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4章击退第二第章 三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1月20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共阴谋，抗议其暴行。
谈话要求国民党以大局为重，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
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
当《新华日报》揭露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后，周恩来立即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登在被扣稿件的位置上。
同时，周恩来领导南方局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界人士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
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
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表示不满和愤慨。
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在国际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也表示不满。
2月中旬，美国政府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
蒋介石在3月初召开的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是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继续和发展。它给抗日力量带来严重的危害。
七七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全面成熟并取得巨大成功，毛主席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的三大法宝著名论断。
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边区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坚持和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人民革命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壮大。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1年1月6日，叶挺、项英奉命率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8万多人的突然袭击。
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中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等遇害。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要把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皖南事变严重影响了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冷静而坚定地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原则，实行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
在采取措施坚决揭露和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和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同时，以抗日大局为重，公开宣布抗战、团结的方针不变，在军事上保持克制未予报复。
中国共产党这种坚定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态度，赢得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等在重庆广泛地同社会各界接触，并组织力量向各界人士宣传、散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
各界人士反应强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进步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痛陈大敌当前，当共御外侮。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职教社、美洲洪门致公党等各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纷纷表示不满和愤慨。
周恩来两次前往冯玉祥府上，讲述皖南事变经过，谈论时局问题，表示对国民政府的失望。
冯玉祥听后受到很大震动。国民党内许多人士对政府发动皖南事变表示忧虑和愤慨，认为此事做得过火。
陈嘉庚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抗战。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一些人物，对国民党解散新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也感到恐慌，认为是解决地方势力的先声，深感自身朝夕不保。
南方局还努力使国际社会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争取他们的支持。
苏联驻华大使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与周恩来秘密会见后向蒋介石声明: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英国政府也照会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
围绕皖南事变，共产党反击之坚决，国内外反应之强烈，出乎肇事者的预料。
国民党当局把自己置于政治上空前孤立的尴尬之中，迫使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没有达到打击共产党、消灭新四军的目的，反而惊醒和教育了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孤立了自己。
中国共产党相忍为国和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赢得了多方面的同情，扩大了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在全国的政治地位。
经过这场斗争，国共关系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党与中间党派的合作关系得到加强，并对中间党派政治走向的发展、演变、重组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1943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国民党继续采取避战观战的态度和限共反共政策。
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利用这一时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准备“闪击”延安。
7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挑衅。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制造反共舆论和进行武装挑衅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发动宣传战进行政治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的大规模进攻。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蒋介石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来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
中国共产党陆续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况》等文件，用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坚持抗战的主力。
按照中央的要求，一些重要文章被印成中英文小册子，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外人士中散发，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纷纷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运动。陕甘宁边区的警卫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进攻。
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支持。美国和英国政府认为，如果这时中国发生反共内战，只会使日本得到好处，苏、美、英大使也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
蒋介石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7月11日，蒋介石、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并撤回其部队。
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制止了。
下面是毛主席为中共中央在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作的总结性指示:
第二次反共高潮，正如三月十八日中央的指示所说，是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局面。
在这个新环境中所增加的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涨，苏日的中立条约1，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再加上最近日本准备新的对华大举进攻。
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并继续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起见，研究和学习我党在英勇地胜利地反对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
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
上次反共高潮2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二）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
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5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
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
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三）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
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
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4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四）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
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
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
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
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
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
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
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5，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五）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这些同志在皖南事变后，从其“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估计出发，似乎感觉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的原则指示，已不适用，或不大适用了。
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像过去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
党的正确的政策，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至少是暂时地模糊起来了。
（六）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
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
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七）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
他们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即使是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对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必须采取坚决的打倒政策外，对其余的分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政策。
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
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八）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
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
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
有些人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注1指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的中立条约。
注2指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注3这是宋朝的著名学者、理学家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所说的话。
注4参见《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的题解。
注5毛主席这个说法，是指领导革命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和反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都只占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