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 代宗政治

    唐代宗政治上也颇有作为，虽然生不逢时，但李豫也发挥了自己聪明才智稳固了唐朝的政权。

    李豫即位后，利用宦官程元振等人削夺了被尊称为“尚父”的权宦李辅国的权力，随后李豫进封其为博陆王，李辅国被迫致仕，不久被“盗贼”刺杀（据说这次的刺杀是李豫倚信的宰相元载所指使） 。但是程元振统领禁军，逐渐膨胀，开始谗害朝臣，大失人心。于是，李豫根据太常博士柳伉的建言，将程元振革官、放归田间，后来流放到了溱州。

    大历五年（770年），李豫又与元载密谋，企图诛除权倾朝野的观军容使鱼朝恩，原以为元载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可惜没想到元载得势后，也开始专权跋扈，专营私产，这就引起李豫不满。大历十二年（777年），李豫再次制定计划，命令左金吾大将军吴凑逮捕元载，将其诛杀。

    宋朝时期的名人苏辙称赞李豫“去三大奸如杀犬羊”，能使“中外不惊，上下厌服”。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李豫深受老子“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思想的影响，李豫擅长使用帝王权术。

    当时的李辅国的恶已经到达极致所以很顺利的就将其诛杀，而程元振也被李豫引导成为了一个恶犬，后面李豫便有理由将他流放，鱼朝恩更是不受其他人待见，所以干掉他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李豫为了不亲自动手还学会借元载的手杀掉朝恩，然后又纵容元载变得极其恶，然后元载又被李豫成功的干掉。

    元载死后，李豫任命了素有清名的杨绾拜相，希望可以借助他来革除旧弊。而自从杨绾相成为宰相，朝中权贵铺张浪费的行为也就开始有所收敛，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杨绾在相位不过数月，便已经人心所归，只可惜他不幸身患重病，不久便逝世。李豫深受打击，痛惜地说：“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也！”

    李豫不信宦官中伤，坚持起用郭子仪，成功抵御吐蕃入侵。但他也有用非其人之处。就他任用的宰相来说，之前任用的宰相元载，专擅朝政，贪赃枉法，贿赂公行；晚年又让宰相常衮当国，虽然杜绝贿赂，但用人却没有什么鉴别能力，贤愚同滞。有的同僚找他商量事务稍稍频繁，常衮就觉得那个人什么的烦。当时长安的人还专门为他编写一首打油诗嘲讽道：“常分别，元好钱，贤者愚，愚者贤。”崔祐甫也指责朝政说：“朝廷中上下昏昧，善恶不分。本来是清廉严峻的官府，如今变成了鼠辈们养尊处优之地，这怎能有助于政事呢？” 这不得不说是李豫用人的失误之处。

    不过，李豫处理紧要政事时还是很认真的。大历十二年（777年）十月，京兆尹黎干奏说水灾损害农田三万一千顷，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却说损害不多。兼渭南县令的刘藻曲也附和韩混，也声称部内土地未受水灾。李豫不信，派出御史赵计检查渭南受灾情况，结果赵计也阿附韩混，说未受灾。聪明的李豫察觉到不对，说：“水旱灾祸都是均衡的，怎么可能渭南能够独自免灾呢？”

    于是李豫再命令御史朱敖去复查，朱敖这次如实上奏，说渭南受灾面积为三千顷。代宗感叹说：“县令的职责是抚治百姓，哪怕没有受损说受损我都能原谅你们，但是受损却不奏报，怎么能彰显你们体恤百姓疾苦之意呢！”然后李豫就将刘藻、赵计贬官处理。

    不仅如此，李豫对皇亲国戚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不容许自己的亲戚违法乱纪。大历四年（769年）七月，皇姨弟薛华因酒色私忿闹事，杀死了三个人，并将尸体丢在井下，以掩盖自己罪恶。事发后，李豫二话不说直接将薛华拘捕入狱，诏令赐其自尽。一年大早，京兆尹黎干根据百姓的要求，奏请代宗下令拆除泾河的水磨，以利农田灌溉。而此时升平公主和驸马郭暧家在泾河也建有水磨，升平公主请求父皇下令予以保留。李豫说：“我下此诏是为了苍生，你应当做众贵戚的表率！”于是升平公主乖乖听从，马上便派人拆除了泾河的八十处水磨，被当时的人传为佳话。

    李豫在位时，还对唐朝的选举制进行了变革。宝应二年（763年），他下令让尚书左丞杨绾知东京选，礼部侍郎贾至知东都举。历史上把这次的变革记载为“两都分举选，自此始也。”

    李豫平定安史之乱后，采纳了仆固怀恩的建议，任命重新归唐的安史旧将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薛嵩分别为魏博、成德、幽州（卢龙）、相卫节度使，率所部驻于河北。造成了前三将及其继承者割据河北，不奉朝命，也不向朝廷纳税，唐廷对此也没有办法，这其中卢龙镇最嚣张跋扈，这几个地区后来被称为“河朔三镇”。

    传统史学观点认为仆固怀恩因为和唐廷有仇，恐惧这些叛军旧党受到唐廷的恩宠而衰弱衰”，才奏请田承嗣等分别占据河北的，这种畸形的心态导致了割据局面的不可避免。而李豫本身也疲于这些政务，不想管，也管不动了，同时觉得这些叛军降将应该不会再乱来了，所以干脆摆烂，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同意了仆固怀恩的请求。这一决策，开唐代藩镇割据称雄的先河，对中晚唐的历史有重大影响。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在安史之乱平定后，先为安、史父子立祠堂，尊为“四圣”，并向朝廷求任宰相。面对其挑衅般的嚣张行径，李豫却不敢大张挞伐，只是叫内侍孙知古讽劝他毁掉祠堂，并加授其为平章事，以满足他对官位的奢望。

    大历十年（775年），田承嗣唆使昭义镇将吏作乱，然后他以救援为名，出兵攻取相州。接着又暗杀了卫州刺史薛雄，趁机兼并其地势力管辖区域。李豫曾调发藩镇征伐，当田承嗣见形势于己不利时，马上上表谢罪，并请入朝，李豫赦免其罪。

    但是没过多久，田承嗣又故伎重演，攻掠其他州县。第二年年五月，田承嗣帮助汴宋留后李灵曜作乱，朝廷下令讨伐，当李灵曜兵败，形势于田承嗣不利，他又上表谢罪，李豫对他也深表无奈，同时也有一些忧惧在心中，只能原谅他，并表示他不用再来京师谢罪。

    由于李豫对田承嗣一次又一次的姑息，到至其在位末年，河北三镇的藩镇割据局面已基本形成。正如名将郭子仪所说：“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此无他，乃疑之也。” 这些藩镇互相联结自保，一切事务均为自决，“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如果朝廷建造一城，增一兵，他们则有怨言，往往猜忌，而在自己境内则大肆筑垒缮兵。河北三镇“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

    不过对于李豫是否姑息藩镇，后世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如樊文礼认为，李豫对藩镇并非一味的姑息放任。其在位初年，受制于吐蕃的边境压力，无力解决藩镇问题，所以被迫迁就这些藩镇，而到了中期以后，随着外部形势改善，则开始对哥舒晃、田承嗣、李灵曜等势力采取军事行动，并采取限制藩镇兵力、罢诸州团练守捉使、敕令藩帅不得署摄属州刺史等制度手段，打压藩镇。

    还有学者以河朔藩镇为例认为，大历后期，唐廷与幽州维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一度还取得昭义军的归顺，但因地缘政治结构而未竟全功，藩镇割据自治的局面在经历了田承嗣之乱后逐渐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