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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九、苟利国家生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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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伍连德的办公室估计还有二三十米,那哨兵就大声叫道:“钦差大人驾到!”不用说,这小子肯定是相声听多了。

    到了天津后,孙元起穿着棉袍,轻车简从来到北洋陆军军医学堂。

    孙元起道:“还麻烦你去禀报一声,就说孙元起前来拜访,商谈东北防疫事宜,还请拨冗相见。”

    几个不跪的想来是日本教习,听说是“孙元起”,赶紧凑上来问道:“您就是经世大学的孙百熙先生吧?”

    哨兵嬉笑道:“有什么要事?是老婆感冒发烧,还是孩子出天花?”

    “没问题!要我什么时候动身?”

    四五个日本人立马恭敬起来,规规矩矩地鞠了九十度的深躬:“敝人平贺精次郎等见过孙先生!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虽然他自幼生长在海外,但却有一颗赤忱报国之心。1907年应清政府之聘,出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在真实历史中,他作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主持了此次抗灾工作,短短四个月就扑灭了疫情,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孙元起楞了一下,才说道:“第三项工作,是经世大学药物系的研究人员一起,寻找此次疫情的传染源,分析病菌的特性,争取发现医治的特效药或者治疗手段。”

    哨兵硬邦邦地吐出两个字:“不见。”

    忙完了赵景行的事情,孙元起又赶紧以朝廷名义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信息,向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令人感动的是,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很快就足以组建一所合格的传染病医院。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更是主动向自己推荐了一位大牛:伍连德。

    “正是孙某。”

    伍连德也不客气,接过来便开始认真阅读。刚看了三四页,便抬头问道:“这是谁写的?”

    北里柴三郎,生于1853年,是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家。他首次在无氧环境下培养出纯粹的破伤风杆菌,开拓了血清学这一新的科学领域,并发现有效医治破伤风的血清疗法。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就颁给了这个成果,但很显然,评奖委员没有勇气让一位黄种人成为首届诺贝尔奖得主。

    说着,孙元起从袖中掏出自己草拟的《防疫手册》递了过去,请伍连德过目。

    孙元起径自走上前问道:“我们来拜访伍连德伍先生,他在学校么?”

    孙元起在来之前就考虑好了这个问题:“我想请你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主要负责三件事:第一,审订这本《防疫手册》,并指导实施。你也知道,我国国民对于传染病的认识基本为零。为了避免抱薪救火,我们出关之前,必须对所有参与防疫的人员进行简单的培训。这本小册子修订好之后,将作为此次的培训教材,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指导方针。”

    这一嗓子把周围屋里的人全都吼了出来,大家四下张望,除了看见哨兵身后跟着几个青年人,并没有发现任何钦差大人出现的迹象。正疑惑间,孙元起朝大家抱拳说道:“本人孙元起,奉旨负责东北防疫事务,特来拜访伍监督。”

    伍连德踌躇地说道:“这可能要解剖病死者的尸体……”

    对于这样的人,孙元起觉得应该给予最大的尊敬。接到施肇基的推荐之后,他不敢怠慢,连忙和赵景惠等人一起搭乘火车赶赴天津,登门拜访伍连德。

    在清末,治疗鼠疫的抗生素还没有出现,只有昂贵的血清疗法。得了鼠疫,基本上就被判了死刑。让一位生活无忧的博士,为了某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崇高荣誉,去拿自己的生命赌博,伍连德会愿意么?

    “啊?”在哨兵淳朴的想象中,钦差大臣都是穿着簇新官服、坐着八抬大轿的主儿,前面鸣锣开道,后面侍卫环拱,哪有这样书生打扮的?难道是明察暗访?

    伍连德翻完之后,对小册子大加赞许:“不用修改,直接就可以作为培训的教科书,作为防疫的指导方针也问题。反正我没有看出什么不恰当的地方,如果实践中出现偏差,可以再调整修改的。那我的第二项工作呢?”

    哨兵见他硬闯,赶紧卸下肩头的汉阳造,就想拦人。跟在孙元起后面的程子寅,用手轻轻拨开刺刀:“小子,我们老爷可是钦差大臣、学部左侍郎。你要敢乱动,小心诛你九族!”

    “越快越好!”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89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医,专业研究传染病和细菌学。1903年,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剑桥大学博士考试,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马来西亚开设诊所。

    “写得非常好!”伍连德连连点头,“如果谁说孙大人对医学一窍不通,我第一个不相信。”

    伍连德从小到大,学的都是英语,来中国这三四年才开始学习中文,说话还不是很流利:“毫无疑问,政府任命您为钦差大臣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你是当今大清唯一的杰出科学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外国学者见到你,都会给予你足够的尊重。就像刚才的日本人平贺精次郎,他是日本陆军医院院长、陆军二等军医正,被袁世凯先生聘请来做总教习。他对所有的中国师生都抱着一种鄙夷的态度,即便我是剑桥大学博士,他也没有足够的尊敬。

    一听这个年青人自称是钦差大臣,周围人纷纷上前跪倒,包括学堂总办徐华清、副监督伍连德。让孙元起非常意外的是,这位剑桥博士居然也戴着瓜皮帽、穿着长棉袍,和其他中国人并无二致。

    哨兵看了他一眼:“伍监督在,但你不能进去。”说着,嘴朝大牌子方向努了努。

    鼠疫分为淋巴腺鼠疫、肺鼠疫、败血性鼠疫三种。其中,未治疗的腺鼠疫致死率最低,为50……60%;其次是肺鼠疫,未经治疗的死亡率高达95;至于败血性鼠疫,未经治疗死亡率是100。由此可见,鼠疫的致死率非常高。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三次鼠疫大流行,每次都要死上千万人。

    “伍先生谬赞。”孙元起有些汗颜:小册子中正确的部分,是一百年来人类对抗传染病的经验汇总;至于错误的那部分,那是自己记错了。

    赵景惠等人研究青霉素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本来准备一鼓作气完成项目。听说孙元起北上主持防疫事务,她们放下手中工作,主动请缨前往。鉴于她们态度执著,防疫也确实需要专业的药物研究队伍,而且赵景惠等人在研究黄花蒿素、青霉素时积累大量对付病毒的经验,于是就同意了。

    孙元起笑道:“我只会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文章,唬弄那些洋人。这回我接着装高深,镇住那些妖魔鬼怪,让他们不要兴风作浪。至于防疫的事情,还得请伍先生出马主持。”

    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网站上披露,伍连德在1935年曾以其“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了土拨鼠在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提名。这意味着,他是华人世界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的候选人。伍连德的名字再次引起科学界的极大关注。

    “悄悄解剖,不要声张,出了事我兜着。”孙元起自然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谁知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也没问题。第三项工作呢?”

    “是敝人草拟的。有什么问题么?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望伍先生指正。”孙元起在这些专业问题上不敢托大,姿态摆得很低。

    北洋陆军军医学堂是袁世凯于1902年在天津创立,专门以培养北洋陆军军医为目的。最初学生为四十人,从天津附近居民中招募。1906年,学校从天津东门外海运局搬迁到海河北岸的黄纬路,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如今在校学生有一百五十名,分为三个班。

    寒暄之后,孙元起在伍连德办公室坐定,开门见山地说道:“数月前,东北鼠疫爆发,国民死者无数。日、俄两国照会中国政府,认为疫情危害到日、俄侨民的生命安全,要求独立主持东北防疫事务,控制疫情发展。朝中诸公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属于狼子野心,表面上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积极参与防疫工作;其实是包藏祸心,觊觎东三省主权。为了堵住它们的嘴,所以紧急发布敝人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防疫事务。但敝人对于医学一窍不通,只好来请求伍先生您出马。”

    孙元起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第二项工作是在培训后,带领医生、看护及部分志愿者到本次疫情的重灾区哈尔滨,短期内迅速建立一所包括消毒室、候诊室、隔离室、检验室、治疗室、太平间、焚烧炉等在内的大型传染病医院,同时接诊鼠疫患者。”

    就像后世的军事院校一样,北洋陆军军医学堂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边上立着块大牌子:“军事禁区,严禁入内。”

    孙元起皱起眉头:“我和你们伍监督有要事相商,你说不见就不见?”

    伍连德思忖片刻,反问道:“孙大人,你想让我做些什么?”

    哨兵不敢怠慢,利索地把枪挎在肩上,在前头一路小跑:“小的给老爷带路。”

    “我一直以为他就是这个傲慢脾气,从来不知道尊敬为何物。但今天他见你却毕恭毕敬,才发现他也会给人鞠躬。此次东北防疫,日、俄必然会派出顶尖传染病专家参与,就我所知,日本已经派出了鼠疫杆菌的发现者——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如果朝廷派出其他人,那些外国高傲的专家学者会听从中国人的指挥吗?”

    孙元起冷冷地哼了一声:“既然你不去,那我自己去!”说完迈步朝校园里走去。

    但这位被誉为“中国检疫与防疫事业先驱”、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医学家,却很长一段时间都消失在科学史研究人员的视野中。直到2003年非典大爆发,这位“鼠疫斗士”才被人从故纸堆里翻出来,重新赋予他应有的荣誉和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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