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至关重要的真理
在混沌的时空中，朱元璋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
当人们摆脱生存之忧，繁衍之力便会如洪荒般狂暴！
初建的大明帝国，这宗藩制度得以严密实行，因人丁稀少，对国库压力尚小。
然而，数百年后，宗族人数犹如星辰点点，增长至天文数字，国家的负担也随之变得不可承受！
嘉靖三十一载，全国税粮总计两千二百八十五万石，而宗亲年俸消耗高达八百五十三万石，占据了全国税收的三分之一有余！
更令人扼腕的是，朱元璋当年为防止皇族内斗，明令后裔不得涉猎农商，只准安居家中生育子嗣。
此初衷虽良善，却在明末时，造成了朝廷财力捉襟见肘，难以维系庞大的宗族群体。
地方上遵照先帝遗训，无数底层宗亲终因无处谋生，竟落得饿殍遍野的悲剧。
既无法他顾，朝廷又养不起，他们唯有坐以待毙。
萧然大致向朱元璋阐明了其中症结。
“大姨父，您当初的规定本为子孙福祉，可后来宗族人口膨胀，朝廷负担过重。”
“这也加速了大明的陨落。”
“另一方面，宗亲不能从事工商业，不能另寻出路，只知沉迷逸乐。”
“数代之后，他们堕落成庸碌之辈，无所作为。”
朱元璋点头认同，衣食无忧，没有晋升之路，懈怠之心滋生是人之常情。
崇祯年间，许多人并不愿伸出援手，反而继续吸食国家的血髓。
有人想助国，却碍于祖训，无法插手。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大明王朝崩溃，宗族之人沦为百姓发泄愤怒的靶子。
长久安逸，胸怀壮志者少，能力不足者众。
他们只能任人鱼肉！
刘秀家境尚可，算得上大地主，刘备尚能编织草鞋。
而他们自己并无特殊才能，祖祖辈辈皆是如此。
因此，明末的许多宗族即便想挺身而出拯救国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更可悲的是，寥寥几位脱颖而出者，却成了世人的笑柄。
南明的弘光帝、隆武帝、永历帝，或昏庸无能，或空有大志而才不配位。
总之，无一人能成为真正的中流砥柱。
“确实！这个问题后期弊端显现，影响巨大！”朱元璋揉着额头感叹。
“李自成攻陷京城，朱由检身亡之际，南方大明的形势还算不错，比赵构的情况强多了。”
“若那时有位合法合理的继承者，大明或许能像东汉、南宋那样，实现复兴。”
南明的情况若交予刘备、刘秀，两人恐怕做梦都会笑醒。
南明其实有很大的运作空间，只可惜无人能担大任。
清军入关后，虽然攻占了北京，但大明在南方的根基依旧稳固。
南明弘光帝即位之初，其境遇远胜南宋赵构之时。
然而，弘光帝一登基，便沉溺声色犬马，彻底熄灭了大明复兴的希望。
两百多年的积弊，已成习惯，即便国破，他们仍不思进取。
“可惜啊！大明未能再出一位汉光武帝，或是汉昭烈帝。”萧然摇头道：“安逸的生活只会滋养蛀虫！无竞争，无晋升机会，关键时刻难当大任。”
朱棣登上皇位后，对藩王制度进行了改革。
他严禁藩王干预地方政治军事，禁止随意离开封地，不允许与地方官员结交。
自此，出现了“有明诸藩，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局面。
后人戏称朱棣是在养“猪”，只不过这“猪圈”广阔，设在王府之内。
大明末年宗亲无用，主要原因在于朱元璋和朱棣所立的规矩。
“后世子孙不知变通，如此庞大的群体，出问题很正常！”朱元璋叹了口气。
“大姨父，这是您和老爷子定下的，他们若说不再供奉宗亲，宗亲们恐怕要联合起来翻天。”萧然摇了摇头。
“除非后代的皇帝中有您和老爷子那样的英明果断，雄才大略。”
“能狠下心来彻底改革，这种改革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需要几代人的坚持。”
遇上万历皇帝那样，前任做得很好，一去世就把改革废了，也是徒劳。
就如同秦孝公和商鞅的变法，若非秦惠文王嬴驷顶住压力，未因旧贵族压力废除商鞅之法，秦始皇能否一统六国，还属未知。
春秋战国的乱世，或许会更加漫长。
朱元璋点头，“是啊！几代人的坚持，根深蒂固才行！”
“穷则思变！时代在进步，发展是必然，故步自封，岂有不亡之理！”
朱棣赞同地点点头，“他们的思维与你不同，祖训对他们束缚极深。”
萧然这样的现代人，与这些皇帝的想法截然不同。
“任何改革无非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此时压力必然巨大，需与既得利益者为敌。”
历史上改革者往往下场凄凉，树敌太多。
“咱到崇祯一朝首要之事，便是取消对宗亲的供给，取消老四给予宗亲的特权。”
朱元璋思索片刻，继续说道：“想得到什么，让他们自己去争取，去奋斗。”
朱棣的做法并无错误，至少初期是正确的。
朱棣之后，大明除宁王作乱外，鲜有此类事情发生。
朱棣的决策初期利大于弊。
“任何制度不可能永远适用。”
“胖虎，土地兼并的问题呢？”朱元璋问：“崇祯一朝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大姨父，这在过去不是问题，让他们拿出土地，分给百姓。”
朱元璋降临崇祯一朝，又有其他平行世界的物资和军事援助，他真
在古老的神话世界里，内阁成员皆为天选之子。
“拜见太祖，太宗，国师大人！”
众人迅速施礼，敬畏之心溢于言表。
朱元璋轻轻点头，微笑着说：“无需多礼，瞻基，你有何事禀告？”
“太爷爷，国师提供的名册已填补了朝廷空缺的职位，记得太爷爷和国师曾提及变革之法。”
朱瞻基回应道：“现在正是改革的时刻了！”
萧然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卷轴，“这就是改革内容，诸位过目吧！”
朱瞻基恭敬地接过宣纸，尽管他身为帝王，但在这庄重的场合对萧然仍充满敬意。因为朱元璋曾言，萧然是仅次于他的存在。
“感谢国师赐教！”
“有些方法未必适用于当前，需因时制宜，不可一味照搬。”
萧然忍不住叮嘱一声，他知道这个时代的思想与后来不同。
祖训如同神旨，不可轻视。
“感激国师指点迷津！”
朱瞻基展开宣纸，与杨慎、张璁等人共同研读。
萧然并非通晓大明现状的行家，他提供的只是张居正未来变革的内容，相当于让大明提前进入变革时代。
变革的主导者不再是张居正，而是朱瞻基，他打算倚重王阳明、杨慎、张璁等人辅助改革。
他们都是洞悉大明问题，懂得变革之道的智者。
首要任务是整治官场。
整治官场不仅是改革的关键，更是推动整体变革能否成功的重要前提。
张居正坚信，治理国家，首要之事便是安定民生。
安定民生的关键在于核查吏治，明确了核查吏治在安民、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他从“尊皇权、考核官职、赏罚分明、统一令行”等方面大刀阔斧地整顿。
以扫除“纪律松弛，法令不执行，上下敷衍，万事皆妥协，模棱两可谓之调停，委曲求全谓之妥善处理”的颓风。
唯有强化中央集权，严明诏令，整顿法纪，方能“彰显法纪以整肃百官，把握权纲以修正百事”，改革法令方能顺利推进。
朱瞻基连连点头，“确应如此！”
“照此执行，政局必将焕然一新，朝廷风气将彻底改变。”张璁激动不已。
张璁、杨慎等人皆胸怀政治抱负。
“正是如此！”杨慎预见到了变革的效果。
萧然微笑着点头，“改革旨在以法治理天下，以法制政，赏罚公正，公道行事。”
“以振作风纪，让天下信服。”
“严厉整顿的成果，必让万民诚惶诚恐，谨遵法纪，懈怠的官员也将畏惧法规。”
“提升行政效率，政令即出，务必速行，这也是整治官场的重要内容。”
“国师才智非凡，臣心生敬佩……”张璁急忙说道。
萧然摆手，“你们误会了，这不是我之策，乃是他人所提，我只是拿来供你们参考。”
“不论如何，这是国师的功绩，没有国师，我们无法获得如此契合当下朝廷改革的方案。”朱瞻基笑着说道。
“确实，这都是国师的功劳。”朱棣也认可道。
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制度，创设并颁布考成法，考成法的核心在于“立限考核”、“以事责人”。
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加强了内阁权力，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
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皆受内阁管辖，强化了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改革的核心。
为防止宦官干预政事，张居正特别告诫冯保抑制其党羽，勿涉六部事务，从组织结构上保障新政的畅通。
这种三机构相互监督、定期审查官员政绩、实行赏罚的举措，极大地提升了办事效率。
朱瞻基、杨慎等人越看越是惊喜，他们是识货之人，明白改革内容的深远意义。
接下来是军事与边防问题。
为了提升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实力，在战略要地增修双重城墙，甚至多道防线，加固辽东边墙，强化侧翼、纵深及外围空隙地带的防御。
隆庆年间，张居正虽非首辅，但实际上主持了北方边务。
除了奏请任命有功之臣担任边疆将领外，鉴于明朝自永乐以后，军事与政事主要由科举出身的文人担任，且边防军政受都察院派出的巡抚、巡关御史以及监军宦官的监督与制约。
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军队，防止了割据，但同时也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
特别是监察官员的限制过多，导致带兵的武将无法施展手脚。
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赋予将领“专断”的权力。
于是张居正请求明穆宗赋予边将更大的自主权，极大地提升了战守能力。
张居正在增强战守力量的同时，又积极寻求改善与异族的关系。
张居正的“外示羁縻”策略，是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力求改善汉蒙关系，积极推动友好往来。
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更加注重“内修守备”的工作。
一方面，他以“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八项事务督促边境官员，务求边防工作落实到位，产生实效。
另一方面，他善于用人，大胆任用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全权处理边防事务。
戚继光的戚家军能够崭露头角，张居正功不可没。
没有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难以达到那样的成就。
戚家军的训练和装备需要大量的资源。
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税制度，逆转财政危机，是张居正改革的核心。
明代中期，由于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