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33）

    戏说中书街（133）

    一三三、回到宜昌

    从余冰的个人简历上可以得知，当他随同红军第二方面军抵达陕北以后，曾经担任过军委总政务处的指导员。当年，为了打破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一边号召“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精兵简政”，一边抽调后勤人员在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要求第一年达到自给，第二年做到耕二余一交公粮。余冰就带领机关抽调出来的一批警卫员、饲养员及年老体弱的同志，到延安东南方的南泥湾开荒种地。

    在他的回忆录里，可以想象到当年的条件之恶劣，以及边区官兵参加大生产的风采：“刚到那里时，住的是树枝搭的棚，遇到下雨，人都被淋得透湿。吃粮食要组织人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去背，往返要四五天的时间，有时接济不上，就得吃稀饭和野生植物。生活虽苦，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晴天开荒，雨天伐木；白天生产，夜间打猎；春夏开荒种地，秋冬砍柴烧炭。我受伤的左肩膀并未痊愈，劳动时也和大家一起干，一只手用锄头除草。经过我们的辛勤劳动，完成了组织交给我们耕二余一的任务，做到猪羊满圈，牛马成群，粮食满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力的物质条件。”

    虽然余冰是个老红军、老革命，可苦于就是没文化，加上身上伤痕累累，又有些伤残，抗战胜利后，余冰就被送进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又受中央组织部指定，从党校的学生中组织一支干部队伍到上海进行地下工作，于是，余冰作为队长，带领三十多名干部，五月初离开延安，经过山西的一些地区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越过太岳山、跨过太行山，经河北的一些县市进入山东，历时近两个月，长途跋涉二千里，终于到达山东临沂。

    1946年是民国三十五年，那个时候正是二战结束、抗战胜利，谈判桌上，国共开始进行协商合作，准备二战后如何组建政府等问题。可是在谈判桌外，国共双方都在积极调兵遣将、抓紧进行战略部署。3月5日，中共下令出关的共军在苏军撤出后必须迅速占领东北的城市；6月26日，国军集中优势兵力开始进攻中原解放区，国共内战由此展开。

    当时的蒋委员长拥有800万美式装备的正规军，还基本平定了地方各派系军阀之间的纷争，加上滔滔不绝的美元和美式军用装备，可谓兵强马壮。可就是万万没想到，毛润之那一介书生居然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战于千里之外，更没想到，那些由解放了的农民组成的共军在政治思想工作的鼓舞下会变得所向无敌，不到三年时间，当年不可一世的国军就居然变成一只闻风丧胆的丧家之犬。

    在解放战争中，余冰组织医务人员开赴前线，接连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口等战役，又随百万雄师过大江，参加了解放福州、泉州、厦门等地的战斗，后调任福建省军区军械处政委。本章开头的那张照片就是时任军械处政委的余冰。然而，这位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在长征途中先后负过三次重伤，一支胳膊成了残废的老红军，1955年因病情越来越严重，才不得不由组织安排离职到南京休养。

    1957年退伍转业，是余冰主动要求安排到离自己故乡不远的宜昌市的。先后担任过市社会福利院名誉院长，市民兵师副政委；从1959年起当选宜昌市政协副主席，是一个经历第三至第七届近30年的市政协老领导。在这30年当中，他不仅在政协会议上不止一次的向委员们讲述过战争经历，并无数次的深入学校、街道、部队、企业和农村讲述有关长征的故事，宣传长征精神，深受人民群众的崇敬与爱戴。

    对于宜昌而言，余冰就是一个老革命、老红军的标志，和当年的老红军亢宏才、老干部邢郑民、开明人士冯锦卿一样，身披副主席的头衔，都是市政协的脸面，也是拿得出手的荣耀。比如，1984年4月，当时的总书记视察宜昌期间，就曾经与他延安期间的老战友余冰会见并合影；同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视察宜昌期间，也与他（任师政委）长征时的警卫员余冰会见并亲切交谈。

    不过，余冰最后的三十多年，除了开会和做报告，更多的时候就是待在中书街西口靠献福路的那座小院里。小院不大，一点也不显山露水的，平日里很少敞开院门，那个为革命流血流汗不流泪的老红军就默默的生活在那个不大的空间里。中书街是笔者从小到大隔三岔五就会经过的地方，偶尔也会和偶尔出门的余冰碰面，就会很崇敬的打个招呼，除了听过他进行的革命传统教育讲演，我们之间似乎没有任何交集，他也不认识笔者，即便笔者当时的工作之处距离余冰家不过百米，也是天天在中书街晃荡的熟人，余冰却只是一个深居简出的老人，随口答一声“嗯”，就各走各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