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 皇甫謐 左思 摯虞 附李充

    機、雲之論，重在新綺，南朝文學之先聲，實導於此。其時持反對之論者，則有質實之説，其言見於皇甫謐、左思《三都賦序》：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皇甫謐《三都賦序》）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緑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産，見“在其板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兹。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虚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謡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左思《三都賦序》）

    晉代所撰總集，爲後世並稱者，曰仲洽《流别》，弘範《翰林》。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泰始中舉賢良，元康中歷太常卿。《晉書》本傳稱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稱。《隋書·經籍志》有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論》二卷，注稱梁時有《集》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是其書歷梁及隋，迨貞觀中《晉書》成時，卷帙之數，代有不同，今並散佚，無得而詳矣。仲洽之論文章，黜今揚古，於文體流變之義，未能盡悉，其言曰：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大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詞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録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吕。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仲洽之論詩者又言：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之謂詩。古有采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屬是也，不入歌謡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古詩以四言爲體，此事無容辨，然謂雅音之韻，四言爲正，五言七言屬之俳諧，論古雖至切，衡今則大誤。《古詩十九首》，後人或稱樂府，姑不置論，然如仲宣《七哀》、公幹《贈答》、子桓《雜詩》、陳思《贈白馬王彪》諸篇，皆托體五言，鬱爲高響，至於嗣宗《詠懷》，開合頓挫，神光離合，詎可名以俳諧倡樂，斥爲非音之正耶？泰始、太康之間，仲洽身在洛下，親與張、潘諸人酬對，而持論如此，其暗于當代文學之趨勢，固可知矣。

    舉其大概論之，摯虞之在當日，與時代精神，適相背馳。自建安以降，迄于太康，文體變遷，趨勢已定，仲洽之論，乃欲一一取而質之于古，故論賦則列舉四過曰：“夫假像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説，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論詩則推崇四言，斥五言、七言爲俳諧，論文則引“不免於勸”之誡。以至箴、銘、碑、誄、哀辭、哀册之類，莫不舉古衡今，備見其旨，雖本書久佚，後代輯録僅得若干條，然舉其大凡，仲洽在批評史中之位置，略可知矣。

    李充字弘度，或作弘範，江夏人，少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累遷中書侍郎卒。《隋書·經籍志》著録充《翰林論》三卷，較之梁時五十四卷，亡逸已多。今時只存八條，具見《全晉文》：

    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矣。”

    潘安仁之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容象圖而贊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贊楊公，亦其義也。

    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駁不以華藻爲先，世以爲傅長虞每奏駁事，爲邦之司直矣。

    研核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文矣。

    在朝辨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爲本，陸機議晉斷，亦名其美矣。

    盟檄發于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鍾嶸《詩品》卷中論郭璞云：“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雖未見弘度原論，意旨已曉然共喻。凡斯九條，具見李充所重，不分今古，對於近人所作，尤能得其優點所在，至其論及南渡以後，獨推郭璞之詩，隻眼獨具，千秋定論，雖吉金片羽，彌自足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