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

    秋天时分，战争尚未结束，但我们再也不需要上战场了。米兰的秋天十分寒冷，天黑得很快。转眼间电灯亮起，沿街观赏橱窗别有一番乐趣。商店外挂了许多猎物，雪花落在狐狸的皮毛上，风吹拂过它们的尾巴。僵硬、笨重，被掏空内里的鹿悬挂着；小鸟随风摇晃，羽毛翻动着。寒冷的秋天，冷风自山间吹下。

    每天下午我们都待在医院。沿着几条不同的路线走，都能在薄雾中横跨小镇，抵达医院。其中有两条路线得沿着运河行走，但运河太长，通常你得跨越运河上的桥来到医院。有三座桥可通行。其中一座，上头有个卖烤栗子的女人。站在她的炭火炉旁，让人觉得暖乎乎的，烤栗子放进口袋也会给人带来暖意。医院古旧，但十分美丽，你走进大门，穿过庭院，然后从另一边院门出去。庭院经常举办葬礼。离旧医院稍远的地方，是由砖瓦盖成的医院新馆，每天下午我们就在那里碰头，礼貌相待，兴致勃勃，坐进那个能为我们带来诸多改变的仪器里。

    医生走到我待的仪器边，问道：“战争爆发之前，你最喜欢做什么？你运动吗？”

    我回答：“有，美式足球。”

    “很好。”他说，“你以后就能继续玩美式足球了，还会比以前更行。”

    我的膝盖无法弯曲，我的腿自膝盖起便一路直直地削到脚踝，没有小腿肚。仪器能使膝盖弯曲，如同骑三轮车般运动。不过目前我的膝盖仍弯不了，每回进行弯曲膝盖的步骤，反倒是仪器歪歪斜斜起来。医生说：“过去就没事了。你是个幸运小子。你会重返球场，像个美式足球冠军一样。”

    隔壁仪器里坐着一位少校，他有一只手看起来和小婴儿的差不多。此刻医生正帮他检查小手，他的手摆在上下跳动的两条皮绳中，拍打着僵硬的手指。他对我眨眨眼，开口说：“医生队长，我也可以玩美式足球吗？”他曾是厉害的击剑手，在战争爆发之前，甚至是意大利最强的击剑手。

    医生走回后头房间的办公室，拿来一张照片，上头显示一只和少校的萎缩情况差不多的手，以及这只手接受仪器治疗后的差异，治疗后，手的确大了一些。少校用他那只正常的手握着那张照片，端详起来。“受了伤吗？”他问。

    “工业事故。”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一边说着，一边把照片归还医生。

    “有信心吗？”

    “没有。”少校回答。

    三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也会每天来报到。他们三个全是米兰人，其中，一个想成为律师，另一个想当画家，还有一个则打定主意要从军。结束仪器治疗后，有时候我们会一起散步到斯卡拉歌剧院[1]隔壁的科瓦咖啡店[2]。借着有四人同行，我们就走小路穿过共产党人的地盘。那里的人痛恨我们，因为我们是军官。经过的时候，有人会在酒店门口大喊：“a basso gli u ciali！”[3]有时加入我们行列的第五个男孩，脸上包着黑色丝质手帕——

    他没有鼻子，正等待整形。他从军校毕业后就直接上了战场，第一次冲往前线，不到一个小时就受了伤。他们为他重塑脸形，但他古老家族的血统让他们始终无法将鼻子整得更像样一点儿。他到了南美洲的银行工作，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未来会变得怎样。我们只清楚战争绝对不会结束，但我们再也不需要上战场了。

    我们都拥有勋章，但脸上包着黑色丝质“绷带”的男孩可没有，他在战场上待得不够久，得不到勋章。想成为律师的苍白少年长得很高，他曾是阿迪蒂突击队[4]的中尉，我们三人各自得到的一枚勋章，他一个人全都拿下了。他与死亡共存了太长时间，变得有些疏离，但是我们都有点儿疏离，除了每天下午都得到医院报到外，再没有什么事情能将我们捆在一块儿。然而，当我们取道穿越镇上的荒凉区域，前往科瓦咖啡店时，我们在黑暗中漫步，周遭酒店不时传出灯光和歌声；若是遇到男男女女挡住人行道，我们便硬挤过去，最后不得不走在大马路上——这让我们觉得团结，这也是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

    我们倒是挺熟悉科瓦咖啡店，那儿既奢华又温暖，灯光不是很亮，特定时间一到就嘈杂喧嚷、烟雾弥漫，桌边总有女孩，壁架上总放着彩色画报。科瓦咖啡店的女孩非常爱国，而且我发现全意大利最爱国的人就是这些咖啡店的女孩——我相信她们至今依然如此。

    一开始，男孩们对我的勋章怀有敬意，询问我如何获颁这些勋章。我向他们展示奖状，上头印着优雅辞藻，尽是fratellanza[5]和abnegazione[6]，但去掉所有形容词后，我纯粹因为自己是美国人才能得到勋章。从那天起，尽管我仍是他们对付外人的同伴，但他们对我的态度起了些微变化。在他们读了那些褒扬奖状的评语之后，我还算是他们的朋友，但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一分子——他们可是干了截然不同的大事才得到这些勋章的。我受了伤，千真万确，但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些伤不过是意外导致的。我倒是从来不以这些绷带为耻。有时，几杯鸡尾酒下肚后，我还会幻想自己干了和他们一样的大事，才得到那些勋章；不过，当我半夜自个儿走过冷清的大街，寒风吹过，店铺打烊，总忍不住要挨紧街灯走路时，我才觉悟，这辈子自己是不可能干下相同的大事了。我太怕死，经常在一个人就寝的夜里恐惧死亡，思索着假如再回到前线，会落得什么下场。

    拥有勋章的那三人就像猎鹰；但我不是鹰，虽然对那些从来没有打过猎的人而言，我看起来可能有几分猎鹰姿态；但他们三人了然于胸，我们相去甚远。不过我依然与第一天上战场就挂彩的男孩维持友好关系，因为如今的他根本无法再得知当初自己可能会成为什么，所以也绝不可能被他们接纳，而我喜欢他，或许是因为他同样无法成为一只鹰。

    曾是顶尖击剑手的少校不相信英勇这种东西，我们一起坐进仪器时，他还花大把时间纠正我的语法。他夸奖我的意大利语，我们总能自在聊天。某日我夸口，对自己而言，意大利文真是再简单不过的语言，实在提不起兴致继续学习，毕竟想说的都已能讲出口。“嗯，也是。”少校说，“那么，你为何不学习正确的语法呢？”于是我们开始学习语法，意大利文自此突然变得很难，在脑袋里没有正确的语法结构前，我甚至害怕与他对谈。

    少校就诊十分规律。虽然我确定他根本不相信这仪器，但我记得少校从未错过一次。一度我们谁也不相信仪器的功效，那天，少校甚至指出这些全是乱来。只因为是新式仪器，所以我们得扮演试验品的角色。真是个白痴想法，他说：“又来了，都是空谈。”我语法学不好，他便说我是个没救了又丢人现眼的笨蛋，还说在我身上费心思，自己简直也是个傻瓜。他个头儿不高，总是挺直背脊坐在椅子上，把右手伸进仪器，当皮绳牵引他的手指上下摆动时，他会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墙壁。

    “战争结束后你打算做什么？”他问我，“用正确的语法说。”

    “我会去美国。”

    “你结婚了吗？”

    “还没，但我希望可以。”

    “你真是蠢过头了。”他说。他怒气腾腾的。“男人不能结婚。”

    “为什么，signor maggiore[7]？”

    “不要叫我signor maggiore。”

    “为什么男人不能结婚呢？”

    “男人不该结婚。男人就是不该结婚。”他愤恨地说，“就算知道将会失去一切，也不应该就此沦落到失去一切的窘境。不该让自己身陷可能失去一切的窘境。男人该追求那些不会失去的东西。”

    他愤恨、痛苦地说着，直直地望向前方。

    “可是，为什么必然会失去呢？”

    “终究会失去的。”少校说。他紧盯着墙壁。然后他低头望向仪器，挣脱了皮绳的束缚，挥动小手朝大腿用力一拍。“终究会失去的。”他几乎要叫喊出来，“不准和我争辩！”然后他唤来负责仪器运作的服务人员：“过来把这该死的机器关掉！”

    他走进设有光疗和按摩治疗的房间。我随即听见他询问医生是否能够使用电话，然后把门甩上。当他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外一部仪器里。他披上披风，头戴帽子，朝我坐的仪器走来，把手放在我肩上。

    “对不起。”他说，用那只正常的手拍拍我的肩膀，“我不愿如此无礼。只是我的妻子才刚过世。请你务必原谅我。”

    “噢。”我说，心里为他难过，“我很遗憾。”

    他咬住下唇站在那里。“好难。”他说，“我无法克制。”

    他的目光越过我，直直地望向窗外。接着他哭了起来。“我就是没有办法克制自己。”他语气哽咽。没过多久，止不住泪水的他，抬起头来无视一切，像军人般挺起胸膛，双颊满是泪水，咬着下唇，走过那些仪器，推开房门离开。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因为肺炎过世。她十分年轻，而且直到确认他因为伤残除役，两人才完婚。她生病不到几天。没有人预料到她会因此离世。少校三天没来医院。之后，他又按照正常时间就诊，制服袖子上绑着黑色臂纱。当他回来时，墙壁上挂满了镶框的大照片，全是各式各样的伤势，以及它们接受仪器治疗后的情况。在少校使用的仪器前方有三张照片，上头那些和他的手的情况类似的伤手都已完全复原。我不知道医生从哪里得到的这些照片。我很清楚我们是第一批使用这些仪器的人。那些照片对少校而言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只是一直望着窗外。

    [1]原文为the scala theater，位于意大利米兰，为世界著名的歌剧院，于1778年正式启用。

    [2]原文为cafécova，米兰的著名咖啡店，于1817年设立至今。

    [3]意大利语。“官员下台！”

    [4]原文为arditi，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的精锐突击部队。

    [5]意大利语。兄弟情谊。

    [6]意大利语。克己。

    [7]意大利语。少校先生。