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5章延安整风运动①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不过，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尚未完全树立起来，以教条主义为主要形态的主观主义仍有不小影响，且有重新滋蔓之势。
而其时的主要代表依旧是王明。
1937年11月29日，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六年的王明乘苏联专机抵达延安。
毛主席亲自冒雪到机场迎接，兴奋得将帽子抛向空中，口呼“乌拉”，并在致词时称王明“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
不过，毛泽东等很快就失望了。王明因背景特殊，在延安颇受追崇，四处作报告。
他熟悉马列经典，演讲时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在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形下，王明唬住了不少干部和进步青年，被视为“马列主义理论家”。
当时延安有个较为流行的说法，叫“王明的理论，博古的口才，毛泽东的实践”。
其实，王明缺乏在国内的实际工作经验，讲得很空洞。
不久，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
王明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强调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矛头直接针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坚决反对投降主义的主张。
由于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少与会者表示附和，就统战工作做了自我批评。
事实上，苏联当时担心自己两面受敌（德、日），希望中国战场能拖住日本，故唯恐国共合作破裂。
但如果中共放弃斗争，一味对国民党妥协迁就，就会沦为国民党的附庸，其反制作用和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就会落空，也就很难出现和维持全面抗战的局面。
后来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稍后又制造了“南委事件”，血的事实证明王明是错的。
除意见对立外，王明还有宗派主义毛病，闹独立性，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有心争当领袖。
因此，王明的回国反而给党的工作造成干扰和混乱。
好在有毛泽东等人的坚持，好在共产国际在了解情况后，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党的领袖，并由王稼祥回国传达了这一指示，这才使中共稳住阵脚。
1938年9月末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认识上达成一致，及时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困扰。
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这就抓住了要害:党内反复出现、带来严重危害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其共同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即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或书本出发，或照搬外国经验。
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强调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表示，希望这次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他说:“在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然而，1940年1月毛主席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王明随即将他1931年撰写、集中反映其“左”倾错误路线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
他在自序中表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
这释放了两个信号:一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排斥毛泽东所讲但老祖宗和共产国际没有说过的“新话”；二是有意掩盖“左”倾错误使党蒙受严重失败的历史，为自己辩白。
这使毛泽东愈发意识到清除党内主观主义影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很显然，不解决思想作风、思想路线问题，全党就很难真正实现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也就无法有效应对日趋严峻复杂的抗战局面。
但是，在路线问题上掰扯清楚并非易事:一来党在过去长期为主观主义统治，遵义会议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历史问题作结论，“左”的传统在中共党内仍有不小影响；二来王明等人自称执行的是“国际路线”，而中共党内长期存在对共产国际近乎盲目崇拜的情结，人们的认识一下子不容易转过弯来。
毛主席很注意策略，从总结党史上的经验教训入手，以统一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为重点，耐心等待时机成熟。
1940年12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回顾党史，指出苏维埃后期“左”的政策是路线错误。但这没有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1941年3月、4月，毛主席着手将自己过去写的几篇农村调查报告结集出版，特意写了序和跋。
他在序言中说，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他批评了“钦差大臣”现象，指出:“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旧事重提，矛头直指王明等教条主义者。
1941年5月19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作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
明确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即整风问题，对主观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
他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都是极坏的作风。
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实事求是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即运用马恩列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毛主席强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这篇讲话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指导性文献之一。
7月和8月，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成立调查研究局，由毛泽东挂帅，开始组织具体的调研工作。
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重点讨论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
毛泽东自1940年秋开始主持编纂党的重要历史文献，此时从中挑出86件，以散页形式发给大家阅读研究。
1941年12月，这些文献汇编为《六大以来》选集本，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在延安出版，时称“党书”。
有文献作依据，党史上是否存在“左”倾路线错误以及路线斗争的是非，就一目了然了。会议因此得以顺利召开，就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基本形成共识，为延安整风运动定下基调。
不少人在会上对自己在历史上所犯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唯独王明丝毫不作自我批评，在遭到众人批评后，称病不肯到会。
他声称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是错的，要到共产国际打官司。而此时苏联正全力抗击德军的入侵，已无暇顾及中共事务。
会后，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学习组，延安及各根据地成立高级学习组，任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的决议。
于是，整风学习在高级干部中普遍开展起来，为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认为，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斗争并加以克服，需要进行全党动员。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共自抗战以来发展了70多万新党员。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了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的任务。
同年底，党员总数从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猛增到50余万人。党的组织已走出狭小圈子，党已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
但是，这些新发展的党员中，大多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
1942年2月，毛主席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1的报告，接着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进行整风动员，阐明了整风的任务、方针和意义。
这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
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5月下旬，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副之，成为领导整风运动的具体机构。
6月8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遂从延安延伸到各敌后根据地，从高级干部扩大到全党范围。
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反对主观主义放在了第一位。
毛主席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他分析说，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现在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
这个道理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马恩列斯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指出，这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其残余在党内依然存在，首先就是违背民主集中制，为个人利益、局部利益闹独立性；再就是山头主义、闹各种不团结。
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同时处理好与非党人员的关系，铲除宗派主义残余，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关于党八股，毛主席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
他列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诸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等，号召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关于整风运动的意义，毛主席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2整风的具体方法，主要是学习整风文件，按照整顿三风的要求，对照检查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情况，进行自我批评或相互批评，提出努力方向。
对犯过错误的人，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批评教育。
毛主席说，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只要他不讳疾忌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中共中央共把22个文件列为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包括中央相关文件，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以及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相关论述。
而以毛泽东著述最多，计6篇，排序也在前面。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毛泽东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已在全党确立下来。
在延安，机关停止一些不紧要的工作，学校停止一些课程，将学文件作为中心工作来抓。
按照规定，对文件先浏览后精读，要写笔记，开讨论会，还要进行考试。
中央党校的4道考题事先由毛泽东审定，第一道考题是: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
写笔记是硬性要求，内容以自我反省、解剖思想为主，须接受单位的抽查。
女作家丁玲写有两本学习笔记，分别冠名《脱胎换骨》和《革面洗心》。《解放日报》还陆续刊发一些反省文章，起了示范和动员作用。
文艺界人士是延安令人瞩目的一个群体，大多来自上海等大城市，有爱国热情，思想活跃，多才多艺，但与延安的政治环境融合得不够紧。
1942年5月，延安召开了为期21天的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发表讲话并作总结，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指出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是为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
会后，延安文艺界切实整风，深入基层，创作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便是其一。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3。
这从组织上确认了毛泽东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既成事实，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为中共放开手脚地解决党内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便利。
国民党却以为这是一个机会，鼓噪解散中国共产党，并调重兵准备突袭陕甘宁边区。
事实再次证明王明的抗战路线是错的。中共中央沉着应对，打退了这股反共浪潮。
在上述有利背景下，整风运动进入最后阶段——在高级干部中反省和总结党的历史。
大批敌后干部也被抽调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不少人须长途跋涉，途中还得穿越日伪封锁线；有人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
同年9月7日至11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揭批王明在十年内战期间和抗战初期的路线错误；博古等人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
一些过去挨整的人对那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干部有过火行为，在毛主席干预下得到及时制止。
毛主席强调，只有弄清路线是非，全党才能真正团结；党内斗争要避免历史上的错误方法，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王明称病，始终没有参加会议。随着讨论的深入，党史上的盖子都揭开了，问题都摆出来了，大家的思想和认识大大统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注1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并删去“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等句。
注2引自《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
注3因中华苏维埃政府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己停止，故“主席”之称呼多是人们习惯使然，而此时“毛主席”的称谓才名正言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