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6章延安整风运动②
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同时展开，巩固了党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日寇已呈颓势，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不断增强。
毛主席仍保持清醒，担心骄傲懈怠情绪会在党内滋蔓。
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毛主席十分赞赏，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看待，指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单行本。
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
“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七大的筹备会，断续开了11个月。
1945年4月20日闭幕当天，在反复讨论、酝酿和修改的基础上，全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对抗战之前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结论，重点分析了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上的表现及其社会根源。
《决议》宣布:“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延安整风运动至此顺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历时三年多，规模空前，部署周密，特点鲜明，富于创新，开创了在党内开展大规模集中教育的先例，独创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在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通过整风学习，妥善解决了党内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来了一次大扫除，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使全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了团结和统一，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
延安整风运动也有失误。为纯洁队伍，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审查，但对国民党特务的渗入作了过度估计。
不久，胡宗南试图进攻边区。延安在备战声中加紧审干反奸。
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作题为《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
结果，延安地区在十多天里就清查出1400多个“特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
这一教训说明，“左”的倾向在党内影响很深，对“左”倾错误的防范和斗争是长期性的，远非一次整风运动就能一劳永逸。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于1941年5月，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为标志，至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整风运动宣告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用整风方式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成功范例，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源头活水，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人格魅力。
延安整风运动给中国革命的启迪:
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与当时我们党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密切相关。
此前，在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
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面抗战爆发前，党已经有了多次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革命遭受巨大曲折的主要原因在于党还处于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
就全党来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认识还很肤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发生右的或“左”的错误。
自遵义会议以后，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然而，还没有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党的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增加了70多万新党员。这些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党组织还来不及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
会后，党内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但是主观主义影响依然很大，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威胁。
1941年春天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从3月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连续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
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革命的危机并没有过去，不经历一场系统的、深刻的、全面的整风运动，不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错误路线问题，中国革命就没有光明的未来。
在经过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近一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后，从1942年2月至1943年9月，整风运动在全党推开，着重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清理错误的思想方法和作风。
之后，从1943年9月至1945年4月，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形成思想共识。
延安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树立马克思主义作风为主要内容。
而鉴于深重的思想之弊和惨痛的实践教训，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成为开展整风运动的关键。
整风运动开展后，毛主席就紧紧抓住思想方法和作风问题不放。他在给中央研究组同志的信中指出:
学习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破除错误的思想方法，畅行正确的思想作风，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这个词，并非毛主席首创，但把“实事求是”上升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则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毛主席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不能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革命实践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
只有从客观实际中概括出而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才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成为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
毛主席强调，调查研究就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调查研究局，毛主席亲自担任局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许多领导带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成果丰硕，为党中央制定各项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党具有旺盛创造力的关键所在，更是我们党保持强大战斗力的根源所在。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主席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养成，强调必须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1942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收到了一封署名“罗李王”的群众来信，对报纸提出尖锐批评。
来信指出:“把贵报各版读过之后，总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即是立论空泛，和我们建设边区的实际工作似乎相距太远了些。”
这个时候的《解放日报》，“高大上”的国际新闻是主角。第一版刊登的是世界要闻，第二版国际版是西方各个通讯社的通讯电，第三版国内版以国民党区为主，而第四版下半部是文艺副刊。只有第四版的上半部边区版有一些反映陕甘宁边区的新闻。
即便如《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相关消息，也只分别发表在第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其中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在版面中只有300字。
当时，延安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而初创的《解放日报》在语言文字上，文白夹杂，晦涩难懂，边区群众对一些内容诸如“赫尔国务卿政躬违和，迄今未愈，虽已消假视事……”等一些内容根本不知所云。
《解放日报》出现的这些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犯了“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毛病。
这种情况在一些部门表现的也十分突出。
整风前的文艺工作者搞起了所谓“正规化”、“专门化”，大讲国外文艺理论。
音乐会上，有人从头至尾唱“啊……”，不看对象唱美声，好心的老乡疑是“打摆子”了，赶忙端来热姜汤。
过去露天排戏，老乡边看边议论，帮助提高，此时关门排“大戏”，群众隔墙扔石头。
延安老百姓还编了顺口溜批评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倾向: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解（害）不下”1，等等。
针对《解放日报》等脱离群众的倾向，1942年3月，毛主席亲自推动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
在改版的第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提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在延安整风即将结束的时候，刘少奇再次指出:“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并强调群众路线就是要在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
可见，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贯穿于延安整风全过程。可以说，没有紧密联系群众，不坚持走群众路线，就没有延安整风的完全胜利。
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明确强调，贯彻群众路线的基本前提是群众观点的确立。
1943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边区群众工作的指示》中提道:“关于群众观点的问题。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专为群众谋利益的，除开了群众的利益没有别的利益。同时共产党也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
刘少奇说:“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既包括群众观点，又包括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延安整风运动采取了上下结合、领导蹲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等一整套有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总结这些工作方法，1943年6月，毛主席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领导方法。
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
正是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个今天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观点，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个观点的提出和阐发，表明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实践的直接参与者和直接感受者，群众对于检验真理正确与否最有发言权。
毛主席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强调:“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判断领导意见的正确与否，必须在“群众行动中考验”。
后来，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原则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得到系统建构与充分实践。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成为当时响亮的口号，造就了鱼水之情般的党群干群关系。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对时任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习仲勋作了一份组织鉴定。
鉴定写道:“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做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
习仲勋关心群众，群众也深深地热爱着习仲勋。
还是那份鉴定上写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在一个夏天，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
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的形象，正是当时党群关系的生动写照。
曾经到访过延安的斯诺回忆说，他在红军营地发现:“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所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
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者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中，同志之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
朱德告诉斯诺:“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
1942年12月，一位分区司令员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提到自己被边区的一个老乡提了意见，受批评了。
毛主席高兴地说道，这是天大的好事！这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不敢言，现在他敢向你一个分区司令提意见，敢批评“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从来不犯错误，而在于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觉。
正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批评和自我批评由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建设工具转化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新的工作作风”。
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手段，“批评”和“自我批评”都不是延安整风运动首次提出的。
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中首次出现了“批评”一词。“自我批评”则首次出现在1928年10月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一文中。
而我们党内最早出现“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词的权威著作，就是1937年8月毛主席撰写的《矛盾论》。
尽管“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早已有之，但是由于照搬苏联经验，由于受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前期我们党内错误思想路线影响，“过火”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批评者等种种现象的存在，本应该是治病疗伤的锐利武器变成了伤害同志、削弱组织力的工具。
延安整风运动深刻总结党的历史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经验教训，深刻结合我们党的自身实际和特点，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开创了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境界。
针对“批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毛主席指出，要“使党员明了批评的意义”，“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并由此来开展批评。
延安整风运动强调，批评要讲实事求是。整风运动中，党中央明确强调:“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一切冷嘲暗箭、污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
批评时应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不能“无知妄说”。延安整风运动强调要“发展正确的自我批评”。
毛主席说，正确的自我批评就是要“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我们工作中间一定会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确的就要承认它正确，做得不正确的就要修正”。
陈云也指出，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
党员违反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
延安整风时期，中央领导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毛主席带头作自我批评。他评价自己说:“决议（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毛主席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营造了与人为善、团结同志，同时又敢于批评、帮助同志的良好局面，有力推动了整风运动的深化。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为克服抗战中的严重困难，创造了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
它对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已经过去70多年了，7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借鉴延安整风经验，始终自觉地把党的作风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重要位置，一以贯之地推进发展，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要标本兼治，经常抓、见常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效，通过立破并举、扶正祛邪，不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努力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注1这是一句方言，意思是什么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