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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辟一下微之和洪度姐姐的谣

    元稹三月一日奉敕出使东川，三月七 查阅方诗铭《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得知元和四年三月的&34; 何况元稹三月七日从长安出发，严砺三月八日已在梓州病卒。等到元稹赶到东川，严砺死去已有一月，又怎么能够&34;潜知稹意&34;,&34;遣涛往侍&34;？难道是活见鬼了？另外，《全唐诗》录有薛涛诗《十离诗》十首，题下有注，云：&34;元微之使蜀，严司空遣涛往事，因事获怒，远之。涛作《十离诗》以献，遂复善焉！&34;所言不符事实。再者元稹三月一日奉敕出使东川，三月七 查阅方诗铭《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得知元和四年三月的&34; 认定《十离诗》为薛涛呈献元《十离诗》有&34;驯扰朱门四五年&34;、&34;戏跃莲池四五秋&34;之句，这与元稹元和四年三月按御东川五六月间已经归来的行踪不合。&34;朱门&34;、&34;相公&34;之语亦与元稹八品监察御史的身份不相符合。前人对此已经加以辩驳，《徐氏笔精·薛书记》文云：&34;《唐摭言》云：元相公在浙东，再者元稹三月一日奉敕出使东川，三月七 查阅方诗铭《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得知元和四年三月的&34; 认定《十离诗》为薛涛呈献元稹之作的始作俑者为明代赵官光，赵氏&34;所注所论亦疏舛百出&34;，他补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时，将薛书记的《十离诗》在毫无所本的情况下编入薛涛卷中，并在诗题下撰注&34; 元 宾府有薛书记，酒后争令以酒器掷伤公犹子，遂出幕。既去，作《十离诗》曰：《犬离主》、《笔离手》等作。今诸女史皆编入薛涛集内，何附会之甚耶？以薛书记认作薛校书，以元载认作元微之。况涛蜀人，非浙东事可附会。《彤管遗篇诗》、《女史》、《青泥莲花记》及蜀本《薛涛诗》皆载《十离诗》，故表而出之。彭云生《＜十离诗＞辨证》赞同王定保《唐掘言》刘师培《说＜全唐诗＞书后》之说，断定非薛涛所作。《薛涛诗笺》、《年谱》则以为是薛涛呈韦皋者。两说均与所谓元稹薛涛艳情唱和无涉，仅录以备考。根据以上各点我们认为元稹薛涛间根本不可能有唱和关系。元稹《使东州好时节》诗云：&34;身骑驰马峨眉下，面带霜威卓氏前。虚度东川好时节，酒楼元被蜀儿眠。&34;在下以为元稹所云还是实情，并非是粉饰之辞 如果按照张蓬舟的说法，元稹与薛涛的唱和还应该包括薛涛的《赠远二首》，但《赠远二首》 与元稹实际无关。我们认为元稹薛涛根本不可能在其时见面，理由是：元和四年三月元稹以监察御史奉救按御泸州赃犯任敬仲，出使之地是东川。而薛涛自长安流落蜀度使（830-832)，五六十年间一直在西川成都府，&34;侨止百花潭&34;,&34;居碧鸡坊&34;。中沦为歌伎，出入幕府&34;历事十一镇&34;，自韦皋镇蜀（785-805）至李德裕为西川节东川西川虽为地邻，但相隔数百里，来往并不方便；两川虽为一道，但当时分属不同的节度使管辖，往来也应事出有因。元稹当时只是一个八品的监察御史，又身元稹此前从未谋面，薛涛又怎能无缘无故地从西川赶到东川与元稹&34;相聚数月，形负皇命，有何神通能召已入乐籍且正受邻郡节度使宠爱的名伎前来入侍？薛涛与同夫妇&34;？

    而且长安梓州间隔一千八百六十多里，元稹三月七日从长安出发，白行简《三梦记》云元稹三月二十一日才到达梁州，时经半月而路程仅行一半，其到达东川首府梓州约在三月底闰三月初。即使不按《三梦记》的计算，元稹到达东川首府梓州也应该在此前后。不久又&34;身骑聰马峨眉下&34;，再跋涉五百多里前往泸州按御赃犯任敬仲；逗留梓州期间又查察了严砺及其属下十二州刺史的种种不法行为；返京途中又在山南西道查办洋利等三州于两税外加配驿草案五六月度并其属下十五州刺史违诏过赋和其他贪赃罪行，共计没收违法收取的田庄126间已返回长安，除去其在山南西道逗留的时日，元稹在东川启程返京当在四月中旬。如再除去他在泸州审案及往返的时日，元稹在梓州停留时未满月。梓州成都间距三百二十里，以一驿三十里一天四驿的速度计，仅往返当在六天以上。如此在元稹停留梓州不到一月的时间表上，实在已经无法安排&34;相聚数月，形同夫妇&34;的日程。《年谱》认为元稹薛涛并无梓州会面之事，但却承认元稹薛涛有唱和关系（没有列举根据）。我们认为元稹薛涛间也不存在所谓的唱和关系，理由是现存所谓元稹与薛涛的唱和诗歌共五首，均不见于元稹薛涛的集子；《全唐诗》收录元稹的《寄旧诗与《全唐诗》收录元稹的《寄旧诗与薛涛因成长句》与薛涛的《寄旧诗与元微之》，但两诗仅差两字，系重出；而且&34;细腻风光我独知&34;一句既不类薛涛口气，也不符元稹薛涛没有会面的事实。属名元稹的诗篇《寄赠薛涛》的题注云：&34;稹闻西蜀薛涛有辞辩，及为监察使蜀，以御史推鞠难得见焉！严司空潜知其意，每遣薛往。泊登翰林，以诗寄之。&34;张蓬舟的《薛涛诗笺，薛涛传》附和认同其说：&34;元和四年（809）三月，元稹为东川监察御史，慕涛欲见。司空严绶（蜀人，初在韦皋幕，任成都尹，与涛素稔。时已进位司空，充太原节度使）潜知稹意，遣涛往侍，涛至梓州晤稹……&34;据我们考证，《全唐诗》注及张蓬舟说均不确。《唐方镇表》、《唐刺史考》表明韦皋自贞元元年六月领职剑南西川至永贞元年卒于任所，一直兼任成都尹之职。据元稹《严绶墓志》及两《唐书·严绶传》，严绶并无佐韦皋幕之履历。查遍《唐刺史考》、《唐方镇表》，有唐一代成都尹一职也未见严缓履任。严绶仅元和元年派部将李光颜平叛西川，但他自己并未前往西川，故不可能与薛涛相识。严绶此时也尚未与元稹相识。元稹相识于元和六年，时严绶自河东节度使转任荆南节度使，成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的顶头上司，两人才开始往来。此点元稹《严绶墓志》已经明言：&34;其所行事，由荆而下皆所经见，由荆而上莫非传信。&34;尚需辩明还有严绶自太原节度使之重任改拜尚书右仆射之闲职，是因为时相裴填的弹劾，而裴珀是元稹的支持者。严经刚刚受裴均弹动归朝，时未逾旬，又怎么可能去绍介裴均的亲信元稹结识薛涛？再者元稹三月一日奉敕出使东川，三月七日即已从长安出发。而三月&34;乙酉&34;严绞才改拜新职（笔者按：此&34;乙酉&34;仅据《资治通鉴》转录，由于《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四年一至三月纪事散佚，而元和三年十一月十二两月又未标示朔日，故暂时无法断定此&34;乙酉&34;为三月何日），就算&34;乙酉&34;即是三月一日，诏令甫下，严氏又焉能在六七天内途经一千二百六十多里于三月七日前从太原返回长安与元稹见面？再者元稹三月一日奉敕出使东川，三月七 再退一步，即使严绶三月七日前已返回长安，严绶元稹此前并未相识，而今品位相悬也无职事上的往来，严氏急于上表谢恩，与京中故旧寒暄，元稹也忙于&34;五夜灯前草御文&34;，又怎么可能有时间相见相识？并且立刻相交到严绶将薛涛绍介给元稹的知心程度，岂不是荒唐？再者元稹三月一日奉敕出使东川，三月七 查阅方诗铭《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得知元和四年三月的&34;乙酉&34;应是三月九日，如果方诗铭的计算不误，那元稹离京之后严绶才回到京城，两人这时根本无法在京城相见。顺便说一句，元和四年时东川节度使为严砺，或谓严绶是严砺之笔误。但元稹这次东川之行，事实上已将严砺及其属下的刺史作为清查对象，举发其罪状，今有《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为证。以情理计，即使严砺有遣使薛涛往侍以笼络元稹之心，元稹显然也不会接受严砺的这番情意。至于韦从，她和元稹夫妻恩爱是有记载的，死后也很是伤神，在下以为元稹不过三年便续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从那一时期元稹的诗歌和文章可以看出他病的极重又事务繁忙，且女儿保子尚一稚龄幼儿，元稹分身乏术无暇顾及。他不纳妾能如何？眼看着年幼的女儿夭折吗？况且明明是同样性质的事，为何无人攻击苏轼？苏轼甚至娶的是前妻的亲妹妹，为何谴责微之薄幸而赞子瞻深情？微之是政客嘛，不可能明月清风如一朵纯澈的水莲，多多少少该有些心黑的地方，但谣言属实，是不必存在。而且时代不同，我们不该以现在的品德来要求古人，如果一定要这样算，那古人又有几个符合标准的呢？且，《莺莺传》中的张生是否真的是张生在学术上都是存疑的，大佬们都在吵，咱又不是大佬，这事儿也别揪着不放而且微之在政治上，在当官时为人民做出的贡献元黑是一点不看啊！净盯着道德上存疑的黑点，只有论起来古代就没几个好人，古人也是人啊，又不是圣人，真要在古代找一个道德上一点瑕疵都没有的那也只有真正的出家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