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4章忠奸自由后史修
在抗战时期，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明明是为抗日而死，却因为是共产党员而成不了烈士！
本章就来说说当年在第四战区的国军政工总队。
一个三四十岁年纪，见惯了风浪与生死的汉子，手里拿着一条红头巾，一任泪水在脸上倾泻。
在他的对面，一个刚烈的青年男人，早已哭得不能自持。待情绪略微平复，这个中年男人说道:“他们不认这个烈士，我们要认，我们要记得这样的英雄。”
这天的具体时间已经没有人能够记下来了，只记得是1940年9月左右的某一天，地点是广东北部附近。
之所以无法确认，是因为在场的两个男人都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之后的几年内相继牺牲。
青年男子叫廖锦涛，广东南海县人，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身份是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上尉组长，具体负责政工总队的工作。
廖锦涛大学毕业后到澳门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是当时澳门爱国青年领袖之一。
1937年8月12日，澳门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澳门四界救灾会”成立，廖锦涛当选为理事会理事和宣传部副部长。
第一次粤北会战之后，廖锦涛带领政工总队，发动民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协助作战；必要时还担任侦察员刺探敌情。
在火线上他和连排长一起作战，仗打完了部队休息，他们还要调查伤亡情况、慰问伤兵、写战报；部队撤下来休养，他们还要向民众和士兵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宣传军民原是一家人。
慢慢的，老百姓从见到国军就避之不及，变成了军民开始接触，然后相互理解帮助，再变得团结起来。
不光对老百姓，在第十二军内部，这些政工总队的队员们出墙报、演话剧、教士兵识字、讲国际大势，受到了广大士兵和连排长们的欢迎。
他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没有乐器，摘树叶做哨子，几个碗装上水就可以做打击乐。名气大了，还经常去社会上公演。
虽然政工总队的工作卓有成效，但是他们却没有编制。余汉谋认他们，但是蒋介石的军委会却不承认他们，也不给他们发经费。
因此，这些政工总队的队员们，既不是官，也不是兵；穿军官服装，却是士兵待遇；没有枪，每个人只有两三个手榴弹，个别的自己带条铁棍。
最可怜的是女队员，很多都是十多岁的女孩子，才是上中学的年龄，粤军的手榴弹又特别大而且沉，男兵胸前带上手榴弹下面到胯骨，上面就快到肩膀了，女生带上都非常吃力，就别说扔了。
虽然军委会不承认他们，也不给他们发枪，但是日军是承认他们的，而且特地为他们开出了悬赏，每抓住一个政工队员，奖大洋40元。
在战斗中，政工队员的伤亡是巨大的，本章开头红头巾的主人就是牺牲在粤北会战的一位政工队员，她的事迹奇迹般的流传下来了。
但遗憾的是她的名字却没能流传下来，今天的人们只知道她姓王，是广东省中山市的一位高三女学生。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伤兵，拄着枪，沿着山路败退下来，他很久没见过人影，很可能已经被自己的大部队抛弃，而日本人的追兵也许就在后面不远。
他挣扎着前行，不愿意把自己的小命丢弃在这荒山野岭。突然，他听到路边树下有气若游丝的声音:
“兄弟，我是187师的，原来是一个学生，是好人家的女儿，我已经走不了啦……我有手榴弹，没力气拉……遇上敌人……我就不得好死了……积积德……给我一枪……求求你……”
伤兵不忍要带着她走。
女生告诉他，在上一拨中国士兵路过以后，好久才见到他，他可能是最后一个中国人了。在他之前，最后见到的是两个中国兵。
那时她销毁了随身的文件之后，已经没有力气动弹了，勉强挥动红头巾，那两名士兵发现了她。两个兵问她:“是自己人，你是哪个部队的？”
女生用手在地上写了“187”。
两个兵说:“我们也是187师的，我们背你去医务所。”
女生摇摇头:“背着我，你们走不多远，也被日本人追上了……”她用手比了比自己的胸口，做了个扣扳机的动作。
两个士兵不忍动手，正在这时，枪声在附近响起，他们把她抬到树下藏好，匆匆离去。一直到眼下这个伤兵路过，这个女生才再次见到中国人。
伤兵大恸:“我们是同胞，如果你是我的姐姐，我下得了手吗？”
女生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如果我是你的……姐姐，你能看着姐姐被日本人糟蹋死吗？”
伤兵侧过脸去，闭着眼对着女生开了一枪。枪响之后，他跪在女生身边说了一句“下辈子，你就是我姐姐！”
然后他用女生的血在自己眉心印了一个红印，砍下一堆树枝盖住了女生，带上那条红头巾和手榴弹，决然而去。
靠着身边不多的子弹和那颗手榴弹，这个伤兵从日军的包围中奇迹般突围出来，追上了队伍。
追上队伍之后，他直奔187师师部，跪在地上一字一句讲述了他在路上遇到的这件事，并自请处决。
师部的人边记录边哭，随后上书六十五军军部请封烈士，并把这条红头巾转给了负责政工总队的廖锦涛。
很快，军部给了回音，不批准为烈士，因为这个女生是政工总队的共产党员。
三个月后，廖锦涛在向上级张文彬汇报工作中讲到了这件事，两个钢铁汉子哭成了泪人（本文开头情节）。
张文彬，男，湖南平江人，1910年出生，1927年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师从毛泽东学习，任毛泽东的秘书，曾任红五军政委，红七军政委，红十五军团东渡黄河司令部政委，是红军大学第一科学员，未完成学业就被调去在杨虎城部做统战工作。
1937年因广东地区地下党组织活动混乱，被派往广东整理安排工作。
1941年5月，廖锦涛代表政工总队下部队做宣传工作，临行前带了一些反映东北抗联的图书。
6月12日到达187师师部，当夜被第七战区政治部副官扣押，扣押时出示了余汉谋的手令。第二天廖锦涛被秘密押回韶关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宪兵营。
军法官宣布他的罪状是同情新四军为其辩护，并向政工队散发红色书籍。一个月之后的7月12日，第七战区政治部宣布27岁的廖锦涛“自杀”。
这是一个信号，表明顽固派对共产党开始了屠杀。也表明皖南事变的惨剧在华南上演。
此后的“南委事件”中，张文彬被叛徒郭潜认出遭逮捕，被用国民党第一种国产飞机“复兴号”押送马家洲集中营，后与廖承志关押在隔壁，因病牺牲于狱中。
指认张文彬的叛徒郭潜在台湾做到了法务部调查局的二把手，即中统——党通局的后身，在台湾因病去世；破坏最大的叛徒颜福华逃过了谭余保的惦记，躲在香港活到了90年代；涂振农在1951年被人民政府枪毙。
“南委事件”中的另一重要角色谢育才，一生命运多舛。他不怕被误解，舍子救“南委”，此举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亲生骨肉，对任何有情有义的人来说，重过自身。然而在大危大难面前，能够同时不顾名节、骨肉，舍弃个人生死、荣辱，而历尽千辛万苦挽救党组织，做出这样艰难的选择，需要多大的勇气？
而这个谢育才却做到了。他宁可放弃名节，假装自首，换来出狱的机会，营救处于异常危险中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委”）。
他和妻子含泪吻别不满周岁的孩子，逃出敌人魔爪，从此，儿子落入国民党特务头子手中，直到解放后才回到他们的身边。
“他的事迹曲折离奇，可歌可泣。他一生对党忠贞不渝，是在琼崖革命斗争中走出去的杰出斗士。”谈到谢育才，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许达民感慨万千。
谢育才故居位于万宁市龙滚镇文渊村。房屋曾被敌人一把火烧掉，历经风吹雨打，如今只剩下一小块土丘，成了一片槟榔园。
解放后，谢育才曾担任海南农垦局局长，回过老家。村里很多人见过他，都说他长得高大魁梧，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年轻时应该是个美男子。
看着眼前景象，74岁的村民谢善辉沉痛地向记者讲述了发生在这里的一桩血案:
1927年11月的一个晚上，国民党反动派趁黑悄悄潜进村里，残忍地杀害了谢育才的母亲、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和4个侄儿，抢走他家全部财产，并点火烧毁房子。
侥幸逃脱虎口的谢育才妻子、女儿，不久又被敌人抓去卖掉。妻子后来生死不明，多年后女儿才和谢育才团聚。
反动派恨透了谢育才，因为那时的他是个活跃在当地的革命领导人。
早在1926年，谢育才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琼崖革命力量严重受挫，谢育才毅然担任中共万宁县委首任书记，并领导万宁起义，攻打万城。
谢育才的四儿子谢小翘说，“亲人或遇难或被卖，这一噩耗让父亲万分悲愤。父亲愈发坚定信念，誓死与反动派斗争到底，这也是父亲在漫漫革命征途中屡受挫折仍百折不挠，终身不悔跟定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9年春，琼崖特委派谢育才赴香港，找广东省委接受新的任务，之后他辗转来到新加坡、上海。
1930年，谢育才在香港、上海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差点丢了性命。1931年刑满出狱，先后担任红军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闽粤赣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乱世出英雄，绝境见人心。根据谢育才的妻子王勖的回忆以及多方面的史料，其姨侄女王少军和党史专家为我们揭开了谢育才舍身救党的传奇故事。
那里有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也有令人肝肠寸断的骨肉离别……
1940年11月，根据“南委”安排，时任闽粤赣省委副书记的谢育才调任江西省委书记。
1941年5月，谢育才携妻子王勖离开闽西南，去江西赴任。7月初到达江西省委。
不久，谢育才和妻子王勖先后被国民党中统局江西省调统室行动队密捕。敌人假借谢育才的名义，写信给他之前的代理省委书记颜福华，诱捕了颜。
不久，颜叛变投敌。
接着，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全部被捕，电台台长等也先后叛变，电台落入敌人手中。
为了骗取“南委”信任，阴谋破坏“南委”，特务让原江西省委电台人员，仍照过去的信号、波长、密码，对“南委”电台发出呼叫，企图迷惑“南委”与它通话，获知“南委”所在地。
“到1942年间，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基本瓦解，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和绝大部分的支部都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摧残，2000多名党员被投入监狱，2000多名农村党员被强行‘管制’。对于这么严重的一件大事，‘南委’几乎有大半年的时间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
原南方局机要科科长童小鹏在《“南委”遭破坏前后》中回忆说。
对于“南委”的情况、联络方式，只有新到任的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最清楚。特务加紧了对谢育才的逼供诱降，甚至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亲自劝降。
但谢育才始终只有一句“绝不放弃真理”，特务无计可施。
敌人见劝降无效，又企图用骨肉亲情来软化谢育才。妻子王勖入狱不久，即在监狱里生下一个男婴，取名谢继强。
看守将小孩和妻子分别单独囚禁在谢育才囚室的附近。娇妻在侧，弱子啼哭，令谢育才肝肠寸断！但这一切都无法动摇他的革命意志。
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狱中他向难友表示:“革命者为真理正义而流血亦心甚安！”
特务阴谋破坏“南委”的行动一刻也没有停歇过。困在狱中的谢育才心急如焚。他多次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带信给“南委”书记方方，告知自己被捕的情况，并曾秘密写信给周恩来，都未能成功。
他两次越狱，也都没能成功。看来要想出狱，只能采取极端的手段，用假自首的办法骗得敌人的信任，换取出狱报警的机会。
“为国捐躯身不忧，惟愿正气永存留。成败论定任褒贬，忠奸自让后史修。”
1942年2月9日，谢育才给狱中难友留下这首诗后，踏着沉重的步伐，和妻儿走出集中营。
可是，谢育才一家虽然出了集中营，却被软禁在特务头子庄祖方寓所，由叛徒和特务轮流看守。
时间一天天过去，情况越来越危急。谢育才、王勖焦急万分，不能再等了。
当年4月29日深夜，夫妻俩趁看守外出未归的好时机，跳窗越狱。为了防止长途跋涉，小孩啼哭惊动特务，他们无奈吻别未满周岁的孩子。
谢育才留下两张纸条，一张条子上表明心迹:“卑躬屈节非顺意，擒住雄心静待时。鸟已高扬人何慕，欲学叔齐与伯夷。”另一张条子写给庄母:“庄老太太，孩子是没有罪的，请不要因政治信仰不同而杀害他。”
他们白天藏在坟穴里，轮流睡觉，渴了舀坟头积水喝，天黑了才出来匆匆赶路。24天500多公里，跨越赣、粤、闽三省，他们硬是凭着一颗赤胆忠心，历尽千辛万苦，最终于当年5月22日找到“南委”军事干部。
由于谢育才赶在敌人行动之前报警，“南委”领导对江西省委严重情况才完全清楚。“南委”书记方方随即布置撤退转移工作，“南委”书记方方、“南委”机关及下属组织均未遭受损失。
为了党，生死算得了什么，人格可以被误解，儿女也可以舍弃。一个对党倾尽所有，对信仰如此忠贞的人，不愧是在琼崖革命烈火中淬炼成长起来的坚强战士，不愧是海南人民的优秀儿子！
“1999年1月8日，是我们一家永世难忘的日子！”谢育才的儿子谢小翘对记者说。
中共广东省纪委当年发出的一号文件印着:“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经中央纪委常委复议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恢复谢育才同志1926年至1945年一段的党籍党龄。”
当时距谢育才去世已22年。1977年，他临终留下遗言:我虽历尽坎坷，但坚信组织最终会理解我对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父亲一生被三次开除党籍，但仍然对党忠贞不二，直到去世前还念念不忘他的党龄问题。”谢小翘说。
父亲及时向“南委”报警，虽然挽救了“南委”机关及主要领导，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粤北、广西工委党组织还是遭到了破坏，导致父亲越狱救党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
“又因为这些事都发生在父亲越狱归来不久，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下，难免会受到党组织的怀疑。”
谢育才夫妇弃子越狱救“南委”后，一直接受组织审查。
1946年6月，谢育才夫妇随部队北撤至山东解放区。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审查他的“历史”，初步结论为:不管谢育才同志当时思想动机如何，但在敌人面前签字愿意放弃共产党立场，是一种背叛行为，应予补行开除党籍处分。
但姑念谢育才在历史上对党有很多贡献，及越狱回来救“南委”，又在潮汕地区协助党建立与发展韩江纵队，能坦白检查错误，所以，对党龄处理:
一、1945年2月参加韩江纵队起重新入党；二、从1942年4月越狱回“南委”到1945年参加韩江纵队时止，作为考察期。
1948年中原局复查他的历史，又补充复查结论，认为谢育才在政治上是信得过的，至于以前的党龄，应该等待在江西被捕狱中情况清楚后，再作处理。
对此，谢育才没有怨天尤人。他等待“历史问题”能得到彻底解决，恢复他从1926年开始的党龄。
1950年1月至5月，谢育才任广东省支前司令部参谋长。出色完成后勤支前工作，为解放海南作出一定贡献。
1950年6月至1951年6月，任新中国第一任汕头市市长。
正当谢育才全身心投入到汕头城市接管和经济建设工作时，又出事了。
夫妻俩在狱中丢下的孩子谢继强当年被特务头子庄祖方收养。解放前夕，庄一家带着孩子逃到香港。
解放初，广州市公安局进行策反，与庄祖方建立了联系。庄表示，如谢育才想要回孩子，他愿意送还。
谢育才夫妇喜出望外，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同意，孩子终于回到他们身边。
但因“孩子回归”一事，时隔不久，上级党组织再次审查谢育才，发现他当年离开集中营时，在“死结”、“密结”上签名而没有向组织交代。
事实上，所谓“死结”、“密结”，只是进出监狱必须要办的手续而已。但是，组织怀疑他是假越狱，是受敌特之意而潜伏下来的。
谢育才由此再次被“开除党籍”。
1957年谢育才重新入党，调任海南农垦局局长。
“文革”期间，谢育才再次被开除党籍，并被定为“叛徒”。
“文革”刚刚结束一年，他便郁郁而终，没能等到身份清白的那一天。但在生命即将结束前，他再次向党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