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管弦乐队的指挥家

    与艾莉亚的友好会面，已经让汉弗里克初步判断:这位左派政党的领袖——艾莉亚·海因里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温和派。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她也是第三个阿道夫，不过汉弗里克更愿意相信她不会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

    “以极端对抗极端，我想她不会这么做，即便她真的是第三个阿道夫，我也相信她不会走向极端。这么做的后果，除了极端的革命和抗议以外，就是可怕的内战了。”汉弗里克这么说道。

    现在，汉弗里克已经决心成为一个欺骗家了。

    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我必须当一个欺骗家，因为我已经无法停下我的脚步。我将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德意志人，在肉体上，亦或者是我的部分精神。我想，我欺骗了我的听众，也欺骗了自己。”

    在这以后，汉弗里克便将自己融入到演讲当中，他要让“演讲家”成为自己本人，而不是成为自己的职业。

    他时常跑去钻研别人的演讲，对于所谓提高演讲和口才的书籍也有所耳闻。

    他几乎是跑遍了全德国，听了左派、右派和中间派的演讲，除去“毫无任何作用”的部分，剩下的便全是精华。

    据格里布夫回忆，提升演讲能力的事情，汉弗里克从1919年就开始了，并且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

    在格里布夫看来，汉弗里克已经超越了那些普通的演讲家。

    “演讲家们只把‘演讲’当作是自己的工作，但汉弗里克不同，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演讲’，认为自己就是为‘演讲’而生的。”

    汉弗里克多次造访歌剧院，令人意外的是，他演讲时所摆弄手势的灵感出自于管弦乐队的指挥。

    他认为自己演讲时并不需要指挥棒，因为他时时刻刻都握着一根指挥棒，引领着他的听众们。

    汉弗里克在闲暇时刻还会听听音乐（多半为恩格森演奏又或者是跑去剧院），放松之余，他还会使用音乐知识和其中的感觉，随后便运用到自己的演讲中，使其“具有音乐的节奏”。

    他把自己的演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进行曲的节奏”，最后一个部分则是“高潮”或称“狂热”。

    在演讲开始前，他也会化作一位反对自己的反对派，常常以反论中断自己，之后便自己找理由粉碎这个假想敌。

    尽管他的演讲是由多方面构成的，不过其主要目的都只有一个“引起感情共鸣”，因此并不难跟上。

    他能够轻而易举地从一个题目转移到另一个题目去，既避免了“只能演讲二十分钟”，又避免了失去听众。

    此外，题目与题目之间还构成了一座相互联通的桥梁，它们叫作“愤怒、恐惧、爱、恨”等。

    他时常跟恩格森说:“将听众卷入到我和我的演讲内容以及情感里边是无法通过书籍和别人的演讲得到的，我需要自己去摸索，就像一个盲人在黑暗中摸索一样。”

    汉弗里克的演讲可以针对党员也可以针对非党员，特别是对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即将要脱党的人，他的演讲总是能把这些家伙带入到国家的层面，好像他们的决定能够影响国家未来的命运一样。

    在这方面，汉弗里克毫无隐藏的告诉了恩格森和格里布夫:“让他们认为自己的决定与国家息息相关，让他们认为自己应为许多人做出榜样，打动他们的虚荣心和雄心，这样我就达到了我的目的，剩下的自然就好办了。”

    他还表示，所有人，不论贫富，其内心都有义务尚未履行之感，无论这件事是大是小。

    “他们的穷困潦倒可能会让他们把钱花到任何一个地方，也许是生存，也是最后一丝希望。我的任务就是将这种欲望转移到政治目的上去。我认为我的政治运动是以其支持者为得到美好的东西和愿望为基础的，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令他们相信德国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那么他们将会成为不可抗拒运动的一部分。”

    汉弗里克对演讲事业之认真，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告诉众人，演讲和军事是他历来华丽的表演，现在，他又开始设计起专属于民现党的敬礼方式。

    在之前，委员会站成一排对他行的罗马式敬礼引起了汉弗里克极大的兴趣（包括辣脆的抬臂礼）。

    新的敬礼方式被设计出来，与辣脆不同，民现党的敬礼方式改为了右手抬高70度角。

    “举手礼是我借鉴罗马式敬礼得来的，不过我还是会对外宣传，举手礼是德国式的。”尽管汉弗里克对外时如此宣称，不过在很多人看来，举手礼的来源还是复杂的。

    在此之前，巴赫在与其他人见面时就会行这种德国礼，他的解释是:给予对方尊重。

    汉弗里克或许也是从巴赫那学来的，但不管源于何处，在乐声和旗海中，这种在震颤的“万岁”声中的行举手礼，也向德国民众保证，他们将听到德国真正的声音。

    在汉弗里克公开宣布反法的当天，阿道夫与巴伐利亚政府进行了又一次对抗。

    他拜会了巴伐利亚总理，与他一同前往的是一位前军官。

    两人向总理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政府废除《共和国保护法》，如果魏玛政府拒绝这一要求，那么巴伐利亚就等于公开违背法律。

    最后通牒提交的时间是3月30日星期五，而阿道夫要求于星期六得到答复。

    但是，巴伐利亚总理并没有给予任何的答复，于是右派激进军事集团便于星期天举行了“军事演习”。

    一直到星期一，总理才算是给了阿道夫答复，而在此之前，一次“军事演习”已经是展开了。

    总理告诉阿道夫，他本人是反对《共和国保护法》的，但是，它已经成了巴伐利亚的法律，即便是内心再不愿意，他也只得执行。

    阿道夫并不买账，他决定于5月1日举行游行，以示抗议。

    这一天堪称惊爆，五一不仅是劳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节日，还是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纪念日。

    4月29日清晨，汉弗里克收到了一位右派人物的信件，邀请他参加右派激进势力的游行。

    汉弗里克本人是不愿意参加的，他也去询问过艾莉亚，她则回答说:“如果这场游行举行，我想我必然会介入。”

    在民现党内部，有个别激进的党员也要求他们必须介入，并且其数量来到了28。

    在这些情况下，汉弗里克终于同意，于4月30日晚派出一个连的保卫队前去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