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章 安史之乱，一个繁华时代的落幕。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王朝都经历了兴衰，唐朝也不例外，在唐玄宗开元盛世的末期，一个危机正在悄悄的形成，它将给这个王朝带来致命一击。
这个危机便是——安史之乱。
话说大唐王朝经历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高宗的“永徽之治”、武则天的“治宏贞观，政启开元”以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后，成为了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唐朝的经济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达至鼎盛。在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的发展陷入了重大的危机。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在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于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同时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
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到了七百多人，离谱的是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上层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在他后面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徇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得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招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唐朝在边防上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这一制度使得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防军队的人数不断增加，达到了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就有十五万人。
而唐朝中央军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淳朴单纯，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的一支部队。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了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754年，安禄山奉命来到了长安，玄宗由是更信任安禄山《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上尝谓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答曰：“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又言“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就如李泌所说：“假如当初封赏给安禄山的不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之官，而是给他百里之国，也就不会谋反了。”遗憾的是，玄宗不听高力士的言论、加之玄宗义子汉人名将王忠嗣忤逆于他。如此玄宗更崇信安禄山。王忠嗣因此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约安禄山的重要力量。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也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在叛乱过程中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这仍然是一场叛乱而不是起义。
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平定辽东、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使唐朝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
这些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这就使得原来为一方之长的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 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为了唐皇室的忧患。
开元之治晚期，政治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逐渐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
唐玄宗更加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荒唐的是在此期间安禄山为自保和升官还拜杨贵妃为母亲。随后唐玄宗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随后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九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宰相，他上任后只知道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大军，其中精锐唐朝正规军已达到15万，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意图以讨伐朝中异党之名举兵叛唐。
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属下唐兵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15万人，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安禄山乘铁舆，其属下步骑精锐扬尘千里，鼓噪之声震地。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以及几代人没有见过战争了，听说范阳兵起，远近都震惊。当时的河北基本都是安禄山统辖范围内的，叛军所经过的州县，都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者开门迎接叛军，或者弃城逃跑，或者被叛军擒杀，叛军很快就控制了河北。太原以及东受降城的人奏报安禄山造反，而唐玄宗仍然认为是厌恶安禄山的人编造的假话，没有相信。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才相信安禄山确实率兵造反，召来宰相杨国忠商议应变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