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30年代末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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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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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末重庆
两天之后白莎真的来了。“舅舅，你看我没失言吧？”白莎笑道。她轻快的脚步让我又重拾了在自流井家中的感觉。
“没想到。我想你忙，可能也未必真想来看一个老家伙，就让德诚收拾行李，准备回自流井了。”
“舅舅，我前两天忙着写稿子，总算把几篇欠的账发出去了，所以就跑来看你啦。你再多待几天不好吗？我还有好多想和你聊呢？”
我稍许迟疑，只是支吾了两声：”好。好。多待两天也无妨。”
白莎从蓝布手袋中拿出两篇稿子，兴奋地和我说道：“这篇是给《生活》周刊写的。美国那边现在对中国的抗战很关注。不少政客本以为中日很快会停战的，没想到国府这次是真下决心抗战了。美国百姓还是很同情我们的，《生活》已经出了好几篇文章了。”
“嗯，这也很好。如果能有美国的帮助，政府的局面应该还是会有起色的。”
“前些日子白牧师给我写信，说他和伊莎白小姐在波士顿和当地的留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中国抗战救援会，已经募集到不少资金。”
“他们好吗？”我问道。
白莎点点头，然后沉吟了片刻，叹道：“也不是太好。白牧师好像身体大不如前了。伊莎白小姐说她父亲现在常看着窗外发呆，有时也会拿出以前在中国的相片看上很久。”
“舅舅，你能帮我个忙吗？”白莎停顿了片刻，看着我，似乎在考虑是否把事情说出来。
“当然，要怎么能帮上你？”
“白牧师有封信，想转给蒋夫人。他希望蒋夫人能够去美国，让更多的美国百姓支持我们的抗战。我记得你上次提到俞先生邀你去见蒋夫人，只是怕你已经回了他。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场面的，不过为了白牧师，也是抗战，帮帮我吧。”
“俞先生那里我没回，不过也没问俞先生是哪天。你既然需要，就让德诚去问问，但愿还没错过。”
“不会错过的，”白莎的声音中透出几分激动，“报纸上都有报道的，是三天以后。不过本说孙夫人和孔夫人也会来，但是好像她们在香港，也许来不了了。”
白莎对这活动如此了解，倒是让我有些惊异。细想下，她该是有备而来的。不过，既然是为抗日，又是白牧师所托的事情，无论如何是要帮忙。我把德诚叫来，让他速去俞先生那里，要两张请帖来。
德诚走后，白莎接着和我闲谈，却又不时沉默，倒不比以往那般没得隔阂了。
“你准备在重庆长住吗？”我问道。
她轻轻地摇摇头，望着手中的茶杯：“也不一定。重庆说是战时陪都，但有办法的人想着跑去香港或是欧美，没办法的人也就混吃等死了。”
“这么悲观？”
“舅舅，你可能不太走动。其实重庆还不是最乱的。我到重庆前先到的武汉，更是什么都看到了。一边有人在组织抗战，一边不少国府的大员，其实也想着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停战回南京了。唉，真不知道他们要是回去怎么面对南京几十万的冤魂。”
我长叹一声，却是不知如何回答。我想她说得也是不差，我自己怕是真的太闭塞了。
“我最近又看到了一些那边的报道。”她平静地说道，“就是延安那边。他们也派了人在武汉。开始时大家都很好奇，猜着他们不是怪物就是苦行僧。不过接触过的人说他们也是年轻人，接触起来很容易的。”
“你也和他们有接触？”我稍有不安地问道。
白莎没有直接答我，幽默地说道：“我很好奇，记者的天性吧。其实呢，舅舅，我倒是觉得他们很可爱。”
“可爱？”我诧异地问道。
“是呀。你不觉得他们有点像早年的基督徒吗？在荒野中坚持着信仰？舅舅，你的眉头怎么都皱起来了。我知道，如果是白牧师的话，会要骂我无礼了。可是你不知道的，在中国这几年，特别是抗战以后，真的很难找到有信仰的人了。”
看着我的惊诧，她笑道：“舅舅，你还是觉得女孩子应该在家里听话，别太关心政治是吧？”
再聊下去，只是觉得现在的白莎，心中已有了很多我琢磨不透的事，言谈中的老成和深思虽也有喜人的一面，可也不再像乡下时那么犹如一家人似的。也许孩子长大都会这样，既是父母所想的，也是父母所怕的。
德诚办事毕竟牢靠，不多久便带回了两张请柬。我把一张请柬给了白莎，看着她走到门口。心中忽地泛起一丝隐忧，想着也许这未必是件好事。
“白莎，听我的，过两年还是回去吧。”
“回美国吗？”她反问道，却未作答。
“白牧师和伊莎白小姐都需要人照顾。你在那儿会更好，不是吗？”
她摇摇头，慢慢说道：“很难了。以前没回来时总是想中国会怎样，那是个谜。真回来了，就难再走了。他们还有白伊，不是吗？我们两个从小就不太一样，她是恋家的。”
“再说，”她沉吟片刻，笑道，“上次和您提到的男孩说他明年毕业就来中国找我。”
三天后的傍晚，临近出发的时候，听着窗外一阵车轮压路的声音。车该是缓缓停下了，车门打开又接着关上，随着便是轻盈舒缓的鞋跟触地声由远及近。
我走到窗边，正巧看着白莎漫步走来。她看到了窗中的我，便也招招手，翠玉的手镯在淡淡的夕阳中也染上了一抹霞红。她那天好似换了个人，身上一袭裘皮大衣，头发烫出了隐波纹。她略施脂粉的脸上笑靥如花，但我却不敢相认。这还是那个曾经和我在自流井乡间并行，穿着棉袍，短发飘散的孩子吗？
“舅舅，下来吧。今天穿的鞋跟有些高，怕是爬不上楼梯了。你不介意吧？”
她的声音还是如往常般清澈透底，我挥了挥手，又向下指指，她便会心地一笑。
难得一见的太阳把空气也烤得透亮些，四处颜色似乎多日未有那么纯正和饱满，而夕阳中的白莎更是显得光彩照人。她优雅地为我打开车门，缓声道：“舅舅请。”
这应是一辆美国产的道奇，内中空间颇大，是近来入渝的国府高官常用的车型。站在车门边，我问白莎道：“行营就在金紫门，离着也不远，开车还要绕路，不如走过去吧。”
“舅舅，你就准备这样穿着棉袍，踱步过去？今晚是重庆各界贤达在行营为蒋夫人接风，没有这辆车，就算拿着请柬也未必放行。”
我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点头，在她身边坐下。车子蹒跚地在重庆那些本不是为西洋汽车设计的路上前行。若是走路，只要下几趟台级，从刁家巷往金紫门，可为了走车，只得舍近而求远，绕出好远。
最终绕到行营近前，我才明白白莎的老道。门口早已排满卫兵，卫兵外面是记者，然后便是重庆那些爱看下江人热闹的悠然百姓。卫兵把路中拦出一条空隙，将将够行车，而若是步行，要穿过所有的人障和路障，怕还真是难上加难。
行得再靠前，一名卫兵拿着本子上下打量我们的车牌，然后举手示意我们停下。
“让我来对付。”白莎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见车型来头不小，卫兵也未敢贸然上前。他看着旁边的一名军官，似是在等待指示。军官倒也客气，走到车门边敬礼致意，然后示意摇下车窗。恰好是白莎那边，她便缓缓将车窗摇下一半，只露出足够伸手递物的空间。
“i’m sorry—对不起长官，我是美国记者。我不太会说中文。你能帮帮我们吗？”
她突然转回依然完美的英语，而那语调却不是她往昔的青春明快，而多了几分娇嗔。白莎边说着，边打开了皮夹，从中取出我们的请柬和她的护照。
车外的军官略懂英语，但说时结结巴巴，只得借助手势让我们稍候。他翻看着护照，似乎也认不出那上面尚显稚嫩的照片。
白莎看着上尉嫣然一笑，然后接着用英文说道：“有点不像吗？我那时还小。”
他未必完全听懂，但该是感到需要以笑报笑，便也会心地笑了。放过白莎，他朝我努努嘴。
白莎笑着倚在我身上，说道：“my uncle”，然后装着用不流利的中文，慢慢地，一字一字地念出：“舅舅”。
军官终于明白了，他把请柬和护照还给白莎，然后郑重地敬礼，说道：“两位请进！”
白莎向他挥挥手，然后悠然地将车窗摇上。此时卫兵也已闪到路旁，我们的车又缓缓前行。
看着我诧异的目光，白莎的两颊微红。她低下头，避开我，悄声说道：“我在中学里学过表演，”然后就不做声了。
我叹了口气，眼光转向车外，终于说出了哽于心中良久的话：“白莎，你好象变了。不光是长大了，而是变了。我都不知是在戏中还是在看戏了。”
这话或许是说重了，白莎不自觉地向车门上靠了靠，似是希望能够离我远些。她看着窗外，幽幽地说道：“其实我一直是这样的，舅舅。我只是要跟上这四面的变化。”
步入行营一层的前厅，里面已是万头攒动。一支弦乐四重奏在硕大前厅一角忘我地奏着曲子，但即便是几米外就难得听清他们的乐声。长袍马褂、烫发旗袍、中外戎装之间，身穿白色燕尾服的侍者，手捧香槟驱驰盘旋。看着那许多人，我心里只觉着一阵阵紧张与不安。
好在有白莎在身边，不至形单影孤地一个人彷徨。我四处寻找，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半个熟悉的身影。终于在十米开外的扶梯旁看到了与几位外邦友人寒暄的俞先生。
我向他挥挥手，然后小心翼翼地绕着放声长笑的客人和川流不息的侍者向他走去。他向周边打了声招呼，便快步迎了上来。
“老李，你终于还是来了。”侧身转向白莎，他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气质不凡的年轻女子：“这位是？”
“俞伯伯，我叫白莎，”她大方地轻轻鞠了一躬，“听舅舅说，您小时候见过我的。”
“舅舅？欸，老李，记得你上次说外甥女不是刚上中学吗，怎么又变出这么大一个外甥女来？”
“呵，这是白家的外甥女，”我忙解释道，“你记得的，那位美国的白牧师家里不是有两个中国小姑娘吗？”
俞先生的眼中露出难得的惊喜：“这，这不是万里重逢吗？十六七年了。那时候你们还是小宝宝呢！老李，我们看来要让位了。你说你叫白莎？对对对，我是想起来了，这是老李给起的吧？”
我脸一红，没有做声，白莎便大方地答道：“是呀，舅舅还是很有才的。我的英文名字叫莎拉，所以中文叫白莎。我的孪生妹妹英文名字叫伊莎贝尔，所以中文就叫白伊。”
“白莎和白伊。”俞先生念着这两个名字，似乎在品个中的回味。
“俞伯伯，其实最巧的是如果把我们的名字倒过来，连在一起就是伊莎白，恰恰是我们的恩人，伊莎白小姐的中文名字。”
“老李啊老李，”俞先生有力地一拍我的后背，“看来那时我们都猜得没错，你就是对人家白牧师的千金有意。”
我的脸更红了，好在周边由香槟而红晕满颊的人也不在少数。
“什么时候回国的？”俞先生兴奋地问道。
“三年了。我是跑回来的。”
“跑回来的？”
“嗯。”白莎含笑地点点头，“跑回来抗日的！”
俞先生有些诧异，转而向我。我点点头，答道：“确是如此。现在白牧师也在美国组织抗日。好像他还有封信要带给夫人，请夫人到美国争取美国百姓的支持。”
“啊，这是大事。夫人已经到了，”俞先生压低了声音，“外面人多嘈杂，夫人正在二楼小客厅休息。我带你们上去。”
我有些迟疑，忙握住俞先生道：“这次来重庆，没想着会面圣的，也没件像样的衣服”我想着白莎关于棉袍的话，也许算是个解脱自己的办法。
“老李，民国都二十七年了，还面圣面圣的。你又不是个真的遗老，怎么还罗唆这些。夫人是很看重留过洋的人的，你们又有渊源。夫人见了白莎一定满心喜欢的。再说，她又不管我叫舅舅，总不能我带着面圣吧？”
到了二层，前厅中的嘈杂渐渐远去，仿佛又进入另外的洞天。走近半开着门的一个会客厅，便能听到操着英文的男声激动的言语。
“夫人，你看看，刚刚航邮到的《时代周刊》。你和委员长可又是今年的封面人物啊！”
然后一个悠扬的，带着美国南方口音的女声响起。
“donald，我还是更喜欢委员长前年底的那幅。这张拍得太暗了。”
听着这声音，我们已走到门前，里面几盏吊灯给装点雍容的会客厅泻下柔和的橙色光晕。从对话中我已猜出，这该就是蒋夫人和那位有名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了。
“夫人，我看美国这些报纸和杂志还可以再多多利用。特别是您的故事，美国人看了就放不下。日本那些小丑，半句英文都说不顺溜，在这上面是无论如何打不过你的。”
“嗯，你多安排我见些美国记者。如果真如你所说，那我安排委员长也见见他们，也就是多说几句话罢了。”
“夫人，”俞先生先行进门，点头致意，“有两位您的旧交，您不介意我把他们带来吧？”
从他身侧的隙缝中，我第一次近身看到了已是时代风云人物的蒋夫人。她正如千百张照片中所绘，一袭宝蓝丝绒旗袍，细碎的珠玉镶边，一支珍珠胸针在灯光下泛着异彩。
“哦，大维啊，”夫人微微一笑，“进来吧”。
我和白莎一前一后走入客厅。蒋夫人看了看我们，分明是不相识的，便诧异地转向俞先生，问道，“大维，你说是旧识？我倒不记得了。”虽然还是客气，但声音中难免带出一丝嗔怪。
“您还记得美国的一位白牧师吗，在剑桥，查尔斯河边。他家还有您和他太太和女儿的合影呢。”
夫人转过头来看着我们，点点头：“当然记得。他是先父的朋友。他们在上海时就相识，也来过家里，不过那该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么这两位是白牧师的朋友？”
“这位李先生是白牧师在四川传教时的学生，也是我在哈佛的同学。”
果如俞先生所料，夫人确是对放过洋的人感情不一般，嘴角微翘，露出淡淡的笑容。
“俞先生的同学应该也是人中龙凤了。现在是在大学还是政府任职？”
我浅浅鞠躬致意：“我远不如俞先生优秀。因先父早逝，没能够修得硕士、博士，回了家里在自流井的盐矿，现在贩盐为生。”
“老李人谦虚的很。他家的盐井曾是自流井三大井之一。现在虽然不如以前了，也还是当地大家。而且还为抗战捐了不少款子。”
“好。李先生的爱国之情甚是可嘉，今天活动也是要为抗战募捐，还请李先生多多出力。”蒋夫人用标准的目光和颔首微笑表示了她不再对我有何兴趣。
俞先生似乎也看出蒋夫人并未被这辗转的旧交所动，稍显尴尬。我心中更是懊恼，这种丢了矜持又丢了颜面的事确是自找无趣。
白莎见我们两个中年男人的尴尬，缓步前行，款款一躬，然后完美的，带着淡淡波士顿口音的英文悠扬而出。
“夫人，我叫莎拉。今天见到您，我不胜荣幸！您正鼓舞着整个中国，您也是全世界所有女性的楷模。”
那些得体的词句有了魔幻般的奇效。蒋夫人的眼中闪烁着赞叹的喜悦：“你在哪里学得这么好听的英文？”
这时端纳也插了进来，“比我的英文好听多了。”
“夫人，”白莎继续说着英文，“我是生在美国的。”
“生在美国的？”
“嗯。生在您熟悉的波士顿。我的亲生父母在18年的大流感中去世了。成了孤儿后，我和孪生姐妹被白牧师和她的女儿收养了。不过听白牧师说那时您已经离开波士顿回国了，所以此前无缘见到您。今日实是我莫大的荣幸。”
“多传奇的故事呀。donald，你不介意吧，让莎拉坐下讲讲她的故事。”
蒋夫人示意白莎进前，坐在她身边的两人沙发上。此时夫人不再审视我，也放过了俞先生。我们松了口气，乐得站在一旁注视。
“你有孪生姐妹？是姐姐还是妹妹？”
白莎摇摇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是父母去世后两天我们才被白牧师的女儿发现的，所以也不知谁大谁小。只是我小时候更淘气些，大家就把我当成姐姐了。”
“哎，苦命的孩子，”蒋夫人颇为动容，拍了拍白莎的手，“你既然已被白家收养，如何又回到了中国？”
“我刚刚还在对俞先生讲，我是三年前跑回来的，跑回来抗日的。”
“这倒是个奇闻。你说说看。”
“用笔抗日啊。夫人，我在为几家美国报社和杂志写稿，有一篇刚刚在《生活》周刊上发了。”
“这可太巧了。donald，咱们刚刚还在说见记者呢，这就来了这么可爱的一位记者。”然后转向白莎，她笑道，“莎拉，我们先把你扣下了。”
白莎故作焦急，朝向我，用中文唤道：“舅舅？”
“舅舅，你叫他舅舅？”蒋夫人好奇地问道。
“是呀。白牧师家的伊莎白小姐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舅舅呢，”这时，她狡黠地停顿一下，面含微笑：“舅舅和伊莎白小姐就像姐弟一样，所以自然是舅舅啦。”
蒋夫人点点头，目视远方，仿佛在回顾往事：“你这么说，我倒是也记起来了。那位伊莎白小姐和我年纪应该相仿，样子很是端庄，而且是极虔诚的基督徒。只是可惜从小失明了。”
“大维，既然李先生是我们的旧交，你好好招待他。我留莎拉说说话。”
蒋夫人的话中并无商量的余地。这倒也是我所想的。和俞先生在一旁站了许久，也是无趣。如此终于被恩释了，便急匆匆地逃了出来。
在楼梯上，俞先生拉住我，轻声说道：“老李，也就是你我这样的人，没有那些奢想。换了别人，可不把白莎当成了摇钱树。”
我此时不知怎地心胸憋闷，转过头狠狠地瞪了俞先生一下，怒声道：
“你若愿意，你就拿她当摇钱树好了。”
俞先生还是那好人的脾气，拍着我的肩头，笑道：“老李，你这人脾气就是怪极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何种人？我是叫你要小心。夫人身边位子没多少，你新出来一个，就有旁的人不欢喜。”
“再者，”此时他迟缓了片刻。
“再者什么？”我的眼光已舒缓了许多，但言语中还是努力地坚持着。
“再者，你要让白莎多加小心。”他压低了声音，继续道，“委员长明面上是不便干涉夫人身边的事，但总有人帮委员长操这份心。会有人盯上她的。”
“谢谢你提醒，”我说道，声音也恢复了平静，“不过，她虽然叫我舅舅，毕竟不是骨肉之亲。她的事，我也是管不了的。”
话说完，我转过身，不再顾及身后的俞先生，快步下楼。从世外桃源般的二楼突然重新回到这人声鼎沸中，仿佛是进入了巨大的蒸笼。
我本就心烦意乱，此时更觉着被无数鄙夷的眼睛盯着，逃也逃不脱。周边的人诧异地看着我这个怪物横冲直撞，不知何故。屋中虽是不热，可我在出汗，汗珠滴滴地流在前额和后背，直到逃出门外才来得及喘息片刻。
此时天已全黑，大门外的记者和重庆百姓也大多散去了。我缓了缓散乱的气息，心想着车是白莎借来的，也就自然留给她，自己还是走回家去。
这一带离家不远，原本不该迷失方向。可此时头脑和脚步似是失去了联系，本该往上城走的，却不知怎的绕到了储奇门。
我本也没有急事回家，既然错了，索性在江边走走。那里南面长江，夜色中，储奇门码头外，江水如墨，静静流淌，江面上点点灯光渔火远近唱和。
心静下来，便也想得开些。自己二十年前由此地顺江而下，漂洋过海，直到那万里之遥的外邦。可无奈时运不济，而自己又不思进取，终是退回了几口盐井之中。可白莎毕竟年轻，当得上进之时，为什么要退而避之呢。她的路还长，得贵人相助也是她的福份。
此时身上和额上的汗早已被江风吹干，寒气又夹裹着潮气袭来。我转身向回走，却也没有直接回家。转过了药材公会的大楼，斜刺里有条窄巷，一家貌似颇佳的茶楼门前灯烛摇曳。
我也顾不上细看牌匾，便走了进去。内中是一片青石漫地的天井，木梯通向四方。茶博士迎我上楼。这上面有个不小的台，却是在演昆曲。
“先生您请，”茶博士殷勤地安置我坐下，“您来得巧啊。这都是苏州最好的昆曲班子。咱们四川人以前是没这耳福。南京的大老爷们把这戏班子也撤过来了。”
我并未深知昆曲，此时听去却是侵人心脾。那丝丝缠绵的笛声，和婆娑曼舞的男女如织茧一般把我的愁肠捆缚。
茶博士来点茶，可我却要了一壶酒。酒壶和酒杯是精细的青瓷，酒水是本地的陈酿，红烛下台上五彩斑斓的戏服倒映杯中。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台上身姿婀娜的旦角唱起了游园一折。“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该是酒入愁肠心易醉，也不记清那后面的几折，只是满眼如花美眷，满心似水流年，不几时却尽归混沌。
第二天在刺骨的寒战中醒来，好似被浸入冰水之中，无处躲藏。头疼欲裂，眼冒金星，浑身动弹不得。想问句话，但又发不出什么声音，只是如鲠在喉，呜呜的几声。
一声响动，似是开门，急匆匆的脚步声来到床前。
“先生，总算是醒了。”听上去是德诚熟悉的声音，心里想着该是在自己家中，怎奈思绪散乱，不得要领。
“先生，您昨晚也不知是怎么走回来的。都半夜了，浑身好多的汗，又喝了酒，夜里就发了烧。这身上是滚烫的，话还说个不停。好像都是外国话，我也不明白，真是把我吓到了。”
“好像是喝了点酒，”我终于喃喃地发出了声音。
“哪是一点儿啊先生！还没进的门，就吐了一地。您不是和白小姐坐汽车去的吗，怎么又走了回来？”
“我好像去听了戏，该是在那里喝了酒。”
“您以前是从不自己喝酒的。只记得您在应酬时会喝一点，不成昨晚碰到朋友一起喝的？”
我欲摇头，解释一句，可只是这轻轻的一动又让我疼痛欲呕。
看到我的苦楚，德诚连忙按住我的额头，急道：“先生，您别动。早上我已请西医大夫来给您看过，应该只是风寒，不碍大事。给您刚吃过退烧的药，大夫说汗发出来就应该好多了。”
我已无气力再说话，便嗯上一声，让他明白我的谢意。
“要不，我去把白小姐请来？”德诚问道。
我轻叹一声，又是一阵晕眩和昏沉，不等再能说出话，便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窗外天色仿佛已晚，不知是谁在屋中放了一盏小灯，柔和的橙光让我的双眼好受了些。身上的汗已经将被子浸得湿透，但那侵人的寒气也已退下，身子松快了不少。
“德诚，”我唤道。
门应声而开，却是听到两组脚步声。勉力抬起头，看到德诚身后竟是白莎。她换回了平日的布棉袍，脸上既是焦急又有内疚。
“舅舅，”她来到床边缓缓坐下，注视着我，轻声自责道，“都是我不好。昨晚无论如何也不该让你一个人走回来的。你不会怪我吧？”
“白莎，你来了我就好了一大半了。不怪你的。我自己想走动一下，透透气，谁知喝了酒。这么大岁数了，自己没有酒量不说，还一点都不知道，喝两杯就醉了。”
“舅舅，昨晚在行营，你从一开始就不高兴，我能看出来的。”
我努力摆摆手，对她笑道：“那是我自己的心结，又不是你的错。别人家舅舅要是能有一个有你一半优秀的外甥女也该心满意足了。”
白莎拿出手帕，帮我擦拭额头渗出的汗，眼中竟隐约闪出点点泪花：
“舅舅，我其实是把你当成真正的亲人的。一起在自流井乡下那阵子，走在竹林中，说着中文，就感觉真的是回家了。”
这“家”字一出口，我心中也是一热，动情地说道：“那我们就一起回家去吧。重庆我不太喜欢，本就局促，现在又是鱼龙混杂，我其实是担心你的。俞先生昨晚也和我说，蒋夫人身边，水实是很深的，他担心委员长身边的人会盯上你。”
她点点头，我以为她答应了，就握住她的手，笑道：“那我们过几天就走。”转向德诚，我急道：“快收拾行李，我能下床后我们就回去。”
“不是的，舅舅”，白莎打断了我片刻的喜悦，“我是说我会小心的。这里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我要是退了，心里会有愧的。”
“舅舅，你还记着我跟你说过的金陵女校的那位老师？我这辈子也忘不掉她抓着我的头发，想把我藏在桌子下面。你知道吗，她也没退。我听说前两天她在外白渡桥投黄浦江了，把自己留在了中国。”
“在上海的朋友来信，说她最后几天还在责怪自己没有保护那些学生。我不想退却后，也夜夜做梦责怪自己的。”
听过这惨剧，我长叹道：“你抗日我是一直支持的。你长大了，人又能干，可是有些事不是你我能够把持的。我就怕你演戏，最后不能自拔。”
“我会小心的，舅舅。有些事我还在想，过两天你好了，我们再聊吧。”
此时恰巧德诚端着做好的鸡汤进来，白莎站起身接过来，笑盈盈地说道：“舅舅，我还没怎么尽过孝道，今天让我试试吧。”
她一边说，一边将汤匙送到我嘴边。确如她所说，我们之间虽非骨肉，可此时此地，却也是至亲了。
此后几天，白莎每天早上都过来看我。她知道我其实心中是想留她，但又不便开口，便把稿子拿过来写，有时还约了朋友一起来。
三天后，我终于可以起身活动。虽然自己常自嘲说老，但毕竟是不到四十岁的人，病来得快，走得也还不慢。
这天中午，我坐在卧房中看着白莎的稿子，她进来，见我精神已好，便笑道：“舅舅，我想请个假，行吗？”
“请假？”
“小竺，你记得吧？”
“当然，咱们那位自流井的同乡。前几天我们不是在茶楼的门口还见过吗？”
“就是她。小竺想介绍几个朋友给我，可能要晚上才能回来。”
“那你们就在这里聚吧。小竺也是旧交，德诚还可以给你们做几样菜。”
白莎面露难色，低声道：“好像说是相亲的，在这里我怕他们不自在的。”
听到相亲两字，我惊道：“相亲怎么不告诉舅舅呢！”
白莎两颊绯红，忙解释道：“不是我相亲。是小竺的两个朋友，我们就是做个陪衬罢了。”
我笑道：“那也好嘛。相亲总要有个家长在，哪有小孩子们自己相亲的？”
我看白莎仍面有难色，不禁又有些伤心，便叹道：“算了。我是说笑的。你们不愿意，我自不会强求。你这几天都在这儿陪我，也该出去走走。我没事的。”
白莎仍是迟疑，咬着嘴唇，默想片刻：“那我先去给小竺挂个电话，问问她可好？”
我想着她毕竟还是很在意这个舅舅，便笑着点头道：“她不会怪我吧？”
“不会的。小竺这人虽然比我小，可比我老练多了，倒像个姐姐似的。”
白莎出去挂完电话，一脸春风地回来：“小竺说要谢舅舅呢！他们正愁找不到一个好地方，下午就过来。”
我看她如释重负，倒也好奇，这个相亲看来并非寻常。
午饭过后，稍事休息，我便让德诚帮我整理。镜中看去，几天没有修饰边幅，已是满面憔悴，鬓边也多了几根白发。
“先生，我听说白小姐她们今天在这里相亲？”德诚问道。
我点点头，笑道：“我充数做个家长。”
“我说先生您也该去相亲。我听隔壁家说，现在好多上海、南京的有学问的女先生们也到了重庆。这些本都是说要独身的，但一开仗，也觉得还是要有个依靠。我看说不定有和先生您能配上的？”
“我笑道，连咱们自流井的大家闺秀都看不上我，更不要说是宁沪的智识女性了。咱们还是一起做伴吧。”
德诚眼中流出一阵伤感，叹道：“我个下人也是无所谓了。可是咱们自流井李家不能没后啊。老爷去世前还一直惦记这事。”
我摇摇头，无奈道：“这世道乱成这样，还是不要再让更多的人来受罪了。”
“要不您就带着白小姐回美国。听她说白牧师家的小姐也一直没有嫁人。”德诚说到这儿，便也停下，眼光试探地看着我。他原本并不知我和伊莎白的往事，可这几年，或许是从白莎的话里行间听出了些端倪。
“还是白莎的事要帮她留心。”我岔开了话题，“追她的人会不少，她又是个热情的性儿，说不准会拿捏不准的。”
德诚默默点头记下，沉吟了半晌，帮我将将打理好时，又忍不住说道：“先生，我再说一句，您可别怪我多嘴。现在外面说民国都快三十年了，好多老规矩也得破了。我就琢磨着，其实罗家小姐这不也一个人好多年了。您和她说起来，当年也算是有过婚约。”
未等德诚说完，我忙地摆手拦住他。我和培云都是曾经沧海，更何况还有我心中对培真的愧疚，怎可向德诚这般乱点鸳鸯谱而凑合一处。他自知说错，找了没趣，整个下午人都寡言少语。
五点前后，白莎的朋友们陆续到了。先是小竺独自来了。之后又来了两男两女。男士中他们叫庆哥的最大，看上去三十出头，与我身高相仿，在我们川人中算是高大魁梧的，两道剑眉更是英气十足。
听白莎讲他是中国银行的职员，因为是川籍所以被总行派回重庆筹划金融迁渝事宜。另外的男士是下江人，姓邱，清瘦儒雅，带着金丝眼镜，梳着时尚的分头。两个女孩子似乎一个姓何，一个姓王，时间久了可能也记得未必准了。
多年没有和这么多年轻人一起，倒也让我精神一振。德诚那边也是高兴起来，不多时便摆上一桌精致的家乡菜肴。
大家落座后，我本准备宣布开餐，此时小竺突然笑道：“李伯伯，听白莎说你们在美国时，饭前都是要说祝福的。您来说说吧。”
“还是白莎来吧，”我道，“我还不能算是个真的基督徒。”
白莎自是既激动又欣喜，自己的信仰能为好友所接受。不过她还是谦让道：“中国人讲长幼有序，自然应该由舅舅讲。”
我既见如此，也就没再谦让。一手拉住白莎，另一手拉着小竺，我郑重地念道：“感谢主赐我们食物。”然后，环顾桌边青春勃发的面孔，又即兴加上：“感谢主赐我们青春与活力，永佑吾国与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