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3章山雨欲来

    正是由于三支队的统战工作全面、扎实、深入民心，所以在每次战斗中，繁昌各界都在全力支援新四军。

    国民党繁昌县长、科长、秘书，县党部书记，动委会主任，都曾奔赴战场，为抗战服务。

    但由于国民党三战区的反共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挑起反共事端。而新四军政委项英又严守“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繁昌上层的统战工作越来越步履维艰。

    皖南事变中，三支队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部分突围人员过江后编在新四军七师五十六团一营，继续投身于抗日反顽的洪流之中。

    1940年6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五团三营一部，来到陈瑶湖，与江北游击纵队特务大队合编，在桐水圩成立以林维先为团长、张友来为政委的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下辖三个大队。

    此时，我调任挺进团任副团长兼第三大队大队长。

    挺进团建立后，首先拔除了无为老牛埠和桐城东乡孙家畈两个日伪据点，并以桐东水圩抗日根据地为依托，相机与日伪作战。

    其间，林维先亲率挺进团一大队到桐南破罡地区活动，攻打了土顽陶洪根大队，歼其一部。

    到9月间，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林维先率领的挺进团经过十多次战斗，扫清了桐东三官山外围的土顽据点，初步形成了以三官山为中心桐城、庐江、无为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0年10月，中共桐庐县委书记鲁生和林维先在谢氏宗祠主持召开了青山、水圩、四虾、周谭、施湾、源潭、老湾、六州桐东八乡共70余人参加的桐东参议会，成立了桐城东乡联办事处，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

    同年12月，将桐城东乡联办事处改为桐东区抗日民主政府，王光钧为区长，区政府驻谢家祠堂，同时成立了桐东区人民参议会。

    1941年农历正月，日军十六师团进驻大通、安庆，集中3000人的兵力、4架飞机，扫荡桐东游击区(陈瑶湖)。

    由于事先获得情报，驻扎在湖中的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林维先团长和中共桐庐县委书记鲁生周密研究对策。

    农历正月十二，团长林维先紧急部署，命二大队一个排至横山警戒，两个排到苎镇口警戒，五连到龙王嘴监视敌人。六连在大队长方瑛的率领下，护送从皖南山区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向龙王嘴转移。

    桐东区委书记王光钧带一个排的兵力坚守王家排，剩下部队掩护县委机关转移，同时疏散湖区群众。

    第二日凌晨，驻长江南岸梁山矶的日军用火炮轰击陈瑶湖及其周围地区，并分兵两路:一路由老洲头经苎镇口直插青山;一路由灰河乘汽艇、木筏直取龙王嘴，形成包围和夹击之势。

    著名的“陈瑶湖之战”打响了。

    拂晓，警戒苎镇的新四军与日军相遇，新四军边战边向水圩方向撤退。

    在汪家嘴，“挺进团”二大队和一部分从皖南突围出来的新四军被日军包围。六连全体战士连续突围三次，都未能成功。

    最后，六连用火力掩护从皖南山区突围而来的新四军由水路后撤，而六连仍在敌军包围下坚持战斗，天黑才冲破封锁线。

    二大队五连与日军战斗更为激烈，四架日机向五连阵地狂轰滥炸，五连撤退到陈瑶湖芦苇丛中。

    皖南事变发生前，第三支队驻南陵抗日前线。不久，为便于指挥作战，三支队司令部由南陵迁到繁昌中分村。

    五团团部先驻南陵，后也迁驻繁昌中分村。一营驻繁昌城附近马家坝、铁门闩、五里亭一带;二营驻孙村、马坝以西地方;三营驻梅冲、范冲等地。

    防地经常调动，有合有分。

    皖南为东战场前线，又为三战区屏障，繁昌是皖南的门户。它位于芜湖至铜陵一带长江的突出部，是濒江诸镇进出繁昌城和南陵县的交通要隘，保卫繁昌对皖南即对整个东战场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日本侵略军基于这一战略考虑，便从维护长江的交通运输线出发，从芜湖威胁我皖南后方，巩固他占领区的统治，进而占领我皖南产米区，补他国内不足，繁昌成了日军必争之地。

    因此，日军在这里配有二个师团重点驻守。岩松十五师团驻芜湖，高品五二联队之川岛警备队驻繁昌伏龙山、峨桥、三山、横山桥、矶山一线，企图先发制人，先夺繁昌，作为前进的阵地。

    我三支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总体部署为:第三支队五团的一、二、三营和六团三营居中在前;五十二师、一四四师居侧靠后。

    其任务是，三支队与国军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一道，共同担任繁昌、铜陵、南陵境内长江沿岸的防御作战任务。

    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这一布阵，把三支队五团的三个营和六团一个营夹在两军之间。

    在日军和国军夹缝中坚持抗战的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1939年在谭震林亲自指挥下创建的闻名大江南北的五次繁昌保卫战，其中第一、二两次战斗发生在1月和2月，后三次战斗分别发生在5、11、12月。

    第一次保卫战于1939年1月10日开战。这天，日军驻伏龙山、峨桥高品五二联队400多人，分两路进攻繁昌城。

    我五团二营出战迎敌，日军退至马坝。

    11日，日军继续向繁昌进攻，占领繁昌城。

    13日，经我五团多次袭扰，集结主力准备反攻，日军惶恐向峨桥、横山撤退。

    第二次保卫战于这年2月10日展开。

    我五团在孙村附近阻击敌人，峨桥之日军步骑炮兵300余人，乘机绕道进占繁昌城。五团集结主力反攻后，日军不支撤退。

    三个月后的第七天，即5月17日，安庆开来日军松木联队一部，600余人驻荻港，300人驻伏龙山、峨桥一带。

    20日，荻港日军400多人，一路攻乌金岭、马厂一线，一路直奔孙村。

    第三次保卫战，我五团连续两日，在这一地区杀伤、消耗敌人。日军向顺安、朱村撤退。激战4天，日军伤亡300多人。

    11月8日至26日的第四次保卫战，构成“繁昌大战”，人们称之为“血战繁昌”。

    7日夜间，日军川岛警备部队在国民党军配合下，携九二步兵炮、八二迫击炮、掷弹筒、轻重机枪，倾巢出动。

    8日拂晓，日军分兵三路到达新兴街、松木口和三元口附近，摆开了繁昌大战姿势。

    谭震林副司令员运筹帷幄，认为日军川岛警备队装备优良，兵力优势，我军应采取扩大正面的部署，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

    繁昌城南面的峨山头，是整个战场的中心要地，如果扼守，不但可以控制城厢，而且能吸引日军的兵力，为出击部队造成有利条件。

    繁昌西北一带山地，便于我军威胁与压制日军。在我军侧翼预先布置相当兵力担任警戒，可防止日军从荻港、铁矿山方面增援其攻城部队，可保障我侧翼之安全。

    据此，第三支队司令部下令:五团一营放在马家坝附近山地，以小部队作正面限制，主力占领有利地形，打击日军侧翼;二营隐蔽在白马山附近，待机向繁城西北方向出击;三营在红花山、孙村附近加强侧翼警戒，随时准备打击荻港、铁矿山方向来援之敌;六团的三营以主力扼守峨山头，控制日军西进，并以一部担任城防。

    8日上午七时许，日军杀气腾腾地向繁昌城扑来。九时，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全部迫近繁昌城，并突入城内。双方激战到十一时，我方将日军紧紧包围在繁昌城内。

    这日下午三时，五团司令部下令发起总攻，一营从城北，二营从城西相继杀进城区，六团三营一部从峨桥山头直扑城内，双方展开了肉博，杀伤日军100多人。

    战至五时，天上飘下蒙蒙细雨，我五团官兵越战越勇，日军不支，纷纷向北门溃退。我军部队奉命撤回原驻地，抓紧休整，以备再战。

    日军正面攻击繁昌城吃了败战，那肯罢休。数日内，日军调兵遣将，他们从南京、芜湖、大通、三门、湾沚之敌抽调集中于荻港，有步兵、炮兵、骑兵、空军、水警等，总兵数约在2000人以上。

    日军此举，正在孤立繁昌，直逼云岭，策应青阳方向的进攻，威胁我微屯后方，继之为打通浙赣线创造条件。

    这是日军为配合其西南战略进攻的一个重要步骤。

    面对这一新的敌情，谭震林副司令员果断决定:五团三营迅速进到孙村附近，以制敌人;一营继续放在马家坝附近，负责向三山、横山方向侦察警戒;支队警卫排占领三梁山西侧棱线，向梅冲、孙村方向警戒;二营和六团三营面向孙村，待机出击。

    13日凌晨三点钟，日本鬼子终于又来了。进至孙村的日军是石谷联队之西川大队，计步骑兵五六百人，五团三营已在梅冲与敌接触，在其后尾随跟进。

    五团司令部命令二营迅速出发，占领乌龟山高地，堵住敌人。

    这乌龟山本是一个无名高地，在塘口坝的东南，与塘口坝隔一条几百米宽的稻田。山的东侧连接大青山，西侧靠近黄浒至赤沙滩的道和大道，南侧是一片起伏山地，山顶部是一个光秃秃、圆溜溜的像个大乌龟，故叫乌龟山。

    乌龟山阵地进可攻，退可守，是敌人主攻的高地。只有夺取乌龟山，才能挽救敌军的败局。

    于是，五团二营与日军的一场残酷的血战，在塘口坝展开了。

    14日上午八时过后，山坳里的雾消尽了，阵地前面和山下稻田里成群乱窜的日军兵马，都暴露在二营的火力之下。

    二营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扫射敌人。刹时间，一排排手榴弹，一颗颗子弹，打得山下脱缰的战马到处乱跑，打得敌人象死猪一样趴在地里一动也不动。

    不一会，急怒的日军重新整理了队伍，密集的炮火又向二营阵地打来。

    只见一群群黄糊糊的鬼子，排成散兵队形，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沿着乌龟山的山脚，满山遍野地向上爬。

    阵地西北面最突出的小高地是二营四连在那里坚守。日军一次次集团式冲锋，都被英雄的四连打下去。

    一次，日军步兵后面跟随着一百多骑兵，他们声嘶力竭地狂叫向上冲，四连的轻重机枪对准敌人马队扫射。刹那时，鬼子的骑兵人仰马翻，一百多名骑兵折了一半。

    日军不死心。日近中午，又从荻港调来几百名援兵，开始进攻。

    当敌人爬到距我方阵地仅二三十公尺时，一排手榴弹又在敌群中爆炸，鬼子被炸得嗷嗷直叫往下滚。

    此时整个阵地好似天崩地裂一般，到处是浓烟烈火，到处是吼声和鲜血。敌人的再一次猛烈攻击终于又被四连打退了。

    敌人在四连阵地上接连吃亏以后，便把主攻方向转到乌龟山右侧六连的阵地。

    但是，敌人的几次冲锋，都被六连官兵用手榴弹和机枪火力击退，鬼子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阵地前的小山包上，三八式步枪零乱地丢在草丛间。

    当敌人主力向六连阵地攻击的同时，有股日军突然冒着我方重机枪的扫射，从营部指挥所和六连之间插进来，想迂回夹攻六连主阵地。

    情况十分危急。六连机枪手章有林眼中冒出了火，胸中的热血在沸腾，他抱起机枪狠狠地扫射。枪管打红了，他的左手被烫起了血泡。就抽出洗脸毛巾缠在手上，继续射击，终于把穿插进来的敌人击退。

    下午3时，鬼子的攻势大不如前了。但五团的勇士们仍士气高昂，尽管许多同志手上、脸上到处是血，还是一动不动地坚守在阵地上，严阵以待。

    五团在塘口坝的浴血奋战，深深地感动了繁昌人民，他们纷纷动员起来参战支前，抬担架，送弹药，架小桥，送茶饭，就连国民党繁昌县县长也感动得亲自带人抬担架来了。

    晚上七点许，黄浒方向来了一批鬼子，他们控制了附近几个小制高点。在这同时，汽艇在黄浒至塘口坝的小河里来回运送伤兵和武器。原来，鬼子兵已秘密地撤出了阵地。

    塘口坝战斗就这样以敌人的惨败和五团的胜利而告终。

    这次战斗，日军前后投入的总兵力2200多人，死伤400多人，川岛中佐指挥官被我击毙。缴获大量步枪、毒化筒、浮水器及各种弹药等。

    塘口坝血战的胜利，伴随着战场隆隆的炮声，很快传遍了江南大地。当时，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哀鸣道:“国民党军乃是手下败将，唯共产党军乃是皇军之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党军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

    新四军《抗战报》为此发表了题为《保卫繁昌屏障皖南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并通报表彰了第三支队第五团。国民党第三战区也在全军通令嘉奖五团;国民党繁昌县县长代表县政府献旗，上书“保障繁阳”四个大字。

    这年，日军接连四次进犯繁昌，被我五团击溃后，于12月21日晨八时，在三山、横山桥等集结，约300余人，附炮四门，卷土重来，冒然作第五次侵犯。

    我五团一部在积岩、大行冲等处给敌予严重打击，激战甚烈。

    终因我五团英勇苦战，至下午3时，遂将来犯之日军击退至大小行冲、松林口一带。

    次晨，该敌再度向繁昌进攻，同时铁矿山之敌亦增援500余人，占领红花山后，以一部进犯白马山，至山腰时，遭我五团各部猛烈截击，敌不支，向原路溃窜。

    时峨桥、三山之敌400余人亦附重炮10余门来援，中午12时，繁昌曾一度为敌军所占。

    我五团首长下令发起总攻击。赖我五团官兵奋勇冲战，机动袭击，战至下午3时半，将进犯之敌击溃，完全收复繁昌城。

    此仗血战两昼一夜，日军伤亡百余人，发射炮弹600多发，消耗极大。

    1940年4月，奉新四军军部命令，谭震林调到苏南，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员，负责恢复和发展东路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林欣儿插言，谭司令调东路，我们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了。

    第三支队担负的任务重，但所配备的指挥员却始终不齐全。

    谭震林先是副司令员主持全面工作，1939年12月升为司令员，1940年3月底又去苏南另受重任。

    此后上级没有再为三支队安排正副司令员。

    参谋长赵凌波1939年5月调任军部参谋处长，直到1940年6月，林维先才接替赵凌波任三支队参谋长，但时隔一个月即1940年7月，又改任三支队挺进团团长，率队赴江北执行任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政治部主任胡荣一人独撑三支队局面。

    1940年4月24日，日军第十五、十六、十七师团各一部计12万人，伪军3000人，共15万余人，分别从芜湖、荻港、铜陵、贵池出发，兵分三路，用骑兵开路，步炮兵协同，在飞机掩护下，向繁(昌)南(陵)泾(县)青(阳)进犯。

    国民党守军闻风而逃。面对严峻的形势和穷凶极恶的敌人，胡荣1沉着冷静，运筹帷幄，组织一团、三团、五团和六团，在繁昌城、何家湾、马家坝、父子岭一带进行顽强阻击，这是皖南第一次反扫荡。

    战斗进行了10天，5月3日结束。

    在三支队的沉重打击下，敌人受到重创，不得不沿原路返回。整个战斗，新四军仅伤亡20余人，毙伤日伪军数百人，以劣势对优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0月4日，日寇加伪军1万余人，组成步、骑、炮、空军联合兵种，在三木石太郎指挥下，兵分两路，再次大举扫荡皖南。

    其中一路5000余人向铜陵、繁昌进攻(另一路进犯云岭，由叶挺军长亲自组织反击)。

    胡荣得到情报后，一面通过地方党组织动员猎户队和地方武装毁桥破路，将山区特有的大圆木横七竖八地分段堆积在路面，给日军进攻设置障碍。

    或在日军可能进出的要道和隘口布下疑兵阵:待敌人靠近时，将鞭炮点燃后装进铁桶里爆炸，以迷惑敌人，扰乱敌人阵脚;一面组织五团和六团三营在梅冲、孙村和中分村一带设伏布防，以逸待劳，进行反击。

    到1940年下半年，除原有在皖南的部队外，又增加三个师，对新四军形成包围之势。

    胡荣以新四军三支队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代表新四军去国民党繁昌县政府找县长徐羊我交涉。

    谈话中，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正气凛然地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企图全面挑起内战的政治阴谋，声明共产党和新四军决不会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万不得已时会以牙还牙。

    徐羊我被戳到痛处，惊恐万状，随即电告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黄绍耿接电后更是坐立不安，慌忙又将电文转报立煌(即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

    “特急。立煌省政府主席李:据繁昌县长徐羊我戌月马日(11月21日)函称:新四军三支队政治部主任胡荣亲到该县府声言:中央抗战决策动摇，行将妥协投降，并谓我皖南增加三个师，皖北发动张淦等二十九个师向该军及皖东北八路军威胁，国共破裂危在旦夕等语。同时发现该军传单，标题为:‘全国同胞起来，反对反共内战，投降派挑拨，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等字样。谨电报闻，并祈指示。”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注1胡荣（1906～1941），新四军新编第三支队政治委员，革命烈士。湖南省平江县人，1906年2月生于平江县大坪双洞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夏平江县立中学毕业。曾任小学教员。1927年参加革命，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平江起义、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新四军组建后，先后任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北移三纵队政委，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