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5章风云突变
关于这一段历史，封天宇在广州的时候就听何书记说过。所以他一看余汉谋的态度，遂放弃依靠余汉谋的想法，独自跑到油山地区，依靠当地党组织去了。
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南委机关及所辖江西、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和几个主要交通站相继遭受严重破坏。
史称“南委事件”。
这是国民党继“皖南事变”之后在华南地区制造的又一起严重反共事件。
1939年到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逆流:镇压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解散抗日进步团体，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党组织，捕杀共产党员、爱国青年及进步人士。
为了坚持抗战，预防突然事变，巩固党的组织，保护党的干部，积蓄革命力量，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采取长期埋伏和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
1940年5月，毛主席进一步指示国统区的党组织必须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强调所属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从思想、工作、方法和组织上实行转变，从过去轰轰烈烈的群众救亡运动，转变为“隐蔽精干，积蓄力量”。
为了便于领导各地党组织和安全起见，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拟在广东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作为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对华南各地党组织实行分区领导，使地下党的工作同南方局领导的公开工作分开。
经中央书记处同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于1941年春成立（简称“南委”），代表南方局领导广东、江西、广西、福建、香港、澳门等地党的工作。
南委机关设在广东省大埔县境内，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南委成立初期兼组织部部长），组织部部长郭潜（原江西省委书记，南委成立初期为组织部副部长，后为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涂振农，委员王涛（兼闽西特委书记），秘书长姚铎。
南委在广东省曲江县设立交通站，在福建省平和县设立电台，负责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委下属各地党组织保持联系。
广东省分设粤北省委（李大林任书记）、粤南省委（梁广任书记）。1941年春，粤北省委迁至韶关市五里亭。
1941年冬，江西省会南昌被日军占领，南昌以南的吉安等地仍由国民党控制。
国民党特务发现来往旅客中有两个年轻妇女，既不像商人也不像百姓，经叛徒指认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人员。
于是，国民党特务夜间在客店对二人进行突击。中统特工说:国共合作抗日，凡是共产党人必须拥护政府，你们这样的秘密活动违法。
这种说词，使得这两个妇女感到茫然。后禁不住特务们诱惑，就同意合作了。
这两位秘密交通员自以为她们的行为无碍大局，国共合作嘛，一切都为了抗日呀！
结果，顺藤摸瓜，中统捕获中共赣西南特委17人，而且更为可怕的是，一切都在合乎情理中，没有惊动任何人。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民党尚未发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十分重视这个线索，立即派中统大特务徐锡根到吉安就地指挥。
徐锡根1是中共叛徒，当过共产党的中央常委，又在特科工作过，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此人十分了解中共秘密工作情况。
徐锡根先说服特委宣传部长老杨合作，又诱捕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李照贤也答应合作，还交出秘密文件，提供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委的地址。
因为进入省委所在地洋溪山，必须由一个老交通“老铁拐“带路。而这个“老铁拐”是一个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
但是中统将他的幼子捕获，遂利用他疼爱幼子的心理，说服其合作。
三擒三纵，老铁拐矢志不移，仍心向共产党。中统心生一计，又让老杨、李照贤与老铁拐三人签字宣誓，合影存照。
这样老铁拐才不得不带李照贤上山，老铁拐在路上还建议李照贤向组织坦白。
还是李照贤说服老铁拐，不如为国民党工作。现在国共合作了，大家齐集在一起，不都是为了抗日嘛！
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动摇。
1942年1月，李照贤诱骗省委负责人谢育才、骆其鼎下山探望妻子，中统立即对二人实施围捕、突击审查。
面对临产的妻子，谢育才勉强具结文书，骆其鼎表示可以带路去南方局。中统决心利用这个关系进入南方局。
可是骆其鼎夫妇使用的却是缓兵之计。他们佯装归顺，却瞅准机会，乘夜暗逃脱了。
中统估计骆其鼎不敢回省委报告，就继续设计，利用老铁拐将省委机关40多人分批诱骗下山，而由中统谎称统战关系予以接待。
山上的省委秘密电台，报务员是一对夫妇，因为生孩子不得不下山，被就势安排到特务机关居住。中统派了一个女特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产妇，积累感情，待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公开突击。
依照这个巧妙方法，中统对落入网中的地下共产党员逐个招安，将中共赣西南特委连锅端。特委书记黄路平叛变之后还帮助中统设计，控制特委下面的各县党组织。
因为中共江西省委设在人迹稀少山路崎岖的洋溪山中，沿途设有秘密报警的机关。劈开大毛竹，用筷子撑住，连接筷子的绳子又拦在路上。
外人若经过绊到绳子就会拉掉筷子，毛竹合并就会发出响声，一竹带动一路，响声就会逐步传到省委驻地。
这样严密的防卫措施，却防不了叛徒。中统精心策划，由叛徒出面说服，逐步争取省委负责人和警卫人员叛变，就连延安派来的报务人员和译电员也投降了。
1942年间，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都被破坏，两千多党员被捕，两千多农村党员被管训。而远在广东的中共上级机关“南委“却毫不知情！
中统又设计向上发展，企图进而破坏中共在南方的所有组织，直至渗入延安中央。
某天，中统控制的中共江西省委电台突然呼叫南委电台，谎称电台刚刚修复。同时，他们还要延安电台的呼号和波长。
南委是中共南方局下属机构，负责领导东南、华南地区。南委虽然没有察觉江西省委被破坏，但对于江西电台中断联系三四个月己有所警惕。
接到江西电台呼叫后，南委书记方方派组织部长郭潜去江西检查，并给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发出明文隐语的联络信件。
明文隐语的联络信件只有当事者才知晓内中详情，中统得到这封联络信件之后，决心诱捕郭潜。因此向谢育才索取信件内容，并询问南委驻地。
谢育才不想出卖组织，见南委危急，他和妻子扔下婴儿跳窗逃走。
谢育才此举，打乱了中统的计划。中统见不能再采取长期渗透的做法，立即派人抢在谢育才之前行动。
他们密捕了郭潜。
1942年5月26日，南委书记方方得知谢育才报来的情况，发报给己在曲江的郭潜，告知取消与江西省委的联系。
然而，中统也到了曲江，郭潜接电后未来得及译电就被捕，当晚即叛变，第二天带领特务抓捕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
此等情形为方方所知，方方立即电告南方局。
周恩来见到电报脸色剧变，连说“糟糕”。沉思片刻，立即布置童小鹏给南委发报，要正在南委驻地曲江的廖承志即到重庆，或是住到母亲何香凝处。
廖承志乃国民党左派前辈廖仲恺之子。他是共产党驻香港代表，彼时正在粤北。
但是南委没能联系到廖承志，5月30日，廖承志被捕；6月6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和粤北省委重要干部20多人被捕，县级干部40多人被捕。
1942年6月8日，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立即布置南委负责同志分散隐蔽，断绝公开关系。可是，南委电台已被叛徒出卖，没能收到重庆呼叫。
南委的重要干部被捕，南方局与南委的无线电联络又断绝，周恩来心急如焚。
中统又派出十几个秘密武装人员，到南委秘密机关东江大埔抓捕南委书记方方。
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发现特务立即鸣锣报警，上千群众涌来包围特务，掩护方方等人逃脱。
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小肠疝气复发，6月下旬入院动手术。
毛主席从延安来电，要求周恩来静养。周恩来在医院还不停打听南委消息，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命令一律不准向周恩来谈工作。
7月10日周恩来的父亲因病逝世，董必武与邓颖超研究之后，决定暂时瞒着周恩来。
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得知父亲已去世三日，痛哭不已。
哀痛之中的周恩来立即布置南委: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等待中央决定。
破获中共在南方三省江西、广东、广西的地下组织，徐恩曾十分得意:“这是我和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战斗中的惟一胜利。也是我的全部战斗纪录中经过时间最长，技术上最为成功的胜利。”
周恩来惨淡经营，1942年底重新组织广东临时省委，1944年恢复各地组织活动。日军为打通粤汉线发动的豫湘桂战役时，中共在南方的地下组织又发动群众抗击，发挥了重大作用。
封天宇的豹子突击队配有电台，南委事件发生后，何翠姑担心其安全，及时向封天宇通报了此事，并命令豹子突击队停止训练立归队。
由于江西省的整个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何翠姑担心油山地区也不另外。却没想到，她的担心是多余的，李绍沧和郭洪俦是老地下工作者，他们一直暗中潜伏决不暴露。
由于粤南省委是在敌占区，中统的魔爪暂时还无法伸进去。但南委事件发生后，却给粤南省委敲响了警钟，何翠姑他们的斗争更加隐蔽了。
何翠姑将豹子突击队撤回，不仅仅是因为担心其安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保和堂和黄金通道是否安全。
自从林欣儿担任保和堂总裁后，保和堂的整个产业都成了共产党的党产，不仅是保和堂，与保和堂相关的企事业，都成了为党募集资金的经济来源。
何翠姑担心由于“南委事件”致使保和堂受牵连，担心身在南昌的韩香云的安全。所以她迫切需要封天宇去南昌走一趟。
接到何翠姑的电报，封天宇即安排向小飞带着豹子突击队撤回广州。他自己则带着乔立成和小亭子赶往南昌。
南委事件发生的地方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而南昌已经沦为日占区。当然，判断韩香云是否安全，不在于她是在什么地方，而在于她的上下线是否出现问题。
如果说韩香云与江西省委有联系的话，那她就一定处于危险之中。反之，如果江西省委并不知道保和堂的事，则韩香云是安全的。
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封天宇火烧火燎往南昌赶。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注1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5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候补常委。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因苏兆征病逝等原因，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政治局常委进行调整，由向忠发、周恩来、项英、杨殷、彭湃、蔡和森组成。六届二中全会上，政治局人员基本没有变动。
到六届三中全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已经有一些人牺牲。这其中就包括杨殷和彭湃。
鉴于中央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牺牲，六届三中全会进行了补选，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和徐锡根3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仍为向忠发，周恩来则为实际负责人。
作为中央政治局的三名常委之一的徐锡根生于1903年，江苏无锡人，是中共早期江苏和上海地区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1932年9月，徐锡根在上海被捕，旋即叛变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委员兼高干会主席，并兼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务室主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特种工作委员会主任与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
徐锡根的变节，对我党危害极大。
1940年，徐锡根任江西省政府特工委主任时，与另一名中共叛徒庄祖方一起制造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皖南事变”——中共南方工委被敌人破获。除南方工委书记方方侥幸逃脱外，其余领导基本上一网打尽，包括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后叛变，解放后被处决）、组织部长郭潜（后叛变，解放后逃到台湾）等。
廖承志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和叶挺一起被释放（用于交换上党战役中被俘的马法五两人），而张文彬等人则惨死敌手。
这一不幸事件破坏面之广，被捕人数之多，在我党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地下党组织损失极为惨重。仅江西省就有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被破坏，2000多名党员被捕。
可耻的叛徒徐锡根呢？1948年9月任江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3月又去职，其下落至今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