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32）

    戏说中书街（132）

    一三二、难忘长征路

    值得注意的是，余冰自从1932年5月在自己的家乡参加红军，就被编到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湘鄂边区独立师，成为了鼓动他去当红军、号召他去打自己大伯的土豪，也是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领头人、第一支队队长许树廷的勤务员；1933年成为由独立师改编成第九师的师长汤富霖的警卫员；1934年又成为了六师政委廖汉生的警卫员。这只能说明那个年轻的余冰很适合做警卫工作，而且也干得不错。

    1935年1月的一天，余冰跟随红军长征来到贵州境内一个叫烂泥沟的地方。这天接到通知，六师的师团首长的所有警卫员都接到通知，要他们和侦察连的同志一起在那个后来当过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后壮烈牺牲、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的常德善（公元1911-1942年）参谋长的带领下，化装成敌军，用快行军的速度，去抢占狗洞索桥，完成突破敌人封锁线的任务。

    在余冰的相关回忆录中，有两段写得很精彩：第一段是：“我们立即锯竹筒、搓绳子，开饭时来不及吃完，集合出发的命令就下达了。有的同志把饭用手帕包着，一边走一边吃。出发不久，天就黑下来，上半夜是顺着公路走的。途中看到一只野兔，我们就沿路赶，把它赶得累倒在公路上。我们就用小跑快速行军，天还未亮我们跑了一百六十多里到达了目的地。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我们来得这么快，桥边除了一个哨兵在碉堡门口站岗，其余的都在酣睡。我们一枪未发，就把这个碉堡的敌人全部缴了械。”

    第二段是：“天刚亮，我们准备过桥时，被对面桥头敌人发现，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这座桥是突破敌人封锁的唯一通道。为了不让敌人破坏索桥，我们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用强大的火力封锁敌人，掩护过桥；另一部分人担任突击队，强行过桥。桥的两岸都是悬崖峭壁。索桥是用竹绳子从两岸牵起来的。过桥的人是坐在滑筒吊绳上，用双手抓着滑筒像打秋千似的悬空滑过去。滑到中间滑不动时，就要转身用双手一把一把顺着竹绳往上爬。突击队员一上桥，敌人在碉堡里猛烈地向我们射击，许多同志在敌人的扫射下壮烈牺牲，而我们活着的同志战斗更英勇。我是随侦察连二班执行任务，是抢渡索桥的第二名突击手。到了桥中间，一颗开花子弹打中了我的脸部，血流不止，我忍着痛和同志们一道强攻，我们终于过桥消灭了全部敌人。随即在河下搭起浮桥，大部队赶到，安全过河。”

    就在战斗中，一个加强连伤亡过半，但就是因为他们的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才给红军大部队打开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笔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贵州的烂泥沟位于黔西南自治州贞丰县沙坪乡，余冰所在的红二方面军在那里强渡的不是举世闻名的金沙江而是北盘江，是珠江干流西江的一级支流。那个原本是一个布依民族聚居的省扶贫开发重点贫困村的地方，如今可是大名鼎鼎、富得冒油，因为那里的烂泥沟金矿已探明的储量在全国黄金金矿中位居第一。

    余冰在回忆录中重点强调了1936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完甘孜草地，因为缺粮，所以刚进草地时规定每人一斤（十六两制）粮食要吃4天；粮食吃光了，只能靠挖野菜充饥；野菜吃光了，就杀牲口吃；战马吃完了，连沿途寺里的鼓皮、自己枪上的皮带也都被吃光了。好就好在那个时候因为减员厉害，他已经是六师师长和政委两个人的警卫员。师长就是那位后来被誉为“独臂将军”、第一军首任军长、红二军团唯一的开国上将贺炳炎（公元1913-1960年），政委则是贺龙的侄子、后来曾担任过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汉生（公元1911-2006年）。

    余冰对他们长征路上的最后一次战斗记忆犹新。那是1936年9月中旬，为了打破胡宗南、毛炳文的围追阻截，政委廖汉生带着余冰所在的警卫连和十六团去固守甘肃成县北面的山头。那个时候名义上的一个团加一个连，实际不到300人。在余冰的回忆录里，那一天既艰苦又漫长、既残酷又难忘。他在回忆录《我的经历》中这样写道：“从上午9点开始战斗，到下午4点左右敌人向我们发起了多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

    “快到天黑时，敌人又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我们部队伤亡很重，警卫连的机枪都没有人打了，师部通信主任刚拿起机枪还未打响，就被敌人的子弹夺去了生命。我们警卫员为了保护首长指挥战斗，朱学邦牺牲了，张友林受了重伤。在这紧急关头，我一跃身跳在工事上，右手举起手榴弹，左手正去拉导火索时，敌人一颗子弹飞来，打碎了我的左胳膊骨，接着我用嘴拉响手榴弹，就在甩出的同时，又一颗子弹打入大腿，从臀部穿出，我从工事上倒下来，最后我们还是坚持完成了阻击任务。”

    所以，毛太祖说得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