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3章延安大生产运动①
延安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
主要开展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
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人民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供给。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的口号。
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2年，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根据地军民响应党中央号召，坚持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占领武汉后，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
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面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
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解放区(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
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坚定地回答，“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
其实，抗日战争一爆发，陕甘宁边区政府就从自己肩负的使命和所处的的重要地位出发，根据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立了“休养民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的政策。
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国防生产、充实抗战力量，供给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团结广大民众，推行民主政治，参加战时生产，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938年，边区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开始了农副业生产，诸如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
这些做法使他们的生活供给得到一定改善。党中央及时总结这个好经验，并在整个留守部队和机关、学校加以推广。
1939年1月初，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讲到边区的任务时说:“要支持长期抗战，应付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同时建立国防经济基础，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强抗战力量，扩大生产运动，成为目前重要战斗任务之一。”
此次参议会还通过了高克林等提议的“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交付边区政府实行。
26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边区生产问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边区的生产工作。
同年2月2日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号召全体军民，努力生产，克服困难。
4月10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具体规定了对群众生产加强组织领导的有力措施。
6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又指出，“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要求“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号召边区人民，“继续发展边区经济，使边区全体人民丰衣足食，使边区能在抗战建国的艰苦过程中奠定克服困难与自给自足的基础”。
边区的党和政府响应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和号召，明确提出“自给自足”的方针，大大激发了边区军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热情。
为了保证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开展，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勇于改革，善于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毛主席曾先后发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以及《组织起来》等著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
这个总方针，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正确反映了发展经济与保障供给以及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关系，纠正了那种不注重发展生产，开辟财源，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算盘的错误做法。
这个总方针，要求从实际出发，发动和组织军队、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在着重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公营经济，以求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困难，满足军民必不可少的物资需求。
这个总方针，既反对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要施“仁政”，减轻人民负担的错误观点；也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主张。
总之，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保障抗日费用供给的需要，就是要用发展生产作为克服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
所以它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是领导军民进行大生产运动的根本纲领，保证着这一运动的正确方向。
根据这一总方针，党中央和毛主席还为开展大生产运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发展和政策。诸如，在工、农、商各项经济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第一”的方针。
在农业生产领域，实施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误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和累进税制等政策以及“组织起来”开展劳动互助的方针。
在处理各种关系问题方面，提出“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和政策等等。
这些方针和政策，符合边区的客观经济实际，兼顾了不同群体和集团的利益，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指导大生产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发展。
总之，顺应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中共中央、毛主席以及边区党与政府的号召和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进行的。
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就号召机关、学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1938年至1940年为休养民力，准备自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总的说，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正确方向，初步掀起了生产热潮，取得了一定成绩。
1941年至1942年是渡过难关，争取自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困难形势迫使机关、学校不得不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中求得财政供应的自给，生产劳动的任务极其艰巨。
为了自己动手，共渡难关，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和重要步骤，比如整顿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成立中央直属财务处，后勤经济处，边区财经处等，加强对生产自给的组织领导。
同时，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种类，从前一阶段的以农业为主，转到以工商业为主。
虽然由于缺乏经验，经过了艰难的探索过程，但是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1941年，后勤机关学校种菜地1，801亩，收获各种蔬菜879万斤，做到自给蔬菜4个月。
中央直属机关种菜地2，329亩，收获各种蔬菜715万斤，自给5个月。边区中央局140人，种菜收获28万斤，自给打到9个月。
1942年，中直、军直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商业收入占自给总收入的68。
边区政府秘书处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4厅合办两个农场，共派10个管理人员与2户移民伙种，共收入约25万元。
中央各机关学校，配备种菜人员40名，在388亩川地1941亩山地上种菜，收获各种蔬菜745万斤，平均自给蔬菜5个月。
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蔬菜自给在600万元以上。此外，饲养家畜解决肉食也取得相当的成绩。
“1941年上半年后勤各机关喂猪得肉56，814斤，照当时市价值170，440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1斤肉，全年约值35万元。”
“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1942年初至10月止，平均每月养猪265头，10个月共赚23，330余斤大秤的猪肉。合边钞70万元。”
“全边区机关学校饲养牲畜一项生产，照此计算，总价值当在400万元以上”。
总之，这一阶段边区机关学校的工商业经营是有成绩的，1941年生产自给1，500万元，1942年约达5，000万元。
不仅供应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进一步发展自给经济的基础。
从1943年开始，是实现丰衣足食，建设革命家务的阶段。
1943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直属机关和学校经济工作人员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943年生产自给的目标。
中央要求各机关、学校进一步开展生产运动，在这一年里达到丰衣足食。
在“丰衣”方面。除管理局规定的被服及用品供给标准外，各机关、学校要在自己生产中解决一双草鞋，多发1条手巾，多补充1套衬衣；办不到的，至少要补充1件背心，1条短裤，同时靠个人劳动，每人自己要织1件毛衣以至1条毛裤。
在“足食”方面，主要是改善伙食，每人每月除管理局发的15斤肉外，各机关、学校自己要解决15斤肉，保证每人每天1斤蔬菜、6钱到7钱油。
还规定要增加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必须的学习用具，建立俱乐部。生产劳动成绩超过标准的给以表扬、奖励，达不到标准的要批评。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不仅制定政策，正确领导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而且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亲自躬行，与人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
毛主席于百忙中抽出时间在杨家岭自己住的窑洞下面的山坡边开了一块地，种植蔬菜。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锄草、施肥、浇水，精心进行田间管理。
工作人员说他工作忙，劝其不要劳动啦。毛泽东却笑着对大家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嘛！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领导。”
年近花甲的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不仅成了大生产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而且也是生产劳动的模范。
他和自己的特务组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地，种植菠菜、葫芦、白菜、芥菜、笋、南瓜、黄瓜和豆角等，他坚持早晚精管细作。蔬菜长势与收成良好。
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也都亲自动手开荒种地。中央直属机关的工作人员还集资（毛主席也出了一份），在杨家岭沟口开设了一个合作社，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
边区政府的各主要领导人也经常深入基层，既指导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又身体力行，参加生产劳动。
林伯渠主席还专门定有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贴在边区政府机关墙报上，随时接受群众监督检查自己的落实情况。
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积极参加。
比赛结果，任弼时获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
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在生产劳动中的模范行动，给广大军民树立了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信心。
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与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榜样的带动下，边区各机关的生产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我们仅以一些学校的生产劳动概况就可以略见一斑。
党中央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一下达，延安各大中学校纷纷召开生产劳动动员会，组织师生展开讨论，想办法，提建议，为完成本学校生产任务出谋划策。
比如，鲁迅艺术学院于1939年2月25日召开生产动员大会，训育处长徐一新报告生产运动的意义和总生产运动委员会给予的任务。
2月9日，抗日军政大学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生产运动动员大会，成立由罗瑞卿、许光达、张际春等十一人为委员的全校总生产委员会。
延安大学也于1943年1月1日举行生产运动动员大会，副校长赵毅敏向全校师生作动员报告，受到大家热烈欢迎和响应。
会后，学生们分组展开热烈讨论，不少系、班主动要求全体学生进驻农场，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法学院有40以上的师生，请求专门从事生产劳动；教职员中，不少人志愿到农场担任文化教员或直接参加生产劳动。
还有许多师生积极提供饲养计划、自愿贡献生产技术，或无偿捐献生产工具等等。各种先进模范事迹在师生中层出不穷，呈现了一派生动感人的大生产运动景象。
为了加强对师生生产劳动的领导与管理，不少学校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制定本学校年度生产劳动计划，以保证大生产运动有领导、有计划的顺利进行。
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生产委员会，徐一新任主任，钟光为副主任。下设宣传教育部、粮食管理部、牲畜农具部、肥料部、合作社部。
并通过生产计划，1939年全校担负生产细粮30石，蔬菜达到自给，年产约7，3000斤。
延安大学生产委员会，下设农业科、工业科、畜牧科和商运科，并在会计室下设储蓄部，吸收闲散资金，增加生产投入。
农业科下设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开办农场和菜园。工业科下设工业合作社，主要举办缝衣、制鞋、牙刷、焊工、木工、纺织等工厂。
畜牧科组织学生养猪、养鸡、养鸭等。商运科则组织运输队，开展为盐业公司驮盐、到定边、陇东经商等业务。
生产委员会确定延安大学1943年的生产任务是:1943年5月到1944年4月，生产蔬菜32，8500斤，达到自给；粮食1，6200斤，每人每月2斤肉，逢年逢节还要增加肉；衬衣900套，鞋900双；其余费用由政府补贴和学校资助。
广大青年学生除了参加本校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生产劳动外，还开展多种个体生产活动。
主要形式有:个人生产、小组生产、以班为单位生产等等。各学校生产委员会对学生们的个体生产甚为重视和关照。
只要他们的个体生产不违背政府法令，不妨碍集体生产，不影响学习，就给予尽可能的帮助和支持。
有的学校划给土地、发给工具、卖给种子；有的代销生产成品；还有的发给学生工钱。这样，学生们就纷纷利用节假日或课余时间，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进行生产劳动，不仅保证了个体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改善了学生个人和小集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