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164）

    悠悠大公桥（164）

    ▲扛包

    宜昌位于长江上中游交汇处，又是三峡的出入口，还是渝东鄂西陆路交通冲要，可以沟通东西南北，尤其是水上航道发达，故被称为咽喉之地，同时，也是随着川盐济鄂、宜昌开埠等水运交通的兴旺而一跃成为上中游客货换载中心。随着水运交通的发展，从晚清开始，宜昌码头工人群体逐渐兴起壮大并日益壮大，成为一个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

    同时因为宜昌的物产贫乏，城中生意十之八九与水运和码头有关，就使得码头工人特别多，到解放初期，不仅在宜昌沿江形成了延绵数十里的大小码头，并在一马路以下、大公桥以上、汉宜路以南形成了码头工人的聚居区。码头工人这一城市的下层工人群体每日穿行于宜昌大街小巷，与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广泛的联系，也与这座城市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就拥有了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拥有了极具宜昌特色的码头文化。

    随着宜昌在长江转运和换载的地位提升，也随着运输量的不断增大，更随着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和逃难难民进入宜昌，就使得宜昌码头上的劳工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码头工人内部小群体用氏族、地域、码头形成帮派；二是码头头佬软硬兼施建立自己的权威、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三是码头之间的无序竞争和暴力争夺，致使码头劳工纠纷频频发生，不仅影响了码头工人内部的团结和自身的生活，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因此，虽然南京政府曾经多次下发指令，要求各地对码头进行管理，包括设置码头专管机构、整理码头业务、征收码头工人公益金以及成立码头工会等措施。但政策上的高压管制与实际处理中的妥协处置之间的矛盾、多方参与管理与多头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官员的徇私枉法却使得政府力图将码头和码头工人纳入自己的掌控成为一句空话。尤其是快到解放前，南京政府疲于应付内战，官员们忙于中饱私囊，帮派势力在码头更加盛行，就使得码头秩序失去了控制。

    宜昌解放之初，头脑继续操纵和把持着码头，各码头之间的纠纷不断，帮派之间的械斗事件依然频繁，哄抬搬运力资和码头混乱现象依然存在，不仅影响到支援前线、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稳定，也由于码头上人多事少，导致工人失业，引起工人的不满。而宜昌所处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决定了这座城市不仅是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的通道，也是随之而来的志愿军出川参战，水路改陆路的节点；不仅能保持这座城市的人心稳定，也能对渝东鄂西的形势发展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因此在解放之初，宜昌码头的改革就是城市改革的重中之重。首先是新政权对码头的接收和召开会议，建立新的码头管理机构，组织恢复生产开始，然后是重新部署码头改革工作，发动码头工人斗争头佬，彻底摧毁码头封建势力，分区调整与统一力资，其实质是将由封建把头为首的码头业务的私有制改革为政府领导、工人参与管理码头业务的公有制。这也是从封建主义飞跃到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社会制度的改变。这项改革不仅对码头工人摆脱封建头佬的剥削和压迫有着重大意义，对建国初期的政权巩固、经济生活的恢复和发展、城市生活的稳定也起到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