出一双躲闪的眼睛，我看清楚是谢姨的儿子冬生。
“徐姨……怎么样了？”冬生吞吞吐吐地问。
“还在昏迷中，我现在去医院，谢姨很快会回来。”我边说话边向楼梯转角走去，不太想和冬生再多搭话。
冬生的消息，我多半是从母亲那里听说来的。他比我大五岁，是谢姨的小儿子。
据母亲说谢芬芳是从四川的一个小镇来b城的，为了寻找被拐的妹妹，她走了很多地方，最后在b城落脚。
母亲与谢芬芳相遇是在我刚上小学时，那时她在校门口等我放学，谢芬芳穿过人流一把拉住她喊妹妹。
后来知道母亲叫徐春花，并且身份证显示和她同年出生，生日还比她大三个月，谢芬芳有点尴尬。
但她说母亲与她妹妹太像了，希望她们能常来往。
那时谢芬芳的女儿已经高中毕业三年了，没考上大学，学了理发；儿子就是冬生，当时上小学六年级，和我一个学校。
姐弟俩相差十岁，冬生被全家人捧在手心。普通人家的孩子养了一身纨绔的习气。高中毕业上了一个职业学校，毕业后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大多数时候在家日夜颠倒的打游戏。
前一段时间听母亲说，冬生逼着家里给他买车，说要跑网约车。
“他那驾照还是五六年前考的，买了车能开吗？”现在想起母亲担心的表情如在眼前。
疫情期间，我经过重重考验终于进了病房。陪护卡一个病人本来只能办一张，母亲是重症病人，又有辉志帮忙，所以我和谢姨一人办了一张。
送走谢姨，手机响了，秦朗转来五万元。我去一楼缴费，正好碰上赶来的辉志。
“钱，够吗？”他问，有点躲闪。
“嗯，我妈妈有个银行卡，先用着。”我鬼使神差地没有提秦朗，我们都是高中同学。
安顿好一切，我租了个睡椅，躺在母亲身边。病房的房顶白得耀眼，当安静下来时我又想起了自己的身世，我到底是谁？我真是垃圾堆捡来的孩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