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31）

    戏说中书街（131）

    一三一、参加红军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职场上的弱肉强食，每一个日渐忙碌的男女，不是每天穿梭在早晚高峰期的汹涌车流中，就是待在某座写字楼、某栋厂房、某间门店或者某个作坊里努力工作，不知有多久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市？遇上假期，不是去京城登长城，就是去上海逛迪士尼；不是去新马泰领略异国风气，就是去普吉岛享受海水沙滩和阳光，却不知自己身在的这所城市本身就有无数的故事，历史因为那些故事中的人物而显得厚重，新鲜的伴随着这个城市的变化，就好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书街就曾经住过一个当时家喻户晓的名人。

    中书街的本身就显得很内敛，街两头的街口都很窄，不过走进去就变得开阔，而且与其相连的那些宽窄巷子的街口甚至都比中书街更宽敞、更大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有些奇怪。就拿献福路的那个街口来说，靠近那两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房管局所属的青砖楼房的街口还是很宽敞的，可是稍稍进去一点，开车就得格外小心翼翼。

    那个街口朝东一边是一大栋好几个天井的深宅大院，无论是厚厚的木门上包着的那层铁皮，还是被炊烟熏黑的梁柱上的一些雕刻精细的花卉人物，都说明这原来本是大户人家的宅院；朝南的一边却是一个小院的围墙，小院的平房倒是很靠后，靠近院墙的院落里一侧是花草，春天的时候，墙头会探出一些粉红的喇叭花，另一侧是菜地，种些葱姜蒜，还有再普通不过的青菜，可是院门上砖瓦的挑檐弧度很大，就把本来就显得狭窄的街口给紧紧卡住了。

    这个小院的主人从解放后就在那里默默无闻的住了很久，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突然走红，这座城市的人几乎都知道他的名字叫余冰（公元1915-1989年），是宜昌为数不多的老红军，而且是一个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跟着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在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经常有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和部队开着吉普车请他去作报告，本人在学院街小学和第四中学读书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听他讲过他的革命经历，还从自己父辈口里知道了他的级别很高，整个宜昌市都为数不多。

    余冰原名李盛成，1915年生在长阳县傅家堰（现在地属五峰县）一个贫穷家庭里，父亲一辈子当长工，后背货过清江时失足落水淹死，母亲除了帮人打短工，就是租种几亩坡地，生活过得艰辛。据余冰自己的回忆：他12岁时体弱个小，母亲就叫他捡了些桐籽换钱去读私塾，仅仅读了三个月，先生病死了，就只好跟着一个师傅学裁缝，当时的学艺规定都是学徒三年不取分文，出师后给徒弟一套裁缝工具。

    余冰在刊于宜昌市政协文史委编纂的《文史资料》第一辑的《我的经历》中回忆了他参加红军的过程，很朴实，也有些生动，更重要的是比较真实，特摘录如下。

    “一九三二年五月，革命的风暴吹到我们山区，一天，天气晴朗，我做完活，背着工具包回家，刚翻过一个山岭，就看见前面来了很多人，不多时就与他们相遇了。一个中等身材的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做工的，他又问我是做什么工的，我说我是做衣服的。他不信，问我包袱里包的什么，我说是做衣服的工具，他还是不信，要我把包袱打开他看，他看了我做衣服的工具，又看了我的手，才相信。

    “就问我当地哪家是地主，我说大龙坪的李兴汉、傅家堰的张开照、青山墩的向作忠都是地主，红军打土豪把他们都打倒了，现在只有我大伯。他们问我打我大伯的土豪没有，我说没有，他们又问我大伯住在哪里，我说他住在龙潭拐。他们要我带路，在路上，他们问明了我的情况，就动员我跟他们一块去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从谈话中，我才知道他们是红军独立师游击三大队，跟我说话的那个人是分队长许树廷同志，他们的话正合我意，听得很入神，满口答应参加红军。到了我大伯家，找他筹八百钢洋的款，事后，我就参加了革命。”

    在此文中，余冰既说了当年红军游击队对他的盘查与盘问，也说了自己大义灭亲的过程，十分栩栩如生，真实可信。后来还有一篇相似的采访，就写得干巴巴得多，完全似乎是写简历似的：“我是1932年5月参加革命的。当年一支红军部队路过我的家乡，领头的人问我愿不愿跟他们一起去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还讲了一些我似懂非懂的革命道理。他们的话正合我意，满口答应参加红军。”

    看来，写回忆录也得有一个文学水平稍高、忠实于当事人讲述内容的记录人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