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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2章毛主席与六届六中全会(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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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并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中央委员5人,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负责人38人。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在14日的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明确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24日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

    毛泽东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后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他论证了统一战线中统一同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磨擦和共产党的反磨擦。

    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

    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

    在27日,也即最后一天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并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

    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等17人,中共中央各部门及各地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彭真、林伯渠等38人,共计55人。

    1938年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被推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宣布全会议事日程。

    会上,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信中说:“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渐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毛泽东的这封信,由周恩来在10月4日当面交给蒋介石。

    1938年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继续报告。

    报告分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报告指出,在敌占武汉、广州后,必达一个战略进攻的终点,抗日战争将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

    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

    国共两党要以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以至合作建国。报告还提出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上。其中第七部分编入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938年11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报告。6日下午,继续作结论报告。讲了五个问题:

    第一,六中全会的成功。

    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

    这次会议是一个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态度认真。

    我们党奋斗了17年,空前地进步了,党已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第二,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

    在敌强我弱形势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条件下,广州、武汉的放弃是正确的。

    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表现了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表现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我们保存了实力,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

    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战略进攻接近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

    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

    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

    所以,应当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

    第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

    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

    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第四,战争和战略问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

    游击战争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

    第五,其他问题。

    结论报告的第三、第四部分,建国后分别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总结报告中的两部分)。

    毛泽东同志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科学命题;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

    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

    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文件。

    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偏向。

    大会尤其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

    毛泽东指出,虽然在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或减少。同时,必须看出,没有民主、民生问题(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的适当解决,也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大会重申,党应该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

    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这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结束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错误领导。

    全会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没有条件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这次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相持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

    这次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使全党统一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之下,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发展。

    这次大会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毛主席在回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时曾说,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决定各国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陈云回到延安。

    王明是带着帮助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使命回来的。

    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讨论抗战形势及国共关系等问题,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

    王明的报告分析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

    但是,他又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并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张。

    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幻想依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求得抗日战争的速胜。

    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是新事物,如何对待大多数人没有经验。许多与会者受王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

    而此前一再强调必须警惕右倾投降危险、保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毛泽东却相对比较“孤立”。

    毛主席后来在谈到这次会议时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去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刚上任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大有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之势。

    他引起的党内矛盾若不能得到顺利解决,将严重影响党的团结、影响党的生存和发展、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走向,因此,必须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克服右倾。

    1938年,中共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向共产国际如实汇报了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歧。

    后任弼时留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王稼祥启程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和任弼时,明确表态推举毛泽东当中共党的领袖。

    1939年9月29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开幕。在会上,王稼祥首先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一年来已经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八路军也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

    王稼祥还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特意嘱咐的话:“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形成了热烈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正式领袖的气氛。共产国际和苏共也迅速表态支持毛泽东。

    毛泽东后来曾这样说:“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正式确立,意义十分重大。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复杂、极其尖锐的恶劣环境下,王明的错误主张一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稳固,才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才会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直至取得抗日战争这一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毛主席后来谈到“十二月会议”时说:“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他强调要坚决保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地位,要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他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国民党强共产党弱,蒋介石始终不愿与中共进行平等的党与党的合作,而把与中共的合作看作是中共方面对他的“输诚”,他不是联共而是要“溶共”。

    这样一来,如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于一切都要与国民党协商,经过其同意,这显然是行不通的,等于是用统一战线束缚住中共自己的手脚。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主张,这种思想也和他对国民党、共产党分属不同阶级的坚定看法分不开。

    他认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做不到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中共发展,中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个口号,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他指出,当时共产党只能根据不同情况,对国民党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办法。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成果和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

    《决议案》开门见山地表明,完全同意毛泽东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于抗战基本趋势的分析,对于目前抗战形势的估计和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

    并指出,必须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必须彻底肃清思想上的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机械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同时,他们在困难前面失望,而发生对抗战形势及前途的悲观主义。”

    这就明确了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一对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

    六届六中全会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相持阶段时召开的,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统一了全党思想,捍卫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抗日战争坚强有力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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