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1章真相②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设在吉安邻县安福的南山上，山势险峻，目标隐蔽。山间居民都是中共的基本群众。当时省委机关与驻吉安的国民党第三行政区专员李林曾有过共存的默契。

    1941年7月，新任中共江西省省委书记谢育才到赣，他同意把省委迁到吉安。叛徒李贡珊就凭这一情节向冯琦献计:以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房屋已找好为由，诱骗谢育才等下山。

    果然，省委书记谢育才、报务员林云生携带收发报机先后随“交通”下山，他们都被一直带到道署坪十三号落入敌网。

    谢、王二人解到泰和时，先被监视在调统室，庄祖方向谢进行诱说，谢不为所动。傍晚，二人便被押送至距城二十余里的马家洲集中营监禁。

    此后，特办处和调统室即派叛徒李昭贤等作引线，去遂川县良碧洲山上破坏中共赣西南特委机关。

    特委书记黄洛平遭捕后，在叛徒们的包围下屈从。冯琦便把他安置在特办处编审组充当助理干事，以示对叛变者的“优待”，欲使叛变人员继续为之卖力。

    9月，中统局人事室主任章志模准备派大学刚毕业的弟弟章志纯去江西任省调统室主任，调原省室主任张启白去重庆为中统局专员。

    冯琦则借口大破坏的需要，把张启白留下，担任所谓“高干会”的秘书。

    这期间，中统特务最关切的是如何促使谢育才尽快叛变。冯琦、庄祖方除指示马家洲集中营特务随时做诱叛活动外，还多次亲自去找谢、王谈话，但一无所得。

    谢育才被捕之初，冯琦曾向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夸言，不难使谢育才投降以破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但需要大笔活动经费和汽车。

    1941年9月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中统局局长朱家骅一次批给冯琦法币五万元（价值两辆汽车），作为破坏中共南委的专门费用。

    在重重压力之下，狱中的谢育才、王勖，备受特务的折磨摆布。谢、王不从，庄便凶厉作色，命人夺去王勖怀中的婴儿。婴儿离开母怀后整天啼哭不食，引起了全监妇女的同声号哭，四邻都为之震惊。

    狱中这一示威行动，使得特务们不得不将婴儿送还其母亲。在集中营内的一次严密搜查中，谢育才藏在鞋内的一件秘密报告被特务搜去。

    不几天，他们又诱逼谢育才写信骗取中共江西省委军事部长颜福华下山，谢先推拒，后即爽然答应，简单写字条，可是字迹别致，签名特异。

    该字条交到特办处后，谢的用意被冯、庄识破。庄祖方由此心生一计，凭搜获的谢育才亲笔信，另外模仿谢的笔迹伪造了一封信，由“交通”持伪造的信上山交给颜福华。

    曾任红军独立团团长的颜福华，出身农民，文化水平不高，没有看出破绽，第二天率领武装人员数名到吉安，结果落入敌网，随即投敌。

    颜福华从敌之后，特务们告诉他谢、王的真实情况，让他前往马家洲集中营做诱叛活动。

    颜一见谢育才的面，即照特务的恶毒授意说:“你写信叫我下山，怎么你自己还在这里？”意为谢育才已被人陷害，洗刷不清了。谢见了颜，愕然失色，但对颜的一番鬼话，却置若罔闻。

    自颜福华及大部分武装人员被诱下山落网后，山上还有省委青年部长唐敬斋、秘书周国钧和少数武装人员。

    颜与唐、周一向有意见，特务不便叫颜出信相诱；且唐、周都是大学生，特务也不敢再用伪造谢育才亲笔函的伎俩。

    中共老叛徒、调统室指导组长施竹三献计，由他伪装中共南委巡视员上山诱取唐、周二人。

    施竹三随“交通”上山之后，邀请二人一同下山“参加会议”。这样，唐、周二人第二天便随同所谓“南委巡视员”下山了。

    走在半山腰时，唐敬斋突然发现特务埋伏，即独自逃跑，才行数步，不幸遭枪击倒地。两人被押解到吉安特务机关之后，当天转解泰和。唐被秘密监管在省立医院治疗。

    周国钧当天“自首”，唐敬斋伤愈之后，亦被特务诱逼叛变，只因所供和周国钧一样，被解去马家洲集中营“受训”，半年后获释，派在调统室的泰和工作组专搞所谓青年学生工作，被准许在泰和境内当了中学的数理教员。

    唐敬斋、周国钧下山之后，中共江西省委仅剩一名中队长和数名武装人员，不久，他们都被颜福华诱下山被捕了。

    1941年夏初，中共江西省委遭破坏后，省委所属各级组织的线索亦完全落入特务手中，但由于冯琦等想要进一步破坏中共南委，为防“打草惊蛇”，江西中统调统室仅把各特委和必须速破的县委组织秘密予以破坏，其余暂置不动。

    到了1942年5月底，在粤南委遭到袭击后，江西中统便对中共各县委进行了大诱捕。

    迄1942年秋季止，江西几乎所有县委、区委、支部均被破坏，只有少数干部未落敌手，但全省组织系统已陷入瘫痪状态。

    据江西省调统室统计，中共江西省委以下，先后被破坏的有赣西南、赣西北、赣南三特委、一个前方工作委员会、一个赣江河流工作委员会、四十四个县委、区委、支部共两百余，被捕总人数在两千以上，其中被捕后叛变及参加特务工作的不到百人。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极少数的叛徒在破坏党组织方面却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破获地下党外，中统还以特务手段来诱骗瓦解和消灭人民武装力量。

    按照他们的计划，一是派中共江西河流特别工会叛徒诱捕瓦解刘国兴部游击队武装；二是派李刚率人去赣东光邵、资贵进剿中共福建省委武装曾镜水部；三是派罗文华率队前往鄱阳、乐平、婺源瓦解中共武装杨文翰部。

    其中因叛徒与特务的有效合作，两度有所得逞。

    刘国兴原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兼闽赣边区游击大队大队长，在敌后开展游击。

    1942年5月间，冯琦唆使叛徒万钧安、陶乐找到刘，诡说江西省委要与刘联系，取得信任。冯琦接着派叛徒曾志伪装成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深入刘部营地探察。

    7月8日，又假称江西省委令刘去安福山上受训，并嘱其武装接受“省委派人”的领导。“迭经运用技术”，将刘带到泰和逮捕。

    在软硬兼施之下，刘按照特务之意，亲笔书写字条，命所属武装人员，听从曾志调遣，从而使全部人枪都落入敌特手中。

    9月8日，特务们与国民党瑞金县长、“本局同志”马鲲所率便衣队武装“内外夹击”，将游击大队击溃。

    与此同时，7月间，冯琦受国民党吉安区专员李林的请求，派行动队长李刚率领特务分子数名前往吉水县，袭击当地农民叶章本所率领的自发武装组织“逃生队”。

    叶部所属有二十余人，先被李刚诱骗“收编”，后又以“听候训话”为由，命全体人员列队，特务们从背后用机枪扫射，全部杀死。

    这样，中共江西省委与其所属各级组织及其武装，基本上遭到了破坏。为此，中统局朱家骅、徐恩曾等欣喜异常，来电特予冯琦嘉奖，另发奖金六百元，庄祖方亦受提拔奖励。

    在中统的历史上，这样的所谓“成绩”还真是不多见的。

    封天宇在吉安、泰和十多天，基本弄清了中统破坏江西省委的情况，他回到广州后，将情况详细向何翠姑汇报。何翠姑据此向南方局汇报。

    南委事件后，由于南方局采取断然措施，命令方方2即刻赴延安3，国统区的地下组织一律停止活动，相关人员尽速转移，长期隐蔽，才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展、蔓延。

    南委事件是继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又一次严重反共事件。

    南委事件发生后，南方局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展，以保护广大干部和各地党组织。

    特别是南方局领导周恩来听了事件的汇报后，指示:

    （一）继续贯彻“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二）放弃暴露的党组织；（三）撤退暴露的干部；（四）暂停党的组织活动；（五）白区工作服从武装斗争；（六）未撤退的党员实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并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活动。

    南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精神，结合闽粤边区的实际，作了具体部署:（一）支点保留特委、县委（取消党委制，改设特派员制）；（二）区委以下组织解散，区设联络员，支部设观察员；（三）白区党的组织全部解散，停止活动。

    方方按这些决定结合实际情况还作了具体补充和部署:

    （一）撤退不是“卷土而走”，党组织停止活动后，原有支部或小组要留根子，确定政治可靠的党员作为观察员，了解党员的表现，为将来恢复时做好准备；

    （二）撤退并非溃退，要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先撤退暴露的干部，然后撤退其余干部；

    （三）停止工作，组织分散，但对下属要作好具体安置；

    （四）在潮汕沦陷区的党组织继续活动，开展武装斗争；

    （五）闽西、闽南老苏区、老游击区，保留特委和县委，区以下组织解散，设观察员和联络员。而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进攻，则采取有理有节的斗争，以保存和积蓄力量。

    方方还指定李碧山为南委联络员，负责与南方局和闽西、闽南、潮梅地区的联系。

    到1942年10月底，南方局和南委的紧急应变措施及具体部署已基本传达到闽粤边区各级党组织，此后，党在闽西的斗争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岁月。

    在艰险复杂的形势下，闽西特委采取建立生产基地的办法，就地隐蔽干部。

    在特委的统一调配和部署下，龙岩县委和岩西北县委留在内线的干部，选定本县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较好的小池、大池、江山、铁山及岩永交界的角罗坪、新坑、三井等支点，先后建立了10多个生产单位。

    参加生产的干部有四五十人，从事开荒种地以及手工业、副业生产。

    永定县委在南溪、西溪、龙门以及上杭黄沙埔等山区村寨，建立了14个生产基地，从事农副业生产的干部也有四五十人。

    在隐蔽生产期间，广大党员干部与周围群众亲密相处，同甘共苦，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忘记缴纳党费，不少人拿出仅有的三升五升、三斗五斗大米作党费。

    各生产单位保留党的组织，生产之余对党员、干部进行政治教育，以培养干部。

    他们更没有忘记党的工作，经常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深入群众家中访贫问苦，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并帮助群众耕田插秧、砍柴烧炭、运木盖房等，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经过隐蔽生产的政治锻炼和劳动锻炼，使一批县区骨干更加坚强和成熟起来，为后来恢复闽西各级党组织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注1南昌失陷后，江西省政府撤到了泰和县。

    注2方方，原名方思琼，广东省普宁市洪阳镇人。1925年5月加入共青团。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方方进入闽西苏区，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福建苏区，带领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省委书记。1940年10月，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任命方方为书记。解放后方方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1955年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华侨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1960年2月，印尼排华驱侨，方方担任国家接待和安置归侨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1971年9月21日去世。

    注31937年至1942年，方方先后任闽粤赣边区省委（后改称闽西南、潮梅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闽粤赣边区省委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书记。在这期间，他和张文彬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广东、广西、福建一带领导、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抗日人民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积极发展、巩固党的组织；吸收培训大批来自漳州、厦门、潮汕和海外归国青年，为党造就了一批抗日骨干3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方式，广泛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大力争取国民党军队一致抗日。这一切为尔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在所辖区域发展武装斗争、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华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2年夏南委事件后；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紧急指示:坚决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方针，一切以安全为第一，防止事态继续扩大；南委所辖组织暂停组织活动，党员执行三勤任务……。方方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出撤退不是卷土而走，潮梅地区和各县至少要有一个主要干部掌握情况，原有支部或小组都必须留下一条根子（观察员），以了解党员表现；撤退不是溃退，要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对下属要作好具体安排，等等，既保护了党组织，又为尔后恢复党的活动准备了条件。1943年5月，方方按周恩来指示撤退至重庆南方局。1943年6月，方方随周恩来赴延安，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5月，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46年1月，方方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参加国共和谈，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同月南下广州，任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方方在和廖承志、尹林平、曾生的共同努力下，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我华南人民武装力量，保证了东江纵队胜利北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