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5章延安大生产运动③
陕甘宁地区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区，所以人民群众的大生产运动首先以发展农业为重，在农村就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依靠农民支持革命战争。
而当时边区的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有些还受着地租的剥削。
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把群众组织起来”，即组织农民实行生产劳动互助。
因此，1942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要求边区各县大力开展互助合作，促进农业生产。
毛主席1943年11月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也作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用协作互助的劳动方式开展生产建设。
边区各地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变工队和扎工队等劳动互助组织。
这种互助组织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旧社会“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但“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却“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当时边区农村中涌现出许多模范互助组织。如淳耀县白源村变工队，他们把三个自然村72家户农户的全部人力、畜力都组织起来，在全年各种生产活动上实行互助合作。
他们按不同季节和农活，分为若干搭工组，各组既独立劳动，又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不同人员的积极性和劳动能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这个变工队代表了当时边区农村劳动互助合作发展的新方向。
安塞县马家沟变工队，把全村14户15个全劳动力、10犋牛、10头驴组织为四个组，全年变工，没有牲畜的农户用人工变牛工。
延安县吴家枣圆变工队则组织全村22个劳动力主要进行开荒活动，同时又按劳动力强弱及相互关系分成3个小组，从开荒、锄草到秋收全年变工队不散。
他们为当时组织半劳动力或牛犋还有困难的农村找到了一种互助合作的好形式。
还有著名的同宜耀后殿子村的唐将班子（扎工队）。他们不仅取消包工头抽空头、扣工人工钱及高价出赁工具等一系列旧办法，而且废除了包工头压迫工人和一系列封建迷信习惯，代之以读报、教唱新秧歌、公开帐目等文化娱乐活动和民主生活。
参加这个扎工队的人数很快由10人增加到25人，差不多包括全村的所有劳动力。他们成为全边区扎工队学习的榜样。
在这些模范互助组织的影响和带动下边区各县农村的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迅速、普遍地开展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合理的调剂了农村劳动力、畜力。
因而，普遍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一般情况下，实行变工、扎工以后，可以提高生产效率30至40。
比如延安县变工开荒，每人7天可开一垧，不变工则要10天。绥德县变工锄地，每人每天可锄一垧半，不变工最多只能锄一垧。农民劳动互助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据统计，在实行变工互助的地方，1943年的粮食产量，比没有实行劳动互助的1942年普遍增长50以上。
例如，延安县吴家枣圆，1942年的产量是1415石，1943年达到25675石，增长了81。安塞县马家沟村，1942年共收粮食837石，1943年达到160石，增长了86。
边区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还积极发展了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与商业。主要是通过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学习赵占魁艰苦创业精神的“赵占魁运动”，掀起了工业生产的热潮。
这项运动的开展，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改变了他们的劳动态度。
他们更加自觉地爱护自己的工厂，积极主动地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如中央印刷厂的排字工人，由21人担任过去24人的工作。他们抓紧每一分钟时间进行生产，没有一个人把时间浪费在闲聊中，有时打来的开水都忘记喝，大家一心想的是“我的数量，我得质量”。
广大工人自觉遵守劳动纪律，不仅无故迟到早退现象大为减少，而且许多人还自动要求增加工时和义务工。
例如工艺实习厂1946年6月有54人主动增加工时549小时，7月份有68人共增加工时812小时。
各工厂的二流子工人大部分开始转变，好吃懒做被看成是耻辱，勤劳进取被是视为荣耀，爱厂如家、自觉劳动、不怕艰苦的厂风开始形成。
赵占魁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品数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节约了原材料，降低了成本，使边区工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比如难民纺织厂的产品数量逐月增加，1943年5月生产土毛布552匹，6月生产650匹，7月生产908匹，8月生产1006匹，而使用工人人数及生产工具反而比过去减少10，使用机油、肥皂等原料和出废纱等方面也大为减少，这样就使每匹毛布的成本由以往折合小米2斗9升，减少到2斗1升。新华化学厂的肥皂生产也是产量逐月增加，而成本却由过去的每100条折合小米1石2斗4升减少到9斗2升。
八路军印刷厂年度生产量平均增长30至50。中央印刷厂排字部生产率提高了30，机器部提高了59，成本显然也降低了不少。可见赵占魁运动运动中激发出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巨大的。
为了使边区大生产运动持续开展并向纵深发展，边区党政军在大生产运动中举办了举办了农业展览会、工业展览会，开展了生产竞赛、劳模运动，以及改造“二流子”运动等。
通过这些活动，涌现和树立了一批批先进集体与英雄模范人物。比如在领导干部中有受到西北局高干会议表彰的359旅旅长王震、385旅旅长王维舟、三边司令员贺晋年、保安司令员王世泰和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22位生产工作模范。
在人民群众中也涌现了张治国、郝树才、胡青山、赵占魁、武生华、冯振增、冯国玉、吴满有和马杏儿等著名英雄模范人物。
1943年冬，召开了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表彰奖励了先进。
1944年春，各县又先后召开了劳动英雄大会，除表彰奖励先进个人外，还表彰奖励了模范村、模范乡，这样不仅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而且促进了边区农村其他各项事业的开展，改变了乡村面貌。
陕甘宁地区的大生产运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自给有余。
农业方面，由于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农业生产政策，使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大提高。
耕地面积由1941年的12132169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6144万亩，比1938年更是扩大了7成。
全边区1940年改旱地为水地23558万亩，1944年水地面积达41109万亩。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41年为45586万石，1943年达1812215万石，实现了自给有余，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除粮食生产外，边区的棉花产量也一年比一年增加。
边区原来不产棉花，经过大生产运动，植棉面积迅速扩大，1941年39082万亩，1942年94405万亩，1943年150287万亩，1944年30万亩，1945年35万亩棉花产量也逐年提高，1941年100万斤(皮棉)，1942年140万斤(皮棉)，，1943年173万斤(净花)，1944年300万斤(净花)，足够边区军民穿衣之用。
在粮棉增长的同时，边区的畜牧业也有相当的发展，牛的数量从1939年的150892万头，增加到1943年哦20781万头，羊、猪等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
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边区原来的工业只有清朝时开办的一个延长油矿，经过大生产运动，到1944年则办起了11个造纸厂、2个肥皂厂、12个被服厂、8个工具厂、4个印刷厂、3个陶瓷厂、23个纺织厂等77个公营工厂，职工达12，000多人。
在公营工业发展的同时，私营工业也迅速发展。比如私营纺织厂，1938年只有5家，年产布1，260匹，1943年则发展到50家，年产布12万匹。私营造纸厂1941年40家，工人108人，年产纸张1，295令，1942年发展到48家，工人139人，年产纸张1865令。
另外，私营煤炭和盐业等也都有相当的发展。由于公私工业的发展，至1943年，边区的棉纱、布、铁、纸及其它很多日用品做到了基本自给。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与市场的活跃。边区政府曾先后成立了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南昌公司、土产公司、永昌公司等。
主要组织土产输出，换取必需品输入，以保证对军民的供应，稳定边区物价和货币。
同时，公营商业、合作商业与私人商业组成了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点，方便了军民的生产与生活。
抗战前，延安只有店铺123家，1943年即发展到473家。位于延安城南关的新市场，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被时人称为延安的“列宁格勒”。
各种性质和组织形式的运输队的成立，公路、马车路的修筑与管理，客店、骡马店的开设，大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总之，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农业、工业、商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以陕甘宁边区军民为榜样，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方针，在频繁而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一面战斗，一面生产。
1943年，仅晋绥、北岳、太行、太岳、胶东、皖中6个根据地，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部队和机关生产的粮食一般能做到二至三个月的自给，蔬菜作到全年自给，达到了中共中央要求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目的。
大生产运动，是中共中央、毛主席适应形势发展客观需要，争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战略决策，它的实行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困死”、“饿死”我抗日军民的企图，不仅克服了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基本实现了军民的“丰衣足食”，从而为争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尤其是1941年至1942年，如果我们不采取大生产运动这种特殊举措，去克服各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严重经济困难，那么我们就只能像毛泽东所说的，只有两条路可走，即要么“饿死”，要么“解散”。
这两条路无论选择那一条，我们的抗日战争都会更加艰难，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都不可能取得胜利。
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我们根据地的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包括农、工、商、运输、外贸等均了发展，这就克服了由于敌伪顽的进攻、包围和封锁所造成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
使军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使根据地有了较充足的物质储备，使八路军、新四军极其他人民武装的供给有了保证和改善，为坚持持久抗战和夺取革命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也使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了军民团结，密切了党群关系，从而进一步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准备了更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更壮大的力量支持。
在大生产运动广泛深入进行之前，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党政机关、学校、部队等的物资供给，尤其是粮食供给也主要是靠向老百姓征收公粮。
但是由于我们各根据地基本上是经济落后地区，如果脱离生产人员过多，老百姓肯定负担过重。例如陕甘宁边区，1937年脱产人员仅有14，000余人，1938年为16，000余人，1939年增加到49，686人，1940年增加为61，144余人，到1941年则高达73，117人，占到边区总人口的537。随之而来的是，老百姓公粮负担也年年加重。
1937年是13，895石，人均负担1升；1938年为15，972石人均1升2合；1939年是52，250石人均4升多；1940年为97，354石人均7升多；1941年是200，000石，人均负担1斗5升。
这样，人民群众自然会有不满情绪，1941年6月发生的“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轶闻的发生便是个证明。
可见，如果不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者的本性就很难体现，我们的党群关系、军民团结就会受到影响。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我们的机关、部队、学校等达到全部或部分自给，不仅使自己克服了困难、改善了生活，而且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税赋负担，在新的基础上赢得了他们的拥护与支持，为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胜利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经济建设的骨干人才，积累了领导经济工作的初步经验。
大生产运动实践中，涌现和树立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培养与造就出众多优秀经济工作领导干部和骨干人才。
比如仅工业经济领域就涌现出钱志道、沈鸿、华俊寿、陈振夏、李强、乐天宇、朱次复、恽子强、刘鼎、吴崇凌、王勋、林华、徐弛、赵俊、周建祥、郝希英、樊钟秀、黄海霖、陈绍力、宋廷良、姜载愉、曹金木、沈保全、吴璜、刘伟等等骨干和人才。
当时的经济工作干部和骨干人才，不但懂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而且学习和掌握了生产技术与领导经济工作的本领。
他们在大生产运动中积极参加劳动，深入基层一线，宣传动员群众，帮助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民开展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举办生产展览会等等，这不仅对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局部经济建设事业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体现而且进一步弘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得以系统形成。
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战胜困难、实现丰衣足食、兵强马壮的过程，就是继承与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民族精神的过程。
广大军民不畏困难、勇往直前，以苦为乐、甘愿奉献，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大生产运动的实践经验，又把这一精神丰富发展和弘扬光大为我党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
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民正是依靠这一伟大精神的武装与支撑，才能不断克服困难，战胜强敌，最终取得革命事业胜利的。
大生产运动不仅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而且给今天留下了有益的启示，这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既是革命战争年代克服困难，战胜强敌，争取胜利的根本法宝，也是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任何具体事物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大生产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一种历史现象，它有其发生的客观必然性，但也有具体的时代烙印。
我们今天不能因为当年大生产运动的某些具体形式和做法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的要求，就否定其开展的必然性及其巨大的历史积极作用，尤其是进而否定艰苦奋斗精神的科学价值。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当年根据地大生产是艰苦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弘扬，就以此把它看成是唯一合理的、永恒不变的艰苦奋斗精神的载体和形式。
这种认识，把艰苦奋斗精神与具体体现形式混为一谈，也是导致今天有些人只所以认为艰苦奋斗精神已经过时的理由之一。
总之，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艰苦奋斗的运作条件和体现形式是自然而然地要发展和变化的，但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实质和内在品质则是永恒和不变的。
今天，提起“艰苦奋斗”这四个字眼，有些人就不以为然，理由无非说，它是革命战争或社会贫困时期特定的产物，是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
其实，这是把艰苦奋斗的涵义和精神实质简单化和庸俗化了。我们讲艰苦奋斗，并不是让人们去做清教徒，去当“苦行僧”，也不是要求大家简单地重复过去“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做法。
“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使人民群众过好生活，共产党人本身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有着“七情六欲”。
我们从不反对，也不拒绝，相反我们还提倡和保护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和物质享受。
我们反对的只是不顾客观实际、不顾群众疾苦，无节制、无限度地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反对的只是那种只知躺在安乐窝里享受而不思进取，不求贡献的精神状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艰苦奋斗的内涵和实质，不仅仅表现在物质生活和消费领域中的勤俭节约和量入为出，（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这个层面，中国今天也还没发展到我们可以不需要勤俭节约和量入为出的地步，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精神动力、人生追求和行为作风。
作为世界观的艰苦奋斗揭示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哲理，体现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