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春秋左氏赘言卷之二

    荆溪后学主升著，

    同邑后学吴骙校。

    桓公

    经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传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

    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诸侯会于稷，以成宋乱，为赂故立华氏也。

    督蓄无君之心久矣，而惮孔氏，故杀孔氏而后能弑君。此理甚明，而左氏以为祸生于孔父之妻，可乎？又按左、榖皆谓督先杀孔父而后弑君。若然，则经文不应书及孔父。唯公羊言督欲弑君而惮孔父，故先攻孔父之家，殇公趋救，君臣皆死，芸同时而死，则史法固宜以尊及卑矣，此为得经意也。成宋乱，彭山以为非止立华，实兼子冯，盖督之弑，凡以为冯也。

    经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传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俱二年。

    凡书至者，既返而行饮至之礼也。饮至者，盖以好成为幸，夸示群臣也。往返虽告庙，然非饮于庙中，若策勋，则必有征伐之事焉，非饮至之常也。鲁为秉礼之国，周公之胄，不能自强，而汲汲求与戎盟，可愧甚矣，而反以夸示于人，盖欲以此饰篡弑之恶耳。左氏以为往来称地，让事也。注谓两人盟会，莫适为主，两相让而不必事成，故但书地。若然，则圣人于唐之会盟，乃嘉其让而书地以美之耶？左氏之释经，其缪类如此。

    经三年春正月

    桓公三年而后经不书王，说者纷然，而先儒多主桓无王之说。夫桓固无王，十一公未必皆有王也，而独罪桓可乎？要之阙文者近之矣。十四年皆阙，何也？古者以竹为简，以韦编之，如春秋，则每公各为一册，而简有剥蚀断烂者，独桓公为甚。如甲戍、巳丑之叠出，夏五之不成，文四年、七年并无，秋冬二时，咸萃于桓之编，他公之册无是也，则十四年之阙王字，岂必以他公为例哉？

    经秋，公子翚如齐逆女。传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俱三年。凡书公子，为卿也。凡公子公孙，必卿而后书，非卿则否，岂为其修先君之好乎？

    经五年春正月，甲戍巳丑，陈侯鲍卒。传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杜氏推长历，以谓正月无甲戍，其六日则巳丑耳，是甲戍在前年之十二月矣，岂有因其再赴，而以隔岁之日累。书于正月之下乎？此不通之论也。盖桓公之册断烂谬误，故偶复出甲戍二字。左氏求其说而不得，乃以陈乱再讣为解。夫佗杀太子不见于经，其有无不可知，唯以为再讣而书两甲子，则决知其谬矣。

    经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传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葛，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俱五年。

    王之伐郑，必有他故，非以不朝也。当时诸侯朝王者鲜矣，王亦视以为常矣，岂有独罪郑伯之理？但谓之从王伐郑，则郑为有罪可知。然轻举无功则有之，大败、中肩之事诬矣。何也？夫不书战可也，军败王伤何。以不书败绩乎？苟以此为可讳，则天王败绩于茅戎，何以不讳乎？故知左氏多传闻之误，而非春秋之旨矣。

    经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来。传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六年春，自曹来朝，书曰寔来，不复其国也。

    据经文言寔来，寔上当有缺文，而寔其名也，决非隔岁而承上文州公之如曹矣。左以不复其国而书寔来，此于经义何所当乎？大抵桓之册多脱误。

    经蔡人杀陈佗

    蔡人杀陈佗，此必前简巳有佗事，而今失之。然三传皆以为君，恐未然也。称人以杀，而直斥其名，贱之甚矣。春秋多无道之君，未尝有如此书者。

    传北戎伐齐，齐侯使乞师于郑，郑大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于是诸侯之大夫戌齐，齐人馈之饩，使鲁为其班后郑。郑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师。

    彭山谓：北戎在狄北燕西，去齐甚远，非能加兵于齐者。假使突然而至，亦倏来忽去耳，而郑去齐千四百里，乃乞师于郑，远待其救耶？郑忽为人柔懦昏庸，莫能自立，而盛称其善战有功。果如是，何为以世嫡不能君国，至于出奔乎？及考鲁以援纪之故，于齐不亲自齐、郑如纪后，与鲁不相通者六年矣，无缘至齐为之班饩也。其谬妄甚矣。按季说考核明确可信。且北戎伐齐，诸侯救之，大夫救之，犹可曰不告，不书也。鲁桓如齐，而可以不书乎？故君子因经以订传之谬可也。

    经九月，丁卯，子同生。巳上俱六年。

    子同生，春秋特笔也。文姜末节甚矣，国人盖有私议。庄公为非桓出者，然是时文姜之来未久，诸儿为世子，未尝出境也。圣人求情责实，而特书子同生，别嫌明微之意远矣。若以为重世嫡之生，则群公之世嫡多矣，何为不再书耶？

    经夏五十四年。

    桓公之册多脱误，如春无王四年，七年无秋冬，陈侯卒，而系之甲戍、巳丑，十二年十一月，再书丙戍，及此年之夏五十七年葬蔡桓书侯，皆非圣门之旧，是在七十子既丧之后，传写之讹漏耳。亦足以明三传者并出战国以来，而非孔氏及门之徒之传受矣。或以为传疑，非欤？夫春之必系王，四时之必具秋冬，卒日之无二干支，一月之无两丙戍，夏五之必系以月，葬诸侯必系以公，此皆无可疑者。圣人修经，安得不加笔削以正之乎？若寔来之不审为何人，杀陈佗不见其始之类，或者旧史阙文，圣人不轻益之以传疑，则可矣。

    传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壻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姫知之，谓其毋曰：父与夫孰亲？其毋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巳，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十五年。

    女人在家则天父，出嫁则天夫，一与之醮，终身不攺。盖夫一而巳，与父均也。人尽夫也之言，其害于名教多矣。然雍姫于是时告则杀其夫，不告则杀其父，将如之何？夫欲杀其妇翁而使其壻，欲杀其父而告其女，皆非天下之常理。雍姫适逢其变，唯当一死夫前而巳，岂有他策哉？

    经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传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搆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泄，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齐。十六年。

    彭山云：卫宣公烝于夷姜而生急子，必不在先君之世，当在即位后事。及夺急子妻为宣姜而生寿朔，又当在十七八年之后。自隐四年至桓十二年，才十九年，而宣公巳卒，朔即嗣位，计其时，朔继寿而生，甫宜一二岁耳，何以不四年间即见逐奔齐耶？当宣姜搆急于宣公之世，朔在襁褓之中，必不预闻也，而谓与朔同搆，何可通哉？窃意宣姜必宣公嫡妻，故从夫谥而夺乎急者。史记不曰宣姜，则别一齐女，朔巳年长可君，则未必夺妻之所生也。史记称宣公以急为太子，则或嫡出，而未必夷姜所生矣。至于乘舟之事，或不得于父而出亡以死，亦未可知。朔既失二兄，于次应立，徒以不得乎泄职而见逐出奔。盖卫自隐公四年，众拥立宣公，权臣擅命久矣，亦何有于朔哉？按彭山前叚所疑，最为有理，但后叚所亿度，或未尽然。盖左氏固多诬妄，而诗言可冯。其所采拾传闻之言，虽有讹舛，然要必有近似者。意者桓公昏庸，当在位时，晋与夷姜私通，生子而莫之察，则急年巳长矣。宣公即位之初，遂立急为大子，公然以夷姜为妇，而生黔。牟与顽旋复有纳急妻之事，于是生寿及朔。而宣姜爱朔，搆成大变，如传所云。至若朔之嗣位，人无议之者，以宣姜国母主之也。及宣姜与顽通，肆无忌惮，若夫妇然，则国人皆贱之，不复以主母比数。而朔又不咸于群公子，于是泄职乘忿谋废立，以黔牟为长，乃逐朔而立黔牟。经以朔奔为文者，以朔本有罪也。不书黔牟者，牟不能君，国人亦无君之者，故不足录也。然朔虽有罪，泄职辈既北面而君之四载矣，而可出乎？故凡君以奔书，而逐之者之恶自见矣。

    传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巳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公子逵曰：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巳甚矣。十七年。

    昭公恶恶而不能去，是取祸之道也，奚以贤于不知者矣。高弥弑君之贼，何疑于戮，而复载逵之言也。

    读春秋左氏赘言二卷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