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预言
对于孩子们的吵闹声，“大事队长”有些不满意。但放假了，孩子没人管，一群群的他们只有随着大人跑，一队之长拿他们也没办法，只有提高嗓门了。 他仍然重重地“啊”了一声。这“啊”字，是他讲话时的习惯用语，音调为第四声，或许是他的过渡词，或许是给他留出思考时间，也说不定是在显示他的领导派头。
“这还是上个月的事，听说今年上面只给咱油子寨大队一个回乡知青上大学推荐指标，但没有下乡知青的，你们说气人么？”
社员们心里清楚：按说，不给插队知青上大学推荐指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放在“大事队长”领导的这个生产小队，就事大了。
“我为啥生气呢，大伙儿想想，咱们是全大队唯一有下放插队知青的小队，又是全县的先进队，无论社员思想、生产劳动、收获分配、知青管理，哪个方面落后过？不给指标，咱们脸上都没光啊。一着急，就跑到公社要。”
“大事队长”这次没带旱烟袋，因准备的有几根“彩蝶”烟。他点燃了一支，吸了一口，又“啊”了一声，继续说下去：
“公社刘书记对我说，你们队去年就给过。全公社知青点共11个，近百号人，今年县里给的指标只有6个，我们按一比一个半比例往下分配推荐名额，也只有9个，总得平衡一下吧，不能给你们了。请你这个先进队长理解一下，回去给知青们解释清楚，免得他们这些年轻娃子闹情绪，出乱子。”
“大事队长”抹了抹前额上的汗珠，扫视着全场，“啊”了一声道：
“让我理解一下，谁理解我？不听他的。我对刘书记说：‘今年五月份可是你让我代表公社到县里去作发言，介绍插队知青接受再教育经验的吧？后来县上还把我作为全县的唯一典型，向省里推荐。这回不给个知青上大学指标，那不说明我们知青工作做得不好么，别人肯定会说，什么知青教育样板队，瞎吹！还不是个假典型？’”
听到这里，引起了社员们的共鸣，他们知道，假典型的名声，对生产小队的每个人都没好处。
“说到这儿，刘书记脸色好多了。咱有理嘛，对不对？。”善于观察的“大事队长”看到了会场上社员的情绪变化，得意地讲下去：
“趁这机会，我还往他心窝窝里挠：‘样板队不样板队，对我这个土农民不打紧。但你是有级别的堂堂国家干部，是大领导，别人这样议论，你脸上有光吗？’”
看到大家注视着他的一个个眼神，“大事队长”有意把话停了下来，将“彩蝶”烟蒂扔在脚下，用沾满泥土的旧解放牌球鞋踩上去，并转动两下，跐灭烟头，又“啊”一声过后，这才继续道：
“其实，说心里话。”他扭头看了看稻谷场南北两头坐着的石家俊和申艾华他们：“守着知青们不该提的，我是咋想的呢？从咱队能多走出去几个上大学的知青，或被招工进城，一者来说呢，是咱队社员出门在外都有面子。啊，再者说，我可以预言，大家记住，以后在城里他们当了老师，医生，工人，我们有难事，或许能帮上咱的忙。”
他又“啊”了一声说：“万一他们成了才，当了什么官，队里办个啥事肯定方便多了。当然，也包括回乡知青，队里走出去的年青人越多越好。除此之外，能当兵也行啊！你们想想，不是因为咱们队，我会豁出老脸去求他们？”
会场上开始交头接耳起来。张向乾、金巧云、罗曼爱、韩琴和任自乐几个社员大声附和着：
“对！对！”
“我刚才说推荐好苗子上大学，只讲对咱队有好处，是我思想觉悟低了点，没狠斗私字一闪念。啊，在政治挂帅方面我做得不好，是小团体观念和个人主义做怪，我做检讨。”“大事队长”平时就很讲政治，此刻他做起了自我批评。
“话应该这样说，大学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国家的事，哪一件不是大事？啊，有了人才，能造更多更好的拖拉机，培育出更好的棉花种子，说不定也能使稻麦增产，我们都穿得齐整整、漂亮亮，吃得饱饱的。我讲的对不对？”
这次，众多社员大声附和：“没错，没错，说得好！”张向乾的嗓门最大，他要用赞美之词挽回刚才自己的不利局面。
“大事队长”越说越兴奋。他吸了口“彩蝶”烟，并吐出长长的烟圈儿。
“彩蝶”是“才叠”的谐音，意思是刚刚叠成的烟。
这里的人吸不起城里卖的真正“彩蝶牌”香烟，以至于集上或大队代销点很少有卖这烟的。
在家时，社员们吸旱烟袋。除了开会外，下地干活，不易携带，就将小学生作业本，撕下一页，再裁截成纸条，卷上自家种的土烟叶，用大姆指刮下牙齿上的残留物（他们称为“牙花子”），粘住纸边，两头扭紧，再撕掉尖尖，就是一根烟卷了。
今天“大事队长”因要讲大事，就提前准备了几根“彩蝶”烟。
这位能说会道的一队之长绘声绘色的一席话，不仅使社员们加倍佩服他在上头有面子，思想好，看得远，也为有这样的领路人感到幸运。
只是，社员们觉得他讲话中的“啊”字多了点，但这不影响他在群众中的威望。
至于“大事队长”的那句“能帮忙”、“能办事”和“有好处”的预言，是否能应验，社员们没当回事。
那些正玩得高兴的孩子们，也根本不会去想，“大事队长”的预言，与他们的未来是否有关系。
只是与自己当前有关系的插队知青们，从心底感谢好心的秋宏叔。但这次谁能被推荐上，他们，包括部分社员在焦急地期待着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