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05）

    戏说中书街（105）

    一零五、顾嘉蘅的滑铁卢

    大清帝国的捐纳之混乱从数字上可见一斑：当时全国才1300多个县，乾隆年间一下子就捐了500个知县，自然就开始了僧多粥少，有官无缺；于是就改捐县丞，可仅山西一省，捐县丞的就有1。2万人，就更不得了。清代早期，科举进士出身的官员，是不屑与纳捐的官员一起在上朝的时候排班站立的；但到了后期，买官的实在太多，衙门里充斥了太多的捐纳官吏，就变成客大欺主，科班出身的官员如果不与捐纳官员挤着站的话，大堂之上就没地方站了。

    比如康熙征讨准噶尔的军费严重不足，索性下诏鼓励富户捐纳，于是荒唐事百出。《清史稿》记载有这样一事，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五月丁亥，刑部疏，审明知府王树勋即僧（和尚）明心，蒙混捐保职官。得旨：枷号两个月，遣戍黑龙江”。另据《崇陵传信录》记载，京城一木材商人玉崑，“以入资助园工，得道员，忽授四川盐茶道”。上任前光绪例行召见，问他读过什么书，他说读过《三字经》与《百家姓》，光绪生看疑，叫他写几个字瞧瞧，玉崑却只能写出他自己的名字。光绪一气，“怒斥出，即日罢之”，也就是把一个行将上任的副省长级别的文盲捐纳道员、那个肥得流油的盐茶道给撤了。

    可是捐纳也不是想捐就能捐的，除了打理关系、走通门路，还得找准时机。比如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就曾经停捐例。到了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又颁布宽筹军饷章程；而到了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后，因军需孔急，捐例繁多，无复限制，仕途芜杂。到了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捐纳整顿为“以虚衔杂职为限”；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改于京铜局统一办理报捐。各省设局。五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蘅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自然要力争一番。

    有言道：官场上同僚之间的交往无非就是互相利用，官员与富商土豪之间的往来无非就是权钱交易，而官员与那些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套近乎，无非就是利用他们父辈的影响力来达到某种目的；同样如此，同僚之间本来就需要互通有无，那些有钱人家也需要地方官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家产予以保护和照顾，那些世家子弟就更是以能和现任父母官称兄道弟、狼狈为奸、打成一片而自豪，顾嘉蘅与马步衢之间的关系也莫过于此。

    实话实说，如果不是因为马步衢的父亲马殿甲曾经是广西都督，如果不是因为他和顾嘉蘅曾经是好友，却为了顾嘉蘅捐纳之事先闹翻、再反目成仇，最后水火不相容，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马步衢注定是在历史上会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恰巧就是这个马步衢在顾嘉蘅想更上一步，挪动一下位置，以图更大发展，期待关系一直不错的好友在自己成功捐纳方面运用其父亲的关系为之运动时，却吃了一个闭门羹，人生的滑铁卢由此开始。

    围绕着顾嘉蘅第五次就任南阳知府期间有关捐纳的具体情节中，现存资料实在太少，大多都是同一桥段：到了咸丰、同治年间，捐纳甚嚣尘上，不仅要买官，连现任官员换届也要捐纳。于是，顾嘉蘅就去嶝州穰东马家，找到自己的好友马步衢，说明自己的苦衷，希望得到好友在筹集捐纳资金上的配合，并商定了具体分成办法，却不料遭到马步衢的拒绝，并愤然说：“我马某决不做这等辱没祖先的事。”

    顾嘉蘅在官场十几年，本来就十分傲慢；加上又是个读书人，本来就自视甚高，受此奇辱，自然不肯罢休。便托付嶝州同僚杨某给马步衢编造一个罪名以泄怒气。于是就买通一户人家到衙门去告马步衢，杨某一边受理，一边把马步衢请到衙门，告诉他只有去求顾嘉蘅方可撤销诉状。马步衢也是个胆大心细之人，先到南阳写一辩诉，待顾嘉蘅将诉状批出后，就带着批文赶到京城，找到自己父亲的换帖兄弟、当时的吏部尚书控告顾嘉蘅挟怨诬陷。

    本来就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不久，吏部便下令撤了顾嘉蘅的南阳知府之职，马步衢甚至与新任知府一起同车到南阳接印；然而，顾嘉蘅并未就此罢休，他旋即布置各方为其运动，还回到湖北宜昌的家乡打点银两，用以贿赂，于是又夺回了自己的南阳知府一职，这不仅是他的第五次担任南阳知府，也报了一箭之仇。但马步衢也不服输，不久便再次驱车进京，几乎将家中白银散尽，终于使得吏部再次撤了顾嘉蘅的南阳知府之职。

    可见得朋友反目为仇，斗来斗去，结果真的很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