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盛世的历史透视 -孙家洲

    主讲人简介：

    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盛世史的研究。

    （全文）

    公元前140年，年仅16岁的刘彻即位做了皇帝，他就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汉武帝在历史上和秦始皇齐名，毛泽东主席早年间在他的词作《沁园春·雪》里边就讲到了“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甚至直到前不久，我们在电视屏幕上就看到了两部同样以汉武帝及其时代为取材范围的历史剧。这说明汉武帝的魅力直到现在依然是光彩照人。那么怎样看待这个时代呢，我想是不是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

    第一，这是一个奋发进取、功业显赫的时代，第二，这是一个创设制度、垂范后世的时代，第三这是一个注目域外、走向世界的时代，第四这是一个鼎盛之下潜伏着危机的时代。这是我对汉武帝这个时代的一个总体的概括。下边，我开始分头讲。

    第一个问题要讲的就是汉武帝即位之初他所面临的局势。这是历史提供给汉武帝的一个活动的舞台，具体说来，汉武帝即位之初他所继承的是汉初文景之治的全部的成果，这个文景之治给他提供的，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社会现实。要讲到正面的现实，首先表现为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汉兴七十余年，如果不遇到自然灾害，那么一定是，“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在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粮食和钱的富有，这是国家强盛、社会富裕的主要标志。在这一点上，可谓文景之治所体现的经济功能。特别是当它和汉初的那种局面，也就是刘邦刚开国的那个局面，所谓的“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那样经济困顿的局面相比较，我们不得不说汉武帝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第二个有利的影响，就是经过文景之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整个社会呈现出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心所向，这样的一种总体的局面。这跟汉初统治者推行了一系列的轻徭薄赋的政策有关，也与汉初接连废除了许多秦朝的酷苛法令，特别是其中的妖言令、挟书律、诽谤令等等，导致了言路通畅、人心喜悦。在这种情况之下，汉代的朝廷是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戴的，这里面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事例，在远离都城的边远地区，当着地方官要来公布朝廷的政令的时候，许多老人包括残疾人，不顾身体不好，要扶着拐杖过来参加，一定要来听一下皇帝的“德音”是如何讲的，他们祈祷千万要让自己多活几年，不要死得太快，为的是看到更好的社会的到来。由此可见，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他所面临着有他有利的一面，但是同时文景之治留给他的历史遗产，也有不利的一面。

    不利的一面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就是对内，在对内方面国家的控制能力是较弱的。这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当时的一部分地方豪强，叫做“豪强兼并之徒，武断于乡曲，” 横行地方，国家对他们的控制是很少有效的。再一个就是达官贵人的奢侈浮华，也就是所谓的“自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奢侈浮华到了什么程度呢，搞僭越，甚至有的大臣敢僭越于上，也就是僭用皇帝的一些礼仪规范，这种情况到了无限度的程度。那么由此可见，对内控制机能的薄弱，是文景之治时期出现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就体现在在国家的对外发展方面，或者就叫做综合国势方面，表现出了一种弱势地位。特别是在汉代和匈奴的关系上，更表现出汉室受匈奴的凌辱。这一点当然有着它深刻的历史背景，自从汉立国开始，崛起于北方的匈奴就凭借它的军事优势，不断对中原施加军事侵略与政治压力。汉高祖刘邦曾经几乎被匈奴俘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后来无奈之下奉行了和亲政策。这个和亲政策和我们后来所提出的一个口号叫做民族平等是毫不相干的，这个和亲是以汉王朝的忍让与屈辱为代价才得以实现的，即便是在和亲这种格局之下，匈奴对中原依然时常有侵犯之举。

    那么，我们想一下，汉武帝即位的时候，他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们可以这么讲，文景之治时期奉行的“无为”政治，它有助于经济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它可以导致社会的安宁，但是它不会导致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的到来。面临着这样的局面，该不该改革以求治？汉武帝本人是个有为雄主，他当然愿意改革，这体现在他到晚年对大将军卫青所讲的一番话，他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那么在他心中看来，汉初的那个局面也是因循苟且的局面，他把建立制度让后世子孙有所遵循，当作自己的一种使命来看待，所以汉武帝时代的大变动大变革时代的到来，绝非偶然，既是时代提出的问题，也是当时一时君臣共有的一种理念。

    进入讲第二个问题，就是缔造盛世的艰苦努力，第一个方面，就应该讲到，独尊儒术，确立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汉初的文景之治时期，推行的是黄老的“无为而治”政治，在这种政治之下，它使得各家学派有了复苏的空间，所以汉初学术界的总体面貌是各家学派经历了秦的劫难之后，开始复苏，其中也有儒家学说不断恢复和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对此我们可以举出这么几个事例有助于大家思考问题。

    一个呢汉高祖刘邦本人本来是瞧不起儒学的，但是当着他立国之后，他却不得不借助于儒学来稳定国家的统治。其中有一位叔孙通是当时一位很有远见，也是很懂得权变之术的儒士人物。那么他就对汉高祖刘邦讲了一番话，说儒学之士，在进取的时代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但是到了国家建立之后，到了守成时期，却必须借助于儒学之士。所以他自己奏请允许他到鲁地去征召一部分鲁地的儒生和他自己的弟子一起来制定朝仪，维护朝廷上的君臣等级秩序，得到了刘邦的同意。后来这个朝仪制定完了之后，刘邦大为高兴，因为他真正享受到了身为皇帝的尊严。

    同样的在这个时期先后有儒家贾谊等人不断地建言献策，都是在强调仁义教化的重要，强调儒家的诗书之教的重要，这对当时的统治者的影响是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之下，于是就有了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了一个建议，后人把这个建议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提出凡是不在六艺之科，“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那么汉武帝呢，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儒家学说由原来的诸子中的一家，被国家定为国家的一个主导的统治意识，使得全国有了一个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件大事，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在董仲舒当时的建言中，他说得非常明确，就是提倡思想的统一。他认为有了思想的统一才可以和政治的统一相匹配，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安定和发展。那么，同样是统一思想，董仲舒和汉武帝是成功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秦始皇早年间也曾经想要统一思想，他用的是焚书坑儒之术，用的是残暴的手段，秦始皇是失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就是因为汉武帝在推行儒术的时候，他用的是一种诱导的，是一种温和的循序渐进的方式，而不是全靠国家的行政暴力手段。他的独尊儒术主要的途径是把儒家的经典定为五经，并且作为官方教学的固定的文本。那么呢，再一个就是开设太学，在太学里面聘请儒家经师做教官，当时称之为博士。在那儿听课的学生称之为博士弟子，东汉时期改称为太学生，他们学的是儒家经典。经过学习之后，还有个考试程序。只要考试通过了，就可以做官。

    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他的主要方式是垄断教育，进而控制仕途。它不必强行要求大家不要去读儒家以外的书，现实告诉读书人的是，你读儒家之外的书，你在国家官场里边谋取不到一官半职，而你读儒家的经典，就可以当官，它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了儒学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当然，汉代的独尊儒术还有另一面，那就是霸王道杂用。这是汉代统治者非常留意的一个实际的统治术，表面上说尊崇儒家，但是在实际统治时候，却又杂用霸道的一些东西。所谓霸道，王霸之辩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就早已经出现，霸道所指的具体内容主流上是指法家的治国之术。那么这样也就是说，法家之学并没有从政治舞台完全退出，在独尊儒术这种体系之下，它依然在发挥着很大的实际的作用，这是汉武帝时代第一个重大的变革。

    第二个重大的变革发生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当时的地方势力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诸侯王，当时受封的宗室诸侯王，第二个层面是受封的侯这一级，第三个层面是属于社会势力，具体来说就是地方豪强和一部分游侠。那么对这三部分势力汉武帝分别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给予制裁，使他们完全服从于中央集权的这种统治之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诸侯王国他是如何处置的，汉初的同姓诸侯王国曾经势力很强大，由此导致了和中央的分庭抗礼，最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当着这场叛乱被平定之后，当时的汉景帝也就是汉武帝的父亲，就已经做过一些削弱地方势力的若干努力。那么汉武帝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做出了一些规定，我特别强调的是在这方面——依然是我们要重视他的制度性的规定。这个制度就是建立了很多法律法规，来限制削弱诸侯王的权威，来降低他的势力。

    那么我举几个法律，第一个要讲的法律就叫做推恩令，在一个诸侯王国，原来诸侯王去世之后，他的嫡长子作为继承人，继承了他父亲的所有领土和权势，他的其他弟弟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到了汉武帝这个时期，有位主父偃，这是汉武帝的文学侍从名臣之一，提出了一个推恩令。它的内容是经过报请皇帝同意，诸侯王可以把自己封地的领土，划分为若干部分，封立他的子弟为侯。这些侯国的名分要由中央确定，而侯国的领土来自于原来的诸侯王国，这些侯国一旦确立，那么它的隶属关系不再隶属于原来的王国所有，而转属附近的汉代的郡，也就是说改属中央直辖领导，搞了这么一个体制出来，汉武帝非常明白这个建议的用意所在，马上就予以采纳，结果呢，就是在推恩——也就是把恩泽推广开来——这样的一个非常好听的名义之下，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进行任何的削蕃，但却使他的领土很快地由大变小，从根本上导致王国势力的衰弱。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法令。

    除此之外，还有左官律、附益法、阿党法等新的规定的出台，譬如说其中的阿党法，根据后世学者的注解，所谓阿党法讲的是“诸侯王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阿党是重罪，在诸侯王国出任傅和相的高级官员，他本来是诸侯王属下的官员，当然他是由中央朝廷所委派，他应该是诸侯王的辅佐之臣，但是在这个法令的严格限制之下，如果诸侯王有任何的不轨行为，那么傅、相没有事先发现，没有向中央朝廷举报，就要被按照阿党之罪处置。那么出于切身利益的考虑，任何出任诸侯王国傅、相的人，他所要关注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治国而是首先监督好诸侯王，有了异动得赶紧报告。所以诸侯王国经过汉武帝这个时期的若干立法的限制，他们的势力大减，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锐减，以至于发展到有的人就和一般的富室无异，没有多少权势可言。汉武帝更明确规定，不许他们实际管理国家政务，这样呢，诸侯王国的问题基本上在汉武帝时代得到解决，另外汉武帝对侯国也力行制裁之术，其实侯国本来没有多少独立性可言，但是汉武帝运用各种方式，裁废侯国。

    那么对地方豪强和一部分游侠势力，汉武帝也毫不犹豫地给予制裁。用的一个常用的方式，就是任用酷吏，法外用刑，很快地收到了整治的效。，这样在汉武帝当政时期，地方势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地方权力收回中央，他是做到了。

    他的第三个方面的改革就是把中央的权力收归皇帝个人所有，具体来说，就是削夺丞相的权力，把朝廷大权集中到皇帝个人手中。在汉初的政治格局中，丞相拥有较高的地位，也拥有较多的实权，这种局面本来是吸取了秦朝的教训，秦始皇厉行暴政，使得丞相制度不能正常履行它的社会职能，当时的丞相李斯都见不到皇帝，结果导致的是政治的混乱。针对这种历史的教训，汉初的统治者做了调整，才会给丞相一定的地位和实权。但是在汉武帝这个时代，他认为皇帝和丞相之间在实权上的矛盾和斗争，不利于他的集权式统治，所以他要利用皇权，削夺丞相的权力，之所以能够发生这种局面，和汉武帝早年他和丞相田蚡之间的明争暗斗也直接相关，丞相田蚡在当时又是外戚又是丞相，利用着他这双重身份，专横跋扈，他任命官吏，可以把一个平民百姓，只要他喜欢的，可以从平民百姓一直任命到郡守一级的高级官员。有一次他和汉武帝在一起讨论任命官员的事务的时候，从早上开始谈起，一直谈到了太阳偏西，他所建议要任命的官员还没有谈完，汉武帝情急之下说了一句话，说“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就是你任命官员任命完了没有，我也要任命几个官员看，那么由此可见，围绕着人事权力之争，在皇帝和丞相之间确实有矛盾有斗争。汉武帝是一个权势欲极强的人，所以他用了许多方法来削弱相权，用的方法有临时的权宜性的，更重要的同样我强调的是制度方面的。所谓的临时的权宜性的东西呢，我们见到的一个最残酷的事情，就是汉武帝的晚年接连杀了五个丞相。有一位大臣公孙贺，这本来是一个武将，跟着卫青霍去病征伐匈奴有功，封侯。现在呢汉武帝在杀了三个丞相之后，突然任命他来做丞相，就在封拜之日，这位公孙贺痛哭流涕坚决不敢接这个印绶，一再要求皇帝收回成命。结果皇帝也为之动容，皇帝都跟着落泪，然后还是要强制他接受这个任命。最后呢，皇帝只好起身而去，把他扔在那儿了。那没办法，他只好接了丞相官印，接了官印之后依然大哭不止。其他的朝臣问他做丞相是个好事呀，——其实我听着这意思有一点幸灾乐祸——说为什么你那么痛苦呢，结果他回答说“主上圣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就是我们的君主太伟大了，我们做臣子的跟人家不匹配，做个副手也不够，所以我现在开始就感觉到危险就已经到来了。

    那么要讲到制度方面的，就是汉武帝设置了一个新的机构，在当时呢，就是称作为“中朝”，和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宫廷系统相对立。那么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这个系统被称之为外朝。在中朝出现之前，丞相就是政府的行政首脑，他参与国家方针大计的决策过程，但是等到中朝一出现，真正得到皇帝信任的和皇帝一起参与决策的是中朝的官员，而不再是以丞相为首的合法的政府系统的官员。原来的合法政府官员被排斥出决策圈之外，成为一个政务的执行机构，那么真正的宰相职权落入了中朝官手中。中朝官的官员的构成起初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被称之为“天子宾客”，也就是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严安、主父偃等这批人，后来呢，汉武帝把这个制度更完善化，吸收了一部分朝廷的大臣来参与，给他们若干“加官”，有了“加官”就可以成为中朝官的构成部分。由此可见，那么到汉武帝这个时期，他动用了不同的手段，使得丞相的实权被剥夺。这是中国专制皇权这种独裁程度越来越高，在这点上具有里程碑的一件事情，他把大权确实是有效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他推行改革的第四个方面，那就是建立和完善选官制度，强化监察职能。那么汉初的官员的来源主要是靠军功，立有军功的人就得到高官厚禄。到汉武帝这个时期，那批军功贵族已经被历史规律所淘汰。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来选取官员，也就是官员后备军的主要途径何在，汉武帝这个时期做了许多制度上的创新，最主要的是把察举制度给定型化。汉武帝为了把察举制度有力地贯彻下去，他自己曾经下了很大力量给予关注，有一年他下令让郡守这级的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具体来说就是孝廉，察举孝廉，可是有的郡呢一个人都没有举荐上来。汉武帝为此大怒，他说，身为在官位上的官员，你如果不举荐贤人，不举荐孝廉，就是失职，就应该被罢免，所以说不举孝的，他说应该按照“大不敬”的罪名来论处；那个不举廉的呢，按照武帝的诏书中的规定，就应该按照“不胜任”来论处。大不敬和不胜任，至少要给予免官的处分，也就是他用这种以免官相威胁的方式要求他的地方大员们一定要力行推荐人才，给中央朝廷提供人才，履行他们应有的职责。这是制度建设的这个层面。从此之后察举制就成为汉代取官的一个主流途径，它保证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一批优秀人才，通过合法的稳定的渠道，源源不断地进入官场，提高了汉代官场的官吏的素质。并且察举制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意义也是非常重大。

    第五个他的改革就是涉及到开疆拓土。西汉前期在对外发展方面明显地是一种守势，这里面有他不得已的一面。就是汉家立国之初经济非常困难，要想搞大规模的军事征伐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汉武帝这个时代情况不一样了。所以，汉武帝在他在位53年间，其中有战争的年头算起来大概有三十多年。那么，这些战争呢，是拓地于四方。我简单说来，北征匈奴，西通西域，东定朝鲜，南平两越，把中国的版图向四周扩充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不仅要注意他拓地这一方面，我想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看到他这个拓地，他是有个中心的，他是以反击匈奴为他的中心所在，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战略部署，东定朝鲜和西通西域，都是他反击匈奴战略上的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分别被称作为“断匈奴左臂”、“断匈奴右臂”。征发匈奴开通西域的过程之中，他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把汉家和亚洲以外的地区连接起来，就是这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走向了世界。大家知道，张骞通西域是丝绸之路开通的一个历史前提，但是张骞通西域的目的、本来的动机何在呢，他是受汉武帝的指派，要去西域寻求与匈奴有夙仇的大月氏国，和汉家夹击匈奴，由此才导致了丝绸之路的开通。那么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它的影响所及就远远不是限于汉代的境土之内了。东西方文化第一次通过丝绸之路给予沟通与联络，这是影响世界史发展的一个大事。

    第六个方面的改革呢，就应该讲到汉武帝这个时期的经济领域的改革。这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同样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因为这个改革的核心或者主要的趋向，就是要搞经济上的中央集权，要把一切天下的财力集中到中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有两个因素可供我们考虑，一个因素就是汉武帝时期长年累月的这种边境战争，耗费了大量的国家府库，文景之治时期积累下来的那么多的钱财，都已经被浩大的军费开支所冲击，已经没有钱了，所以他急需开辟财源。于是汉武帝时期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国营垄断经济的政策和法规。其中，以盐铁官营为核心。当然，还推行了一些别的制度。盐铁在当时是百姓生产和生活所必需，但是个体小农以自己一家的人力、物力又无法单独地生产，所以他必须仰赖于社会的供给，他需要购买，那么这样一来，盐铁业就是当时最主要的获利丰厚的产业。汉武帝把它由原来的允许民间私营的这种政策调整为由官府垄断，在出产盐铁的地区，分设盐官与铁官，把生产和经营纳入了官方垄断的体系之内，收入归国库所有，用于军费的支出。

    下面呢我讲第三个问题，就是武帝盛世所潜伏的社会危机。中国古代被称为盛世的有那么几个时代，那么通常作为一般规律，盛世往往有被过分夸耀的一面。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他说什么是盛世呢，盛世是人们的一种惯用的称谓，是对德政的一种护符，是对官方文书的一种装饰。他还讲到一个观点，说对于百姓而言，盛世带给他们的真实的感受究竟如何呢，是我们现在的人最难断言的。由此我想，对汉武盛世的历史故实，我们也应该注意这个角度，什么角度呢，一个是不要被官方文书所蒙蔽，也就是我们要超出于这个之上；再一个我们要看待盛世的问题，要关注从社会底层、从百姓的自身感受来看盛世。那么在这个视野之下，我想汉武帝时期的盛世，是在盛世的光环之下掩盖着许多社会问题，甚至有的是社会危机。哪几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表现在兵连祸结，百姓因此受尽困苦。汉武帝的军事征发，在前面我曾经讲到，这是他建立强国优势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同时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最终都要转嫁到百姓的头上，那么为此生活在汉武帝统治下的臣民，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过于残酷。贾捐之的一番话“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父子都上阵，或死或伤，女的被动员起来去守边防，孤儿寡母在家里，无人，就是说苦告无门，他们要给自己的阵亡的亲人祭祀都找不着亲人的尸首，只好遥拜，这是一种何等残酷的局面。所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要看到。

    第二个方面就是汉武帝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加大了政府的经济开支，导致了民众生活的困苦。在这一方面我们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汉武帝是非常喜欢搞大型的土木建设工程的。汉初建的宫殿很少，因为萧何建了个未央宫太过壮丽还受到汉高祖刘邦的批评，此后文景时期基本没有宫殿建筑的出现。但是到了武帝这个时期，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大兴土木，兴建了若干宫殿群，他把原有的甘泉宫加以扩大，他又兴建了建章宫、明光宫，都是非常大的，规模非常宏大。甚至呢，把他兴建的建章宫、明光宫还有未央宫三个宫殿在空中建成了相连的阁道。汉武帝率领着他的一批后宫佳丽游走其间，可以不经过地面的道路，这是何等大的工程，要费多少人力物力。所以武帝时期的社会危机有的是属于与国家有关的举措，有的呢是纯粹是汉武帝自己的出于专制君主一人的私欲。除了我刚才讲到的之外，还有求仙，为了求仙他被多少方士骗过呢？但是乐此不疲，国家再穷，想办法搜刮民脂民膏，也得供养这批方士。其中的那个栾大，汉武帝封他做什么五利将军，天道将军，地道将军，还封了侯，还把自己的女儿卫长公主下嫁给这位，到了这种程度，花钱花得是太多了。所以，汉武帝时期经济的困境与长期的战争有关，也与这种专制君主个人奢侈腐化的生活直接相关。

    第三个危机是爆发在统治集团上层，表现的形式是戾太子兵变。其实这也是汉武帝晚年一个最大的政治惨案。戾太子刘据因为被人所排斥，这种排斥的产生，与汉武帝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力也直接相关，汉武帝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皇帝，他的太子做继承人，时间也很长。到后来以至于被人诬陷，说是他要用巫蛊之术来陷害皇帝，结果皇帝对他就产生了怀疑。太子要面见皇帝给予解释，皇帝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太子在情急之下起兵来捍卫自己的生命，结果汉武帝下令征讨平叛，一场长安城之内的上层军事滥杀就由此产生。一场战乱下来，当时几千人被杀，朝廷百官牵扯其中的有很多人，事后朝廷位置半空。在事后的追查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各地又有上万人被株连，这是当时的一大惨案。它直接动摇了武帝后期的统治，这是政治上的危机。

    第四个我想说的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在很大程度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秦始皇最后导致了亡国，而汉武帝尽管他的晚年出现了这样的社会矛盾、政治问题，但是呢汉武帝却把他的政权平稳地过渡给他的后继者，靠的什么呢，应该强调的就是汉武帝到了晚年依然不糊涂，靠的一个“轮台之诏”，就是由大臣主要是桑弘羊等人奏请在西域的轮台这个地方继续屯田，并且为此要向百姓多征收每人多征收三十钱的赋税，用于支持这项旷日持久的边疆屯戍。汉武帝下这个诏书，针对着这个奏请下的诏书，历史上称之为“轮台之诏”。轮台之诏的要害是说他自己对以往多年的征伐很有悔恨之心，一方面是不得不打仗，但是战争带来的社会的危机，他意识到了，所以他说现在不是再进行战争的时候了，应该是恢复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鼓励农民重新从事休养生息。这标志着国家的发展重点，从原来的扩疆拓土回归到正常的经济建设。尽管这个诏书公布之后不多久，汉武帝本人就去世了，在他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这个诏书直接产生的作用，但是他的后继者却因为有了这个诏书的存在，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国家的施政方针大纲向和平建设这方面转轨。所以，后来出现了一个恢复发展时期，此后才会出现了汉代的第二个盛世，汉宣帝时期的盛世。所以汉武帝有秦始皇之失、而没有秦始皇之败，关键就在于他还能够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统治政策，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转轨。在这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尽管是垂暮的，但却是对时局了然于胸的有为之主的形象。好，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