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第39章

    卸檀继续跟母亲谈馒头巷口的那户要家。说老三到了上初中的时候，成绩虽然不好，却被本市一流的中学定为特招生，因为教师育人无数，学习好坏无法定终生的道理非常明了，老师队伍里的慧眼还是不少。有一次老大到学校里等老三放学，大门一开，只看见老三向校门口走来，后面跟着一大群男男女女的同学，老大问老三为什么这些人都围在你身边，看这阵势几乎要把你拱起来，这是为什么？老三说，从上个月开始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只要有空，他（她）们都喜欢和我在一起玩，我平时的作业都是他（她）们教我的，有些难题他（她）们干脆把我做了，老师也知道，让我边抄边学，在抄中学。

    卸檀以前和李小平的外婆家去玩，碰到李小平的表哥表弟，反而他们搬到了中河沿的馒头巷之后，老大不太经常碰到，与老二喝过几次酒，老三经常见面，但最多也就是点头招呼一下，很少单独交流。

    檀妈说“李小平的姨妈虽然搬过来的时间不长，和她一家不是很熟悉，但只要面对面碰到的时候，都会主动和我招呼，不仅对我是这样，对大家都很有礼貌，看上去就像教师的样子，为人师表。她家老大现在找到对象了没有，如果有合适的，我给介绍一个谈谈。”

    “还别说，如果老大见到你，对你肯定很好，他虽然有点迂腐，对老人很热情，有好长时间没有到过李小平的姨妈家里去了，李小平调到金华去工作，我不方便去，你走访的时候留意一下。”卸檀说。

    檀妈又说“昨天我们五楼又换人住了，在我们的门口站了一下，看他想进来，我正想上前去招呼他进来坐坐，他又上楼去了。”

    卸檀说“这人，我只知道他叫老木画家，是三叔以前的部下，中河沿老房屋还没有着火的时候还到过我们家里来过，那时候爷爷，奶奶都还在。想想过去已经有二十多年过去了。他是一位画家，是北大美术专业毕业的，省美院年级教务主任，姓木。六十年代的时候，他作品已经传到了国外发行了。□□期间被停了职，学校也停止了招生，他就在学校里做些杂活，以前的一些得意门生，在学校里他们不敢来看他。在那个年代，那怕是一丁点的和风细风，就会把你刮到太平洋彼岸去。他在停职的时候也和学生们交待过，无事少来往。他的门生多数都是青出于蓝的高徒，在那个年代里，这些出自于他手的得意门生，也被一些人关注了起来，倒是有两个在事业上混得不怎么样的学生经常到家里来问寒问暖的。听他自己说，他的老师与齐白石是故交，他曾经到过齐白石故居去过几次，家里还藏有齐白石的画。这个人是三叔以前和我说过的，一个星期前他到这里来看房屋，正好遇到了我，一说起曾经在省美院担任过年级教务主任，就对上号了。他本来就是我们衢州城里人，退休之前在西冷印社里任教都住在杭州，现在已经不再任教，落叶归根，就回到衢州来安度晚年了，这房屋是他刚刚买下来的。”

    听母亲对新入住的人这么上心，就说起了另外一个刚刚搬到中河沿十二幢第二单元三楼的一户人家。对母亲说，这户人家叫黄瑞，原来也是三叔的同事，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就是文化教育战线上的前领导，在当时这个人的情况说来有点与众不同，家庭出身十分地好，红色资本家。这种成分在那个时代是很少听到，更是难得一见的，当年的土地改革政策条款上也没有这一说法。这话说起来有点来历，他的父亲从祖父手上接下来有许多的财产，包括厂矿，商店，土地一些私有财产，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父亲把家里所有的财产全部支援到解放战争中去了，仅在上海留了一间只可一家人居住的两层小洋房，财产转移之后，全家人都到了革命根据地，那两层小洋房也让地下党组织使用，一直到了全国解放，他一家人才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安定地生活，帮着新上海政府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身份是上海政府的高级顾问。

    建国初期，上海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运动，而从事土地改革的工作组对他父亲的情况也十分的了解，然而对他父亲的成分划定，执行人员有些拿不准注意，就把这个事情汇报到了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政府又把这种特殊的情况汇报到了上级，上级对这个人的父亲的情况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对革命的贡献也有档可查，当时就在汇报的文件上写了五个大字“红色资本家”，于是这种特殊的成分就这样定了下来，也可能在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当中唯一的一例。五十年代中期，他才二十出头，在衢州五一剧院工作过，与文艺工作者有过接触，也有点文艺爱好和艺术功底，吹拉弹唱都会来一点，工作之余，上班之前，下班之后都会在办公室经常哼个小曲，唱着小歌。

    这个老人性情十分地开朗，虽老还朝气蓬勃。解放初期全家人回到上海，倍受当地政府欢迎。刚到上海那一年的春天，全家人十分地兴致，老人的父亲带着全家人走在上海黄铺江边，庆幸地感慨着当年，又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他站在黄浦江边朗诵“春天的清晨，人，呵！不一定是人，诸如马，牛，狗等动物之类，差不多都为这气昧熏得有点懒洋洋的，而又有说不出的恬适舒畅！整个的大地，原野，好象是在尽情欢迎这暮春的青晨！大地上充满了一片新生的气象！”文人的情操，一点不经意的事，就被他说的很有诗情画意。而这在平常老百姓的眼里，那都是天天常见的景象。

    一九五五年在上海一所大学毕业之后就安排到了衢州文化战线上工作，刚到衢州时在剧院实习了一个月，就到文化局工作了，由于家庭的背景和自己的能力，两年之后就当上了科室主任。在事业正值上升之际，又遇上了一位剧团里的女年青，很快两人情投意合，就投入到了热恋中。热恋了两年，就准备结婚了。那个时候，革命干部要结婚是要经过组织审查的，同时文艺工作者也是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于是上报了之后，很快就批准了。当时文化局居住条件不是很宽余，也只能从办公室隔出一间临时作为新房之用。他每天晚上忙碌着布置新房，忙碌了一个月，就在新房快要布置完工之时，一人在欣赏新房的时候，对自己的极作十分的满意，意境十分的浓厚，清淡而有深意，于是乎，情不自禁地又哼起了小调，刚开始唱着革命的红色歌曲，唱着唱着，跑调了，唱起了“杜十娘”的唱段，而且忘乎所以地放开了声音，整整哼了一个晚上。

    这是在文化局单位里，单位里还住着其他人，有些手头工作忙的人还在加班呢，“杜十娘”是当时禁止的，属于封建的，当天晚上一夜无事，也就在新房里自己唱累了，就睡着了。到了第二天一上班，正想开始工作，就被叫到了局长办公室里，局长严肃地批评起他来了，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但已经无济于事了，没几天很快就被撤职了。原本要和他结婚的女青年就和他分手了，虽然组织上已经批准他结婚了，但结婚证还没来得及领取，所以那女青年与他毫无顾忌地和他分手了。从那之后，他的工作热情和生活情绪一落千丈。组织上介于他的家庭背景和平时的表现，公职没有开除，也只能做些杂事，同时接受新时代，新社会，新思想的学习和劳动。到了六十年代，衢州迎来了一批上海来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衢州城里的上海人虽然也有，但毕竟不是很多，很快这些上海人就找到了他，玩在了一起。

    上海人生活比较丰富，也有几个喜欢吹拉弹唱的，其中有几位是从他母校里下放到衢州农村的，同乡加校友就经常会集在一起，他利用休息日，骑着自行车到安仁，到樟潭的知青点去会面。在知青点里与上海的知青们欢欣鼓舞着，回到城里的时候，知青们开着手扶拖拉机把他送到城里。知青们在手扶拖拉机的道路上，那是兴味盎然，引吭高歌。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交往，他和其中的一位女知青好上了，利用放假的时候两人回到了上海，各自向父母表白了自己的想法，双方的父母一拍即合就同意了他与女知青的婚姻，很快就结婚了。到了上海知青可以返城的时候，他的妻子放弃了返城，在衢州新华印刷厂工作。现在子女都在上海念大学或工作了，他和妻子在衢州退休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