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8章苏区党代会
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为了迎接全国抗战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方针和任务，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
这次会议不仅苏区代表参加了，而且，白区和红军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讨论的问题是全党面临的全局性的任务，所以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200多人，代表着4万多党员。
会议于5月2日下午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
首先，张闻天致开幕词，接着，与会代表选举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刘少奇、林伯渠、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肖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长胜1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此后，通过大会议程:1．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2．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5月3日和4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报告共分3部分:1．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2．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3．我们的领导责任。
毛泽东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深刻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明确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党提出的争取和平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实现，下一段的任务主要就是争取民主。
“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第二部分，着重讲了如何争取民主和自由的问题。
提出在中国必须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一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
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策略上可以作些让步，以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当然，“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
毛主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四点:
1．将红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
2．将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
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状况。
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第三部分，着重讲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
报告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依现实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
报告讲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四个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首先，要根据历史发展的行程提出一个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基本政治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
第二，当全国人民按照这种具体目标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他的先锋队，应该提起自己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
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报告还指出，为了保证党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必须同“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
5月7日下午，毛泽东又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这个结论进一步阐述了和平、民主和革命前途等问题。为了加强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毛泽东着重阐述了党的干部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和全党的团结问题。
关于党的干部问题，毛泽东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
“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用。”
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全党团结问题，毛主席说:“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
又说:“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最后，毛主席说:“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巩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
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5月10日，博古作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
会议认为，在目前新的政治形势下，我们的工作方式及组织形式，毫无疑义的是要随着环境变更而变更，而这一变更的关键，就是这次党的代表会议所确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
5月14日下午，林伯渠致闭幕词，宣布这次大会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批准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方针和任务，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
(1)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改组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
(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
(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
报告强调指出，为了实现党的任务，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在党内既要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又要警惕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新的形势下的复活。
苏区党代会闭幕不久，5月17至6月10日，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张闻天主持会议，刘少奇作报告。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由此开始的十年内战时期，共产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着斗争:一条战线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另一条战线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即白区开展秘密工作，发动群众，配合土地革命战争。
刘少奇在白区工作这条战线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的白区斗争经历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2年冬，刘少奇先后在天津、北平、奉天、哈尔滨、上海等白色恐怖严重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众所周知，这段时间中共党内发生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受到一些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同志的反对。
在关于白区工作方针问题上，刘少奇强烈抵制种种“左”的做法，写文章批评中央对白区工作的错误指导，提出一系列后来被证明是较为正确的斗争策略。
但当时的中央指责这些言行是严重右倾，撤销了他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差不多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苏区军事战略等问题上同错误路线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政委等职务。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刘少奇是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两个代表人物。
第二段是从1936年春到抗日战争爆发，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领导北平、天津、河北、山西、东北等整个北方的白区工作。
他在局势复杂、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大刀阔斧地推行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肃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统治白区多年的“左”倾路线影响，在短时间内开创了新局面:恢复和重建了各级党组织，发展了大量新党员，一批高级干部被营救出狱派往各重要岗位，通过抗日团体吸纳了大批群众积极分子，华北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蓬勃开展的强劲势头。
这对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是极为重要的准备工作。因此，抗战爆发后，随着八路军开进华北，来自苏区和白区的两支队伍、两股力量汇合成一体，文兼武备，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心应手地建立起一块又一块党政军民机构齐全的抗日根据地。
在这期间，刘少奇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总结中共白区斗争的历史经验。
1936年前后他撰写了多篇关于白区斗争的文章，提出一整套策略方针。
特别是1936年4月《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阐明了白区斗争中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一系列重大关系。
这是中共关于白区工作的第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件。它的提出和贯彻，标志着中共白区工作的根本转变，成为指导白区斗争的纲领性文件。
1937年2月至3月，刘少奇又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四封长信，回顾中共成立以来在白区工作中的历史教训，旗帜鲜明地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
刘少奇的这几封信，为后来全党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开了先河。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全面回顾总结党的白区工作，提出今后的指导方针。
这个报告引起一些与会者的不同意见。争论的焦点是对过去白区工作的评价。
有些同志不同意刘少奇提出的过去白区工作中“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
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支持刘少奇的意见，肯定“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称赞“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
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毛泽东肯定刘少奇意见的讲话，冲破了统治白区工作十年之久的“左”的思想禁锢，把长期盛行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革命”面具撕碎，引起党内对“左”倾错误的警觉和反思。
现在回头来看，当年白区工作会议上围绕刘少奇的报告发生这场争论并不奇怪。因为报告提出的问题这时大部分人还认识不到，在有些人看来过于尖锐和超前，况且刘少奇报告中也确实存在对白区艰苦条件下坚持工作的同志肯定不够的缺点。
但就总体来说，刘少奇指出过去白区工作“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这一提法并不过分。
延安整风中严肃地批判和清算了30年代前期的“左”倾错误路线，这就等于为白区工作会议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作了结论。
回顾中共白区斗争的历史可以看到: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不仅业绩突出，并且能坚决抵制“左”倾路线;无论是提出白区斗争的一整套策略方针，还是全面总结白区工作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刘少奇都是党内的第一人。
早在1941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对“刘少奇代表了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形成共识。
经过延安整风中深入讨论党的历史，这一点更为全党所确认，写进了党的决议。
毛泽东也明确说过: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
由此可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论断，是正确的、恰当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论断有着确定的含义。它所说的“白区工作”，是指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的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秘密斗争;所说的“正确路线”，是相对于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而言。现在有一种广义的“白区”的说法，时间跨度延伸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地域范围扩大到北洋军阀统治地区、所有国民党统治地区、日本侵占的地区。这种划分方法可以研究。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白区的含义已经不一样了。
列宁指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便是这样一个领袖集团。刘少奇是其中的一位主要成员。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是毛泽东的第一助手。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于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但在组织上只是补选为政治局常委。这以后又发生张国焘、王明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央领导成员变动频繁，很不稳定。
后来经过延安整风，分清了路线是非，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空前一致，为中共在组织上形成稳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铺平了道路。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调整，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并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和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领导党的日常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担任党的主席(即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第一次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事实上成为党内第二把手。
1944年5月，中共中央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一开始首先通过一个决议，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结束后紧接着召开中共七大，五人主席团成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又作为中共七大主席团的常务委员，继续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他们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全部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年任弼时逝世，陈云补选为书记。
1956年9月召开中共八大，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上述六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但他因病很少工作，中共中央基本上维持着原来的领导格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改变。
这一历史过程表明，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为主的领导集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长期稳定的领导集体。
正如邓小平所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
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形成一个惯例:当毛泽东外出时，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的职务或代为主持中央工作。
其中经中央政治局开会作出决议，明文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职务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第二次是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第三次是1953年12月，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和主持起草宪法，刘少奇又一次代理毛泽东职务，并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唯一代理过毛泽东的党中央主席职务的领导人。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八大后，毛泽东多次提议中央领导分成一线、二线，他本人退居二线，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在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
后来的实践表明，所谓一线、二线，在工作范围和起止时间等方面没有形成清楚的划分，毛泽东事实上也没有完全退居二线。
但由刘少奇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在党内是明确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毛泽东一般不再参加，由刘少奇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
1959年4月，刘少奇接替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党和国家的很多重大方针、决策，都通过他的报告或声明向公众宣布。毛泽东还不止一次地表明，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注1党的代表会议，党的各级组织的代表会议，是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根推需要不定期举行的。代表会议的召集、代表名额和产生的办法，由召集会议的各级委员会决定，其职权比党的代表大会要小。在党的历史上，一共召开过四次党的代表会议，即1937年5月在延安召集的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1955年3月和198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