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活的中世纪

    三一主日这天，马拉尔（malar）地区的人们会用树叶为古老的圣井做顶；沃普尔吉斯之夜（wapurgis night，基督教界日，也是北欧传统的春季庆祝活动），郊区的人们会在自家花园中点燃灌木堆。无论庆祝何种节日，我们都是在沿袭古老的习俗。相关研究已向我们表明，即使是圣诞节这样明显属于基督教的节日，也混合了许多异教的尤尔节元素。托尔斯维（torsvi）和弗罗斯维（frosvi）这样的地名，也暗示着这些是祭祀古代神灵的地方。

    既然现代化如瑞典般的民族尚能保存如此众多的史前遗迹，那么于中国人这样一个如此保守并在种种方面都更原始的民族而言，不住怀想留念那云雾朦胧的往事亦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西北的甘肃省，村子里随处可见男人们将羊毛纺成纱线（奇怪的是，在当地纺纱是一种男性职业），用着一根带石盘的构造极简的纺纱杆，与五千年前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的纺锤盘毫无区别。然而，这纺纱杆也并不算稀奇，毕竟在北欧博物馆里，能看到几个世代前，我们的先人使用的也是近似构造的纺纱杆。

    我曾指出，从前中国北方各地木匠所用的斧头是槽斧（槽斧是欧洲在青铜时代普遍使用的一类斧头，但于铁器时代被我们现在所习用的样式所取代），引起了我们考古学家更浓的兴趣。槽斧仅由带刀锋的一块金属外加凹槽中空处的木制斧柄构成。显然，这一类型的斧头对于我们北欧的祖先来说尤其实用，因为当时要尽可能地节省青铜这种昂贵的金属。对于讲究节约的中国人来说，即便廉价如铁，俭用金属也是值得的；因此他们惯常使用铁制的槽斧，并以长而重的木柄施加劈砍的重力。

    他用纺锤织出棉线，这跟他的祖先在五千年前所使用的方式没有任何的区别

    我们还在中国石器时代的民居中发现了一种更加了不起的古代工具，那就是以石灰岩与板岩精制而成的所谓矩形的刀具。它依然由铁制成，是中国北方妇女用以收割高粱的一种常见工具。高粱是一种长势高大的谷物，也即我们熟知的“蜀黍”（durra，亚洲和北非等干旱地区所种的一种谷物）。

    大约在耶稣诞生前后也即中国的汉代时产生了这样一种习俗：人们把各种实用物品的泥塑模型和遗体一同放置于坟墓中，模型有牛、盛有五谷的瓮、炉灶，乃至整栋的房屋。这些物品中，有些是为了供养逝者在阴间的新生活，摆成微缩农场的样式，一角有一座小房子，四周还建起了围墙。这栋房屋就像一座瞭望塔矗立在围墙一角，让我感到困惑不已。它似乎与中国目前的建筑景观并无相似之处。但是上一次旅行途中，我偶然来到甘肃中部山区的一个农场，看到了一栋极其类似的角楼（虽然该角楼是两层）矗立在围墙一角————完整再现了汉代墓葬的泥塑建筑。

    有瞭望房的农民的田庄（甘肃省）

    截至目前，我所列举的现代中国物质生活中的一切古老特征，都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或者某一早期历史时期（譬如带角楼的农场可以追溯到汉代）。然而，感兴趣的观察者会发现，无论是在中国的乡村地区还是受到外来影响相对较少的内陆城市，人们的生活都与欧洲旧时代的生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将中国的民间生活描述为活的中世纪，毕竟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就像是生活在中世纪一样。

    在我们的观念中，若提起中国人的古老特征，首先会想到中国人的四方城墙以及他们热衷于城墙保护的活跃举措。在西方语言中，长城（the chinese wall，这一词的字面含义是中国的墙）已成为其与外界的精神隔绝的一种形象化表达。这种说法与其说是依据现实，不如说是源于我们习惯性地对中国国情毫无所知。然而，不得不承认，勤劳并爱好和平的中国人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在包括家庭交往的各种群体交往过程中设置尽可能坚固的“势力墙”来求得庇护。

    有城门和城楼的城墙

    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被防御墙所包围。防御墙上设有垛口并有凸出的塔楼加固，以便对敌人进行纵向火力攻击，从而有效守卫护城河和另一侧的城墙。我们维斯比（visby）的城墙在结构和外观上基本都与北京的城墙相似，主要区别在于维斯比的塔楼高耸于城墙之上，而中国城市的塔楼同城墙一样高。此外，中国的城门结构使得城墙俨然成为独立的小堡垒，而据我所知，欧洲中世纪的城镇并无这一特征。

    中国人对城墙的偏爱从皇城城墙中便能看出一二。北京皇城有不下三道城墙，一堵围着一堵。外面是高大而强力的鞑靼城墙，它把周长为235公里的整个鞑靼城1都围了起来；靠近城市中心是最近才修筑的红墙，红墙结构相对薄弱，周遭未设置沟渠；最里面是护城河墙，它包围着皇城的核心部分————紫禁城。

    不仅城市设有防御墙，村庄也普遍有城墙防守。这些城墙通常设有垛口并配有加固型城门。村上独立的农场也各有围墙和结实的大门，天黑时门就会闩上。在山东各地，我还看到郊区的富人除了在庄园周围筑起防御墙外，还建造了住宅，真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堡垒，不仅结构有趣，防御功能也相当强大。

    街景

    乡下各地往往位置偏远，村庄围墙也算不上坚固，自然会使用这种特殊的防御体系。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防守精良的大城市里，所有房屋————无论是富人豪宅还是穷人的住所————都有各自的围墙。若在北京的大街上溜一遭，迎接你的会是一处处高墙和一扇扇坚固气派的大门。要想了解墙内的模样，必须要经过特别引荐或者仰仗亲友交情。夏日的倾盆大雨骤降过后，几乎每条小巷里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人家墙壁都会成片倒塌。只有这个时候，趁着墙壁尚未修复信步穿过这些贫民街巷，外人才有机会一睹墙内那往往有些许滑稽的生活之面貌。

    对西方人来说，最令人感到好奇的一点可能是，在大面积场所，宅邸的不同区域之间甚至会用界墙分开。主人和仆人的住处区隔尤是如此。

    在大宅院的复杂构造中，譬如在布局颇具中国古典风格的农商部大型住宅区里，人们能找到为数众多的界墙，界墙中常设有古色古香的不带门圆形走廊。各式各样的墙壁、过道和走廊使得这种类型的“衙门”（官方办公建筑）成了名副其实的迷宫。尽管不以实用著称，却精致美丽，很多安静的角落还可供人们休息与坐禅。

    商店的整个前半部分向街道的方向开放着，货物陈列在店前的台阶上

    与城乡中大小围墙所展露的隔离和御敌追求相伴的是各种形式的通关费壁垒现象频发。除了管控进出口税费的海关外，还设有负责征收国内关税的“本土海关”机构。例如，若我欲将我们的藏品经天津、秦皇岛运至上海，再由瑞典的海船运到哥登堡，除了要得到北京关税总局开出的特别许可证，还要确保货品顺利通过各个收费关口，不会被扣在某处，同时还要特别留意天津的“本土海关”，因为它总会制造各种麻烦。

    除了国内外的进口税，还有一个尤为遭人厌恶的机构————厘金局。它数不清的办事处遍布了整个城市，阻碍了通信业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因巨额税收而不堪重负。公共舆论要求清算厘金税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改革相对而言更为可取，因为厘金税作为地方税，已经成为地方当局，特别是军事领导人对劳苦大众征收大量非正常税收（即未经中央政府批准的税收）的试验田和借口。

    若旅行者来到某个内陆城市（在那里，譬如汽车等现代发明尚未普及），在城门口经历完一系列护照检查、警察审查、军事审查后，他接下来看到的场景会莫名使他联想起中世纪的欧洲城镇。可以说，人们在街头过着一切生活。如前所述，街边私人住宅的坚固大门时常紧闭，工匠和商人的店铺前门则白天朝向大街，晚上插上木闩，关门停业。清晨门闩拉开时，街边营业的作坊和摊位便为五彩缤纷、熙熙攘攘的生活拉开了序幕。

    木匠和棺材匠把木头放在锯木架上，使木头一端支在地上，另一端则以一定的角度翘起。然后，一个人站在木头上，另一个人站在地上，两人使着一把大锯，精准无误地将原木切割成木板或托梁。这些匠人的店铺是所有铺子中最气派的，得益于一叠又一叠坚实的棺材与艳丽的华盖，以及大红漆杆子等配套用品。

    木工或许是为了方便行人观看，常常在街道上完成大部分工作，而铁匠也常常在店铺外摆开风箱打铁，敲击的火花会飞到马路对面很远的地方。铁匠在户外工作自有他们的缘由，但我在兰州隆冬时节仍看到金匠坐在摊位入口外的小桌子边上时，还是感到惊讶不已，也许他们是为了精雕细刻时光线更好吧。

    在中国是这样锯木头的

    棺材铺

    染工们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公众的注视下工作。他们的摊位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轻松认出，大条大条新染的蓝色纺织品（蓝色是最常见的颜色）直接横挂在街道上晾晒着，因此有时从布料下钻过去还需费点劲。造纸商也把湿纸片贴在周围房屋的墙上晾晒，这样一来，整排墙都贴满了纸片。还有一种在街道上晾晒的产品是寺庙祭坛上焚烧的熏香。熏香的使用量很大，所以这份工作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行业。

    说到行业，这里不妨提一提小饭馆————菜肴置备在户外，顾客大多也都在户外用餐。看着中国厨师赤裸上身，把通心粉面团揉成细条，或者听着他有节奏的巧妙摔打面的声音，也颇令人难忘。

    正如工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展开工作，商人们也力图将商品尽数罗列摆开，供顾客一览其胜。他们在距街道一步之遥的柜台上谈起生意，甚至就在柜台前，台阶上，凸出的侧墙上也陈列着商人的货品。譬如，在粮铺前的宽台阶上，便可见各种谷物与豆类陈列在柳条筐里。

    在街上小餐一顿

    很多商人就生活在街道上

    到目前为止，我只提及了那些有固定门面的商人。但街上同样挤满了流动摊贩，各自拨弄着乐器种种欲以引人注意。卖柠檬水的小贩手里两个小铜碗叮当作响，活像打起了响板；卖布的敲着锣，灵活地挥舞着锣棒；磨剪刀的要么摇着一包包哗啦啦的铁片，要么就吹着一根长长的喇叭；剃头师傅则敲着一把大音叉宣告着他的到来。他带着一副架子，上面放着全套工具和一条供人坐的小凳子。

    在每一处清静的小空间里，都会有一些小工匠或商人在那里摆摊。要么这儿有一个流动的鞋匠或瓷器匠；要么那儿有一个“古董商”，地上铺着布，布上摆着一堆叫不上名来的各样杂货；还会有叫卖花生的老人，他的全部花生的价值还不足一美元。

    在这杂乱无章的商业生活中，街道上挤满了乞丐。他们一路行乞，凭着哀号恸哭进行职业活动，展露着自己的生理缺陷。街上还有吹着笛子或者奏着某种弦乐器的盲人，有循着节奏分明的叫喊声迈步的轿夫，还有或走着路或乘着轿子四处闲逛的官员，一副体面模样自与高出百姓一等的尊贵地位相称。驼队铃铛低沉的当啷声、马车的轩辚声、驴子的嘶鸣声和狗的嗥吠声，都与形形色色的人声交织在了一起。

    磨刀匠如是招呼他的顾客

    流动商贩

    但在那街巷生活的喧嚣和尘土之外，留心的听者时常能捕捉到晴空中隐约一股生气盎然的天籁之音。这段乐声奏响自一片翱翔的鸽群，它们的尾根绑有各式各样的排箫，正是这些排箫借着飞行产生的风力生出了乐音。

    入夜，当街道上的热闹生活渐渐消散，黑暗笼罩街头巷尾，一个别具一格的新身形出现，是那形单影只的守夜人。他穿过分管的地段，用小棒敲着木鼓，以布告自己的到来。这个寂寞的身影上有某种喜剧性十足的悲剧性特质。据说有一次，几个捣蛋的小毛贼为了不让这位老人再敲敲打打下去朝他头上扔瓦片。

    剃头匠在工作

    露天理发馆

    街道上具有别致的风景的人物种种，乞丐和盲人最惹人注目。

    中国北方的沙尘几乎没有不污人眼目的，再加上沙眼和性病的盛行，北方盲人的数量多得令人害怕。

    在中国，沙眼或许是最严重的眼科疾病。它的传播方式非常奇特。在一切公共场所，不管是旅馆、剧院还是列车上，服务人员通常会为客人分发热气腾腾的毛巾供其洁面，毛巾上还常会渲有淡香。用这些毛巾擦脸虽然清爽舒适，但极不健康。因为毛巾经不同顾客反复使用，虽会被投进一个大壶里消毒，但壶中的水多半是温水而不是开水，达不到消毒的效果。通过这些毛巾，沙眼寄生虫便输送到了健康的眼睛里。根据中国人对卫生和清洁的观念，饭后或晚间在剧院观影时，用毛巾擦脸洁面这种方法并无不妥。在剧院里，把用过的毛巾卷起来，直接扔给大厅对面的热水壶旁的人，对服务员来说是种广受青睐的小聪明手段。

    街头也常常会看到盲人的身影。他们吹着小笛子，一根长棍子斜斜地拿在身前，以惊人的探路本领摸索着向前，即使在拥挤的人群中也能找到路。

    乞丐是中国街巷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譬如在北京，乞丐们身居丐帮之中，与帮主联系紧密，每年还会参加集会。在这一联盟的保护下，他们在街巷生活中举足轻重，尤其是在对抗商人时————他们会向商人收取一笔不小的税款。警察不喜插手他们的活动，因此乞丐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不受待见的商人强制采取断然措施。比如，可能会赶来一小群乞丐，大都衣着破烂、身上挂彩，坐在商人店铺的门阶上大声哀号。顾客们进不来也出不去，生意也被示威所妨害，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与这些不满者达成友好协议。

    身穿军装的乞丐

    捡破烂的女性

    有的乞丐甚至采用了更为激进的方法。一天早晨，一个乞丐来到了一位不受待见的商人的摊位前，并在同伴的帮助下把他的一只手钉在了门上。商人吓坏了，急忙赶到这位胆大如斗的乞丐面前，恳求他离开。

    当然，北京街头的乞丐中也有很多人是真正经受了磨难才沦为乞丐的。但显然，乞讨这样一种常常仰赖取巧的营生，其兴旺程度也是西方难以比拟的。

    污垢、脓疮与用细绳绑在身上的旧报纸，这便是一些乞丐所携带的作战装备，使见者触目惊心。另一些乞丐几乎一丝不挂，显然是为了用自己弱不禁风的身体，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年轻力壮的妇女穿着短衫，带着年幼的孩子，跟在人力车上的乘客身后跑很远，乞求他们可怜可怜做母亲的，施舍一个子儿填饱肚子。在我所见过的北京各式行乞者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老妇人，她将乞丐的行当与拾荒的营生合于一身。她的衣着与筐里的内容物极为相称，想分辨出哪里是她的衣着，哪里又是她捡拾的破烂是不可能的。

    除了丐帮和盲人帮这些不同寻常的行会外，生产性行业中还有许多行会，并且大城市中也有一些地方行会。这些地方行会有专门的会馆，组织号召力相当强大，为的就是将同一个省份的官员和同乡关联在一起。北京的这些地方行会还经常举行政治示威，特别是当他们对省长不满、想要罢免省长时，又或不满意某项省内任命时。

    这种普遍存在的行会制度于我们西方的思维方式而言属于中世纪，中国的政府架构也是如此，特别是最低级别的行政单位————“县”或者区。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行政单位就如同我们的小镇一样，只不过中国的区县管辖地区大、涉及面多，也更为独立自主。县知事是治安官，有权任命下属及捕快，并为他们发放相应俸禄。县知事还需坐堂审案主持公道，此外，如果他不乏魄力与责任心，无论是形势所迫还是出于自身意愿，他都会修路、搭桥、建学堂等，为老百姓办些实事。然而，很多情况下，这种制度都会导致严重的管理失当。县知事的任期一般而言不超过三年，任期过后便是辞官还乡，时间长短则取决于他在知府的“衙门”处是否说得上话。这样一来，他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尽可能减少公费开支，捞点油水，为自己即将到来的艰难时日做准备。这些区县衙门里还有不少县丞、主簿、书吏、税吏等等。在与法律起冲突的倒霉农民或小贩眼中，这些人员就自然而然成了让人受苦受难的可怕存在。对于这些违法者而言，难事往往是如何才能见到县知事。他们都有不止一个理由记住一句老话：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一天晚上，我在山西省闻喜县衙门目睹了一场会审。县知事到来的一个多小时前，衙役和其他下属便集合完毕，当然待审的双方也已到场。夜幕降临，围观的百姓慢慢地越聚越多，而三脚架上的一对大纸灯笼终于点亮。然后，为位尊者所留的高大正门大开，县知事现身，在审判台上就座。

    第一个案件的双方被传唤上来，当即便跪在县知事面前。县知事简要听取了一些证词，期间被告人一直跪着，回话牢骚满腹。随后县知事宣布判决，传唤下一个案件。整个判案过程给人一种守旧之感。若县知事正直聪慧，断案程序可能很好，但无疑县知事操纵断案的余地较大。

    一天下午，我来到河南一衙门，看见前庭地上竟有一片令人生厌的灰色，覆盖着相当大的一块面积。尽管我在这片抹布灰中看到了一张张人脸，我起初却不以为意。而后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些是被放出来透气的犯人。犯人的衣服、面庞和双手————一切都是同一种颜色，只有身上戴着的枷锁的黑与之形成对比。

    还有一次，我在河南另一处衙门过夜，早上出来，看见前院有一具尸体，全身赤裸，脚上锁着粗铁链。这是一个夜间死去的罪犯，死时穿的破衣烂衫被人扒了去。

    方才所述的事件发生在十年前，而毫无疑问，自那以来，司法审判的方式以及罪犯的待遇已大大人性化。然而，我相信司法改革依旧任重道远。

    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和随后进步派的理想幻灭，导致了中央政权的瓦解和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每一势力范围要么由军阀统治，要么由军事领袖掌管。连续几年内北京政府都能够存续下来，某种程度上也都是靠着独裁者的恩典罢了。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各大元帅任命、罢免总统与大臣的方式千变万化，犹如走马灯般，难以琢磨、不胜枚举。那是古代诸侯争霸的时代再临，给一个不幸的民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个民族现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位伟大领袖的出现，终有一日他将打败全部对手，将支离破碎的政权再次统一。

    算命先生

    虽说我不得不提到当代中国确有的许多缺陷，但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高尚品质，使得与西方的野蛮相比，中国颇具吸引力。这便是对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种族的无比宽容。

    共和国中国没有国教，有鉴于定儒教为国教的企图也以失败告终。这种宗教中立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同，并不是一种现代的激进现象。

    自最早的传统出现伊始，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包容度便极强，这使得受过教育的现代中国人在得知西方兴起的野蛮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异端审判、现代的异教排斥，甚至是各种派别的基督宗教等时讶异不已。

    琉璃塔

    在我们时代开端的几个世纪，景教和摩尼教得以传入中国。河南开封也曾有犹太人聚居地，那里还建了犹太教堂。就连伊斯兰教，一种排他性甚至超过了所谓各种基督教派的宗教，也得以在中国西北地区深入传播。

    中国人之所以有时会与基督教传教士反目成仇，是因为西方政治以其对权力的贪婪与肮脏的物质追求，迫使中国人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尽管中国人对精神上的问题天性宽容，但如若某种宗教迫使他们担忧起社稷福祉的存续，我们会发现他们是同样的冷酷无情。

    不过，对于那些带着一种新的神圣的简朴信仰来到他们面前的人来说，炎黄子孙们都是耐心而体贴的听众。

    在外国宗教信仰中，释迦牟尼的超凡教义不怀任何政治动机，反而直抵中国人国民灵魂的最深处，并完全重塑了中国艺术，这绝非偶然。

    注释

    1．tatar city：鞑靼城。传统的北京城核心基本上由两座城墙组成（已不复存在），即北部内城和南部外城。内城，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鞑靼城，位于蒙古大都城遗址的西南部，它呈方形，城墙周长近15英里（24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