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3章豫西事变①
1945年5月26日，豫西抗日根据地第二军分区独立第七旅旅长上官子平在渑池县发动武装叛乱。
5月28日、29日两天，陕县抗日民主政府警卫中队队长周子涛和“陕渑抗日独立大队”队长史汉三也相继发动叛乱。
6月末到7月初，豫西二分区桂吾旅旅长郭连杰和团长赵连治又先后在洛宁县叛变投敌。
事变中，有一大批物资遭到抢劫，有一百三十多位同志遇害，渑池县和陕县的县、区政权和武装遭到破坏，整个豫西二分区的形势遭受严重挫折。
这就是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豫西事变，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武装叛乱。
1944年4月至5月，侵华日军发动河南战役，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四十万军队不战而溃，三十七天就丧失了郑州、洛阳等三十八座城池，损失兵力二十余万。
这时，地方上的土豪势力，打着抗日的旗号纷纷而起。
在豫西，有渑池县上官子平操纵的“地方自卫队”，有洛宁县李桂吾组织的“抗日游击队”。
洛宁县的贺澍三组织了一个“洛卢人民自卫军”第五支队，在洛宁的河底一带活动。因该部有共产党员参加，基本上为洛宁县的党组织所控制。
在洛宁县党组织的推动下，由贺澍三出面，联合渑池、宜阳、陕县的地方武装，又成立了一个洛（宁）、宜（阳）、渑（池）、陕（县）四县联防会。
1944年河北乔明礼的民军和河南张广居的三十三挺进纵队移驻豫西，经常在洛宁、渑池、陕县边界地区骚扰，危害人民，还不断向上官子平和贺澍三的部队袭击。
豫西人民饱尝了战乱之苦。
1944年5月豫西沦陷后，为了恢复和发展河南工作，建立豫西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
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
9月6日，八路军太行军区组成“豫西抗日先遣队”，由皮定均任司令员、徐子荣任政委。
9月22日，皮徐支队由济源县西南渡过黄河进入豫西，在偃师、巩县、登封一带活动，后来在嵩山地区建立了豫西一分区。
11月6日，八路军太岳军区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刘聚奎任司令员兼政委，11月14日由济源南下渡过黄河，到达新安、渑池一带开辟新区。
1944年12月，中共河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区党委委员韩钧率领晋西北八分区六支队也到达豫西，与刘聚奎部会合。
他们在新安县黑扒村，会同中共洛宁中心县委负责人贺崇升，研究制定了开辟豫西工作的行动计划。
抗日战争时期，在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进步、中间、顽固三种政治势力。地方实力派属于中间势力，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同国民党顽固派也有矛盾，他们是必须争取的对象。
八路军到达豫西后，通过与豫西地方党组织的联系，了解到贺澍三、上官子平、李桂吾等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愿意联合抗日。
根据当时的形势，刘子久、韩钧、刘聚奎、贺崇升研究决定，首先向乔明礼和张广居的部队出击，为人民解除匪患，安定局势。
1945年1月初，在贺澍三、上官子平、李桂吾部的配合下，向乔、张发起进攻，一举全歼张广居部，乔明礼见大势不好，率部逃跑。
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渑池县的全部、新安县的西部和北部、陕县的东部、洛宁县的北部、宜阳县的西部已连成一片，豫西的局面很快打开。
1945年1月中旬，由中共河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主持，在渑池县的南庄开会，正式成立了豫西二地委、二分区、二专署。刘聚奎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韩钧任二分区司令员，贺崇升任地委副书记兼分区副政委，孔令甫任副司令员，贺澍三任专员（5月贺崇升兼任专员），张剑石任副专员。
豫西二分区包括渑池、新安、陕县、洛宁、宜阳大部和孟津、洛阳一部分，人口近三十万，党政军机关驻地在渑池县西村。
豫西二地委和二分区成立后，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首先，帮助恢复和发展地方组织，各县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相继建立，并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给日伪顽匪以沉重打击。
其次，控制了从新安县至陕县观音堂的陇海线，达到了牵制日军西进的战略目的。
再次，根据上官子平、李桂吾、贺澍三的要求和表现，决定将他们的部队进行改编。渑池县上官子平的部队改编为二分区独立第七旅。
洛宁县李桂吾的部队改编为二分区独立第八旅（李桂吾被敌人杀害后该旅改名为“桂吾旅”）。
陕县和宜阳的地方武装各改编为一个大队。
洛宁县贺澍三的第五支队改编为洛宁支队，后又改编为二分区特务团，并从老部队抽调三个连与之合编，成为一支直接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武装力量。（这个团后来和新军五十四团等编为太岳军区二十四旅。）1945年2月，中共河南区党委书记兼河南军区政委戴季英、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率领豫西抗日第三、第四支队到达渑池县，与刘子久部会师，豫西地区的抗日斗争实现了统一领导。
至1945年5月，豫西共建立了六个地委、六个分区和六个专署，豫西抗日根据地正式建成。
上官子平，渑池县人，出身于地主恶霸家庭，被改编前曾任国民党渑池县政府科长、县长、地方自卫队司令等职。
1944年他利用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丢弃的枪支，组织起一支武装。但因力量薄弱，在乔明礼、张广居盘踞豫西时，不断遭到进攻，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为取得一藏身求存之处接受了改编。他实际上是“不得已督率团队，忍辱一时，以待良机”。
在进行改编时，李桂吾曾要求派老部队插进去做骨干，二地委领导也准备将干部一直派到班。
但这个意愿到了上官子平那里就行不通。因为上官子平坚决不同意。
结果，二分区只派进少数干部到旅、团、营、连，分别任政委、参谋长、副旅长、副团长、教导员、指导员，掌握实际军权的主要干部都还由上官子平、李桂五的原班人马担任。
在改编后不久，上官子平就对他的亲信说:“八路军这种政策、这种作风、这个约束，我真受不了，部下人士没办法，我自己也维护不住。”
还说:“中央军方面多年的多少老朋友，将来有何颜见面！”
上官子平通过宜阳县的顽匪徐吉生给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传信:“他投八路军也是在被迫情况之下不得已的，只要主席原谅他，他遇机绝可反正。”
上官子平与徐吉生等经过多次密谋，决定伺机行动。
1945年5月22日，一部分人首先对渑池县张大池的三区区政府进行袭击，区长岳毓海等七人被害。
5月23日，上官子平召开骨干会议，决定全面动手。他们密定的行动计划是:
（一）暴动后集合地点在义马和常村；
（二）阴历4月15日（即公历5月26日）晚饭后各部一起暴动；
（三）各地能携带的物资尽量携带；
（四）各部暴动时，严密肃静，不准鸣枪；
（五）所有八路军派到各部指导工作人员，一律捆绑，带至常村；（六）联络符号:一律光头不戴帽。
上官子平还借口解决张大池问题，把二分区军事干部汪德清副旅长调离旅部。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于5月26日晚饭后，趁二分区主力十八团去宜阳剿匪、五十九团去洛宁未归、特务团在新安整训、军分区司令部兵力空虚之机，发动了叛乱。
当晚，除五区区政府力量较强和四区区政府距二分区司令部较近未遭袭击外，县委、县政府驻地上官庄、城关区政府苏门、一区区政府刘果、二区区政府付村、教导队驻地八里寨、团营驻地南昌、藕池、南庄、仁村等十二处均遭袭击。
渑池县党政军干部有四十七人被捕，其中四十二人遇难，基层政权遭到破坏，财产蒙受重大损失。
陕县以周子涛为队长的县警卫中队，成分也非常复杂。当时，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组织武装是按保甲摊派任务，没有进行严格审查。
当过国民党军队连长和游击队支队副的周子涛，打着抗日的旗号，带着武器来了，就当上了警卫中队长，其中的骨干大多当过土匪。
在陕县观音堂一带以史汉三为队长的“陕渑抗日独立大队”，也是被二分区改编的地方游击队，成分非常复杂，名义上是抗日武装，实际上共产党组织没有掌握住这支部队军权。
在上官子平叛变前，周子涛、史汉三就与陕县的顽匪秦生富多次串联，上官子平还派了一个参谋到陕县进行活动，并参加了秦生富在硖石召开的策反会议。
上官子平叛变后，5月27日，秦生富给周子涛送信，叫他解决县政府，打死八路军人员，把队伍拉过来。
5月28日中午，周子涛在陕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王彦村召开骨干会议，决定午后趁贺崇升专员走时，兵分两路，一路伏击贺专员，一路袭击县政府。
叛乱于5月28日下午开始，县政府遭劫。贺专员带的武装力量较强，奋力还击，没有受大的损失。
李村的区干队也于5月28日叛变。5月29日，史汉三率领陕渑抗日独立大队，杀死二分区派去的工作人员，叛变投敌。
事变中县、区的一切财产被抢劫一空（包括仓库、修械所、被服厂、煤窑等），共有三十二位同志牺牲。
洛宁县桂吾旅旅长郭连杰和团长王延历、赵连治在上官子平叛变后，积极进行策反活动。
他们与洛宁县的顽匪王希仲、王杰山频繁往来，暗中勾结。
6月下旬，赵连治听说国民党军队要来，就找郭连杰等密商策反事宜，并决定马上行动。
6月26日，旅长郭连杰和三团团长王延历首先叛变投敌。因消息走漏，二分区派去的干部得以脱险。
这时，桂吾旅只剩下赵连治的一团。
军分区领导恐怕再出问题，曾亲自前往赵团了解情况，但被赵连治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没有采取相应措施。
郭连杰叛变后，写信催赵连治赶快动手。
7月3日上午，赵连治召开连以上骨干会议，决定马上行动。同一天在八处一齐动手，杀害二分区派去的九名干部，带部队投奔王杰山的日伪治安队。
驻在洛宁县长水一带的桂吾旅抗日独立大队，共一百多人，也被赵连治的叛军俘虏和瓦解。
豫西事变从5月22日到7月3日，延续了一个多月，涉及渑池、洛宁、陕县三个县。这次事变使豫西二分区损失了近三千人的抗日武装和大量财产，牺牲了一大批老干部。
渑池县委书记王舟平、副县长张君英、旅参谋长白云、副旅长汪德清、副团长孙建民，陕县县长薛文高，桂吾旅政委邬贤旺、团参谋长刘乘武等都在这次事变中牺牲。
据统计，这次事变共牺牲党政军领导干部八十多人，加上被害的战士和群众共一百三十余人。
这次事变，使二分区的根据地由近三十万人口缩小到只有十多万人口的地区，整个分区的工作受到严重挫折。
事变发生后，宜阳县顽匪叶老六、乔子荣，陕县顽匪魏十五，先后占领石村、李村等地，不时向分区司令部一带骚扰。洛宁县城的日军和治安队乘机占领杨坡和刀环寨，并不断到城村原一带进行破坏。
整个豫西二分区的形势，由于这次事变受到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事变发生后，为了扭转局势，二分区领导迅速从宜阳和洛宁调回了十八团和五十九团，从新安调回了特务团，开始进行平叛战斗。
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向洛宁刀环寨发起猛攻，全歼程文兴的日伪治安队，继而攻克了渑池的李庄寨，消灭了上官子平叛军的一个营。
平叛部队又在陕县观音堂与匪首秦生富展开激战，消灭匪军五百多人。洛宁杨坡寨的日伪军，见形势不利不战而退。
上官子平龟缩在常村寨上不敢下来，宜阳的叶老六、乔子荣匪军也撤至洛河以南。这样，豫西二分区的局面又重新打开。
豫西事变的发生说明，在抗日战争中争取中间势力是一项极严重的任务。上官子平等地方实力派属于中间势力。
他们的成分多属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极为动摇，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
因为他们同国民党顽固派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
而要完成争取中间派的任务，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一）我们有充足的力量；（二）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顽固派也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如果我们不具备上述条件，中间派就会发生动摇，甚至会变成顽固派向我们进攻的同盟军。
豫西二分区是否具备以上条件？事实是不完全具备。
首先，二分区缺乏雄厚的军事力量。虽然有两个主力团和一个特务团，但渑池、陕县没有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地方武装和强大的民兵组织。
其次，二分区在条件不十分成熟的情况下，开展倒地运动和民主整军运动，枪毙了上官子平的一个副团长，触犯了他们的阶级利益；
再次，二分区在军事上没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东奔西打，疲于应付，攻打宜阳县的徐吉生和洛宁县的王杰山未克，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助长了敌人的气焰。
回顾这次事变发生的过程，除了在争取中间派问题上没有很好执行党的策略原则外，还有几点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训:
第一，在根据地的建设上，没有大胆放手发展进步势力。因为只有发展壮大了进步势力，才能更好地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牢固的基础。
豫西二分区强调了与地主绅士的统战工作，而没有大胆放手地发动和武装群众。在抓武装方面，过分相信地主武装的抗日性，不重视发展壮大自己的革命武装。
当时，二分区只有从老区来的两个小团，战斗频繁，减员得不到补充，更谈不上扩大。
对地主武装的改编，迁就姑息，贪多求大，没有采取彻底改造措施，名义上是抗日武装，实际上枪杆子并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变化。
第二，在统一战线内部，没能很好处理团结与斗争的关系。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
豫西二分区在统战工作中，过分强调团结，不敢进行斗争。如1945年5月初，在渑池县西村召开的绅士座谈会上，不少绅士攻击共产党的政策，诬蔑革命群众，却没有遭到反驳。
这次座谈会对中间派虽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也给一些反动绅士发动事变提供了接头串联的机会。
第三，二分区主要领导成员骄傲自满，不听取下级意见。部队到达豫西后，开始一段工作比较顺利，许多地主武装投降，很快打开了局面，建立了一大片根据地。
但在胜利面前，二分区主要领导骄傲了，只看到了成绩，看不到存在的问题。
事变前，各县的干部和派到改编部队中去的干部，向分区领导反映了不少问题，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但分区领导听不进去，反而批评反映情况的同志。
5月22日，张大池区署遭劫，这样严重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分区领导的警惕。上官子平的频繁活动，二分区领导也没有察觉，事变一发生，就措手不及。
到7月初，被改编的部队只剩下赵连治的一团了，分区领导还不采取坚决措施。
当太岳区党委转来中央电报，说赵连治团可能有问题，提醒他们注意时，分区主要领导还犹豫不决，没有采取果断措施。
很快，赵连治也叛变投敌，使二分区又遭受了一次损失。
豫西事变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牢记这些用革命先烈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使革命事业少走弯路，避免失误，不断取得新的进步，以告慰在事变中牺牲的革命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