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六章 哲学家不同于哲人，两种概念

    胡适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

    学者宣道华认为在五四时期也受到胡适及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观点与之颇有共通之处，胡适在《每周评论》还专文称赞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

    季羡林虽不是胡适的学生（他的老师是陈寅恪），但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他在归国初期受到胡适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连胡适专家周质平也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并没有发生任何积极推动的作用，甚至於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证的老路。」（见周质平─胡适丛论

    雷震为了宣扬民主自由而创办自由中国杂志，请胡适担任发行人。自由中国杂志曾经是蒋中正施行、箝制言论自由的威权统治下唯一的民主思想重镇，但后来也因批评蒋中正与国民党并打算成立反对党请胡适来领导而惹祸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诬陷入狱，但自由中国推行胡适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影响到后来台湾的党外运动与民进党的成立，是台湾民主运动的播种者。

    李敖听说胡适之名，是在北平读小学期间。到台湾以后，借到一本《胡适文选》，读后为那崭新的思想和明白畅晓的语言所慑服，引起他“很大的狂热”，使他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的道路”。

    1952年，李敖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胡适，表示了对胡的“人身崇拜”。

    1953年，李敖上高中三年级后，休学在家，全力自学。这年年底，《胡适文存》的四集合印本由远东图书公司重印发行。合印本删去了多篇文章，李敖把它跟原版本比较之后，深感不满，写了《关於〈胡适文存〉》，予以批评，最初登于同学陆啸钊编的《大学杂志》，后删去一部分，改投雷震办的《自由中国》，在该刊1957年3月1日出版的十六卷五期发表，改题为《〈从读胡适文存〉说起》。

    《陈之藩与胡适为忘年之交，赴美留学得到胡适赞助。致胡适信件收入《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

    胡适既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又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他还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1962年，蒋介石手书挽联对此高度概括，云：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lun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在50年代至70年的「极左」时期的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极左」的史达林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其时的中国大陆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

    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文之革结束后，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倾向於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

    在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中，被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而胡适自我定位是：「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麽专家。」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立场。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甚麽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

    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於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着作里是找不到的。」

    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於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

    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於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

    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温源宁在《不够知己》中评价道：因为胡博士已在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哲学多年，人们称他为哲学家。当然，他是个哲学家。但是「哲学家」这个称呼却肯定不足以描述他所有的活动。

    因为他时常给刊物写文章，对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议论，他也被称为「小册子作家」。不错，他是个「小册子作家」，但是，如果认为他也有「小册子作家」那种机会主义和心理状态，这一称呼对於他就成了极大的污蔑。

    因为胡博士从不摈弃世俗财富，有人就说他是个俗人，是的，他也实在是个俗人，不过，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的，也只限於宴会上结识的一帮酒肉朋友。

    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名称能够用来称呼胡博士这样一种人，我想18世纪那样一种用法的philosophe〔注意philosophe和philosopher(哲学家)的不同，原本是指18世纪以狄德罗、卢梭和伏尔泰为代表的那些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了解了他们便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哲人」就恰好合适。

    伏尔泰、达朗贝、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狄德罗和杰列米边沁全都是「哲人」。在他们身上，俗人、学者、实干家和哲学家的成分全都有。

    他们对宇宙的结构模式全都有个精确的看法，写东西全都有一种实干家的乐观和自信，全都用明快而有权威的文笔谈论太阳底下各种各样的问题。

    无论是对是错，他们全都有勇气发表和坚持自己的主张。放在这样一群「哲人」中间，胡博士也不是最不出色的一个。而在中国，我不敢说他就不是惟一的一个当代哲人。

    季羡林曾评价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獃子。」并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胡适:「一个常态国家，政治的责任在成年人，年轻人的兴趣都在体育，娱乐，结交异性朋友；而在变态的国家，政治太，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那麽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资料库，胡适曾於193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梨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