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五蠹》（中）
“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
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
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
因此，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
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
现在的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
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这在事实上是肯定办不到的。
现在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
乡邻们加以责备，他无动于衷；
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变。拿了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却始终不受感动，丝毫不肯改邪归正。
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执行公务，而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旧习，变易恶行。
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
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
干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缓。
所以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
十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跃也不会伸手去拿。
不一定受害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
所以明君—定要严格执行刑罚。
因此，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兑，使人们有所贪图；
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
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
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5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
这样一来，不管贤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
现在就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有功劳才授予他爵位的，却又鄙视他做官；
因为他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
因为他不肯为公干事才疏远他，却又推祟他不羡慕世俗名利；
因为他违犯禁令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
是毁是誉，是赏是罚。
执行起来竞如此自相矛盾；
所以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
现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他反击的人，被认为是正直；
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随着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
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却被冒犯了。
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行，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人们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
对于不从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说他有本事；
对于没有军功就获得官爵的人，说他有才能。
这种本事和才能养成了，就会导致国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芜了。
君主赞赏这种本事和才能，却忘却兵弱地荒的祸害；结果谋私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要落空。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
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
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
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
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
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
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
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吉发，令尹说：“杀掉他：”
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
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
鲁国有个人跟随君土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
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
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
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
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
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
与“私”相背的叫做“公”。
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厂的。
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
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
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
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
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
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
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
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
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
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
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
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
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
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
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
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
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
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
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
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
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
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
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
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
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
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
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
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
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