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4章延安大生产运动②
在生产劳动中，广大师生表现出了无限的劳动热忱和极大的创造精神。
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师生，于1939年3月20日至4月25掀起一次突击生产高潮。在一个多月的开荒春播劳动中，从校首长到教职员工，从行政管理人员到炊事员、勤务员，男女老少荷镢扛锹向荒山野岭进军。
有的大队干脆在山上安营扎寨，边开荒边上课。许多干部白天生产，夜晚办公。
有些红军老干部负过伤，身有残疾，仍然带头劳动，作出表率。
很多知识分子过去从没握过锄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也都争先恐后的挥镢扬锹，手上打了血泡，脚板被镢锹砸伤，仍然咬牙坚持劳动。
女学员个个好强，不惜起早贪黑，也要补上头天没干完的活。替换炊事员的女学员，送开水上山，肩膀压肿了，就用手套、破棉絮，甚至绣花枕头垫在肩上。
一些有技术的同志，白天开荒，晚上还加班制作和修理工具。劳动热情十分感人。
毛主席称赞说:目前讲起来，延安生产运动搞得好，第一是抗大。
1943年，抗大总校返回陕北后，就投身到大生产运动中。
由于绥德、米脂一带人口比较稠密，抗大就本着不与民争利的方针，一是把学员拉到偏远的山沟开荒种地。二是打“麻雀战”，在驻地周围五里之内到处寻找零星土地，大的几方丈，小的几方尺，三棵白菜，两棵南瓜，见缝插针。
这样做，既圆满完成了生产任务，又密切了军民关系。
延安大学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推动了生产劳动活动迅速开展。
他们在开荒比赛中，不仅提出快、深、细的标准，要求做到一镢下去8寸深，草根翻身不打埋伏，土块均匀平整。
而且要求参赛者在开荒中，应主动补空子，挖道去石头，帮助别人。即便条件如此严格，可同学们仍踊跃参加，争先恐后，手打血泡也从不叫苦，创造出一天开荒1亩2分的高记录。
在开荒同学的影响和带动下，延大从事其他行业生产劳动的学生们也不甘落后，纷纷出主意、想办法，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出色地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
1943年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们的生产热情甚为高涨。文学部教师何其芳等同志自愿超过免除一半劳动任务的规定，订出了完成200的生产计划。
戏剧部组织的木工小组制造出纺车10多架。美术部木工小组向农业小组挑战，要完成原定任务的300。美术系女同志组织的“马杏儿织毛小组”成立后，有两个“马丕恩小组”向其应战。制牙刷小组4个月内制出500只牙刷。做鞋小组4个月出鞋300双。织布小组提出“不浪费一寸线”的口号。
个人生产方面也样样俱全，应有尽有，诸如修理口琴、钟表、削竹针、焊壶、磨剪刀、裁制衣服等等。
延安广大师生的辛勤劳动，结出了丰硕之果实。鲁艺1939年开荒地433亩，1940年开荒地616亩，实现蔬菜完全自给。
延大1943年开荒地700亩，收获粮食50石，值3，2500元。收获各种蔬菜42，4100斤，不但实现了全年自给任务，而且超额8000斤。
工商等行业也都盈得不少利润，补充和资助了学校的各项费用支出。抗大总、分校1944年共开荒地近2万亩，其中，在“豹子川”的第七分校就开荒山地10，777亩，水稻田324亩，收获粮食5，650石，足供全校师生半年口粮。
各单位还开豆腐坊、缝衣厂、酒精厂、铁木工厂、印刷厂、商店货栈，挖小煤井等。
全校养猪1，300多头，羊1，100余只，牛100多头。其中第一大队第六队达到了4人1头猪，3人1只羊，10人1头牛，人均1只鸡，真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同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还在生产劳动中磨练了意志，砺炼了生命，由一般的追求光明和进步，情感脆弱、身体虚弱的爱国者，变成了意志坚强、身体健壮、不畏任何困难的无产阶级英勇战士和革命的脊梁。
大生产运动中，边区留守部队的指战员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屯田”号召，提出“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战斗口号。
他们分别到南泥湾、槐树庄、张村驿、大风川、小风川、豹子湾等地军垦屯田，一面开荒生产，一面保卫边区。
其中尤其是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的生产自给搞得最好，为边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旗帜。
359旅原在晋西北抗日前线，为了增强边区的防御力量，保卫中共中央，1939年10月，中央军委把其调回陕北。
适值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兴起之际，朱德总司令为给部队选择一个理想的“屯田”及防务区，两次专门赴南泥湾勘探考察，在有了肯定的结论之后，征求359旅王震旅长的意见时说:“现有一片肥土，就是南泥湾一带，你们要不要？不过开垦起来难度较大。”
王震当即表示:“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能战胜它！”
南泥湾，方圆约100平方公里，地处延安东南90华里的黄龙山，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是延安的南大门。
这里不仅军事地位重要，是保卫延安的南大门，而且地广人稀，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是一个极好的屯田区域。
于是1941年3月，359旅的指战员们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雄心壮志，唱着“开荒好似上火前，要使陕北出江南”的战歌，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
初进南泥湾的战士们面对的是乱木杂草丛生，山禽野兽成群的荒凉世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提出“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战斗口号，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去克服所有困难。
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起窝棚、挖窑洞，甚至露宿野外。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打猎来解决。
开荒没有工具，就收集废铜烂铁、自己制造。夏天没有衣服，就光着肩膀开荒干活。冬天被褥单薄，就砍柴烧炭御寒取暖。学习没有纸，就用桦树皮代替。没有肥皂，就用皂角和草木灰洗衣服。
359旅的将士们不仅战胜了上述各种困难，而且一开始就抓住开荒生产这个中心不放。从旅到团都制定了生产计划，规定了生产任务，上至旅长，下到马、伙夫，都编入生产小组，创办了“新中国”的大农场。
王震旅长身先士卒，和战士一起开荒，双手打满血泡。718团团长陈宗尧把团部搬到山顶上，架上电话，白天劳动，晚上办公。
一次他患了重病。大家劝他下山休息，他却说:“不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开荒任务，我宁死也不离开山头”。
政委左齐在抗日战场上失去了双臂，不能拿镢头，就给战士做饭，烧开水，并挑送上山。
在干部的带动下，全旅出现了感人的忘我劳动场面。天未亮，许多战士就上山开荒，天漆黑了，还不肯收工下山。
领导不得不定出中外罕见的劳动纪律，即“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
在一次有175名突击手参加的开发荒竞赛中，718团的班长李位，创造了日开荒3亩6分7厘的记录。不久，719团的刘顺义又以4亩1分的记录超过李位，而尹光普又以四4亩2分8的成绩超过了刘顺义。
在指战员们的艰苦奋斗下，1941年，全旅就开荒11，000多亩，每人平均种植粮食蔬菜6亩。
1942年，广大指战员们总结了前一年生产的经验教训，置备了足够的农具，开荒25，000，种粮食20，000，开垦水田，试种水稻获得成功，种菜5，000。
此外还种植了旱烟、胡麻等经济作物，做到了粮食自给3个月和蔬菜全部自给，也解决了战士打草鞋用的麻和吸烟的需要。
战士们还利用当地草木旺盛的条件，各单位分工养牛、羊、鸡、鸭、猪、兔等家畜家禽，保证了每人每月吃3斤肉。
他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挖出一排排窑洞，建起一幢幢新房，兴建纺织、木工、造纸、制鞋、肥皂等工厂，开办盐井、炭井、磨坊、油坊、骡马店等。
原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359旅战士们一年多的建设面貌焕然一新。
1942年7月，朱德总司令邀请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看到南泥湾的巨大变化，兴奋地赋诗《游南泥湾》。
他写道:“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薰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1943年至1944年，359旅的战士们再接再厉，掀起更大规模的生产浪潮，从临镇到九龙泉，长50余公里，宽10多公里的地区，满山遍野都是开荒种地的人群。
这年全旅种植面积达100，000亩，收获细粮12，000石、洋芋，南瓜等折和粮食（3斤折粮1斤）3，000石，共15，000石；蔬菜收获590多万斤，粮食蔬菜完全做到自给。
全旅共养猪4，200多头，牛820余头，羊7，800余只，达到王震旅长提出的“二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指标”。
1944年，开荒种地260，000多亩，产粮35，000石，收棉花5，000斤，实现了年初给每人下达的生产粮食6石1斗，一人一只羊，二人一头猪，十人一头牛的计划。
全旅吃穿用完全自给自足，不但不要政府一分钱、一粒粮、一寸布，反而每年向政府交纳公粮10，000石。可以说达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使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1943年10月，毛主席和彭德怀视察南泥湾，他们走遍了陶宝峪、杨湾和九龙泉等地。
毛主席看到359旅指战员个个红光满面，看到他们种的庄稼长得好，风趣地对战士们讲:“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
还说:“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
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制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
总之，359旅开发南泥湾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们生产自给的成绩受到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高度肯定和评价。
1942年边区高干会议奖给359旅一面写着“发展经济的前锋”的锦旗。毛主席亲笔为359旅四位干部题词。
1943年12月16日，朱德总司令在边区劳动大会上也肯定了他们在大生产运动的重大成绩。在359旅南泥湾大生产这面旗帜的鼓舞下，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对党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陕甘宁地区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区，所以人民群众的大生产运动首先以发展农业为重，在农村就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依靠农民支持革命战争。
而当时边区的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有些还受着地租的剥削。
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把群众组织起来”，即组织农民实行生产劳动互助。
因此，1942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要求边区各县大力开展互助合作，促进农业生产。
毛主席1943年11月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也作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用协作互助的劳动方式开展生产建设。
边区各地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变工队和扎工队等劳动互助组织。
这种互助组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旧社会“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但“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却“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当时边区农村中涌现出许多模范互助组织。如淳耀县白源村变工队，他们把三个自然村72家户农户的全部人力、畜力都组织起来，在全年各种生产活动上实行互助合作。
他们按不同季节和农活，分为若干搭工组，各组既独立劳动，又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不同人员的积极性和劳动能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这个变工队代表了当时边区农村劳动互助合作发展的新方向。
安塞县马家沟变工队，把全村14户15个全劳动力、10犋牛、10头驴组织为四个组，全年变工，没有牲畜的农户用人工变牛工。
延安县吴家枣园变工队则组织全村22个劳动力主要进行开荒活动，同时又按劳动力强弱及相互关系分成3个小组，从开荒、锄草到秋收全年变工队不散。
他们为当时组织半劳动力或牛犋还有困难的农村找到了一种互助合作的好形式。
还有著名的同宜耀后殿子村的唐将班子（扎工队）。他们不仅取消包工头抽空头、扣工人工钱及高价出赁工具等一系列旧办法，而且废除了包工头压迫工人和一系列封建迷信习惯，代之以读报、教唱新秧歌、公开帐目等文化娱乐活动和民主生活。
参加这个扎工队的人数很快由10人增加到25人，差不多包括全村的所有劳动力。他们成为全边区扎工队学习的榜样。
在这些模范互助组织的影响和带动下边区各县农村的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迅速、普遍地开展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合理的调剂了农村劳动力、畜力。
因而，普遍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一般情况下，实行变工、扎工以后，可以提高生产效率30至40。
比如延安县变工开荒，每人7天可开一垧，不变工则要10天。绥德县变工锄地，每人每天可锄一垧半，不变工最多只能锄一垧。
农民劳动互助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据统计，在实行变工互助的地方，1943年的粮食产量，比没有实行劳动互助的1942年普遍增长50以上。
例如，延安县吴家枣园，1942年的产量是1415石，1943年达到25675石，增长了81。安塞县马家沟村，1942年共收粮食837石，1943年达到160石，增长了86。
边区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还积极发展了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与商业。主要是通过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学习赵占魁艰苦创业精神的“赵占魁运动”，掀起了工业生产的热潮。
这项运动的开展，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改变了他们的劳动态度。
他们更加自觉地爱护自己的工厂，积极主动地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如中央印刷厂的排字工人，由21人担任过去24人的工作。他们抓紧每一分钟时间进行生产，没有一个人把时间浪费在闲聊中，有时打来的开水都忘记喝，大家一心想的是“我的数量，我得质量”。
广大工人自觉遵守劳动纪律，不仅无故迟到早退现象大为减少，而且许多人还自动要求增加工时和义务工。
例如工艺实习厂1946年6月有54人主动增加工时549小时，7月份有68人共增加工时812小时。各工厂的二流子工人大部分开始转变，好吃懒做被看成是耻辱，勤劳进取被是视为荣耀，爱厂如家、自觉劳动、不怕艰苦的厂风开始形成。
赵占魁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品数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节约了原材料，降低了成本，使边区工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比如难民纺织厂的产品数量逐月增加，1943年5月生产土毛布552匹，6月生产650匹，7月生产908匹，8月生产1006匹，而使用工人人数及生产工具反而比过去减少10，使用机油、肥皂等原料和出废纱等方面也大为减少，这样就使每匹毛布的成本由以往折合小米2斗9升，减少到2斗1升。
新华化学厂的肥皂生产也是产量逐月增加，而成本却由过去的每100条折合小米1石2斗4升减少到9斗2升。
八路军印刷厂年度生产量平均增长30至50。中央印刷厂排字部生产率提高了30，机器部提高了59，成本显然也降低了不少。可见赵占魁运动运动中激发出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巨大的。
为了使边区大生产运动持续开展并向纵深发展，边区党政军在大生产运动中举办了举办了农业展览会、工业展览会，开展了生产竞赛、劳模运动，以及改造“二流子”运动等。
通过这些活动，涌现和树立了一批批先进集体与英雄模范人物。比如在领导干部中有受到西北局高干会议表彰的359旅旅长王震、385旅身体健壮、不畏任何困难的无产阶级英勇战士和革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