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2章国际主义战士李班
李班是越南人，1912年6月出生在越南最大的城市西贡市30公里远的隆安省芹德县一户家境殷实人家。
李班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在当地上完了小学后，考入了西贡堤岸的法文中学。
当时的越南划分为北圻、中圻和南圻三部分:北圻名义上由阮朝派人管辖，实际上由法国统治。
中圻为法属安南保护国，以阮朝皇帝为国王。
而南圻由法国总督直接统治。
在学校期间，小小年纪的李班就参加了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活动。他的语文老师是范文同，后来长期担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总理，也是引导李班参加革命的启蒙者之一。
李班在1930年2月加入“东洋共产党”（后改称为越南共产党）。
这一年，李班在一次革命活动中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由于他的外祖父是当地一名乡绅，在当地很有社会影响，利用家族的影响将他保释出来，随即软禁在家中。
不久，西贡的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大批党员被捕入狱，李班也失去了组织联系。
1932年冬的一天，李班从家里偷偷跑到西贡，找到了一位他认识的、曾参加过中国大革命的华侨中共党员，在他的帮助下，李班1933年初从堤岸乘船，经香港来到汕头。
到汕头后，李班按照那位华侨党员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在汕头报社的职员黄近垣。为了得到生活来源，李班在黄近垣的介绍下，到汕头一家医务所当了一名杂工。
不久，他认识了到医务所看病的王建良，王建良曾帮助过朱德和林彪的红四军采购过军需品。
俩人成为好朋友后，李班要求王建良帮助他到中央苏区参加革命。
王建良向中共松源党支部书记陈仲平作了汇报，经上级同意后，1934年春节后，在陈仲平的安排和亲自护送下，地下党游击队通过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将李班和王建良护送到了中央苏区首都瑞金。
到瑞金后，李班和王建良进入中央党校前身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从小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熟练掌握了法语的李班，还兼任了学校的法语教员。
后经陈潭秋、何叔衡介绍，李班得以恢复了越南共产党党籍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还为博古、张闻天教授过法文。
1934年元月，李班有幸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且认识了16岁就从越南到广东追随胡志明、投身中国革命、毕业于黄埔四期、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同胞洪水。
洪水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名仅有的外籍委员。
从学校学习完毕后，李班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李班的越南同胞洪水被批准和干部团一起长征。而此时的李班患了疟疾，又被上级认为是南方本地干部，没有将他列入长征名单。
按照上级的安排，李班奉命和另外一些同志离开中央苏区，转移到福建打游击。
一天，队伍来到一条江边泅水过江时，李班游到江中央时疟疾发作了，竟然在江水里昏迷过去，当他醒来时，已被江水冲到岸上。
这时，一股国民党军追了上来，李班被敌人俘虏了，国民党军把他押到了福建长汀县大牢里。
“两广事变”爆发，广东军阀陈济棠把狱中的犯人放出，李班幸运地出了狱，他决定到汕头寻找党组织。
由于没有钱，他只得一路乞讨，两个多月后才走到梅县县城。
李班在这里举目无亲，晚上只得睡在人家的屋檐下。
一天，房主人怀疑他是小偷，把他告发后，李班又进了监狱。入狱后，李班一口咬定自己是到潮安那边找亲属，于是，狱方又把他转到潮安监狱。
在这里，李班的好运来了:他在狱中遇到了黄近垣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出狱后，把碰见李班的事告知了黄近垣，黄近垣等人凑了钱，将李班保释了出来。
黄近垣见李班严重缺乏营养，两脚发肿不能行走。于是就把李班背到家中治疗。李班身体恢复后，又回到他呆过的汕头那家医务所继续做工。
这时，潮汕地区和全国一样，开始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李班在抗日救亡活动中，认识了在汕头电台工作的王辉。王辉的爱人是热爱摄影事业的沙飞（后来因拍摄发表鲁迅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及其葬礼和八路军中大量经典历史照片而成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先驱者），一直在外地从事摄影。
李班经常到王辉家中，和王辉三姐妹谈当年他在中央苏区的情况，还把一些进步书籍和杂志存放在她家中。
1936年冬，李班介绍王辉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华南抗日义勇军，王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王辉还在南方地下党领导人方方的夫人介绍下入了党。
1936年冬，中共南方临时工委经过考察，批准恢复了李班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任命他为中共韩江工委书记。
此后，李班改名李碧山。1937年，李班几次前往抗日救亡运动开展较好的梅县松口地区恢复党的组织。
在这期间，李班发展一大批先进青年参加革命活动，很多青年还入了党。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温碧珍，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在梅县发展入党的。
温碧珍在梅县一所中学工作，她的四哥温盛刚早在1934年就被国民党杀害于广州黄花岗。
她的三哥温盛湘1937年入党，担任过中共始兴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以经商为掩护，曾在广州解放的第二天，在广州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就在李班积极恢复重建潮、汕、梅、揭等地党的组织工作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李班和地下党的同志们，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
抗战开始后，以李班为首的中共韩江工委于1937年8月在汕头成立了公开合法的抗日群众组织---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
不久，潮汕各县先后成立起青救会，学生、教师、妇女和华侨等各界救亡团体也纷纷成立。
1937年冬，李班到福建省闽西龙岩参加了闽粤赣省委党的代表大会，并被任命为闽粤赣省委宣传部长。
1938年4月，李班又奉命到汕头，任潮汕中心县委书记。1938年6月，日军集重兵攻陷有着“闽粤咽喉”之称的南澳岛，汕头岌岌可危。
在这种形势下，以李班为书记的中共潮汕中心县委于10月中旬召开会议，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方方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提出了准备开展由我党领导的潮汕抗日游击战争。
不久，李班又接到方方的调令，担任梅县中心县委书记。
1939年6月，上万名日军在大批飞机和军舰掩护下，大举进攻汕头市，李班和党组织动员各抗日群众团体和广大市民积极支援守军。
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汕头市还是很快落入日军之手。
1940年11月，中共中央为了更好领导南方地下党的工作，决定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江西、粤北、粤南省委，以及琼崖、湘南、潮梅、闽西和闽南特委。
此外，还领导广西工委、大埔县委和闽粤赣边委等。
“南委”领导班子由方方、张文彬、涂振农、郭潜等人组成，李班参加了“南委”的筹备工作。
1942年5月，“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被捕叛变，“南委”机关及所辖江西省委、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和几个主要交通站相继遭受严重破坏，史称“南委事件”。
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断然决定，“南委”机关撤销，工作停止，电台停止使用，“南委”书记方方离开南方去延安。
行前，方方指定李班为“南委”联络员（实际上是闽粤赣边地委书记），负责闽西南和潮州、梅州党的联络工作。
1944年秋，日军占领了潮梅腹地，驻守在韶关的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撤退到了兴宁、梅县一带。
在这种危急形势下，李班和闽粤边、潮梅党的领导人朱曼平、林美南等同志商量后，决定在潮梅地区建立武装，开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决定由李班负责兴梅区工作，林美南负责潮汕区的工作。
1945年2月，在李班的领导下，成立了梅州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李班任纵队负责人。全纵队先后组成六个支队，发展武装三百多人。
这年6月，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由林美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5日，侵汕日军4000多人缴械投降。
至此，潮汕地区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韩江纵队成为广东潮汕地区坚持抗日斗争的主要力量，与广东地区的东江纵队等兄弟部队一起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战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5年8月19日日本投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在河内发动了“八月革命”，宣布成立临时革命政府。
消息传来，在离开祖国已12年之久的李班万分激动，他向组织上提出返回祖国参加越南革命的要求。
1946年7月，中共中央根据李班的申请，批准他返回越南。
此时，李班和夫人温碧珍决定只带大儿子李新华返回越南，而把小女儿留在温碧珍老家。
临行前，“南委”机关为李班归国举行了欢送大会，李班看着这些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中国战友，泪流满面地向大家告别，在场的同志们也都流下了眼泪。
李班动情地对同志们说:“我坚信，今天我们在革命的旗帜下分别，将来我们还一定能在革命的旗帜下再见。”
到达河内后，李班得知，当年和他一起在中央苏区，后来参加长征，一直在八路军中工作的洪水也回到了祖国越南，改名叫阮山，是越南南方抗战委员会主席兼两个战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负责整个越南南方的抗法战争。
李班回国后不久，出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华侨司司长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6年11月，法军向河内进攻，胡志明率越共中央和部队撤到越北地区。
1950年初，撤到越北地区的越南人民军始终摆脱不了被动地位，为了尽快改变这一局面，胡志明决定寻求中国的支持。
在这个关系到越南党政军前途的大事面前，胡志明派遣和中国关系深厚的李班，作为越共中央代表，前往中国和中共中央建立直接的联系。
李班行前，胡志明特地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
李班到达北京后，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维汉和徐冰会见了李班。
听取他介绍越南情况后，中共中央决定派遣罗贵波前往越南，作为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中国驻越南顾问团团长、越共中央和胡志明主席总顾问。
1950年2月26日，罗贵波来到了中越边境线上，受到越军总司令武元甲和洪水等越南军方领导的欢迎。
极巧的是，罗贵波和洪水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在晋西北是战友。
随后，李班陪同越南党中央总书记长征，他中学时的老师、政治局委员范文同等越南领导人和罗贵波举行了会谈，李班担任现场翻译。
此后，中国开始在军事和经济上大规模援越，在中国的全力帮助下，越军很快在战场上取得主动，最终在1954年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取得了抗法战争的最后胜利。
法国从越南撤退后，美国开始扶植南越反动政权，随后，美军开始大规模进入越南参战，军队人数最多时达五十多万人。
在越南的要求下，中国加大了对越南的长期援助。李班作为越南高层的“中国通”，历任越南人民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越南工商部副部长、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书记，1960年还当选为越共中央候补委员。
他先后十多次出使中国，为越南从中国获得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条约》签定，美军撤出越南。1975年4月，越南获得了统一。
越南统一后，亲苏的黎笋集团不顾中国长期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侵略的友情，奉行亲苏反华的路线。
1978年后，中越关系急剧恶化。李班作为参加过中国革命、致力于中越友好的越南高层领导，加上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成了黎笋集团不容之人。
李班的妻子温碧珍1945年随李班到越南后，虽然加入了越南籍，但还是被视为中国人。
李班的儿子李新华15岁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国后又考入北大，李班儿媳邓金娜的政治背景更是深厚。
她的父亲邓发是我党首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1946年与叶挺、博古和王若飞等同为“四八”遇难烈士。
被人称为中共“最大特工”的开国上将李克农和开国大将罗瑞卿，当年都是邓发的部下。
邓金娜建国后从苏联归国，曾在罗瑞卿家生活了近十年，直到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才离开罗家。
如此浓烈的中国色彩，给李班的政治前途带来了莫大的隐患。
第一个受到打击的是李班的儿子李新华，他首先被开除公职。紧接着是李班夫人温碧珍也被开除公职，李班也开始受到排挤和打击。
邓金娜20年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天，李班回到家中，对家人说道:“中国人民勒紧裤带支援我们，帮助我们，如今……翻脸不认患难与共的中国朋友，真让人心酸啊！”
不久，李班竟然被解除了越南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一职。邓金娜所在的大学党委领导要求她加入越南共产党，被邓金娜拒绝后，也停止了她的工作。
1979年7月，越共领导人黄文欢，因不满黎笋集团的反华政策而受到打击和迫害，不得已出走中国。
黎笋集团为了防止李班也走黄文欢之路，于是逮捕了李班全家。后来，邓金娜因为患了严重的肺病频临死亡，越方才不得已把她和孩子放了出来。
有一次，李班的儿媳邓金娜去看望李班和温碧珍，发现温碧珍饿得已经站不起来了，靠变卖旧物度日。生活极度贫困的邓金娜，连忙回家翻箱倒柜地找到几块饼干，让孩子送去给了李班和温碧珍。
李班患有心脏病，在被软禁关押期间，由于得不到正常治疗，病情越来越重。
一次，李班对来看望他的邓金娜说道:“孩子，你来我们家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对不住你早去的爸爸，我死了后，你们要珍重自己，和新华想办法到中国去。”
1981年9月30日，为中越友谊、为越南祖国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李班因病去世，时年69岁。
邓金娜一家在越南的处境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1983年夏天，在我国有关部门领导的关怀下，经与越方多次交涉，李班的儿子李新华邓金娜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离开生活了20年的越南，回到了中国，双双被安排在广州暨南大学工作。
而李班，依然默默地躺在他为之奋斗而又立下大功的祖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