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开禁（12）
民国19年（1930年）8月，炎炎夏日的暑气即将退却，步入金秋时节，气候宜人。恰在此时，兴龙山首次被批准更名为兴隆县。
都说“牛马年，好种田”，这话一点不假。这不，这年正好就是马年，果真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老天爷似乎也在眷顾着“后龙风水”宝地，这年火热的8月，由兴龙山改为兴隆县。广袤无垠的田野里，稻浪滚滚，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和谷穗压弯了腰；高粱涨红了脸；玉米露出了欢笑。仿佛都在向人们吟诵着丰收的喜悦。广大租地佃户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辛勤劳作的汗水终于将换来丰硕的成果。
这个丰收年，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佃户们即使交完租子，剩下自己吃的也比往年多，哪能不高兴呢？
有人问:什么是佃户
佃户是指在封建社会中，那些没有土地所有权，通过租赁地主或贵族的土地进行耕种的农民。
首先，从历史背景来看，佃户制度的形成与古代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密切相关。在封建社会中，土地大多被贵族或地主所垄断，而广大平民百姓往往无法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因此，许多农民只能以佃户的身份，通过租赁土地来维持生计。这种制度在中国古代尤为普遍，成为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之一。
其次，从佃户与地主的关系来看，佃户在租赁土地的过程中，通常需要与地主签订契约，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佃户需要按照契约规定，向地主交纳一定的地租或提供一定比例的产出作为回报。同时，佃户也享有在租赁期限内对土地的使用权，可以在土地上自由耕种和经营。
此外，佃户的生活状况往往较为艰苦。由于土地所有权不在自己手中，佃户常常面临着收成不稳定、地租负担沉重等问题。在丰收年份，他们可能需要将大部分收成用于缴纳地租；而在荒年，则可能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此外，佃户还常常受到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演进，佃户制度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在一些历史时期和地区，政府曾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来减轻佃户的负担，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些政策调整可能涉及对土地租赁制度的优化、对佃户权益的保护以及对地主行为的规范等方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往往难以彻底改变佃户的命运。
兴隆县城及周边的土地都是1915年“后龙风水禁地”大开禁以来形成的特有的土地所有体制。
辛亥革命以后，原马兰镇总兵和东陵管理机构尚未撤销，仍然管理着祭祀、修缮、治安事务的内务府、八旗、礼工部、宗族、绿营等五项旗人薪饷俸禄，由中华民国政府每年拨给“优待皇室”的400万两白银项下支付，作为守陵五项旗人的生活费用。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因财政困难，已无力支付400万两白银优待皇室，守陵的五项旗人的生活失去了保障。东陵守护大臣皇族载泽会同马兰镇总兵崔祥奎奏请爱新觉罗·溥仪（宣统皇帝），在与中华民国政府协商同意后，决定划出部分“后龙”禁地90000亩。因缺少勘丈经费，清皇室与北平（北京）绸缎庄（天丰益）经理蔡介之商妥，由蔡出银56250元（银元）作为勘丈费用，并以兴隆山为中心的土地22500亩作为抵押，批准蔡介之开垦土地。1915年3月17日（农历二月初二），蔡介之来兴以“天丰益”镇基局名义开垦兴隆山四区（即：北区、大东区、小南区、西区）的土地，大肆毁林、伐树扩地。此外，划给八旗、绿营、内务府土地14430亩，由其自种或出租；分给宗族、礼工部土地5000亩，委托“天丰益”代管。后来蔡介之自任总办，委派杨曙江、刘象舟为副总办，借开垦之机扩地达80000余亩。北平段祺瑞部下官僚钱老训和大地主李润身（李荫深）、张振岭等在兴隆本街设协记土地公司（协记局），他们得到礼工部兵丁授分地、扩地达20000亩，在土城头设收租机构，以盘剥劳苦民众。马兰镇的崔宏道、崔子良等得八拨子梁以南至上关的土地3000余亩；陈荫堂（即大席棚，也称停云山庄）从“天丰益”处租红梅寺一带土地1000亩；张善亭在上窝铺有地1000多亩；王俊庭（承德县人），在北水泉一带有土地500亩；韩维新租八旗营兵丁授分地14400亩；周子贤（即三兴堂）租绿营八旗项下在陶家台地800亩；王昆臣（即王家锅伙）在土城头租地800多亩；刘剑冲买南双洞、黑虎沟（八品叶）地800多亩；张羽翔、张起云，在南双洞有土地800亩；马子均买绿营兵丁地200亩；卢义卿（遵化县人），在红梅寺有地300亩；司绪（即司家锅伙）从“天丰益”处租红石砬和红梅寺西沟土地500亩。仅上述14家即占有土地十万余亩。1916年始，平谷、密云、怀柔、蓟县、三河、玉田、遵化等地农民移居风水禁地内建筑房屋开荒种地。1921年，直隶垦植局又勘丈出土地十万亩。至此，总计开垦土地二十万余亩。据日伪时期《兴隆概况》记载：变民地189428亩、绿营地12003亩、八旗地3809亩、官租地2637亩、礼工部地1473亩、内务府地1413亩、遵化县教育局的学田地14747亩、遵化垦务局地928亩、恭亲王、苏庆王府和遵化福顺堂地13306亩、遵化留养局地1192亩、宗族地2533亩、香火地2403亩（含遵化般若院口外香火地100亩），还有升科余地、火道中心地等，计25万余亩。“后龙风水”开禁后，外县涌入兴隆开垦土地的劳苦民众，百分之八十没有自己的土地，而是先靠租种“五项旗人”和“天丰益”镇基局及其他大地主的土地，这些佃户一石（当地一石约150公斤）粮要交租3-5斗（当地每斗约15公斤），广大的劳苦民众用血汗养肥了官僚和大地主。
王福常的家位于兴隆南区，他们在那里租种了整整 20 亩肥沃的良田。他和儿子王占永共同精心照料这些庄稼作物，父子俩齐心协力，辛勤劳作。每年除去向地主缴纳租金之外，如果遇上风调雨顺、丰收的好年景，他们还能收获到剩余的一大半粮食。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也足以勉强维持全家人的基本生计。
但王家最近这些日子，却有一件大事令其心中郁闷不畅快。这件事情还要从上次李占山家二姑娘来相亲说起，本来这姑娘对小伙子王占永那可是一见钟情、满心欢喜的。两人也算是情投意合，交流愉快，很有共同语言，眼看着好事将要促成，但谁能想到，这姑娘回去之后竟然遭到了占山媳妇的强烈反对，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由，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这下可让李占山犯难了，一边是自己的亲生闺女，一边又是自己的老婆，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真是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本来李占山与王占永的父亲王福常早就熟悉，也算是老朋友了，基本上了解他们家的为人。从内心讲，李占山是很愿意结这门亲事的，但他的软肋就是，在外边他可以叱咤风云，但在家里他却只是一个二门钌吊。
这边王占永始终在满怀期待地等待着二姑娘传来的好消息，但却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这让他心急如焚，焦虑不安，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心中充满了担忧和疑惑，但又不敢贸然前去打听，生怕会给二姑娘带来麻烦或者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二姑娘一切安好，早日给他一个答复。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占永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他开始胡思乱想，猜测各种可能的原因。他担心二姑娘是否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危险，又或者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让二姑娘对他失去了信心。然而，由于无法得到确切的消息，他的内心越发煎熬，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折磨着。
那个时代的人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只能依靠口耳相传或是书信往来。王福常常四处寻找媒人，想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但这些媒人却总是言辞闪烁、含糊其辞，说话也是吞吞吐吐的，一点都不爽快，只是一味地让他们再等等看。
王占永心中的纠结如同乱麻一般，让他数次都想要下定决心前往城北的李占山家，亲自向二姑娘询问事情的真相。然而，每一次当他准备迈出那一步时，内心深处的种种顾虑便会涌上心头，使得他犹豫不决，始终未能付诸行动。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占永就在这种无尽的煎熬中度过。他时而心神不宁，时而焦虑不安，思绪如潮水般汹涌，却又找不到一个出口。他不断地在心里揣摩着二姑娘的态度和可能的解释，试图从各种角度分析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然而，越是思考，他心中的疑惑就越发深重，仿佛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谜团之中。
无数个夜晚，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与二姑娘有关的点点滴滴。相亲那天，他们两个单独交流的那半个小时，是多么的愉快和高兴，甚至憧憬着他们将来的幸福生活。那些曾经美好的回忆如今变得越来越模糊而遥远，令他感到无比痛苦和困惑。
在这漫长的煎熬中，王占永渐渐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和精神头。他的面容日渐憔悴，眼神中也透露出深深的疲惫和无奈。身边的人都察觉到了他的变化，纷纷关切地询问，但他总是默默摇头，不愿多说。
究竟该如何打破这个僵局？王占永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在这个寂静的夜晚，月光如水洒落在窗前。王占永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心中的疑惑和期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让他难以入眠。最终，他无法再忍受这种折磨，决定起身寻找笔纸，将自己脑海中的思绪全部倾诉出来。
他轻轻地打开抽屉，取出一支笔和一张白纸，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铺在桌面上。此刻，他仿佛置身于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他紧握着笔，开始在纸上挥洒自如。每一笔、每一划都蕴含着他深深的思考和情感。他写下了对生活的疑问，对未来的期待，以及对自己的审视。这些文字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灵深处的那扇门，让他逐渐看清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纸上的文字越来越多，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在眼前。王占永的笔触越发流畅自然，他似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完全沉浸在写信的乐趣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释放和满足。
当最后一个字落笔时，王占永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看着自己亲手写下的满满当当的纸张，心中充满了感慨。这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文字，更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通过这次倾诉，他找到了一种与自己对话的方式，也更加明确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夜已深，但王占永的心情却格外舒畅。他知道，这张纸上的文字将会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指引他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此时此刻，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